掣肘与鼓励:农民工随迁子女城市社会融合机制研究

栗治强 王毅杰

（河海大学 社会学系，江苏南京 210098）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农民工以“举家迁徙”的方式进城务工、经商，家庭化、定居化趋势逐渐增强，随迁子女数量逐年增加。随着年龄增长，能否在城市扎根、实现城市社会融合成为他们面临的最大问题。虽然“两为主”的义务教育政策和各地相继出台的异地高考政策，让他们离城市教育更近了一步，但其城市社会融合之路仍困难重重。为此，深入探究其城市社会融合机制便成了题中应有之义。为求全面，我们不仅要考察他们社会融合的状况，更要了解其社会融合意愿，并加以比较，找出深层的社会原因。从而改革和创新流动人口社会管理机制，让他们真正实现与城市社会的融合。

一、社会融合

对社会融合的研究，早在19世纪的芝加哥学派就已开始，可谓源远流长，但对其涵义却至今未有统一认识。国内研究中，围绕流动人口与城市社会的关系，也涌现出一些代表性的定义。任远、邬民乐认为社会融合是不同个体、群体或文化间的相互配合、适应的过程。①任远、邬民乐：《城市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文献述评》，《人口研究》2006年第3期，第87-93页。童星、马西恒提出社会融合是新移民在居住、就业、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等各方面融入城市社会、向城市居民转变的过程。②童星、马西恒：《“敦睦他者”与“化整为零”——城市新移民的社区融合》，《社会科学研究》2008年第1期，第77-83页。而周皓则认为社会融合是迁入（或流入）人口在迁入地逐步接受与适应迁入地的社会文化、以此构建良性的互动交往，并最终形成相互认可、相互“渗透、交融、互惠、互补”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