论建立根治公款消费问题长效机制

摘 要：我国公款消费问题具有的严重性、普遍性、顽固性等特点以及当前产生的新动向表明，治理公款消费问题既是一场攻坚战，又是一场持久战。我国公款消费问题的存在有着深刻的体制和制度原因。因此，我国应从深化产权制度改革、深化“官本位”制度改革、加强反对浪费的法制建设等方面入手，建立根治公款消费问题的长效机制。

关键词：公款消费；“三公”消费；长效机制

作者简介：黄铁苗，男，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中共广东省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教授，从事节约经济学、理论经济学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关于治理我国‘三公消费问题研究”，项目编号：12BJL031

中图分类号：F8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4）05-0071-08

引 言

从党的十八大召开至今，党和国家及有关部门公开出台的涉及治理公款消费问题的文件达18份之多。1我国的公款消费包括由财政负担的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的公款消费，还包括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等单位的公款消费。

人们十分欣喜地看到，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采取的治理公款消费问题的措施收到了十分可喜的效果，广大人民群众对此拍手称快。与此同时，广大人民群众也不无担心：这就是会不会像过去一样，中央有精神，公款消费暂时收敛，但严禁之风一过，一切又死灰复燃，甚至变本加厉。这种担心不是没有依据。资料显示，我国公款消费问题可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它具有以下特征：

一是严重性。多年以来，我国仅习惯所说的“三公”经费即公款吃喝、公车私用、公款出国（境）旅游，在党的十八大之前每年高达八九千亿元。党的十八大后，资料显示：我国每年倒掉的食物相当于2亿多人一年的口粮，浪费达2000多亿元人民币。2原全国政协副主席李金华在2012年的全国两会上指出，政府稍微节俭一点，每年可省几千亿元。不少地方的一桌公款宴席花费高达十几甚至几十万元。不少人海吃豪喝，使得我国成为了世界上酒量消费最大的国家。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曾在2012年全国两会上指出，中国每年的公务用酒量每年要喝掉一个“西湖”。1

二是普遍性。长期以来，我国无论从南到北，还是从东到西，无论机关还是企事业单位，都普遍存在严重的公款浪费行为。就从公款吃喝来看，上自国家机关，下到城市街道居委会和农村村民小组，凡有权支配公款者，一年到头吃喝不断，尤其是节假日，酒店饭馆全都爆满。其他各种与公款有关的消费问题，如公车私用、公费国内和出国旅游、公款购物和送礼、公款读书买文凭、领导干部公款出书、公款购书私用，甚至公款用于违法消费等，在多少地方和单位都不同程度地存在。

三是顽固性。我们党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就强调勤俭节约，艰苦奋斗。新中国成立后也一直反对浪费，20世纪50年代初开展的“三反”、“五反”运动也包括了反对浪费。以后开展的各项运动都强调要节约。从改革开放到现在对节约问题更是高度重视，每年党代会报告和政府工作报告都会强调节约。节约方面的文件也不少。资料显示，我国过去几十年里，关于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文件就达上百个之多。2可谓文件经常下，号召经常发，要求经常提，措施经常出。但是，浪费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党的十八大之前还有愈演愈烈之势。足见我国公款浪费问题多么顽固。

我国浪费具有的上述特征表明，这一问题的存在具有深刻的体制和制度原因。过去之所以禁令一过就死灰复燃，原因在于过去每次都是扬汤止沸，没有采取釜底抽薪的措施。这次的惩治必须从改革体制和制度上狠下功夫，决不能让其死灰复燃。要达到彻底根治的目的，必须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我们看到，尽管目前仍处在中央政策的高压时期，但一些地方和部门为了应对中央政策，不少党政干部开动脑筋，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方面，显示出了他们特有的“智慧”。如有的到农家院洗桑拿，用矿泉水瓶装茅台酒，用文件袋装名烟，用各种补贴的名义侵吞公款，以培训学习为名公款旅游，等等。这些表明，我国解决公款消费问题，既是一场攻坚战，又是一场持久战。

