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晚年不差钱

罗学蓬

一般认为，陈独秀晚年经济十分窘迫，但随着史料的发掘，发现陈独秀在重庆江津三年多时间里，应该是不差钱的。

资助甚多

陈独秀的资助者多为朋友门生，其中，章士钊、蔡元培、傅斯年、罗家伦、杨鹏升等都曾或多或少给予陈独秀不定期的资助，胡适与赵元任也曾各赠陈独秀1000元。杨鹏升一人有据可查的相赠便达4500元。而当时一位公教人员收入“月不过百元”。

其中有一位“晋先生”，先后资助陈2200元，而陈独秀居然根本没见过这位“晋先生”。他在辞世前一月余写给杨鹏升的信中称：“与晋公素无一面之缘，前两承厚赐，于心已感不安，今又寄千元，更觉惭惑无状，以后务乞勿再如此也！”“晋先生”究系何人？笔者认为是时任川康绥靖公署主任邓锡侯，邓锡侯字晋公，且是时任川康绥靖公署中将高级参议的杨鹏升之顶头上司。

而类似于“晋先生”之类古道热肠之辈的还另有其人。1941年10月，陈独秀致杨鹏升的信中便有这样的句子：“函转某先生赐款六百元，已由省行寄到，既经兄代为接收，何敢言辞？即希代某先生致谢。某先生为谁？尚希示之！”

用了别人的钱，连馈赠者的名字也不知道，这让陈独秀十分过意不去。

虽有杨鹏升等人施以援手，但陈独秀自尊心极强，故而屡屡婉言谢绝。1941年3月23日复函杨鹏升：“千元汇票一纸”，因杨函中“未示此款作何用”，意为不敢无功受禄。同年8月6日，又复函杨鹏升收到省行“千元兑票”。并告：“弟生活一向简单，月有北大寄来三百元，差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