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权理论视域下的农民工城市生活融入度研究

张强

摘 要：农民工与城市生活存在罅隙的原因在于其在城市生活交往中缺乏话语权，即合法权利的行使缺乏内生动力和外在制度保障。因此，要想提升农民工的城市生活融入度，就要致力于以下几点：首先，强化农民工理性认知，激发主体意识和内生力量；其次，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社会支持网络，增强社会交往和互动；再次，完善社会参与渠道，增强政治话语权。

关键词：农民工；城市生活融入度；增权理论

中图分类号：C913.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34-0110-02

引言

近年来，农民工城市生活融入问题受到了学术界和社会的广泛关注与讨论，农民工城市生活融入度直接关系到农民工群体的切身权益保障、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甚至和谐社会的建设。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的城乡关系由过去相互分割、相互隔绝的刚性二元结构逐渐转变成为允许城乡间部分流动的刚性、弹性兼而有之的二元社会结构。伴随着这种转变，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形成了颇具规模的民工潮。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在为我国城市化和现代化建设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其在城市生活融入方面却面临着被污名化、标签化以及失权的严重问题。

面对以上亟待解决的困境和难题，本文提出了自己的研究问题，即增权理论视域下的农民工城市生活融入度研究，在社会工作的增权理论架构下，将农民工群体视为受助者，着重分析农民工城市生活融入中出现的无力感、无权及失权现象，激发农民工群体的内生力量，建立此弱势群体与强资源之间的互动联系，以促进其权能发挥，达到增权目的。

一、现状与问题：农民工城市生活融入中的失权表现

失权是指失权者缺乏能力和资源的客观状况和主观感受。当个人对侵害他们的社会系统感到无权时，他们容易把这种感觉内化，并逐渐认为自己是无助的。从增权理论的角度出发，失权表现主要来自三方面，个人认知与能力方面的失权、人际互动方面的失权和政治层次的失权。

（一）个人认知层面的过度贬损，缺乏自信和自助意识，抑制了个人权能的有效发挥

就农民工而言，其长期生活在农村，对于城市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人际交往方式、风俗习惯都感到不适应，没有归属感与认同感，从而产生消极认知，无力感与疏离感凸显，自我贬低、自我污名、自我否定现象屡见不鲜，再加上制度阻碍、社会歧视现象的存在，使他们备受排挤，进一步加深了其负向认知，这些共同导致农民工不相信自己有足够的力量去改变当前的生活状况。囿于劳动技能匮乏，长期从事低层次的劳务工作，低收入少保障的状况加深了其自我贬损、自我矮化的认知。

（二）人际网络互动中的负向效应凸显，缺乏有效的社会支持网络系统

农民工的人际网路可分为身份网络、工作网络与价值网络。首先，边缘化的身份，限制了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及社区的有效互动。农民工虽然在城市工作，但是职业的转变并没有带来身份地位的变更，这就导致其生活现状与城市居民格格不入，再加上户籍制度的限制等原因，造成了农民工身份的边缘化。边缘化的身份与隔离化的生活导致农民工无法与城市居民和城市社会频繁互动，缺少公共生活的空间。他们的交往对象仍然局限于有血缘或业缘的同质群体，缺乏交流互动的现状加深了城市居民对农民工的刻板印象和僵化的身份定位。

其次，工作网络呈现非正式支持网络的特点，缺少正式支持网络。农民工进入城市寻找工作的途径大多数是通过自己、家人、亲戚或朋友等这些亲缘或地缘网络寻找帮助的，而本地城市政府部门和劳动中介机构的作用微乎其微。另一方面，民间组织与社会团体对农民工的支持力度不够，只提供一些表面性上的帮助，并没有将帮助农民工找寻合适的工作作为其帮扶指标之一。正式支持网络的缺失，使农民工缺乏利益表达和权益维护的渠道与载体，在农民工的权益受到侵害时，无法通过正式组织的力量更好地维护自身的利益。

再次，价值网络断层增加了农民工与城市公民的社会距离。农民工与城市公民的价值观追求不同，造成了生活习惯、行为方式、工作取向诸多方面的不同，进而导致双方互动交流的断层。就现实情况来看，城市公民与农民工之间的价值网络多表现为对立与竞争两种维度。从竞争维度来看，农民工对低层次工作的认同感比较强，受教育水平、技术手段等条件限制，往往只能从事低层次工作，从而挤占了城市居民部分工作资源，与其产生竞争，加剧了部分城市居民的就业压力；从对立维度来看，在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城市居民与农民工产生价值冲突，如社会保障领域，城市居民不愿农民工挤占资源，在政治生活活动中，城市居民也不愿农民工过多参与其社会生活。

