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传统与现代文明纠葛下的性别叙事

乔以钢+景欣悦

摘 要：长篇小说《尘埃落定》和《额尔古纳河右岸》的叙事主体均具有少数民族身份。面对现代文明的猛烈冲击，作者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以“返魅”叙事的方式表达少数民族的文化诉求。然而从性别角度观之，两部文本所呈现的叙事形态和叙事策略却迥然有异，小说对推动叙事发展的核心力量——两性关系的把握方式也有所不同。民族传统与现代文明纠葛下的性别叙事，透露了文学与社会文化的深刻关联及其复杂性。

关键词：民族传统；少数民族；性别叙事；《尘埃落定》；《额尔古纳河右岸》

作者简介：乔以钢，女，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性别与现代中国文学文化研究；景欣悦，女，南开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性别视角下的中国文学与文化”，项目编号：05JZD00030

中图分类号：I207.4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4）05-0126-08

近年来，以少数民族生活为叙事题材的汉语文学创作发展迅速，一批颇具社会影响力的叙事文学作品相继问世，丰富了当代文化的整体构成。然而，“人类文化可以说并不是没有性别的东西，绝对不存在超越男人和女人的纯粹客观性的文化”[1]（P141） ，作为主体认同基本内容的性别认同也成为探究叙事文本之文化内涵的维度之一。在此，选取长篇小说《尘埃落定》（阿来）和《额尔古纳河右岸》（迟子建）作为研究个案进行阅读比较，考察作品中性别叙事所隐含的深层文化逻辑。

《尘埃落定》以麦其土司的傻儿子“我”为叙事人，解密了康巴藏族土司制度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逐渐土崩瓦解的传奇历史；《额尔古纳河右岸》则通过年届九旬、身为本民族最后一个酋长的女人的自述，揭开了古老的鄂温克部落百年间的荣辱兴衰。两部小说在整体架构上不乏相似之处。首先，作品均聚焦于处在本土文化边缘地带的少数民族生活，叙事视角取自民族内部，同时又带有一定的间离性——《尘埃落定》中的“我”并非麦其家族理想的继承人，却阴差阳错地成为“最后的土司”；《额尔古纳河右岸》中的叙述人则以酋长女人的身份，始终置于权力秩序之外和民族秩序之内。其次，二者都以晚清以来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对传统文化秩序构成的猛烈冲击作为叙事的时代语境。在这一特定的时空中，传统与现代的对抗与博弈构成了文本在叙事结构和审美价值等层面的艺术张力。

两部小说涉及的康巴藏族和鄂温克族，分别位于西南高原和东北密林，一个以农耕畜牧为业，一个在游牧迁徙中生活。前者信仰藏传佛教，后者传承萨满文化。无论是地理位置、生活方式、文化信仰、风俗习惯还是民族心理，均有明显差异。然而，相对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族而言，他们又有着一个共同的身份特征：少数民族1。在中华文化的总体格局中，如果我们将少数民族理解为“处于边缘文化的一个整体，内部有着相应的逻辑关系”[2]（P28） ，那么，不同的少数民族之间一定程度上便具有了同构性的身份属性。基于特定的边缘位置，这种民族文化身份有可能作为一种“表达的策略”[3]（P16），隐藏于作品的叙事结构之中。

除了整体架构相近，这两部书写不同民族生活的文本还存在一些具体的互文性叙事。例如，小说均描述了本民族对于传统宗教（或类宗教）的信仰——康巴藏族的藏传佛教、苯教；鄂温克族的萨满教、泛神（雷神、风神、火神、山神等）崇拜。又如，作品均用一定的篇幅描述民族日常生活中的巫术法事、祭祀仪式等——《尘埃落定》中的门巴喇嘛通过施巫术、熏香、念经的方式神奇地治愈了“我”的眼疾；《额尔古纳河右岸》中尼都萨满以“跳神”的方式为姐姐列娜治病，最终将列娜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此外，每当古老的民族受到来自战争、灾荒、社会变革等各方面的冲击时，巫师的法术以及智者的箴言都会迸发出神奇的力量，助其转危为安，从而有着颇为浓郁的神秘意味。其间引起我们关注的是，这些具有前现代属性的民族文化习俗的描述是以现代化飞速发展的二十世纪作为叙事语境的，小说因而具有了一定的“返魅”色彩。

