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下西洋的经济账

陶禹廷

经济学有句名言：大棒打不倒经济规律。但历朝历代，甚至包括今天的某些政府，却始终不肯接受经验教训。郑和下西洋，正是类似“官本船”思维的经济活动。不同之处在于，“官本船”至少还是公私合营，下西洋则是纯粹的官营。

一提起郑和下西洋，人们首先想到的常常是“四海宾服”和“厚往薄来”。时至今日，国内对郑和下西洋的主流定性也大多停留在“入不敷出的政治宣传”上。虽说郑和下西洋的政治目的显而易见，但对下西洋“劳民伤财”的评价则主要基于明代官员，尤其是刘大夏的言论：“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殊域周咨录》）

如果下西洋仅是一场赔钱的政治运动，那么朱棣远超其他君主的花销无疑解释不通（永乐间，虽营建北京，南讨交趾，北征沙漠，资用未尝乏——《明史·黄福传》）。但假若下西洋真的解决了朱棣的财源问题，它又是怎样实现盈利的呢？

官营海贸与禁海政策的始祖是元朝

事实上，官营海贸和禁海政策都不是明朝首创。

早在元代，政府为了敛财需要，就曾经出资经营“官本船”。据《元史》所载“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设市舶都转运司于杭、泉二州，官自具船、给本，选人入蕃，贸易诸货。其所获之息，以十为率，官取其七，所易人得其三。凡权势之家，皆不得用己钱入蕃为贾，犯者罪之，仍籍其家产之半。”不难看出，“官本船”创立之初采取的是一种公私合营的形式。官家出船、出本，雇佣海商代为经营，分利时官七商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