我国学术界对公款消费高度关注，不少学者在遏制公款消费问题上做了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从制度上遏制公款消费问题，关键要重视制度建设，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3二是从财政预算等方面遏制公款消费问题，公款消费问题严重的关键是有资金来源，致使一些人用纳税人的钱进行非合理性消费，治理公款消费问题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管好钱。4三是从法律层面解决公款消费问题的途径，面对泛滥的公款消费行为，司法应该发挥它应有的作用。5以上学者从不同角度就治理公款消费问题进行的有益探讨，对笔者的研究很有启示和帮助；但治理公款消费问题是一个系统工程，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对其治理不能局限于某一方面。因此，本文将从所有制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以及公务员的思想教育等方面进行全面深入的探讨。

一、我国公款消费问题根源的理论透析

我国存在严重的、普遍的、顽固的、长期的公款消费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遏制公款消费高压态势下出现的公款消费新动向，都表明，我国的公款消费问题存在诸多体制和制度原因。深入分析我们会看到，这种体制制度原因，既有经济的，也有政治的，还有法制的，等等。由于经济是基础，对政治、法律等上屋建筑是起决定作用的。因此，下面主要分析经济方面的原因。经济的内容也十分广泛，从其对我国长期存在的公款消费等浪费问题的影响来看，主要在于所有制的具体实现形式。

众所周知，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国照搬苏联模式，从新中国成立开始，经过对资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公有制具体采取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形式，形成了当年的“大锅饭”形式。改革开放后，公有制经济经过几番改革后，采取了现在的国有经济形式。大量事实表明，从计划经济时期到现在，我国的公有制经济的实现形式始终没有解决产权不明晰问题，即表现出公共资产名曰劳动群众共同所有，实则无人负责的形式。这种无人负责的产权制度使掌管公共资产的人员可以不负责任地随意使用公共资产，从而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公款消费、盲目投资等严重浪费问题。

为什么产权不明晰会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呢？

首先，从马克思的产权理论来看。马克思曾经指出：“财产最初无非意味着这样一种关系；人把他的生产的自然条件看作是属于他的、看作是自己的、看作是与他们自身的存在一起产生的前提；把它们看作是他本身的自然前提，这种前提可以说是仅仅是他身体的延伸。” [1] “劳动者把自己劳动的客观条件看作自己的财产；这就是劳动同劳动的物质前提的天然统一。”[1]可见，马克思对于财产的最初认识是不仅要看财产是否属于它的所有者，同时，财产不是人们需要的本身，而是实现需要的手段。人们获取物质利益必须借助一定的手段，就像正常人都只有通过自己的双手才能解决吃饭问题一样，占有生产资料是满足人们需要的不可或缺的手段。这些手段，如原始人手中的木棒和石头、现代人运用的机器设备等，都是人手等各种器官的延伸。作为现实的人，由于物质利益的要求，他会像爱护自身器官一样，对这些手段加倍爱惜；一旦这些手段即生产资料遭受损失，对他来说是会有切肤之感的。同时，他的物质利益的要求，会使他只要掌握了实现自身目的的手段，就会像运用自身的器官一样，尽情地去发挥它们的作用，即通过积极的劳动使自身物质利益的要求得到最大限度的满足。

从马克思对于产权的最初认识以及人们熟知的他对于资本主义的产权的分析可以看出，人们获取物质利益一般具有两种途径：一是具有一定财产的所有权，如地租是土地所有权的实现，利息是货币资本所有权的实现等等；二是通过对财产的使用或经营实现自身的物质利益，如职能资本家经营借贷资本所获得的企业主收入等等。可见，正如马克思认为的财产只能在一定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才存在[2]（P67），所有权与使用或经营权可以是统一的，同属于同一个主体；也可以是分离的，分属于两个不同主体。但无论怎样，人们获取物质利益必须与二者都相联系或者与其中之一相联系，即或者是凭所有权得到，或者是凭使用权得到。

