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中的道德困境及其出路

刘晗琦+霍加艾合麦提.阿不都热依木+赵志毅+

摘要：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中，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形态的嬗变引起了人们价值观的动荡和伦理道德的困惑。现代文明的标志——法治、科技、网络带给人们自由空间和无尽财富的同时，也导致了精神的式微与文明的蜕化。高扬实践理性的旗帜，建立和谐社会的道德共同体，培养“慎独”精神以提高网络道德自觉，是人们走出道德困境的必由之路。

关键词：理性；陌生人；冷漠；网络；道德自律；异化；公民道德

中图分类号：G41文献编码：A文章编号：2095-1183（2014）07-0008-04

一、从“传统伦理”到“公民道德”的现代转型

与西方以契约精神为主导的社会格局不同，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家庭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农耕文明，具有家国同构的人伦色彩。正如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所描述的：“人人都以已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湖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这种“差序格局”的观点很好地解释了中国的人情社会：波纹的圈圈外推意味着由我及人，由己推群，“在西洋社会里争的是权利，而我们却是在攀关系、讲交情”[1]。以家庭为基础的社会基于熟人之间的信任和相互监督得以运作，道德成为约束和衡量人们日常行为规范的准则。传统伦理教人们如何适应和忠实于过去，但当中国社会摆脱封建闭塞，褪去乡土气息，迈进现代化行列的时候，当平等、权利、自由、民主伴随着全球化浪潮席卷而来的时候，人们经历了初期的兴奋后却渐渐陷入了道德的彷徨之中。现代社会的芸芸众生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开始习惯于运用科学思维来进行算计，成为谋划自己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用纯粹理性化的法则对待人际交往，导致人们之间的关系唯有依靠强制性的契约来维系。随着现代社会的“陌生人”伦理突破传统道德的“熟人”界限, 道德调节的范围延伸至人类社会，被家庭血缘牵绊着的以“仁”“义”“礼”为核心的价值规范体系，似乎再也无法在充斥着以契约关系相牵连的“经济人”的时代里站稳脚跟。的确，两者生长的土壤和时代背景大相径庭。传统伦理是以小农经济和等级制度为基础的道德体系，而当代社会道德立足于市场经济之中。“过去一味强调对于道德规范的维护和遵守，强调道德知识的灌输与接受，而现代人在道德生活中不仅要做对既有道德的理解者、接受者, 更重要的是要对既有道德保持合理的怀疑态度和超越精神, 超越传统道德，做先进道德的探索者、创造者”[2]。国家成员的身份已由封建社会的“臣民”“子民”发展成为现如今的“国民”“公民”，它强调人的主体性、能动性，突出对自由、独立、平等、民主等现代文明基本价值的追求。现代社会从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必然要求社会制度的民主化和与之相应的社会伦理文化的转型，让传统伦理文化在当今社会得到更新，形成一种新型的公民社会的伦理道德。

二、现代社会道德困境的诸种表现

道德困境之一：排除了情感的纯粹理性意味着什么

伴随市场经济时代的到来，生产力大大提高，经济飞速发展，财富迅速增加，人们尽情享受着高度物质文明的成果，“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深入人心。科学带来了高质量的生活，给予人们征服自然的无穷力量。在现代社会的各个领域，不论是国家经济、政治，还是人们的工作、生活，都受到理性思维的禁锢，自然的数学化和行动的合理化成为一切行为的评价标准。渐渐地，在不经意间，在人们的主体思想和精神气质便打上了深深的理性烙印。在讲究经济与法的社会里，看似冷静的理性思维方式，却在不知不觉中使人步入丧失自我的极端之中。韦伯提出的“理性牢笼”恰如其分地展现了当代社会的怪圈。毋庸置疑，对权利的尊重使得群体中的每位成员都受到了公平的呵护。然而，过度关注权利会使人基于唯我论去理解自己，将他人都看作是争夺资源的敌人或对手。理所当然地索取获得，使得人与人之间的气氛往往是冷漠的、对抗的，除了自我之外的他人都是实现自身目的的手段和工具。现代社会的法律给人们带来了安定和公正，但在冰冷的条条框框背后却是自私与冷漠。新近出台的《老年人权益保护法》规定：与老年人分开居住的家庭成员，应当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年人。这样的“社会契约”表达了对老年人精神慰藉问题的关注，可是，当亲情、孝心写入以强制为手段的法律之中时，却显得那么荒谬，那么无可奈何！这样的法律又该如何执行！法律产生的初衷是为了解决冲突，维系社会生活的稳定和安逸，然而，作为一种世俗生活的秩序安排方式，法律只能是手段，却无法提供价值满足感。法律在一定程度上维系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是这种关系是外在于人的，以被动、对抗为预设而存在，这样的前提将原本完整的人割裂得残缺不全，无限放大了个人私欲，只剩下冷漠的权利的碎片，甚至沦为了瓦解社会秩序的帮凶。毋庸置疑，理性是社会文明的时代标志，理性意味着以科学技术的发展为表征，以数学逻辑推理为思维方式，以实用主义为目的，理性正在悄然改变着人们的生活。然而，理性应当回归到生活中去，应当回归到人本身，回到人的生存论视阈，让我们清晰地看到，人既是理性的动物，也是非理性的动物。如何建构起能够平衡理性与情感的社会机制？这是我们必须回答的一道难题。

