乳腺癌术后中医证型研究进展

贡丽娅　陈红风

关键词：乳腺癌术后；中医证型；综述

中图分类号：R737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7-2349（2014）06-0087-03

随着医学的发展，手术因其“祛邪”作用的直接性、快速性以及“根治”性，已成为针对乳腺癌实体肿瘤的首选治疗方法。中医药参与乳腺癌的治疗，已从古代重视乳岩的辨证，发展为现代重视乳腺癌术后的辨证，中医药在提高手术耐受性，改善手术、术后放化疗及内分泌治疗的副作用，提高患者生活质量以及预防术后复发转移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辨证论治是中医学的精髓，中医证候规范化、标准化是中医现代化的趋势，是中医现代化研究的重中之重。近年来，中医“证”及证候规范化的研究已成为中医界研究的热点。乳腺癌术后中医证型及证候标准化的研究，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已有学者从不同角度、用不同方法进行了探索。广东省中医院林毅教授等根据多年临床实践提出将乳腺癌分围手术期、围化疗期、围放疗期及巩固期的分期辨证体系[1]。中医药参与乳腺癌的治疗主要集中在围手术期、围化疗期、围放疗期以及术后长达5年的巩固期的治疗，这就使仍以“实体肿瘤”治疗为主旨的现行标准、规范远滞后于临床。乳腺癌术后是中医药参与治疗较长的一个时期，乳腺癌术后辨证所使用的证候名称及其概念都缺乏明确的内涵和外延，缺乏客观的、量化的、可操作性强的证候分类标准，乳腺癌术后辨证分型不统一已经成为阻碍中医药参与到乳腺癌治疗中的瓶颈问题。下面就乳腺癌术后中医证型研究作一综述。

1采用传统中医辨证研究

乳腺癌是全身疾病，中医的整体观和辨证论治在指导乳腺癌的中医药治疗，尤其是乳腺癌术后的治疗中越来越显示出其特色。辨证论治是中医学诊治疾病的精髓，证是辨证论治的前提和基础，是连接中医理论和临床诊疗体系的桥梁，长期以来，有关证候及证型规范化的研究一直是中医界研究的主要方向和热点。

刘胜等[2]参照邓铁涛主编《中医证候规范》[3]及中国中医研究院广安门医院主编《中医诊疗常规》[4]的诊断标准，将407例乳腺癌术后患者进行辨证分型规律探析，临床辨证为气阴两虚证384例（9435%）及冲任失调证331例（8157%）为多，气血两虚证22例（5141%），肝气犯胃证79例（1941%），而气阴两虚伴冲任失调证型313例（7690%），亦有三证并存的情况。徐杰男等[5]参照湖南中医学院中医诊断研究所主编的《中医病证治法术语》[6]及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颁布发行的《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7]的诊断标准，将241例乳腺癌术后患者辨证为气阴两虚证者122例占5062%，气血两虚证者82例占3402%，冲任失调者138例占5726%，肝气犯胃证者17例占705%，多证兼夹者112例。吴雪卿等[8]依照邓铁涛主编《中医证候规范》[9]及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颁布《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7]的诊断标准对108例乳腺癌术后患者进行辨证分型，气虚证81例（7500%），阴虚证77例（7130%），血虚证25例（2315%），冲任失调证57例（5278%），肝气郁结证37例（3426%），肝肾阴虚证22例（2037%），气虚证、阴虚证二证相兼60例（5556%），气虚证、阴虚证、冲任失调证三证相兼34例（3148%），从临床研究来看，乳腺癌术后患者证情较复杂，常常出现多证相兼。

