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四大”与高审计质量

袁知柱等

摘 要：基于股价波动同步性新视角，以2003～2011年的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对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提供的审计质量是否显著高于国内“非四大”这一问题进行了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国际“四大”审计的上市公司的股价波动同步性与“非四大”没有显著差异，因此两者提供的审计质量差异不显著。进一步对各“四大”事务所的单独检验结果发现，安永华明、毕马威华振、德勤华永和普华永道中天的审计质量与“非四大”的差异均不显著。最后按照会计准则、投资者保护程度、终极控股人性质及管理层持股等方法将样本分组检验，发现在各种不同的内外部治理环境下审计质量仍然没有显著差异。

关键词： 国际“四大”；国内“非四大”；审计质量；股价波动同步性

中图分类号：F23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3-7217（2014）04-0053-08

一、引 言

2012年5月，《中外合作会计师事务所本土化转制方案》由我国财政部等五部委联合发布，要求境内的国际四大中外合作会计师事务所①（即普华永道中天、毕马威华振、安永华明、德勤华永，以下简称国际“四大”）转为特殊普通合伙制，境外合伙人占事务所合伙人总数的比例不得超过40%，到2017年不得超过20%，且首席合伙人必须具有中国国籍。转制方案公布后，部分境外媒体报道，我国推进“四大”本土化转制，将可能降低审计质量、导致“四大”声誉受损，因为本土化使部分合伙人不得不退出中国市场。对此，我国财政部会计司司长杨敏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本土化转制不会降低“四大”审计质量，因为它符合“四大”在我国的发展战略，有利于“四大”事务所更好地为客户提供优质服务。转制方案非常重视转制成功后的审计质量控制，相比于以前中外合作的形式，特殊普通合伙制将进一步强化事务所和审计师的执业责任，全面提高风险防范意识[1]。

因此，目前业内外人士基本都认为国际“四大”事务所的审计质量明显要优于“非四大”事务所，所以才会担心本土化会降低审计质量。那么，国际“四大”的审计质量真的要高于“非四大”吗？从国内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王咏梅、王鹏（2006）[2]，林永坚、王志强（2013）[3]等文献发现国际“四大”的审计质量要高于“非四大”。但刘运国、麦剑青（2006）[4]，刘峰、周福源（2007）[5]和郭照蕊（2011）[6]却发现审计质量并不存在显著差异。刘峰、周福源（2007）[5]甚至发现国际“四大”审计的上市公司的会计盈余比“非四大”更不稳健。因此，目前急需更多文献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对国际“四大”与“非四大”的审计质量差异做出准确的判断。

不同于上述学者从盈余反映系数，操控性应计利润、非标意见概率及盈余稳健性等角度来度量审计质量，本文从股价波动同步性角度来考察审计质量。股价波动同步性（Stock Price Synchronicity）即是我国通常所说的“同涨共跌”现象，是指在某一时间范围内某公司股票价格未能反映公司真实信息，同其他公司股票价格一起上涨或下跌。股价波动同步性越高，则股票价格中包含的与公司基本价值密切相关的信息就越少，此时股票价格中的噪音成分较多，股价信息效率较低，反之则反是[7]。一般来说，审计质量越高，公司披露的会计信息就越可靠，投资者的信息搜集成本越低。此时套利者基于真实信息进行套利的可能性将增加，知情交易概率增加，公司层面特质信息将更快进入股票价格，股价波动同步性降低[8]。因此审计质量与股价波动同步性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这样就可以把股价波动同步性作为审计质量一个间接度量指标。本文采用股价波动同步性方法度量审计质量，以2003～2011年的中国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实证考察国际“四大”能否比“非四大”提供更高的审计质量，从而为这一领域的研究提供新的实证证据支持。

二、理论分析及研究假设提出

DeAngelo（1981）认为规模大的事务所比规模小的事务所有更强的提供高质量审计以维护其品牌声誉的内在经济动因，因为大所如果因质量问题丧失声誉，将损失更多的获取未来准客户的机会[9]。规模大的事务所具有“深口袋”效应，当遭受诉讼时的财产损失的潜在成本是不可限量的，因此会充分考虑审计风险、加强独立性，关注审计质量[10]。Teoh和Wong（1993）的研究显示，上市公司对国际“八大”与“非八大”的审计质量认同度有着显著的差异，普遍更认可国际“八大”的审计服务[11]。DeFond和Jiambalvo（1993）[12]，Chi et al.（2011）[13]基于应计盈余管理的视角，实证证明国际“四大”审计客户的应计盈余管理程度比“非四大”更低。Khurana和Raman（2004）实证检验后发现，相对于“非四大”，国际“四大”审计的上市公司权益资本成本较低，且这种现象只出现在法律诉讼风险较高的美国，而在诉讼风险较低的西方国家则不存在，因此是法律诉讼而不是品牌效应促使国际“四大”提供了高质量审计服务[14]。Behn et al.（2008）研究发现，当上市公司由国际“四大”审计时，分析师对公司盈余的预测精度更高，预测偏度更小[15]。