“返魅”（re-enchantment）一词派生于“祛魅”。所谓“祛魅”（disenchantment），源于马克斯·韦伯所说的“世界之祛魅”，即“抛掉纯粹是巫术性或秘仪性的恩宠追求手段”[4]（P433），拒绝“任何仰望巫术—圣礼以发挥救赎作用的心理乘虚而入”[5]（P82），也就是用现代的科学理性来消解传统宗教一体化的神学世界观。它是西方国家从宗教神权社会向现代世俗社会转型的产物。此外，韦伯在《经济与社会》中提出了社会学中“理性化、合理化（rationalization）”的概念，即从一个以价值为取向和行动的体制转变为一个以目的为取向和行动的体制，并认为“近代资本主义产生的最起码的前提就是：合理的资本计算制度成为一切供应日常所需的大营利经营的规范”[6]（P150）。因此衍生出学界对于现代化进程的一种表述：现代化是一种不断祛魅化、理性化的过程，而“返魅”则是对现代化进程带有一定反动性的实践。具体到这里所考察的两部长篇小说中的“返魅”2叙事，一方面，它们依托本民族文化身份，对现代化予以带有传统文化惯性内在需求的抵抗；另一方面，通过追溯传统文明的方式探寻民族身份的建构与认同。于是，现代化进程中的“祛魅”与前现代民族文化所具有的“返魅”诉求之间的对抗与交织构成了两者特色鲜明的互文性叙事。此时，“返魅”显然已成为少数民族文化在现代化语境中面对危机寻求自救和自我认同的重要文化策略。

然而，借鉴性别视角深入文本便可发现，这一“返魅”的意味在不同性别的作家阿来与迟子建笔下，有着复杂的文化纠缠，呈现为不同的文学表达。

在《尘埃落定》的故事中，传统文化的沦落始终与固有的统治危机紧密相连，现代化的浪潮不仅冲击着“落后的”边地文明，更威胁着土司制度的存亡。一种因固有统治秩序被破坏而不能完成或者被迫中止完成某种特定行为的焦虑感构成了小说的情感基调。这种政治领域的失落感，在作品中呈现为一组具有象征意味的“阉割”叙事。小说开始，当麦其家族凭借现代化武器所向披靡之时，本应雄姿勃发的麦其土司却在自己夺来的女人央宗面前败下阵来。面对央宗“身上撩人心扉的野兽般的气息四处弥散”，麦其土司无奈地“知道自己作为一个男人，这一阵疯狂过后，就什么都不会有了”，悲观情绪由此而生。1后来，当聪明人哥哥被仇家杀害，“我”成为麦其土司唯一的继承人时，寄托着传承家族血脉希望的塔娜却被印度传来的“粉红色药片”（避孕药）“烧干了阴部”。“我”无法再要她，也“不会再生儿子”，家族的传承被迫中断。而在“土司们最后的节日”中，完成对土司制度致命一击的，恰恰是一群身染梅毒的妓女。随着土司们的男性生殖器不断溃烂，“阉割焦虑”的情绪表达可谓达至顶峰。至此，“阉割”构成一条完整的叙事链条，贯穿了作品始终。