周家明等[10]观察了117例乳腺癌术后经过放、化疗的患者，根据中医辨证分为肝郁气滞证（8974%）、气血虚弱证（5812%）、瘀血阻滞证（5556%）、津亏内热证（4488%），其中有不少患者身兼数证。唐汉钧等[11]对乳腺癌术后患者288例进行临床观察，认为术后辨证分5型：肝郁气滞型；肝肾亏虚型，冲任不调型；脾失健运，气血亏虚型；肺肾亏虚型，气阴不足型；毒邪蕴结型。刘燕珠等[12]对乳腺癌术后68例患者辨证论治为肝郁气滞型、气血虚弱型及痰热凝结型。刘艳红等[13]对40例乳腺癌术后经放疗、化疗后的患者进行中医辨证分型为肝气郁结型、脾虚痰湿型、气阴两虚型及瘀热型。万华等[14]提出乳腺癌术后以肾气不足、冲任失调、肝脾肾虚为本，以肝气郁结、脾失健运、气滞血瘀、痰凝结毒为标的观点。王淑斌等[15]总结了贾占清教授的治疗经验，指出手术对乳腺癌患者生理、心理的打击较大，可能会出现气血双亏的情况。陈丽等[16]通过文献研究总结乳腺癌术前及术后的辨证分型，认为术后多出现脾气虚、阴虚、气虚血瘀水停型，以虚证为主。陈光群等[17]将100例乳腺癌术后患者辨证分型为脾胃虚弱78%、冲任失调48%、肝气郁结23%、气阴两虚17%、瘀血内阻17%、痰湿8%。其中2证相兼65%，3证相兼13%。吴继萍等[18]对105例乳腺癌术后患者的中医证型进行研究，结果显示乳腺癌主要涉及肝、脾、肾3个脏器，其中脾肾气虚型28例，脾肾阳虚型15例，脾肾阴虚型25例，气阴亏虚型37例。endprint

关键词：乳腺癌术后；中医证型；综述

中图分类号：R737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7-2349（2014）06-0087-03

随着医学的发展，手术因其“祛邪”作用的直接性、快速性以及“根治”性，已成为针对乳腺癌实体肿瘤的首选治疗方法。中医药参与乳腺癌的治疗，已从古代重视乳岩的辨证，发展为现代重视乳腺癌术后的辨证，中医药在提高手术耐受性，改善手术、术后放化疗及内分泌治疗的副作用，提高患者生活质量以及预防术后复发转移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辨证论治是中医学的精髓，中医证候规范化、标准化是中医现代化的趋势，是中医现代化研究的重中之重。近年来，中医“证”及证候规范化的研究已成为中医界研究的热点。乳腺癌术后中医证型及证候标准化的研究，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已有学者从不同角度、用不同方法进行了探索。广东省中医院林毅教授等根据多年临床实践提出将乳腺癌分围手术期、围化疗期、围放疗期及巩固期的分期辨证体系[1]。中医药参与乳腺癌的治疗主要集中在围手术期、围化疗期、围放疗期以及术后长达5年的巩固期的治疗，这就使仍以“实体肿瘤”治疗为主旨的现行标准、规范远滞后于临床。乳腺癌术后是中医药参与治疗较长的一个时期，乳腺癌术后辨证所使用的证候名称及其概念都缺乏明确的内涵和外延，缺乏客观的、量化的、可操作性强的证候分类标准，乳腺癌术后辨证分型不统一已经成为阻碍中医药参与到乳腺癌治疗中的瓶颈问题。下面就乳腺癌术后中医证型研究作一综述。

1采用传统中医辨证研究

乳腺癌是全身疾病，中医的整体观和辨证论治在指导乳腺癌的中医药治疗，尤其是乳腺癌术后的治疗中越来越显示出其特色。辨证论治是中医学诊治疾病的精髓，证是辨证论治的前提和基础，是连接中医理论和临床诊疗体系的桥梁，长期以来，有关证候及证型规范化的研究一直是中医界研究的主要方向和热点。

