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简·爱》的文学接受

胡芸

内容摘要：自1847年出版至今，《简·爱》在世界范围内广泛持久的批评接受、读者接受及译介，使其经久不衰，历久弥新。本文意在通过分析、整理近十年来对《简·爱》的批评接受、读者接受及译介，以期探寻《简·爱》研究的新视角。

关键词：《简·爱》 接受 多视角

自《简·爱》出版至今的一个半世纪中，已被翻译成世界上20多种语言[1]，单在英国就有20多个版本。其遍布世界范围的文化播散在为其注入新生活力的同时促成了异质文化间的互动与交流，更滋养了它经久不衰的智性生命。

从《简·爱》出版之初所引起的轰动性效应，到“作家三姐妹”公开亮相后人们争相撰写和阅读勃朗台家族人物传记的所谓“勃朗特热”，到夏洛蒂情书被发现时的震动，而使人们对《简·爱》产生的更浓的反谈性兴趣以及到后来原型批评、女权主义文评对《简·爱》的再认识——甚至是令人惊奇的再创造……《简·爱》及其作者带给人们的冲击不断，时至今日，对《简·爱》这部经典之作的批评谱系已经发展成熟，而且研究热情不减。本文就针对《简·爱》的文学接受的多样性进行分析、整理，以期探寻《简·爱》研究的新视角。

一.译介视角

作为一部外国文学的经典之作，笔者认为首当其冲的就是译介问题。

中国对夏洛蒂·勃朗特小说的译介始于20世纪20年代。1937年的《译文》杂志曾刊登茅盾的文章《真亚耳（Jeneeyre）》的两个译本。该文比较了伍光建和李霁野的《简·爱》汉译本，评价了两个译本的优劣。20世纪50至70年代末，国内出版发行的《简·爱》译本主要是李霁野的译本。80年代初至90年代末，“出版了60多个版本（《简·爱》译本），其中有全译本或缩写本，也有儿童版译本。为了配合读者的英文学习，还出版了多种全本和缩写本的中英文对照版本，甚至还有以连环画形式出版的《简·爱》”[2]。21世纪初的十年间，超过50多个版本的《简·爱》译本在我国问世。此外，各种缩写本口袋书、中英文对照读本、连环画也层出不穷。

20世纪80年代，在夏洛蒂·勃朗特作品研究方面影响最为深远的著作是1983年出版的《勃朗特姐妹研究》一书，该书作者杨静远是我国改革开放后最早最全面译介勃朗特姐妹作品的学者。除《勃朗特姐妹研究》之外，她还翻译了《夏洛蒂·勃朗特书信》《勃朗特一家的故事》以及《勃朗特两姐妹全集（10卷）》，并在《读书》杂志1983年第6期发表文章《一百多年来的勃朗特姐妹研究》。这些研究著作、论文和译著的出版为日后国内夏洛蒂研究以及勃朗特姐妹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此后，对《简·爱》的研究转变了，但是间隔一段时间之后又掀起了一股从译介视角研究《简·爱》的热潮，如：茅盾《<简爱>的两个译本》（罗新璋编.翻译论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蒋骁华《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阐发与新思考》（中国翻译，2003）等，都是从译介视角对《简·爱》进行的研究。

二.传统接受视角

近30年来，国内各类刊物上相继刊出《简·爱》研究论文400余篇（可能更多）。早期的30余篇研究论文（1983—1999）多聚焦简·爱的反抗精神和叛逆性格[3]，通过文本细读的方法剖析简·爱的人物性格。大多是从《简·爱》的文本叙述策略、形式技巧和创作风格、故事情节、人物性格这些因素来进行研究和分析的，大多是在赞扬简·爱的自尊、自立、前卫的爱情观等人性光辉，后来虽然也有出现一些关于简·爱双重性格的研究，但是笔者认为这也是文学理论研究发展的正常规律，总而言之，在传统接受视角中，对《简·爱》的研究无疑是褒大于贬的。

三.批评接受视角

时至今日，对《简·爱》这部经典之作的批评谱系已经发展成熟，而且研究热情不减。《外国文学研究》1988年第1期刊登的韩敏中的论文《女权主义文评：〈疯女人〉与〈简·爱〉》介绍了吉尔伯特和古芭的女性主义文论专著《阁楼上的疯女人》，该文标志着国内《简·爱》研究中女性主义批评视角的引入。