从弗洛伊德论述“俄狄浦斯情结”提出男性普遍的“阉割焦虑”心理，到波伏娃论述“阳具崇拜”对女孩性格成长的影响，“阉割”已超越生物学意义上的讨论而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化符号。有学者指出：“阳具与完整，阉割与伤口，这二者之间的对立与依存便成为人类认识自身的一个重要起点。”[7]（P22）在父权文化背景下，男性生殖器不仅关联着民族的传承、生命的延续，同时也象征着至高的权力秩序。当现代化对康巴藏族的传统秩序造成冲击时，父权文化的统治地位自然也会受到相应的威胁与挑战。民族文化身份的失重感以及对传统文明沦落的焦虑与伤感便作为一种潜文本蕴含在具体“阉割”叙事中。此时，小说中“返魅”的传统文化诉求不仅指向古老的魅性文化，同时也夹杂了包括统治秩序、统治结构等更多的权力话语在内的纠葛。

《额尔古纳河右岸》所呈现的却是另一番情形。这里没有“世纪末”式的焦虑，而代之以温婉诗意的叙述。尽管死亡的阴云时刻笼罩在古老民族的上空，瘟疫、战乱、政治斗争、经济开发逐步侵蚀着这方净土，鄂温克人却依然选择用自己的方式坚守民族传统。在这个过程中，弱小民族所迸发出的顽强生命力，恰恰是通过作品中“生育崇拜”这一情结得以凸显的。姐姐列娜在迁徙途中意外冻死，母亲陷入深深的忧伤久久不能自拔。而最终使母亲从忧伤中走出来的，是“我”的月经初潮。失语许久的母亲为此兴奋地喊道：“我们的小乌娜长大了。”2这一事件象征着此时的“我”已从一个孩子成长为可以孕育生命的女人，它所昭示的未来的希望驱走了死亡的阴霾。再如，作为萨满的浩妮一生济世救人，可是每一次救人都会以失去自己的孩子为代价。果格力、交库托坎、耶尔尼斯涅、贝尔娜，先后在一次次的跳神中丧生，浩妮因此陷入极度的恐惧之中，甚至“将麝香终日揣在衣兜里”，以免再次受孕。然而，死亡的阴影终究不能击败浩妮旺盛的生命力，生命的逝去总会迎来新生命的降临，新生的喜悦一次次拯救了绝望中的浩妮。又如，瘸子达西在与狼的战斗中死去，他的灵魂却保佑哈谢和玛利亚有了自己的孩子——小达西；拉吉米因意外受伤不能生育，命运却让他在马厩捡到一个女婴，生命得以传承；马伊堪最终以跳崖自杀的方式结束了生命，西班却替代了她的位置；伊芙琳病逝，玛克辛姆却死里逃生……一生一死，一死一生，生死轮回永相伴随，民族生命得以延续。对生育的崇拜、对生命的尊重，亦成为鄂温克人面对传统文化危机的最终选择。而“生育崇拜”于此被赋予了浓郁的神性色彩，它既是民族文化的性别表征，更是民族信仰的坚守。在现代化进程面前，鄂温克人是弱小、无奈的，但创造生命的勇气多少弥补了民族精神的失落。

传统文明秩序无疑是男性本位的，与此相关，当这一秩序受到现代化进程的猛烈冲击时，在民族文化内部长期处于“他者”地位的女人相对于处在文化中心位置的男性来说，所感受的文化焦虑也便相对为轻。面对危机，她们有更多的可能以自己的方式寻找出路。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女性自我身体的感知、自我意识的复苏以及这一过程中萌生的对自我价值的关注，构成了“生育崇拜”叙事的重要内核。“月经”、“分娩”等女性生理特征不再是难以启齿的禁忌或不洁的象征，相反却成为孕育生命、维系民族血脉的希望所在。此时民族身份的“返魅”诉求，也在某种程度上摆脱了复杂的权力纠葛，呈现出更为接近传统文明的自然属性。