无论是声誉理论[9]还是“深口袋”理论[10]，均是在西方成熟资本市场体制上建立起来的。这种成熟性在审计市场上的具体体现为：有效的审计需求、以保护投资者利益为重的诉讼制度和审计监管体系、畅通的信息流通渠道等。相比之下，中国资本市场的历史较短，法律法规及审计监管制度建设还不完善，民事赔偿执行机制不健全，会计师事务所所面临的依然是一个并不严厉的市场。尤其是国际“四大”在我国所选择的一般都是财务状况和经营绩效都很好的大公司。这实际上降低了国际“四大”遭受诉讼的风险，因此国际“四大”在我国并没有对“深口袋”的担忧[16]。国际“四大”的优质品牌引发的“超国民待遇”，客观上导致监管弱化，惩罚成本进一步降低。如在相当长一段时期里，“四大”可以不执行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的相关规定、包括接受同业检查的规定等，这样，“四大”的同业检查风险实际上为零。即便事后证据表明“四大”行为存在机会主义的现象，它实际所承担的风险也远远低于国内会计师事务所[5]。刘峰、许菲（2002）认为在我国目前需求相对无效的市场环境下， 低法律风险必然导致低审计质量，并且国际“四大”也会根据我国相对低的执业风险来降低其审计质量[17]。Khurana和Raman（2004）也认为，虽然国际“四大”在声誉、规模和资费方面都高于“非四大”，但是当面临诉讼和遭受损失的风险水平较低时，两者所提供的审计服务质量可能并没有显著差异[14]。

国内也有部分文献实证研究了国际“四大”的审计质量是否显著高于“非四大”，得到的研究结论不一致。漆江娜等（2004）[18]，林永坚、王志强（2013）[3]发现经“四大”审计的公司的操控性应计利润显著低于“非四大”，这说明“四大”在中国审计市场保持了较好的审计质量。王咏梅、王鹏（2006）采用盈余反应系数（ERC）来代表审计质量，探讨了在新兴市场环境下会计制度与市场格局的变化对国际“四大”市场认同度的影响。研究发现：“四大”与“非四大”审计质量市场认同度确实存在差异，市场更认同“四大”的审计质量[2]。

甘道武、刘波（2003）以修正Jones模型计算出来的可操纵盈余作为审计质量代理变量，实证发现国际“四大”与纯内资会计公司之间的审计质量差异并不显著[16]。刘运国、麦剑青（2006）使用审计意见和可控应计利润作为审计质量的衡量指标，实证发现两者与国际“四大”并不存在统计水平上的显著相关性，说明“四大”与“非四大”审计质量没有显著差异[4]。刘峰、周福源（2007）采用4种方法来度量审计质量，从非标意见概率、操控性应计利润、盈余持续性的检验结果来看，国际“四大”与“非四大”审计质量不存在着显著的差异， 但从盈余稳健性角度来看， 强烈的证据表明国际“四大”比“非四大”更不稳健[5]。郭照蕊（2011）基于盈余管理的视角，对施行新会计准则和新审计准则后国际“四大”提供审计服务的质量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国际“四大”与“非四大”在审计质量上并不存在显著的差异，某些年度“四大”甚至比“非四大”更差[6]。此外，为了考察规模大的事务所能否提供更高的审计质量，王兵等（2011）另辟蹊径，研究了“四大”之间的审计质量是否存在差异。在中国，普华永道中天的市场份额远远高于其他“三大”所，根据理论预期其审计质量也应显著高于（或者不低于）其他“三大”所。研究发现普华永道中天审计质量没有显著高于其他“三大”会计师事务所，甚至在部分检验中，普华永道中天审计质量更低。这表明基于中国独特的市场法律环境，“四大”没有采取一贯的审计质量策略[19]。