刘胜等[2]参照邓铁涛主编《中医证候规范》[3]及中国中医研究院广安门医院主编《中医诊疗常规》[4]的诊断标准，将407例乳腺癌术后患者进行辨证分型规律探析，临床辨证为气阴两虚证384例（9435%）及冲任失调证331例（8157%）为多，气血两虚证22例（5141%），肝气犯胃证79例（1941%），而气阴两虚伴冲任失调证型313例（7690%），亦有三证并存的情况。徐杰男等[5]参照湖南中医学院中医诊断研究所主编的《中医病证治法术语》[6]及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颁布发行的《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7]的诊断标准，将241例乳腺癌术后患者辨证为气阴两虚证者122例占5062%，气血两虚证者82例占3402%，冲任失调者138例占5726%，肝气犯胃证者17例占705%，多证兼夹者112例。吴雪卿等[8]依照邓铁涛主编《中医证候规范》[9]及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颁布《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7]的诊断标准对108例乳腺癌术后患者进行辨证分型，气虚证81例（7500%），阴虚证77例（7130%），血虚证25例（2315%），冲任失调证57例（5278%），肝气郁结证37例（3426%），肝肾阴虚证22例（2037%），气虚证、阴虚证二证相兼60例（5556%），气虚证、阴虚证、冲任失调证三证相兼34例（3148%），从临床研究来看，乳腺癌术后患者证情较复杂，常常出现多证相兼。

周家明等[10]观察了117例乳腺癌术后经过放、化疗的患者，根据中医辨证分为肝郁气滞证（8974%）、气血虚弱证（5812%）、瘀血阻滞证（5556%）、津亏内热证（4488%），其中有不少患者身兼数证。唐汉钧等[11]对乳腺癌术后患者288例进行临床观察，认为术后辨证分5型：肝郁气滞型；肝肾亏虚型，冲任不调型；脾失健运，气血亏虚型；肺肾亏虚型，气阴不足型；毒邪蕴结型。刘燕珠等[12]对乳腺癌术后68例患者辨证论治为肝郁气滞型、气血虚弱型及痰热凝结型。刘艳红等[13]对40例乳腺癌术后经放疗、化疗后的患者进行中医辨证分型为肝气郁结型、脾虚痰湿型、气阴两虚型及瘀热型。万华等[14]提出乳腺癌术后以肾气不足、冲任失调、肝脾肾虚为本，以肝气郁结、脾失健运、气滞血瘀、痰凝结毒为标的观点。王淑斌等[15]总结了贾占清教授的治疗经验，指出手术对乳腺癌患者生理、心理的打击较大，可能会出现气血双亏的情况。陈丽等[16]通过文献研究总结乳腺癌术前及术后的辨证分型，认为术后多出现脾气虚、阴虚、气虚血瘀水停型，以虚证为主。陈光群等[17]将100例乳腺癌术后患者辨证分型为脾胃虚弱78%、冲任失调48%、肝气郁结23%、气阴两虚17%、瘀血内阻17%、痰湿8%。其中2证相兼65%，3证相兼13%。吴继萍等[18]对105例乳腺癌术后患者的中医证型进行研究，结果显示乳腺癌主要涉及肝、脾、肾3个脏器，其中脾肾气虚型28例，脾肾阳虚型15例，脾肾阴虚型25例，气阴亏虚型37例。endprint

关键词：乳腺癌术后；中医证型；综述

中图分类号：R737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7-2349（2014）06-0087-03

随着医学的发展，手术因其“祛邪”作用的直接性、快速性以及“根治”性，已成为针对乳腺癌实体肿瘤的首选治疗方法。中医药参与乳腺癌的治疗，已从古代重视乳岩的辨证，发展为现代重视乳腺癌术后的辨证，中医药在提高手术耐受性，改善手术、术后放化疗及内分泌治疗的副作用，提高患者生活质量以及预防术后复发转移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辨证论治是中医学的精髓，中医证候规范化、标准化是中医现代化的趋势，是中医现代化研究的重中之重。近年来，中医“证”及证候规范化的研究已成为中医界研究的热点。乳腺癌术后中医证型及证候标准化的研究，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已有学者从不同角度、用不同方法进行了探索。广东省中医院林毅教授等根据多年临床实践提出将乳腺癌分围手术期、围化疗期、围放疗期及巩固期的分期辨证体系[1]。中医药参与乳腺癌的治疗主要集中在围手术期、围化疗期、围放疗期以及术后长达5年的巩固期的治疗，这就使仍以“实体肿瘤”治疗为主旨的现行标准、规范远滞后于临床。乳腺癌术后是中医药参与治疗较长的一个时期，乳腺癌术后辨证所使用的证候名称及其概念都缺乏明确的内涵和外延，缺乏客观的、量化的、可操作性强的证候分类标准，乳腺癌术后辨证分型不统一已经成为阻碍中医药参与到乳腺癌治疗中的瓶颈问题。下面就乳腺癌术后中医证型研究作一综述。