但是，我国的公有制经济，无论过去采取的全民所有制形式，还是现在的国有经济（国企）形式，都没有使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的实现与他们是否是对公有资产具有所有权及使用或经营权结合起来。先从所有权来看。按照马克思的所有制理论，作为财产的所有者，对财产是具有最终处置权和直接受益权的。而我国国民无论过去对任何全民所有企业，还是现在对任何国有企业或其他国有资产都没有这种权利。就是说，13亿中国人对国有资产并不具有真正的所有权。因为他们没有公共资产的最终处置权和直接受益权。有的人可能会说，我国国民虽然没有对公共资产的最终处置权，但国民享受到的各种公共服务和国家工作人员领到的工资难道不是从公共资产中得到的直接受益吗？答曰非也。我国国民享受的公共服务和部分人拿到的财政工资是由纳税人缴纳的税收形成的，而非国民作为公共资产所有权的实现。况且，真正的所有权具有绝对性、排他性和永久性等特征。[3]（P238-239） 我国全民共同所有的公共资产是不具有这些特性的。总之，无人负责的公有制实现形式使得广大人民群众对少数人造成的公共资产的浪费视若无睹；作为公共资产支配者的官员们因为公共资产不是自己的，加之无人监督，可以不负责任地使用，浪费损失也毫不痛心，这就必然造成严重浪费。我国现实经济生活中俯拾即是的浪费现象足以说明这一点。

再从使用权或经营权来看。我国国民对国有经济更没有使用权或经营权，因为在传统的计划体制下，全民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是国家规定的，企业职工的工资是按国家规定的统一级别发放的，与企业经营状况无关。在现在的国有企业中，不要说全体国民，就是国企本身的职工都成了被雇佣的合同制工人，他们时刻有被解雇的风险，怎么谈得上参与企业的经营！可见，在我国的公有制经济中，人们获取物质利益不仅与是否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毫无关系，而且与是否运用（劳动）生产资料也毫无关系。这就不仅必然造成严重浪费，而且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低效率。大量资料显示的我国劳动生产率和资源利用率低足以说明这一点。

当人们的物质利益既不是作为财产的所有者实现，又不是通过财产的使用或经营实现时，人们的物质利益要求如何实现呢？长期以来，除了国家分配的那一部分外，一般群众对公共资产有机会就拿。过去有一个“国外有个加拿大，国内就是大家拿”的说法，就是对一般群众化公为私的生动写照。掌权者则可以毫无顾忌、千方百计将公共资产化为私有。这就是不仅贪官多得惊人，而且贪污的资产数额多得惊人的根本原因。

其次，从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货币学派的创始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相关的货币理论来看。弗里德曼在《自由选择》一书中说到的人们用钱的四种情况[4]（P113-114），也足以说明我国严重浪费的原因。我们可以将他关于用钱的四种情况概括为钱的四种用法。钱即货币，是一般等价物，是财产的价值形态，他所说的钱实际就是财产。他说的钱的第一种用法是你为你用你的钱。在这种情况下，用钱者会既注意节约又注意效果。我国个体经济、私营经济为什么经济效益好？在市场上，购物者为什么在品种上左挑右选，在价格上不厌其烦地讨价还价？“你为你用你的钱”是重要原因。第二种是你为他用你的钱。在这种情况下，用钱者不注意效果，只注意节约。在我国传统公有制经济中，劳动者出勤不出力，社会生活中送礼者只讲究礼品的包装、式样而不注意实际内容，都属这种情况。第三是你为你用他的钱。这时用钱者只注意效果，不注意节约。承包者的短期行为原因就在这里。第四种是你为他用他的钱。在这种情况下，用钱者既不注意节约，又不注意效果。这是我国公有制经济存在高浪费、低效益的根本原因。以上关于钱的四种用法，是弗里德曼根据美国的国情做出的概括。由于我国国情的特殊性，还可以概括出钱的第五种用法，这就是你为他用他的钱，如果有回扣，浪费损失多少都无所谓。这一概括，还能说明我国现实经济生活中造成高浪费损失、低效益质量的同时，不少官员通过权力“寻租”，实现肥私的情况。