2000年至今的300余篇研究论文多从女性主义批评、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心理批评等视角，在不同程度上都对《简·爱》这部不朽经典作出了相应的批评，如：王文惠《从生态女权主义视角对<简·爱>的重新读解》（外国文学研究， 2008 01）；兰守亭《<简爱>中的疯女人—另类的复仇者形象》（贵州工业大学学报，2007 02）；季然《浅谈<简·爱>的女性主义特征》（大学英语，2008 05）；马瑞巧《论简爱的心理陈碍及其外化形象》（中国语文，2007 07）都是从《简·爱》中所体现出的新女性形象特征，及其对父权制文化秩序的反叛，笔者认为可以说是承袭传统接受视角却利用新的理论进行再研究的成功范例。

四.多元化研究趋势

经笔者粗略统计，近10年来，国内的《简·爱》研究逐渐呈现出多元化趋势，这一现象想必与理论的进步和文本的丰富寓意是分不开的。

1.后殖民视角

近10年来，有许多研究先从后殖民视角切入，以期从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的人物形象入手，以此阐明的殖民主义主题及其对小说叙事、人物关系、人物性格和命运的影响，揭示殖民主义文化对人造成的精神创伤、人格扭曲与分裂等异化影响[4]。

如：贾文胜《<简·爱>与<呼啸山庄>的殖民主义主题初探》（中国语文，2006）；罗世平《凝视：后殖民主义文学折射》（国外文学，2006 04）等都是从后殖民这个新的视角对《简·爱》进行分析、研究，并得出新的研究结果的成功范例，也成功地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

2.《简·爱》与宗教关系的视角

《简爱》成功塑造了英国文学史中一个经典女性形象， 其独立自尊的生活态度及争取平等的爱情观念备受赞誉， 而其矛盾复杂的宗教观念饱受争议。很多研究尝试从作者生活背景的宗教溯源、作品典型人物的宗教色彩及女主人公的自我救赎等角度探讨简爱的宗教皈依之路[5]。endprint

如：刘秀梅《探求神性与人性的完美结合——论简爱的宗教皈依之路》（大学英语，2007 04）；杨小洪《<简爱>：圣经与前圣经场景的双重投影》（外国语 2003 03）；王一平《<简爱>对<圣经>的恪守与反叛》（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2 05）等都是从《简·爱》与宗教关系的这个新视角来对《简·爱》进行分析、研究，并得出新的研究结果的成功范例，也成功地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

3.《简·爱》中火、鸽子、月亮及冰等意象的研究视角

笔者发现近年来，有不少别出心裁的研究，如：范彩霞《从<简·爱>的“火”意象看夏洛特·勃朗特的生态女性意识》（长沙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9 03）；龙丽伟、魏现江《小说<简爱>中梦境的审美分析》（铜仁学院学报，2007 04）等，都是标新立异的研究结果，以期通过这些研究进一步分析出《简·爱》艺术效果和艺术张力[6]，探究其经久不衰，历久弥新的原因。

这些研究别出心裁，研究视角独特，但是研究结果也同样吸引眼球，值得作为新的研究方向展开。

4.比较文学文本研究视角

《简·爱》研究论文的另一大板块是《简·爱》与其他文本的比较研究，其中以《简·爱》与《藻海无边》的比较研究和《简·爱》与《呼啸山庄》的比较研究居多。其他涉及到的比较文本有《苔丝》、《蝴蝶梦》、《红字》、《傲慢与偏见》、《飘》、《名利场》、《金色王国》、《法国中尉的女人》、《献给艾米莉的玫瑰》，以及跨文化比较文本如《红楼梦》、《庭院深深》、《伤逝》等。总体说来，这些研究的内容和切入点大多比较单一。在《简·爱》的经典重写研究方面，视点过分集中在《藻海无边》和《蝴蝶梦》两个文本，对《简·爱》的其他重写或改写文本则无人问津[7]。

笔者认为虽然比较文学的研究视角不是一个很新的概念，但是却总是能够碰撞出新的火花，这是一个很神奇的研究视角，很值得深入探讨，也很有研究价值。

5.其他视角

此外，夏洛蒂·勃朗特作品中的浪漫主义风格、勃朗特的宗教观、小说中出现的神话传说以及小说中的男性人物刻画也得到了研究者相应的重视。在上述几方面较具代表性的论文和专著有：理查德·邓恩的论文《自然的心：简·爱的浪漫主义》，芭芭拉·哈迪的专著《恰当的形式：关于小说的论述》，菲利斯·C.·拉尔夫的专著《维多利亚改写：童话，青春和女性成长小说》；F.A.C.威尔逊和盖尔·B.·格里芬的论文《淡黄色花环：勃朗特小说中的男主人公》和《爱德华·罗切斯特的人性化》，简·米勒的专著《书写男人的女人们》。