“技术—经济体系的变革是直线型的，这是由于功利和效益原则为发明、淘汰和更新提供了明确规定。生产效益较高的机器或工艺程序自然会取代效益低的。这其中的含义是进步。但是文化中始终有一种回跃，即不断转回到人类生存痛苦的老问题上去。”[8]（P58-59）少数民族文化所具有的前现代属性，无疑是现代化进程中的异质性元素，其民族身份的诉求便成为现代化进程中文化层面的“回跃”，同时也构成了两部小说共同的叙事策略；然而由于文化本身的复杂性，其“返魅”的民族身份诉求又因文本内部的性别文化、历史特性、权力结构的差异而呈现出不同的表象。《尘埃落定》中保留了更多的男性中心话语和历史化叙事，在书写传统民族文化面临的现代境遇时不免产生沉重的文化失落感，“阉割”及其产生的文化焦虑成为文本叙事的重要逻辑。《额尔古纳河右岸》则尽量回避父权文化的影响，通过“生育崇拜”这一情结，体现了对自然文明、前现代文明的崇拜与认同，其“返魅”也因此而带有一定的积极质素和理想色彩。

从特定意义上说，现代性是在“线性不可逆的、无法阻止地流逝的历史性时间意识的框架中”[9]（P18）被建构出来的，自其诞生之日起便彰显着与传统决裂的线性姿态，因此，与现代化进程相生相伴的现象之一，便是对传统文化的冲击与颠覆。在《尘埃落定》和《额尔古纳河右岸》中，现代文明狂飙突进的发展史同时也是古老民族的衰落史。在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里，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康巴藏族传统的农耕文明在罂粟花编织的“白色的梦”中日渐沦落，鄂温克族迁徙游牧的习性也在隆隆的伐木声中逐步丧失；藏族武士挥舞的大刀在“现代化的枪炮”面前软弱无力，鄂温克族洞察自然的双眼也不得不臣服于政府的正规教育；百年的土司制度在“边境市场”的交易中失去根基，千年的原始部落在“开发大兴安岭”的政策下成为记忆；康巴草原的“大地”开始摇晃，额尔古纳河右岸的“火种”在风中摇曳。两位作家将笔端伸向古老民族由兴盛到衰亡的历史进程，叙述了现代文明冲击下民族传统“最后的历史”，作品因而具有一定的民族寓言性质和民族史诗格调。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民族寓言有着特定的性别内涵。它促使我们进一步追问：对于民族危机而言，其民族内部的女性是带有威胁性的存在，还是拥有一定救赎性的文化力量？这之中又隐含怎样的性别主体认同？

两部作品同样着力塑造了女性人物群。无论是《尘埃落定》中的土司太太、央宗、塔娜、卓玛、妓女，还是《额尔古纳河右岸》中的“我”、达玛依、玛利亚、伊芙琳、浩妮、依莲娜，她们的存在都与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她们的身份已成为现代文明与传统文明交锋过程中的特殊表征，同时也是推动故事发展的重要元素。

在历代文学作品中，曾出现诸多与女性相关的具有文化符号意味的原型意象。倾城倾国的“祸水”与纯洁美丽的“女神”是女人的两极，其间还有妖妇恶婆、妒妇怨妻、美人淑女、贞妇烈女、巾帼英雄等。而对其无论是贬损还是赞扬，均出自男性中心标准。在此背景下，但凡涉及女人与民族以及国家之间的关系，女人往往被塑造成 “红颜祸水”。从独吞仙药的嫦娥到挑起特洛伊战争的海伦，从导致夏桀沉迷声色、丢掉江山的妺喜到淫欲放荡、迷乱后宫的杨玉环，从周幽王“烽火戏诸侯”只为博其一笑的褒姒到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的陈圆圆……这些女人在传统文学话语中无疑是作为民族国家、伦理道德的对立面存在。而那些为数不多的“巾帼英雄”的历史功绩，则往往是以隐藏自己的性别特征甚至女扮男装为前提的。五四以来，一批现代女作家努力尝试摆脱男性话语的影响，以女性视角成就了独具特色的文学叙事，“美救英雄”、“姬别霸王”的叙事模式破土而出，“对历史书写进行了大颠覆”。[10]（P123）