（三）政治参与与制度环境的控制与束缚，缺乏公民主体意识

一方面，户籍制度及与其相关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形成了阻碍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的强大制度性阻力。就我国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社会保障制度来说，国家为城镇户口居民提供就业、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的一系列优越待遇，而农民工是被排除在制度之外的。城镇居民通过单位享受伤残、医疗、生育、养老等各个项目的社会保险，甚至享有交通补贴、住房补贴、物价补贴、免费的社会服务等各种福利待遇，农民工虽然与城市居民生活在同一城市，甚至同一单位，但他们享受不到相关的福利与服务。另一方面，农民工群体缺乏公民主体意识。农民工虽然在城市工作、生活，但他们普遍对自身权利认知缺乏，没有从心理上意识到社会参与的必要性。话语权、政治权不均等的现象凸显，加之农民工社会参与的渠道不畅通、不完善，从客观上限制了其参与的积极性，这也从侧面打压了其主体意识的培养。

二、农民工城市生活融入的增权策略

（一）纠正错误认知，激发内生意识，激励个体权能有效发挥

个体层面的增权是改善农民工城市生活融入问题的内在动力，其本质在于帮助农民工发现自身能力，使其逐步掌握控制自身生活的能力与融入城市生活的能力，其关键在于激发个体的自尊、自信、自主意识。社会工作者在操作介入过程中，可以采取个案工作的方法，运用不同的工作模式，针对农民工融入城市生活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分析引导，纠正其认知偏差、心理偏差、行为偏差，帮助其认识到对城市社会生活所做的贡献，并使其坚信工作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劳动者最光荣。

（二）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社会支持网络，促进交流与互动

首先，打破身份隔阂，促进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与社区的有效互动。社会工作者可以通过开展小组工作或社区工作的方式，使城市居民也参与进来，在活动中加深城市居民与农民工的了解，促进互动、沟通与合作，改善双方关系，逐步消除对农民工的偏见和污名化，弥合城市居民与农民工之间的社会距离，增强农民工的认同感与归属感。其次，加强工作网络中正式支持网络的比重，促进正式支持与非正式支持的互补效应。其一，政府应发挥主导支持作用，畅通农民工就业渠道。一方面，政府应该依靠其威信，借助媒体力量，宣传农民工正面形象，消除城市居民对其的刻板印象，为其顺利就业提供便利；另一方面，政府应为农民工提供畅通的就业信息渠道和信息平台，使农民工摆脱初级社会网络的限制，实现获取信息渠道的多元化。其二，发挥社区的中介纽带作用，构建服务中心，加强个体初步培训。发动社区和街道办事处、居委会的力量，鼓励和引导志愿组织参与为农民工服务，为他们提供就业指导、法律咨询和社会援助等。其三，加强企业专业化的职业技能培训，将农民工纳入工会组织系统，完善其保障措施。企业应将农民工纳入保障体系，依法保障其合法权益。其四，强化民间组织与社会团体的支持。民间组织和社会团体应发挥自主性，为广大农民工群体开展全方位的服务，借助其非营利性、志愿性等优势，结合农民工自身特点，提供心理咨询、就业辅导、权益维护与保障等工作。再次，弥合价值网络断层，缩短城市公民与农民工的社会距离。从本质上说，加快城市化进程是解决价值网络断层的根本途径，就目前来说，可从价值网络的四个维度入手，逐步将城市居民与农民工的对立、竞争状况调整为融合状况。

（三）扩大社会参与渠道，增强农民工的政治话语权

完善社会参与渠道包括主观和客观两方面，从客观来说，政府应为农民工提供畅通的社会参与渠道、多类型的诉求表达途径以及完善的利益保障措施。社会工作者可以采取小组工作或社区工作的方法，对农民工进行专业的指导，鼓励农民工采取合法、温和的方式，积极表达自身诉求，争取合理合法的权利，用自己的能力改善自身处境。比如，社会工作者可以以社区为平台，建立专门的农民工利益表达组织，将社区内的农民工纳入到组织中来，指导他们积极参与社区事务，改变原来那种“原子化”的状态，以形成影响社会政策的整体合力，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方式。

三、结论与反思

农民工作为被标签化、污名化的弱势群体，在融入城市生活中面临巨大的阻力，在增权理论的架构下，我们发现农民工在个人层次、人际层次、政治层次的失权现象都有所凸显，在制度环境、社会环境等外在推力作用下，提升农民工的内生意识，挖掘其各方面潜能，才是从本质上促进其融入城市生活的自助性措施，这也是社会工作者介入工作的最高目标。因此，纠正农民工的错误认知，激发其内生意识和主体意识，激励个人权能有效发挥是我们的首要任务；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社会支持网络，促进交流与互动是在人际层面帮助农民工增权的重要策略；完善社会参与渠道，增强农民工的政治话语权是进一步帮助农民工增权的长期努力方向。总之，农民工城市生活的融入度直接关系到社会公平与公正，社会福祉的增进以及和谐社会的构建。

参考文献：

[1]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1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EB/OL].新华网，2012-02-22.

[2]陈树强.增权——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的新视角[J].社会学研究，2003，（5）.

[3]罗忆源.农民工流动对其社会关系网络的影响[J].青年研究，2003，（11）.

[4]刘庆.增权理论视域下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介入[J].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1，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