最后，从新制度经济学的“公地悲剧”理论来看。虽然这一理论是从保护环境的角度提出来的，但同样能说明我国公有制经济中存在的浪费问题。公地悲剧理论表明，在产权不明晰的情况下，公共资源的共享性和非排他性会加剧搭便车行为，从而使公共资源一直面临过度使用和在所难免的公地悲剧后果[5]（P279） ，最终结果是“在一个奉行公地自由使用的社会，每个人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毁灭的是所有都奔向的目的地”1。后来的经济学家戈登更加明确地指出：“属于所有人的财产就是不属于任何人的财产，这句保守主义的格言在一定程度上是真实的。人人都可以自由得到的财富将得不到任何人珍惜。”2

无论对马克思的产权理论的分析，还是对弗里德曼关于钱的四种用法和哈丁的“公地悲剧”理论的借鉴，都说明了人们在使用属于不同所有者的财产时的不同心态和结果。用生活中的通俗话来说就是“自己的东西自己爱，公家的东西烂得快”，长期以来我们还能经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反正是公家的”。我们不能从人的品质上去指责人们面对公有资产的这种心态，应该看到，人的思想、品质等等，实际上也是一定社会存在的反映，归根到底，它是由一定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决定的。我们分析和承认人的自利心，决不等于迁就人的自利心，而是为了采取措施，使人在利己的同时，能够起到利他的作用以及防止人的自利心的恶性膨胀给社会造成危害。相反，如果把人理想化，就会适得其反。我国公有制经济的建立与实行，与把人理想化有极大关系。

大家知道，我们的公有制经济虽然是从苏联照搬过来的，但其理论来源于马克思、恩格斯。公有制经济实践结果存在的诸多问题与马克思恩格斯对于未来社会人的估计有极大关系。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逻辑，一方面社会主义制度应该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社会，由于社会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以及建立在其上的公有制会使人们的观念同样十分先进，会告别自私与狭隘等；另一方面，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阶级是最优秀的，机器大工业的训练使他们具有铁的纪律，他们最大的痛苦在于没有生产资料，一旦掌握了生产资料，他们就会为社会毫无保留地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不需要任何约束。所以，马克思认为：劳动“纪律在工人为自己的利益而劳动的社会状态中是多余的”[6]（P98）。马克思、恩格斯这一思想，与空想社会主义存在渊源关系。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康帕内拉的《太阳城》、欧文的《致拉纳克郡报告》，都在批判私有制的同时，极力肯定了公有制，认为在公有制社会里，大家都会热心公事，热爱公有制，在财产公有制下，人们联合劳动，可以使时间、劳动和“资本”方面得到最大限度的节省，劳动效益会大大提高。

社会主义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并没有建立在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国家，而是建立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国家；同时，社会主义公有制下的人不完全是天使，他们有天使的一面，也存在魔鬼的一面。既是自然人，也是社会人。作为自然人，他来到世间，就有吃、喝、住、穿的需要；作为社会的人，不发达的社会生产力水平所决定的社会存在，必然反映到人们头脑中来，它必然影响人们的观念。这就决定了人们不可能毫无自私自利之心，他们同样是具有七情六欲，食人间烟火的人。他们也有自利心，也会计较个人利益。总之，作为人的自利性，没有因我国公有制的建立而改变。空想社会主义者把人理想化，出于对未来社会的憧憬，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时，批判吸收了空想社会主义的优秀成果，同时，把他们空想成分的东西也不同程度地拿过来了。这一历史事实是我们应予注意的。