在《尘埃落定》中，随着少数民族封闭的世界被打开，新式武器、鸦片、边境市场等一系列具有现代性质的新鲜事物相继冲击着古老的康巴藏族。最终，存在数百年的土司制度土崩瓦解，尘埃悬浮终于落定。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女人起着非同寻常的作用。小说开篇，正是在土司太太的建议和怂恿下，麦其家族才拥有了现代化的军队和武器，并开始种植鸦片，进而直接导致麦其土司陷入了权力欲望的深渊，接连与汪波土司、多吉次仁等人结下世仇，为日后的衰败、灭亡埋下祸根。随着小说叙事的展开，麦其家族逐步走向强盛。正值此时，麦其土司却深深迷恋上查查头人的妻子央宗，并且“为了一个女人杀掉了忠于自己的头人”。他的统治逐渐危机四伏，于是“没有人不以为央宗是个祸害”。随着作品接近尾声，“我”在土司聚会中将那些得了“把男人的东西烂掉的病”（梅毒）的妓女作为礼物献给了各位土司。土司们随即染病，能力尽丧，土司制度彻底崩溃。正如汪波土司在信中所写：“女人、女人，你的女人把我毁掉了。”从土司太太对现代化入侵打开大门到央宗扰乱了麦其土司的统治，再到妓女们所完成的最后一击，一系列如同妖魅的女人不断将土司制度推向灭亡的深渊，“红颜祸水”在《尘埃落定》中得到了生动的现代演绎。与此同时，“女人”也成为现代文明潜入传统秩序并实现对传统的冲击甚至致命打击的载体，成为民族生存的异质性威胁。

《额尔古纳河右岸》对民族历史上的女性形象的书写，则呈现出另一番面貌。虽然同样是描摹一个民族最后的历史，但伴随着鄂温克族走向衰亡的背影，我们看到的女人不仅不是将民族推向衰亡的始作俑者和罪魁祸首，相反却成为民族传统、民族血脉、民族精神坚实的捍卫和守护者。抗日战争期间，鄂温克族面临第一次真正意义的存亡危机。他们遭受日本殖民统治，男人们被送到“关东军栖林训练营”接受集训，生死难卜，延续民族生存的使命便落在了女人们身上。她们先后攻克“打猎”、“迁移”、“白灾”等一个又一个难关，并举行了“哭声和歌声相融合的晚会”，展现出女性独特的坚强和乐观。1998年初春，山中发生了大火，突发的灾难又一次威胁着鄂温克人赖以生存的家园。鄂温克女人萨满浩妮利用民族特有的萨满文化施巫术、祈甘霖，最终换来了额尔古纳河岸边一场神奇的大雨，让鄂温克的土地转危为安。而她自己却在女人特有的优美舞姿中，“唱起了她生命中的最后一只神歌”。最后，“山火熄灭了，浩妮走了”。就这样，一个普通的鄂温克女人用生命挽救了民族的危难。此外，书中有一处细节值得玩味：当“我”在林中遭遇黑熊之时，拯救“我”于危难的并非强大的武力或男性力量，而是我的“两只裸露的双乳”，因为当地有习俗认为“熊是不伤害在它面前裸露乳房的女人的”。在这一情节的设置中，女性身体的性别特征成为一种具有拯救性的力量。