1采用传统中医辨证研究

乳腺癌是全身疾病，中医的整体观和辨证论治在指导乳腺癌的中医药治疗，尤其是乳腺癌术后的治疗中越来越显示出其特色。辨证论治是中医学诊治疾病的精髓，证是辨证论治的前提和基础，是连接中医理论和临床诊疗体系的桥梁，长期以来，有关证候及证型规范化的研究一直是中医界研究的主要方向和热点。

刘胜等[2]参照邓铁涛主编《中医证候规范》[3]及中国中医研究院广安门医院主编《中医诊疗常规》[4]的诊断标准，将407例乳腺癌术后患者进行辨证分型规律探析，临床辨证为气阴两虚证384例（9435%）及冲任失调证331例（8157%）为多，气血两虚证22例（5141%），肝气犯胃证79例（1941%），而气阴两虚伴冲任失调证型313例（7690%），亦有三证并存的情况。徐杰男等[5]参照湖南中医学院中医诊断研究所主编的《中医病证治法术语》[6]及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颁布发行的《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7]的诊断标准，将241例乳腺癌术后患者辨证为气阴两虚证者122例占5062%，气血两虚证者82例占3402%，冲任失调者138例占5726%，肝气犯胃证者17例占705%，多证兼夹者112例。吴雪卿等[8]依照邓铁涛主编《中医证候规范》[9]及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颁布《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7]的诊断标准对108例乳腺癌术后患者进行辨证分型，气虚证81例（7500%），阴虚证77例（7130%），血虚证25例（2315%），冲任失调证57例（5278%），肝气郁结证37例（3426%），肝肾阴虚证22例（2037%），气虚证、阴虚证二证相兼60例（5556%），气虚证、阴虚证、冲任失调证三证相兼34例（3148%），从临床研究来看，乳腺癌术后患者证情较复杂，常常出现多证相兼。

周家明等[10]观察了117例乳腺癌术后经过放、化疗的患者，根据中医辨证分为肝郁气滞证（8974%）、气血虚弱证（5812%）、瘀血阻滞证（5556%）、津亏内热证（4488%），其中有不少患者身兼数证。唐汉钧等[11]对乳腺癌术后患者288例进行临床观察，认为术后辨证分5型：肝郁气滞型；肝肾亏虚型，冲任不调型；脾失健运，气血亏虚型；肺肾亏虚型，气阴不足型；毒邪蕴结型。刘燕珠等[12]对乳腺癌术后68例患者辨证论治为肝郁气滞型、气血虚弱型及痰热凝结型。刘艳红等[13]对40例乳腺癌术后经放疗、化疗后的患者进行中医辨证分型为肝气郁结型、脾虚痰湿型、气阴两虚型及瘀热型。万华等[14]提出乳腺癌术后以肾气不足、冲任失调、肝脾肾虚为本，以肝气郁结、脾失健运、气滞血瘀、痰凝结毒为标的观点。王淑斌等[15]总结了贾占清教授的治疗经验，指出手术对乳腺癌患者生理、心理的打击较大，可能会出现气血双亏的情况。陈丽等[16]通过文献研究总结乳腺癌术前及术后的辨证分型，认为术后多出现脾气虚、阴虚、气虚血瘀水停型，以虚证为主。陈光群等[17]将100例乳腺癌术后患者辨证分型为脾胃虚弱78%、冲任失调48%、肝气郁结23%、气阴两虚17%、瘀血内阻17%、痰湿8%。其中2证相兼65%，3证相兼13%。吴继萍等[18]对105例乳腺癌术后患者的中医证型进行研究，结果显示乳腺癌主要涉及肝、脾、肾3个脏器，其中脾肾气虚型28例，脾肾阳虚型15例，脾肾阴虚型25例，气阴亏虚型37例。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