二、建立根治公款消费问题长效机制的途径

（一）深化产权制度改革

我国公款消费等一切浪费问题，都与“公”字有关系。但是，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国的国情决定了我们必须毫不动摇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形式。因此，要根治浪费问题，釜底抽薪的措施不是改变公有制本身，而是要探寻一种既不改变公有制性质，又能使广大人民群众直接感受到自己是公有资产的主人。这种公有制实现形式必须使广大人民群众获得的物质利益与公有制产生直接联系。这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题中应有之义。亲身经历了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列宁曾说：“必须把国民经济的一切大部门建立在同个人利益的结合上面。”[7]（P582）“必须使每个专家也从生产的发展中得到好处。”[7]（P581） “不同个人利益结合，什么也办不成。要善于同利益结合起来。”[8]（P449）由于列宁过早逝世，当时的苏联未能找到这样一种合适的方式。肇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我国农村集体土地承包责任制由于突出了农民的投入与产出间的直接经济联系，从而解决了我国农村长期存在的活劳动浪费和产出效益低下的问题。但是，在城市经济中，由过去的全民所有制经济演变而来的国有经济始终没有解决谁向公共生产资料负责的问题。现在，我们终于找到了一种合适的方式。这就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混合所有制经济。顾名思义，混合所有制经济就是由多种不同所有制经济成分联合形成的股份制经济。我国国有经济完全可以通过与其他非公有制经济联合形成混合所有制经济。在实行混合所有制经济过程中，可以将经营性国有资产量化，对每一个符合计划生育的国民发放国有资产股权证。对于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经济部分，每年将经营性国有资产的盈利减出行政管理费用后拿出一部分按股权进行分配。属于国有经营性资产的股东代表像产生人大代表一样，由全体股民从最基层推选，全国的股东代表每年召开一次股东代表大会，听取和审查混合所有制股份公司经理的经营报告，并确定下一届经理的聘请人选。这种由全民持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就是马克思当年提出的未来社会是“在协作和对土地及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9]（P5）。这种由全民持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即使劳动群众共同占有生产资料，按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集中共同使用生产资料，又使全体国民每人都有一份，体现个人所有。即每个股民每年都能以所有者身份获得一份收益。国家拿出按股权分配的部分要与经营性国有资产的经营效益和政府行政管理费用挂钩。即经营效益好、行政成本低，每个股民分到的份额多；反之亦然。这种凭所有权恒产直接产生的永久性收入会使国民切实关心国有资产的保值和增值，使公共资产的损失对每个都会有切肤之感，对挥霍公款者会恨之入骨，这就有利于从根本上治理公款消费等一切浪费行为；同时，广大人民群众对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会更加具有恒心和信心，从而将更加爱护和坚决拥护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

（二）深化“官本位”体制改革

如果说，中国的传统文化有糟粕的话，那么“官本位”就是其中最为严重者之一。所谓“官本位”就是人们把是否为官、官职大小作为一种核心的社会价值尺度去衡量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价值和能力。“官本位”使得中国人将做官作为人生的最大追求，多年来几千甚至万人争考一个公务员职位以及不少人不惜重金和敢冒极大风险买官就是典型例证。其所以如此：一是我们的制度设计越来越有利于公务员。十分典型的是进行了多年因极不合理遇到了极大阻力的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不仅使同等条件人员做公务员与做科教人员在职时收入存在较大差距，而且退休后差距更大。二是我国官员的权力缺乏限制。做了官就会有权，有了权在一定范围内他所需要的一切都会应有尽有，甚至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对不少人来说，只要当了官有了权力，爱好什么就会有人投其所好；需要什么就会有人供其所需；遇到什么困扰就会有人解其所困。有权者没有想到的会有人为他想到，有权者想到了的会有人预先为他做到。而有权的官员们希望应有尽有的基础是经济，因此支配和任意使用公共资源是很多官员梦寐以求的。对有的官员来说，一旦权力到手就会尽情使用，他们有条件贪污的贪污，有条件受贿的受贿，有权力寻租的寻租，有权力挥霍的大肆挥霍，等。有的党政干部就是将滥用权力当作自身人生价值的实现。在公款消费中，公款吃喝有权买单者或职权最大者往往坐于上席，他们在呼朋引类、颐指气使和觥筹交错中，其他人则杯杯先敬上座人，使有权买单者或职权最大者在酒食大快朵颐的同时，还会自觉风光，十分得意，“官本位”在这些场所体现得淋漓尽致。因此，我们必须深化干部管理体制改革。首先，严把干部选拔关。一定要选拔真正具有为人民服务精神，乐为公仆、愿意将自己的人生价值实现在国家和人民的事业上，希望能青史留名的人；决不能让希望通过权力实现个人私欲、一旦掌权就忘乎所以，利令智昏的低素质者进入公务员队伍。其次，合理确定公务员待遇。在相同学历和资历的人员中，公务员的待遇不能高于老师、科技工作者；还要取消公务员的各种不合理待遇和杜绝灰色收入，这样才能有利于优秀人才去当老师和科技人员；同时，有利于甘于清贫和乐于奉献的人成为公务员。再次，对党政干部尤其是一把手的权力给予限制。要让权力切实关进笼子里。尤其要切断权力与钱的关系，在用钱上每个单位只能在集体监督下，由一支笔批钱，决不容许班子成员人人都有资金额度可供支配等。最后，要打破公务员终身制，党政干部都要能上能下。