“形象是加入了文化的和感情的、客观的和主观的因素的个人的或集体的表现。”[11]（P89）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并非单纯的艺术幻想，而是凝结了诸多文化因素。如前所述，尽管两部小说都以书写本民族的历史为主线，共同涉及“女人与民族”这一经典母题，然而作品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人物序列：《尘埃落定》中的女人美丽、妖艳、迷惑男人，将民族推向灭亡，是“红颜祸水”的现代演绎；而《额尔古纳河右岸》中的女人勤劳、善良、自立自强，捍卫民族尊严，维护民族利益，颠覆了“英雄救美”的叙事原型。通过比较二者女性形象的刻画以及对女人与民族关系的叙述可以清晰地看到，《尘埃落定》中的女性形象所折射的依然是父权文化背景下的女性想象，男性本位的叙事传统在此得以延续；《额尔古纳河右岸》则打破了司空见惯的男性话语和惯性思维，赋予女性特征一些新质，使之具有女性性别认同表征的意味。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可以简单化地判定《额尔古纳河右岸》彻底颠覆了传统的性别秩序。应该说，张扬女性性别意识、突出女性身体特质，在女性书写中确已构成重要的主体认同策略，相较于传统的男性叙事中有关恶魔与天使的女性想象，其所具有的意义不可小视。然而，如若深入更为复杂的话语机制便可发现，“回归一个原始的或是真正的女性特质，是一种乡愁式的、视野局限的理想，它回绝了提出一套论述、视性别为一种复杂的文化建构的当代要求”[12]（P50）。一方面，小说中有关女性人物性别特质的书写（诸如温婉的双眸、裸露的双乳、圣洁的分娩等）所观照的仍是传统文化中女性的“自然”属性；另一方面，女人在特定背景下的挽救民族危亡之举（例如打猎、巫术等），其实不过是在复制着传统两性分工中的男性行为。此时，“这种非主位化的物质性成为菲利斯逻各斯中心主义体系内部女性的场域、库房和容器”[13]（P18）。也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额尔古纳河右岸》女性性别认同的局限性不自觉地流露出来。

詹姆森指出：“第三世界的本文，甚至那些看起来好像是关于个人和利比多趋力的本文，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包含着第三世界的大众文化和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14]（P235）此时，日常生活、个人命运等私人空间成为公共政治领域的一个重要缩影，对于民族文化的诉求也具体地投射到人类生存的普世关怀之上。两部小说中的相关内容也正有这样的意味。阿来叙述土司制度由兴盛到瓦解的传奇历史是以麦其家族的故事为主线的；迟子建对古老游牧民族尘封往事的解密则通过讲述“我”所在的“乌力楞”中的悲欢离合得以完成。两部小说均是将宏大的历史叙事浓缩在一个家族的命运之中，借助家庭的兴衰来衬托整个民族的存亡，通过个人命运的沉浮来渲染少数民族文明的凋零与坚守。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没有将叙事停留在“布鲁斯特式的个人回忆”上，而是“将它扩展为一种集体时间之谜”[15]（P21），作品也从民族文化的起点更深一步地触及了人类面临的普遍生存困境。

小说中，现代文明的入侵不仅破坏了孕育传统文明的土壤，同时也让坚守本民族文化的个体丧失了生存的空间。《尘埃落定》中麦其家族的继承人“我”是贯穿故事的核心人物。尽管“我”天资禀异、傻人傻福，总是无意地暗合着历史发展的趋势，然而现代化的绝对姿态却并不能允许命运无常带来的侥幸。作品结尾处，“我”的命运也和其他土司一样，走向了必然的灭亡。这时的“我”终于明白，能安放灵魂的地方依然是“我”的故乡、“我”的民族，于是发出了最后的呼喊：“上天啊，如果灵魂真有轮回，叫我下一生再回到这个地方，我爱这个美丽的地方。”《额尔古纳河右岸》呈现了类似的主题。画家伊莲娜是在现代化教育体制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鄂温克人，她的成长过程融入了多重体验。尽管现代文明赋予她物质上的极大富足，然而面对精神家园的苍白、自然体验的缺失，她决定辞职“回到我们中间”，因为“她厌倦了工作、厌倦了城市、厌倦了男人”，并领悟到“令人不厌倦的只有驯鹿、树木、月亮和清风”。只不过，伊莲娜最终没能承受来自外部的多重负荷，而是选择了死亡。这些人物执拗地固守着传统文明，却终究在时代的漩涡中丧失了自我，个体命运也在颠沛流离中走向灭亡。

