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翻译的“飞散性”：一种超越的文化逻辑

内容摘要  受“二元论”的影响，翻译中弥漫着二元对立思维模式，衍生了“自我”与“他者”的二元文化结构。然而，昔日的中心—边缘的文化政治格局已被文化多元化格局取代，文化的混杂性和飞散性是当代的文化特征。鉴此，译者应跨越二元对立，以超越的文化逻辑，从“飞散”视角重新思考文化翻译的作用和民族文化身份的构建。

关 键 词  文化翻译 二元结构 飞散性 超越的文化逻辑

作者  周宣丰，五邑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博士。（广东江门  529020）

文化翻译中的二元结构

作为跨学科研究，翻译与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二元论”和“同一性”思维可以说是衍生弥漫在翻译研究中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以及过度迷恋“等值”神话的始源。就文本意义观和文化价值观而言，“同一性”思维的遗产则是呼吁文本意义的单一性和权威性，文化价值标准的终极性、文化身份的本真性，排除文化相异性、意义的多元性、文化价值和生活方式的多样性。而哲学思想说到底是由二元论决定的。[1]二元对立思维渗透到翻译研究中，使翻译学科充满了无数二律背反命题。其中，对文化“自我”与文化“他者”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就有着浓厚的“二元对立”情结。

从后殖民视角来看，这种“二元对立”情结具体体现在文化“自我”与文化“他者”的这种非此即彼的“敌对”状态上，为了挑战和反对殖民时期和权力关系不均衡引起的翻译的帝国（文化霸权）立场，一些后殖民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过分强调其翻译的民族（文化抵抗）立场，片面强调民族文化的不可译性和本真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