基于前述理论分析，我们认为，尽管国际“四大”在声誉、规模和审计技术等方法存在优势，但我国相关的制度体制和低法律风险未能促使“四大”提供高质量审计服务。此外，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近些年来发展较快，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国内大量事务所进行合并重组，规模迅速增加。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网站披露，国内“前十大”会计师事务所2003年的收入总额为71588万元，仅为国际“四大” 会计师事务所的1/3，CPA总人数仅为2049人。而到2012年国内“前十大”事务所收入总额增加到了1135654万元，首次超过国际“四大”。CPA总人数也增加到了10080人，2012年瑞华和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均进入全国5强。随着规模不断扩张，国内事务所资源优化整合，在审计技术创新、审计人才培养、审计风险及审计质量控制等方面均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市场知名度也迅速扩大。在此背景下，国际“四大”的规模效应优势逐渐弱化，无论是声誉理论[9]还是“深口袋”理论[10]的效用机制均难以产生作用。综上分析，提出假设1：

假设1：国际“四大”的审计质量与“非四大”并不存在显著差异。

不同于已有文献从盈余反映系数、操控性应计利润、非标意见概率及盈余稳健性等角度来度量审计质量，我们从股价波动同步性角度来考察审计质量。股价波动同步性研究在国内外已经取得了较多成果，很多文献也支持了其信息效率内涵解释。如Durnev et al. （2003）[20]，袁知柱、鞠晓峰[21]研究发现，股价波动同步性越高，股票价格反映未来会计盈余的能力越强，股价信息含量越高。Durnev， Morck和Yeung（2004）[22]发现股价波动同步性与资源配置效率显著负相关，因此同步性越高，股价中包含的公司层面特质信息越少。Johnston（2009）发现应计质量与股价同步性显著负相关，因此会计信息质量越高，股价波动同步性越低，股票定价效率越高[23]。Piotroski和Roulstone（2004）[24]，袁知柱、鞠晓峰（2009）[7]等文献也从其他方面证明了股价同步性度量定价效率的有效性。

从控制变量来看，基金持股比例越高，股价波动同步性越低。个人投资者绝大部分都是小户投资者，缺乏时间与能力去搜集信息、分析行情，因此知情交易概率较低。而基金投资者一般由经验丰富的专业投资者组成，投资行为相对理性化，投资规模相对较大，投资周期相对较长，分析与判断能力强，能基于搜集到的真实信息进行交易，因此股价能反映公司特质信息，波动同步性较低。BHSHARE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在B股或H股双重上市的公司股价波动同步性较低，这一方面是由于B股与H股要按照国际会计准则或香港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而且监管也更严格，这一定程度上能减少侵害投资者利益的行为；另一方面，B股或H股主要面向境外投资者发行，相比国内投资者他们的投资经验更丰富，因此能搜集更多公司层面信息，从而提高股票定价效率[8]。公司规模越大，股价波动同步性越高，说明大公司与市场大盘联动的可能性更高一些。换手率越高，交易者获得特质信息越多，公司信息进入股价的可能性越高，股价波动同步性越低。盈余波动程度越大，公司盈余变化越频繁，其股价与其他公司股价同步波动的可能性越低。

（二）各个“四大”事务所与“非四大”审计质量单独比较的检验结果

表1是将国际“四大”当成一个整体来研究其审计质量与“非四大”的差异。实际上，王兵等（2011）发现，国际“四大”由于其市场份额有差异，规模大小不同，因此审计质量也是有差异的[19]。这里将国际“四大”分开进行检验，分别考察各个“四大”事务所审计质量与“非四大”的差异。

从表2可以看到，安永华明、毕马威华振、德勤华永和普华永道中天的回归结果中自变量BIG4的回归系数均在10%的水平上不显著，因此它们与国内“非四大”的审计质量均没有显著差异。尽管王兵等（2011）发现国际“四大”之间的审计质量存在一定差异[19]，而本文的研究结果则发现任何一家“四大”事务所与“非四大”的审计质量的差异均不显著。从控制变量来看，其回归结果与表1基本一致，调整后R2达到0.170以上，所选择自变量及控制变量对因变量有较好的解释能力。