在两种文明的冲突和多元文化的挤压下，人们固有的生存空间与精神维度日益逼仄，这是现代化的必然产物，也是现代人不得不面对的时代症候。正如迟子建所言：“人类文明的进程，总是以一些原始生活的永久消失和民间艺术的流失做代价的。”[16]在时代生活的巨变中，作为个体的人往往不由自主地沉浮在历史的洪流中，因为“历史突然加速，按照原来的游戏规则、应变方式，已经适应不了，于是这些人出现失重，找不到方向”[17]。那么，面对现代化进程不可避免的诸多困境，“方向”在哪里？如何在多元的当代文化语境中消除文化身份的焦虑？两部小说不约而同地将叙述的视角“向后转”，寄希望于具有某种“魅”性的前现代少数民族文化。小说不仅在一般意义上运用“返魅”叙事丰富了表现内容，且还更进一步表达了作者心目中具有普世价值的文化诉求。阿来申明：“我并不认为我写的《尘埃落定》只体现了我们藏民族的爱与恨、生和死的观念。爱与恨、生和死的观念是全世界各民族所共同拥有的。”[18]迟子建也坦言：“我其实想借助那片广袤的山林和游猎在山林中的这支以饲养驯鹿为生的部落，写出人类文明进程中所遇到的尴尬、悲哀和无奈。”[16]此时，民族文化的魅力成为用以抵抗现代文明弊端的重要资源。

不过，尽管两部作品在这方面有着共通的情怀，但在有关两性相处模式的书写方面又显现出颇具文化意味的不同。

波伏娃曾这样评价女性的历史境遇：“在任何情况下，她都以特权的他者出现，通过她，主体实现了他自己：她就是男人的手段之一，是他的抗衡，他的拯救、历险和幸福。”[19]（P286）《尘埃落定》中所塑造的女性几乎都可以归为波伏娃所说的“他者”。这里，女人的存在价值始终取决于男人的衡量，两性关系呈现出征服与被征服、统治与被统治的二元模式。例如小说所写到的“我”和仆人桑吉卓玛的关系。卓玛忠心耿耿，她生命的意义在于让十三岁的“我”“变成真正的男人”。然而，尽管她把女人的贞节献给了“我”，却终究只是一个奴隶，并不能因此获得认可与爱情。在“我”看来，“女人不过是一件唾手可得的东西”，卓玛无非是发泄欲望的工具。一旦“她身上的香气消失了，绸缎衣服也变成了经纬稀疏的麻布”，甚至连“声音都显得苍老了”，“卓玛也不再是那个卓玛”，她作为女人的价值和意义很自然地就此终结。又如“我”和“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塔娜的关系。在“我”与茸贡土司的战争中，塔娜以战利品的形式进入了“我”的世界。“她为了麦子嫁给我，但不爱我。这没有关系。因为她那么漂亮，因为我爱她。”在“我”与她的关系中，只要“我爱她”便可以决定她命运的走向，即便“她不爱我”。此时的女人不过是男性战争中的交易品，一旦她完成了被赋予的使命，其价值也不复存在。此外，无论是趾高气扬的土司太太，还是美丽妖艳的央宗，或是守财如命的小塔娜，她们穷其一生的努力不过是博得男人的关注与同情。她们总是因男人的青睐而幸福，因男人的冷落而失望。“统治与服从”的两性关系就这样清晰地呈现在阿来笔下。在小说叙事中，由于两性对立而产生的压迫感、紧张感，不仅营造了特定的性别文化氛围，同时也呈现出古老民族与现代文明之间的冲突与对抗。“《尘埃落定》提供的是：遵从历史大势。小说中所有的人都在跟命运搏斗，跟命运搏斗的人就是在跟历史搏斗。”而这种“搏斗”精神才是阿来对自己这部作品所要呈现的“价值观”的期许。[17]少数民族文化认同在外来文明冲击下的抗争，以及民族内部传统性别秩序的维护，共同彰显着作者的文化诉求。

