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敦白：“我是一个中国的美国人”

徐秀丽

我不敢称李敦白先生为“老人”，因为他对“年龄歧视”有着超乎寻常的敏感和反弹。

两年前第一次在西雅图见到他，他开着一辆凌志从离市区几十公里的“狐狸岛”到华盛顿大学接我们，再开车十来公里到一家餐馆用餐。当时不知道他的年龄，心想，这老先生看上去怎么也七八十岁了，还能开个车到处跑，真神！

开始进行“李敦白口述历史”访谈工作是在2012年5月。商量工作日程时，李先生对我提出的紧密时间安排毫无异议，一旁的夫人王玉琳老师看不下去，出声道：“都91岁了，悠着点。”李先生马上说：“我抗议，我90岁。”“8月份不就91岁了，还差这3个月！”“那也还不到！”后来，他在审阅初稿时，看到“24岁来中国……现在已经92岁高龄”的叙述，提出“严正抗议”，郑重声明“本人年方九十一”。

这样一位幽默、可爱的“老人”，在中国度过了一生最重要的时光。他一生的主要业绩在中国创造，一生的巨大幸福和刻骨痛苦也在中国遭逢。所以，他总是觉得无法简单按国籍身份将自己定义为“美国人”，而是说“我是一个中国的美国人”。

他觉得自己“让党失望了”

从20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初，李敦白在中国近35年的时间里，参与并见证了中国革命的历程。他对历史抱有非常真诚、谦逊而豁达的态度，即使说到他曾经的牢狱经历。

他认为，1949年他被牵连进“斯特朗间谍案”，坐了六年牢，当然完全是冤枉的。但是，他认为自己的背景，以及自己身上的缺点和错误也是导致误解的缘由之一。他是一个美国人，而且曾经是一个美国军人，主动积极地接近中国共产党，千方百计地来到中国革命的中心地带延安，与中共高层亲密接触，而中共对他的了解，仅限于他自己所讲述的，除此之外，一无所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