在卷帙浩繁的《简·爱》研究中，不乏探究该作品文学源流的力作。这些著作或论文揭示出《简·爱》对圣经文学以及英国文学传统的继承与发扬。皮尼翁在《勃朗特指南》中列举了勃朗特作品对《圣经》和其他文学作品的引用。米尔盖特在论文《简·爱的心路历程》，巴里·考尔斯在专著《维多利亚小说中世俗的朝圣者：小说作为生活教科书》中分别探讨了班扬的《天路历程》对夏洛蒂·勃朗特的影响。

近20年来，国外相当一部分学者开始关注《简·爱》的跨文类、跨文化与跨媒介重写现象，将这部小说置于世界文学的巨大网络，探究《简·爱》在异域文化语境下的播散。由英国霍尔大学19世纪英国小说研究专家帕特兹·斯通曼撰写的《勃朗特改编：〈简·爱〉与〈呼啸山庄〉的文化播散》（1996）是这一研究领域的扛鼎之作。辅以翔实的资料与细致深入的文本分析，结合各个时代的历史及社会背景，作者斯通曼梳理了《简·爱》与《呼啸山庄》自出版至20世纪90年代具有代表性的跨文化、跨文类、跨媒介重写，上述两部小说的批评接受与读者接受，并在该书的附录中详细列出自两部小说出版直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各种跨文化、跨文类、跨媒介重写的目录，为《简·爱》重写现象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通过分析重写作品的阅读过程与写作过程，斯通曼教授试图探寻生成性文本在再生产过程中的改编，以及这些改编与其所处社会语境之间的关系[8]。

笔者甚至还找到了一些更加出其不意的研究视角，如：龚晨枫《法律与文学视角下的<简·爱>》等，更是从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视角对《简·爱》进行分析、研究，且得出了较为成熟的研究结果，这个现象值得我们深思，这也恰恰说明了文学接受存在多种可能，有待我们去开拓。

五.结语

寓意丰富又无确定指向的文学文本，具有产生多种社会功能的可能，与此同时，文学的特点——语言艺术的丰富性、形象话语的开放性和文本蕴意的多义性使其具有发挥多种社会功能的可能，而且读者的接受心理和接受方式，决定着文学功能实现的方向和程度，这也就是说文学文本意义的实现与接受有关。

所以，笔者认为对于《简·爱》这部不朽的经典之作来说，还是存在着多种阐释和接受可能的。时至今日，《简·爱》的各种小说及诗歌重写，由小说《简·爱》改编而成的各种舞台剧、音乐剧、电视剧、电影和广播剧，以《简·爱》故事为蓝本的插画及绘画，《简·爱》的批评论著依然层出不穷，正应了100多年前作者夏洛蒂在《简·爱》中的预言。《勃朗特改编》的作者斯通曼曾用“续写症候群”（the sequels syndrome）一词描述过去30年间不断涌现出的《简·爱》跨文类、跨文化、跨媒介重写，这或许为国内学界日后研究《简·爱》开辟了一片新天地[9]，也让我们更加期待能够继续有一些“出其不意”的研究视角来充实和丰富对《简·爱》这部传世经典的研究和再创造。

参考文献：

[1]Stoneman，Patsy.Bronte Transforamtions：The CulturalDisseminations of Jane Eyre and Wuthering Heights [M].London：Prentice Hall/Harvester Wheatsheaf， 1996：220.

[2]冯茜.英国的石楠花在中国———勃朗特姐妹作品在中国的流布及影响[A].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44.

[3][7][8][9]陈李萍.近三十年来《简·爱》的批评接受、读者接受及译介综述[Z].名作欣赏，2011.

[4]贾文胜.《简·爱》与《呼啸山庄》的殖民主义主题初探[A].中国语文，2006.

[5]刘秀梅.探求神性与人性的完美结合——论简爱的宗教皈依之路[A].大学英语，2007（04）.

[6]龙丽伟、魏现江.小说《简爱》中梦境的审美分析.[A].铜仁学院学报，2007（04）.

[10]夏洛蒂·勃朗特.简·爱[M].吴钧燮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115.

（作者介绍：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语言学系学生）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