《额尔古纳河右岸》中男女之间则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平等独立的伙伴关系。维系这一关系的力量不再是父权文化所赋予的男性权威，而是源自两性之间的情感与责任。一个个动人的爱情故事诠释着作者对两性关系的理解。例如，“我”因意外在山林的靠老宝中与拉吉达邂逅，一见钟情坠入爱河。拉吉达为了“我”选择“入赘”，离开了自己所在的乌力楞；而“我为了能够更多地和他在一起，常跟他出去打猎”，尽管“猎人是忌讳有女人的”。此时，世俗陈规在炙热的爱情面前变得软弱无力，女人不再是男人的依附。而“我”的第二段爱情发生在抗日战争接近尾声的时候。作者通过描写男女双方彼此凝望、彼此倾心，进而爱由心生的过程，传达出两性关系的单纯与质朴。又如小说中的林克与达玛拉、哈谢与玛利亚、伊万与娜杰什卡、鲁尼与浩妮，彼此之间都是互敬互爱，相互尊重，饱含亲情。尽管他们的生活时时受到残酷的自然环境和不可预知的历史进程的威胁，然而氏族群体的温情、拯救和爱，为他们提供了精神家园，使他们勇敢地面对困境和灾难。

在《额尔古纳河右岸》的两性关系刻画中，但凡男女之间顺应了这种合作伙伴关系，便能够克服重重困难，收获爱情、信任与幸福。如果违背了这种关系模式，则往往会遭遇一生的不幸与遗憾。小说中，坤德和依芙琳的婚姻没有爱的基础，他们一生都在彼此折磨与“鞭打”，从而毁掉了两个人的幸福；母亲与尼都萨满本来彼此相爱，却因氏族的规矩不能走到一起，从而导致了极度的痛苦以至癫狂，强烈的悲剧气氛由此而生。在这个神秘的古老民族，情感是原始的、粗犷的，有大爱亦有大恨，但男男女女之间的感情是真诚、直率、无机心的。这种原始而真纯、热烈而执着、豪爽而仗义的情感关系，恰好折射出小说所隐含的性别文化关怀。

性别作为一种关系过程，使得各种社会发展均在这一视角下得到反映。文学作品中对于两性关系的刻画与建构，往往隐藏了深刻的性别文化背景与文化认同。从文本比较中可以看到，《尘埃落定》中的两性关系模式依然是建立在男性对女性的绝对统治基础之上的；而《额尔古纳河右岸》则突破了这种惯有的文化逻辑，描述了一种带有一定的平等合作意味的新型关系，从而显示了性别叙事的差异。

总之，民族传统与现代文明纠葛下的性别叙事，为我们透视文学与社会文化深刻关联及其复杂性提供了一个窗口，其间所折映出的诸多问题值得进一步探索。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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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林丹娅：《当代中国女性文学史论》，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5.

[11] 布吕奈尔等：《什么是比较文学？》，葛雷、张连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12] 朱迪斯·巴特勒：《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宋素凤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

[13] 朱迪斯·巴特勒：《身体之重：论“性别”的话语界限》，李钧鹏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1.

[14] 詹姆森：《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载张京媛：《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15] 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董强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16] 迟子建、胡殷红：《人类文明进程的尴尬、悲哀与无奈——与迟子建谈长篇新作〈额尔古纳河右岸〉》，载《艺术广角》2006年第2期.

[17] 易文翔、阿来：《写作：忠实于内心的表达——阿来访谈录》，载《小说评论》2004年第5期.

[18] 冉云飞、阿来：《通往可能之路——与藏族作家阿来谈话录》，载《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9年第5期.

[19] 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

[责任编辑 杜桂萍 马丽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