（三）加强反对浪费的法制建设

开国领袖毛泽东早在井冈山斗争时就指出，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对贪污犯罪的惩罚早已有法可依，而浪费却至今没有入罪。虽然党和国家关于践行节约反对浪费的政策性制度及领导人的指示对于反浪费起了重要作用，但由于这些政策性制度和指示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法律，在内容和效力上都很难起到法的强制性作用。这也是我国公款消费等浪费问题久治不愈的重要原因。九三学社在2012年全国政协会议上向大会提交的《关于遏制公款吃喝的建议》的提案，力主将“三公”浪费纳入《刑法》调节范畴；还有学者也提出过同样的主张。这都是很切合我国实际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浪费之风务必狠刹。加强法制建设就是狠刹浪费之风的重要手段。在国外，例如我们的近邻越南就出台了《提倡节约法》、《反浪费法》等法律。窃以为，加大反浪费力度，减少以至清除公款消费及其他领域的各种浪费现象，有必要总结国内外经验，研究制定《反浪费法》，使浪费的标准和反浪费措施制度化、法律化。治乱世用重典。这对于缺乏基本良知、在消费领域恣意挥霍浪费者，在生产建设领域不负责任的盲目投资决策者，无疑都将是一剂猛药，必将有效遏制长期以来的各种浪费顽疾。

（四）充分发挥社会监督作用

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对公款消费的监督作用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著名的毛泽东与黄炎培在延安关于权力周期率的对话中就指出，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是跳过权力周期率的新路；同时，毛泽东还指出，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今天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作用是有效治理公款消费问题的重要途径。为此，要充分发挥各方面的监督作用。一是充分发挥人大、政协、参事的监督作用。这些部门及成员的地位相对超脱，对党政机关具有监督职能。不仅要求这些部门的成员要对党政部门进行监督，而且要通过培训，提高他们的监督水平和能力。对这些部门中积极监督且有成效者要给予表扬和奖励；对缺乏监督愿望和能力者，要进行更换。二是发挥纪检巡视等部门的监督作用。这些部门是专门从事监督的机构，公款消费问题应成为他们监督的重要内容。三是重视媒体监督的作用。媒体对公款消费问题的监督已经起了重要作用，为了继续深入治理这一问题，需要继续长期发挥媒体的监督作用。在这方面，媒体要不断总结监督经验，创新监督方式，取得更大监督成绩。四是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作用。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公款消费行为是难逃广大人民群众眼睛的，为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对公款消费的监督作用，要建立重奖举报制度，如可对参与公款吃喝者罚款吃喝数的5至10倍，作为奖励奖给举报者；同时，切实保护举报者和认真教育并严肃处罚违规者。为了使全社会对公款消费形成有效的监督，对合法的公务接待从预算到最后消费的账单实行全流程公开，使公款消费真正在阳光下运行。