道德困境之二：不近情理的“陌生人”文化如何本土化

现代社会是一个充斥着陌生人的速度社会。流动的城市、快餐式的文化使得人们无暇关注大街上一闪而过的陌生的脸庞，每天的相遇仅仅是出于偶然，出于工作，出于货币编织着的社会关系。“擦肩而过”，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短暂，彼此的接触似乎都是出于功利的角色扮演。而看似热闹繁华的街道，却成为了路人短暂地摆脱社会责任的真空地带。由于城市的快节奏和巨大的流动性，生活其中的人们往往来自四面八方，民族、血统、地域、风俗、身份、地位、职业、爱好、经济状况等千差万别，差异性使得城市里的人们难以成为具有认同感和归属感的紧密群体。异质性意味着疏远，意味着统一的道德舆论和氛围难以形成，不同个性的人们为了避免冲突，只能选择漠视。西美尔曾尖锐地指出：“都市人，为了保护自己不受危险的潮流与那些会令它失去根源的外部环境的威胁。他选择用头脑代替心灵来作出反应。”[3]当理性化的准则和法律替代了道德与情感，成为了调控社会秩序的主要手段，当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单纯靠强制性的契约来维系，那又何需人内在灵魂、德性的反思与构建？道德只能在冷漠的城市生活中趋于边缘化了。如近年来发生的小悦悦事件，无辜的孩童在遭遇一辆接一辆车碾压之后，却只是招来旁人的熟视无睹。城市里陌生人的堆积，让彼此之间只存在着提防与不信任。这种不信任，保护了自我，却剥夺了人们的同情心、情感、道德。身处公共空间，在进行道德行为的判断时，精于计算的现代人总是习惯性地选择逃避。有人或许会问：中国传统社会里，从不存在人际情感冷漠的问题，当今的道德冷漠能否从中求得灵感和解决对策呢？的确，传统社会是一个拥有情感“亲密圈”的熟人社会，恰恰与当今的陌生人社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是，两者生长的土壤和环境却是大相径庭的。陌生人社会是工业社会的产物，而熟人社会则是立基于封建社会下的农耕文化与小农经济。历史运行的巨轮不曾停歇，时光必然无法倒流，如何保持人原初的温度、关心和爱护，而不在物欲洪流中迷失方向？这需要新的伦理精神和道德文化的引导。

道德困境之三：逃避责任的网络行为如何摆脱“异化”的命运

作为一种技术手段，网络自诞生之日起就无所谓好与坏、善与恶的价值判断。正是因为网络自身价值的中立性，才导致网络空间中多元化信息缺乏道德价值的整合而任意发展。这使得网络中的成员极易处于一种道德上的冲突、迷茫和无序的状态。这是一件十分可怕的事情。正如鲍曼所认为的那样：“液态的”现代性是一个解除承诺、捉摸不定、熟练地逃避和没有希望追求的时代。当具有情感的生物的人被一连串符号所指代，当本身真实的“固态”身份转化成为如液体般流动的网络身份时，道德、责任、义务、承诺，似乎都随着易变的身份，变得那么脆弱，那么不真实。网络中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也仅仅只是现实的一个投影、一个碎片而已。“比特是只狗”的断言，形象地描绘出了网络的不真实性。当人们沉溺于“人—机—人”相对封闭的空间中，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了人们的情感冷漠。缺失了现实社会里“面对面”的情感交流和思想碰撞，接收着经过处理的没有重量的“比特”虚拟信息，远不及亲身经历对道德情感的影响来得深刻、持久。长久以往，人们的道德情感变得麻木，正义感和道德感逐渐丧失。此外，相比较于现实社会的交际，网络发言和交流的匿名性，使得人们在现实生活里遭遇的各种不满和不幸得到了宣泄和解脱。但是炮轰般的谩骂与牢骚，也逐渐侵蚀了道德，击穿了言论自由的道德底线，加剧了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不信任、不负责任。网路谣言就是网络不负责行为的极大体现。网络时代的谣言，如同超级病毒，传播速度之快，令人愕然；社会危害之大，让人心惊。“后妈虐童”“艾滋女事件”“金庸去世”“抢盐风波”……种种网络谣言，无一不让人们教训深刻。在这个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现实的不确定性和预见的模糊性，让谣言肆无忌惮地在网络中迅速蔓延。该如何净化网络环境，以免被网络谣言的流弹击中，成为了每一个网络人的责任和最大担心。虚拟世界的开放与自由，并不意味着这是一个责任缺失的地带。恰恰相反，它更需要网民自觉的责任担当。总而言之，网络所带来的感情淡漠、不负责任等一系列的后果，并不是网络自身的错，它只是应用于生活的工具，一切负面影响的根源在于，人们渐变成为了网络工具的奴隶。网络行为如何摆脱“异化”的命运？这是我们必须直面的一道难题。