（三）按不同方式分组的分类检验结果

为了检验国际“四大”与“非四大”审计质量差异的不显著性在不同的外部制度环境及企业内部环境中是否仍然存在，这里通过4种方法对样本进行分组检验。首先，按照是否实施了新会计准则将样本分为2003～2006年的旧会计准则样本及2007～2011年的新会计准则样本，考察国际“四大”是否在新会计准则下提供了更高质量的审计服务。其次，按照樊纲、王小鲁和朱恒鹏（2011）[26]的《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报告（2011）》中的市场化整体指数大小将整体样本均分两组，考察强投资者保护程度能否促使国际“四大”提供显著高于“非四大”的审计服务。第三，按照终极控制人性质将整体样本分为国有控股样本与非国有控股样本，考察在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中国际“四大”能否提供显著高于“非四大”的审计服务。第四，按照管理层是否持有公司股份，将整体样本分为持股比例大于0的样本及持股比例等于0的样本，考察在持股比例等于0（委托代理成本较大）的样本中国际“四大”能否起到审计监督作用，提供高于“非四大”的审计质量。

回归结果发现，在四种不同的分组方式下，任何一个子样本中BIG4的回归系数均在10%的水平上不显著。因此在四种不同的内外部环境下，国际“四大”与“非四大”的审计质量仍然没有显著差异，这进一步证明了表1的准确性。限于篇幅，这里不再列示检验结果。

（四）样本自选择偏误导致的内生性问题的稳健性检验

尽管前面已经得到了国际“四大”审计与股价波动同步性相关关系不显著的结果，但不能排除样本存在自选择偏误的问题，即某些特定的公司选择了国际“四大”进行审计，从而导致了两者关系不显著，而不是由于国际“四大”与“非四大”的审计质量差异较小造成的。这里采用Heckman（1979）的二阶段回归模型来解决样本自选择偏误导致的内生性问题[27]。第一阶段建立预测上市公司是否选择国际“四大”进行审计的Probit模型。参照林永坚、王志强（2013）[3]，Khurana和Raman（2004）[14]，Gul， Kim和Qiu（2010）[8]等文献的做法，采用公司营业收入、资产负债率、权益市场账面价值比、地理位置、盈余管理程度、盈利能力等变量作为解释变量，此外，基于中国特殊股权结构，还增加了国有股比例作为预测变量，考察国有股比例较低的公司是否更可能选择国际“四大”进行审计。

第二阶段考察国际“四大”提供的审计服务的质量是否显著高于“非四大”，回归模型与方程（3）基本一致，只是需要将第一阶段的Probit模型回归后计算得到的样本自选择系数LAMBDA （inverse Mills ratio，即逆米尔斯比率）也加入方程（3）作为解释变量，以控制自选择偏误所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如果LAMBDA回归系数显著，则说明确实存在样本自选择偏误问题，否则说明不存在自选择偏误问题。两阶段模型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从表3可以看到，第一阶段Probit模型回归结果中，SALES、REGION、ROA这3个变量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因此上市公司注册地在北京、上海，营业收入越多，或收益能力越强，越倾向于选择国际“四大”进行审计；LEV、MB、GUORATIO、EM这4个变量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因此公司资产负债率越高，或权益市场账面价值比越大，或国有股比例越高，或盈余管理程度越高，越倾向于选择国内“非四大”进行审计。Pseudo R2达到了0.303，方程整体解释能力较强，所选自变量能较好的解释上市公司为何选择国际“四大”进行审计。从第二阶段回归结果来看，变量BIG4的回归系数0.006的t检验值为0.18，仍然在10%水平上不显著，这与表1的结果一致。自选择偏误变量LAMBDA的回归系数-0.063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确实存在样本自选择偏误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只是这种偏误并不影响本文的研究结果，即在剔除自选择偏误因素后，国际“四大”提供的审计质量与“非四大”的差异仍然不显著。从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来看，尽管部分变量的回归系数及t检验值发生了一定程度变化，但其总体结果与表1基本一致。采用同样的方法对表2的结果进行了样本自选择偏误检验，发现研究结果同样没有显著改变。五、研究结论及启示

从股价波动同步性视角来考察审计质量，以2003～2011年的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对国际“四大”的审计质量是否优于“非四大”进行重新考察。研究结果发现：国际“四大”审计的上市公司的股价波动同步性与“非四大”并没有显著差异，即国际“四大”的审计质量并不高于“非四大”。进一步对“四大”事务所的单独检验结果发现，安永华明、毕马威华振、德勤华永和普华永道中天的审计质量与“非四大”的差异也不显著。新会计准则、强投资者保护程度、非国有终极控股及低管理层持股比例等治理环境下国际“四大”也不会提供质量显著高于“非四大”的审计服务。此外，还对研究结果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发现样本自选择偏误并不影响研究结果。