（五）坚决纠正群众反映强烈的制度性腐败问题

公款消费的基础是官员拥有大量的公费支配权。这是一种制度性腐败。在这一改革过程中，又滋生了新的制度性腐败，例如车补就是典型例证。车补是一些地方和部门将腐败制度化的典型例证。首先，车补拉大了收入差距，强化了“官本位”。一些地方公车货币化改革实质上是一些官员擅自变相提高了党政干部的收入。例如，浙江温州的公车货币化改革中，正处级的车补高达3100元，相当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3倍；更有甚者，辽宁省辽阳市弓长岭区曾搞过车改，区委书记和区长每年享受8万元车补，平均每月6600多元，足见一些恶性膨胀的官员是如何借改革之机，行肥己之实。其次，补贴没有切合实际，降低了工作效率。车补的基本思路是“官越大出差越多”，然而在实际工作中，不同性质的职位对出差的要求不尽相同。如果搞“一刀切”，就会使不需要出差的也得到车补，而经常出差的车补却不够用，甚至得不到车补。后者就会减少出差或当出差时不出差。最后，广大科技工作者、教师、医务工作者、普通劳动者等，他们天天也要上下班，有时也要参加调研及学术活动，他们却没有车补。所以，广大人民群众对一些地方和部门官员借改革之名，将腐败制度化，中饱私囊的做法极为愤慨。因此，不成熟的公车货币化改革应该立即停止和取消。

（六）尽快出台新的必要公款消费措施

党和国家出台的关于治理公款消费的有关政策规定有些还有待细化，如公车问题就是这样。目前的规定是副省级以上领导保留专车，取消一般公务用车，按社会化、市场化方向改革。如何进行社会化、市场化方向改革呢？首先，基本思路是，公车只能用于公务。其次，在具体操作上，应由各省（市、自治区）政府后勤部门牵头（中央机关由北京市代理），成立一家省级公车服务总公司，市、县（区）成立分公司（省直属机关由省会城市代理）。[10]公车服务公司一律打破行政区划界限，根据用车单位的密疏程度，在一平方公里范围内，设置一或两个公车点，用于停放公车，也可租用原有关单位的停车场。各省可参照110、119电话号码管理方式设置一个公车专用号码，全省联网管理。各分公司根据全市不同公车点的供需情况调节余缺，保证接到有权用车单位的用车电话后，5—8分钟内有车到达。省以下市、县可以参照此办法执行。用车单位按月向公务用车公司支付用车费用。

（七）对党政干部加强节俭教育

我国现实经济生活中存在严重的公款浪费问题，有制度缺陷和监管不严等方面的原因，也有公务人员觉悟不高的原因。因此，我们要从提高公务人员的素质出发，培养公务人员的节俭意识，自觉杜绝公款浪费行为的发生。首先，要切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的要求，各级党政干部学校要将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教育的重要内容，长期开设节俭教育课程。要选编理论与实际紧密结合的实用教材，培养高水平的师资队伍。要将节俭融入干部队伍建设和机关日常管理之中，对自觉节约，反对浪费的典型要及时肯定和表扬；对各种铺张浪费现象和行为，要严肃批评、督促改正。其次，要对党政干部建立奖俭罚奢制度。按照政府决算的统计数据，对公共经费控制成效显著、勤俭突出的地方、部门和个人，予以嘉奖；对监管控制不力，问题突出的，予以处罚。再次，要将是否具有艰苦奋斗精神和勤俭节约作风作为选拔、使用党政干部的重要标准。要将遏制公款吃喝作为官员政绩考核的重要内容，充分激发广大党政干部践行节俭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最后，对青少年加强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精神教育。现在的部分青少年将来就是党和政府的公务人员；现在对他们的节俭意识的培养，有利于日后他们成为公务员时自觉践行节约。另外，要通过宣传和教育使全社会形成良好的节俭风气，使节俭成为全民的自觉行动。

参 考 文 献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2] 黄少安：《产权经济学导论》，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

[3] 魏振瀛：《民法》，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4] 米尔顿·弗里德曼、罗丝·弗里德曼：《自由选择》，张琦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

[5] 罗必良：《新制度经济学》，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5.

[6] 《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7] 《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8] 《列宁全集》第5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10] 黄铁苗、袁纪琦：《深化公务用车改革的思考》，载《广东经济》2012年第9期.

[责任编辑 国胜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