三、对道德困境出路的思考

出路一：以实践理性刷新头脑

在追求理性思考、法律统治的现代文明社会里，道德的归属是个不得不思考的问题。纷纷扰扰、复杂多变的世界，需要法律的硬约束来维护生活环境的安定和多元文化的团结。法律的至高无上，刚性的强制实施，带给人无穷的敬畏感。然而，当道德伦理写进了法律，演变成为各类“必须”实施的规范时，甚至当道德也需要奖惩来增加其权威感的时候，人们心中的“善”又去哪里了呢？法律应该作为实践理性的产物。当以工具理性（即选择达到追求特定目标的最佳方式和手段，在价值上是所谓“中立”的）状态存在的法律去对待人的时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能是精于计算的机械联系，其他任何东西，包括道德、情感、责任都将被堙没。而实践理性不仅关注行为的正确性(有效性)，还关注行为的正当性、合法性，法律与实践理性相联系，如此便拥有了道德基点。法律并不是束缚人自由的“权威”，它也需要广泛的交流和充分的对话，也具有规则的开放性和原则的模糊性。通过建立一个理想的法律话语交流机制和程序，立足于伦理价值基础之上的法律，一定可以冲破“理性牢笼”，走向人本身。

出路二：以建构道德共同体杜绝冷漠

陌生人所带来的旁观冷漠，不仅仅是对他人的袖手旁观，也是对自我人性的漠视。在无可奈何的现实面前，“道德共同体”概念的提出为改变冷漠的现状带来了希望。道德共同体意味着其成员在自愿而结合的前提下，按照共享的道德规范相互对待并得到相应的道德关怀。即便人与人之间具有异质性、个体性，共同体中的成员也因为彼此的道德认同而和谐存在。相互理解和集体认同，促成了道德共同体成员潜在道德自觉的生成，促进了由单子式存在向共生式存在的转变，也带来了尊重、理解、信任和平等的人文关怀。诺丁斯指出，许多人之所以不能将自己对亲人的关心扩大到陌生人，主要原因在于不能正确认识自我和他人。正是由于对自我的错误认识，导致了对他人的冷漠、贬低、误解和仇视。但是，道德共同体给予了成员们道德自由发展的空间、平等对话和交流的机会，让其浸润在道德关怀的人文环境中，获得生命最真实的体验。在这样一个多元时代，正确认识自我，多沟通和对话，正确理解、评价、包容他人才是当务之急。随着信息化、全球化的涌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呈现了新的特征。它跨越了时空，超越了生活世界的限制，放眼全世界，地球这个大家庭的成员之间变得更加紧密。紧密意味着生存于社会上的人是彼此依赖的，每个人都有其存在的价值与意义。如果意识到自身一直追寻的权利、利益、自由、幸福都是依赖于他人的，那么这种因为客观环境而导致的骨子里的冷漠也许会渐渐消退。

出路三：以“慎独精神”提高网络道德自觉

在网络世界里的肆意行为，使得强化网络监管力度，提高自律精神亟不可待。中国传统儒家所倡导的思想有对道德自律有最好的阐述——“慎独”。“慎独”精神的提出最先见于《礼记·中庸》:“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也就是说，一个人在单独行动时，即使做了有违道德底线的事情也可能不被人发觉的情况下，内心仍然能坚持道德信念。道德唯有与道德信念、道德良心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发挥作用。唯有“知、情、意、行”的完整构筑，才能真正获得道德的自由感，而不再是被迫的、勉强的。所以，学校教育应注重培养学生的“慎独”精神，倡导自我监督、自我克制，自我完善，让学生在实践中明晰自己的道德需求，反省自身的道德权利与义务，从外化的顺从阶段进入到道德自律的境界。要让学生意识到，网络上并不是没有道德，人们在网络上享受权利和自由的同时，也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与义务。唯有牢记网络社会的道德责任，学生才能真正对自身的网络行为进行有效控制和约束。当然，并不是要舍弃法律法规这一传统治理社会的方式与武器，排斥各种监管和控制手段的使用。康德认为；人不同于神，是不完全善良，不完全理性的动物，很多时候，因为情感、欲望等外在因素的诱惑，外在的强制也是必要的手段之一。所以，在法律上，要加强网络立法，规范网络行为，优化网络环境，为所有的网民，特别是青少年学生，构建一个健康发展的网络世界。

总之，社会转型时期的道德及其教育问题远远不止上述诸点，诚然，解决的办法与出路也远远不止我们讨论的三条，如何在纷繁复杂的社会进化中怀揣对理想的追求，高扬实践理性的旗帜努力寻找一条正确的途径，使得我国的德育改革以及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道路来，是全社会应当深入思考的问题，毫无疑问，我们德育工作者应该首先发出时代的最强音。

参考文献

[1]费孝通.乡土中国[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2]赵志毅.规范与创新: 德育本质问题刍议——兼论传统德育与现代德育的分歧[J].教育研究.2002(1).

[3]于明辉,汪智超.西美尔笔下的都市人的精神生存探析[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2).

责任编辑徐向阳

刘晗琦，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霍加艾合麦提·阿不都热依木，新疆教育学院培训处副处长，副教授；赵志毅，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