2012年财政部等五部委发布《中外合作会计师事务所本土化转制方案》，要求我国境内的国际“四大”中外合作所转为特殊普通合伙制事务所，部分境外媒体与人士担心本土化转制可能会降低事务所审计质量、引发信誉风险[1]。然而本文的研究结果发现，国际“四大”提供的审计质量与国内“非四大”并没有显著差异，尽管国际“四大”在声誉、规模和审计技术等方面存在优势，但我国相关的制度体制和低法律风险未能促使国际“四大”提供高质量的审计服务。因此要想提高国际“四大”的审计质量，必需进一步完善法律制度和审计监管体制，提高投资者保护程度，加大审计失败的赔偿风险。从这一角度来说，转制并不会降低国际“四大”的审计质量，相反，正如财政部会计司司长杨敏所指出，转制方案重视转制后的事务所的质量控制，转制将进一步强化事务所的执业责任，增强事务所风险防范意识，最终将提高国际“四大”的审计质量。

注释：

①国际著名会计师事务所经历了从“八大”到“六大”、“五大”的变化过程，2002年安达信解体后又变成“四大”，为了行文方便，下文中的国际“八大”、“六大”和“五大”统称为国际“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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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Roychowdhury. Sugata. Earnings management through real activities manipulation[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2006， 42（3）： 335-370.

（责任编辑：漆玲琼）

Abstract：Using Chinese listed companies data from 2003 to 2011 as samples， the paper examines the issue that whether the international “Big 4” accounting firms （Ernst & Young， KPMG， Deloitte， and Price Waterhouse Coopers） provide significantly higher audit quality than China's accounting firms based on the new perspective of stock price synchronicity.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for stock price synchronicity between the companies audited by international “Big 4” and “nonBig 4” in China， indicating that the audit quality differences between them are not significant. Further test based on the “Big 4” accounting firms separately finds that the audit quality differences between Ernst & Young， KPMG， Deloitte， and Price Waterhouse Coopers and “nonBig 4” are not significant. Finally the paper divides the sample into several subsamples in accordance with accounting standards， investor protection degree， the nature of the ultimate controller and managerial ownership， and finds that the audit quality differences are still not significant in a variety of different internal and external governance environments.

Key words：International “Big 4”； Chinese Accounting Firm； Audit Quality； Stock Price Synchroni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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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Roychowdhury. Sugata. Earnings management through real activities manipulation[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2006， 42（3）： 335-370.

（责任编辑：漆玲琼）

Abstract：Using Chinese listed companies data from 2003 to 2011 as samples， the paper examines the issue that whether the international “Big 4” accounting firms （Ernst & Young， KPMG， Deloitte， and Price Waterhouse Coopers） provide significantly higher audit quality than China's accounting firms based on the new perspective of stock price synchronicity.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for stock price synchronicity between the companies audited by international “Big 4” and “nonBig 4” in China， indicating that the audit quality differences between them are not significant. Further test based on the “Big 4” accounting firms separately finds that the audit quality differences between Ernst & Young， KPMG， Deloitte， and Price Waterhouse Coopers and “nonBig 4” are not significant. Finally the paper divides the sample into several subsamples in accordance with accounting standards， investor protection degree， the nature of the ultimate controller and managerial ownership， and finds that the audit quality differences are still not significant in a variety of different internal and external governance environments.

Key words：International “Big 4”； Chinese Accounting Firm； Audit Quality； Stock Price Synchroni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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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漆玲琼）

Abstract：Using Chinese listed companies data from 2003 to 2011 as samples， the paper examines the issue that whether the international “Big 4” accounting firms （Ernst & Young， KPMG， Deloitte， and Price Waterhouse Coopers） provide significantly higher audit quality than China's accounting firms based on the new perspective of stock price synchronicity.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for stock price synchronicity between the companies audited by international “Big 4” and “nonBig 4” in China， indicating that the audit quality differences between them are not significant. Further test based on the “Big 4” accounting firms separately finds that the audit quality differences between Ernst & Young， KPMG， Deloitte， and Price Waterhouse Coopers and “nonBig 4” are not significant. Finally the paper divides the sample into several subsamples in accordance with accounting standards， investor protection degree， the nature of the ultimate controller and managerial ownership， and finds that the audit quality differences are still not significant in a variety of different internal and external governance environments.

Key words：International “Big 4”； Chinese Accounting Firm； Audit Quality； Stock Price Synchronic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