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隽鸿：济世初衷成隽永一生无悔奉鸿业

李澄香

（作者为原《美化生活》总编辑助理、编辑部主任）

想象中，妇产科医生接触的当然是温软生命；没想到，严隽鸿走过的路不乏冰冷坚硬。而随着采访的深入我欣慰地看到：她一路艰辛的脚印步步清晰漂亮，步步涵着生命热度、理想清辉。我又一次体会到：人是可以永远年轻的——因其品格、精神的永不过时并且不乏当下意义！

选择“自立”

约见时，严隽鸿在话线那头交代：“小区在某某路上，但你那个方向从某某路进来更方便，在某某路口看到转角有个蛮大的某某理发店，然后……”周详，体贴，条理清晰。我握着手机开小差，脑子里冒出个念头：“严隽鸿天生适合做医生。”

其实严隽鸿可以有太多选择。

严隽鸿1929年9月23日生于苏州的“尊德堂”，这是一个有着三幢楼房、一幢小洋楼等一共七进（可以想见院内的纵横交错又井井有条）的大宅子。除此祖父尚有其他企业田地房产，这是一个殷实富足的大家庭。严家开明，男女接受同等教育。严隽鸿父辈及兄弟姊妹基本都在上海私立圣约翰大学读书，毕业后大多有体面职业。

母亲也出身书香门第，且天赋较高，知书达理。严隽鸿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继承家族传统——认真读书。“姆妈养了十个孩子，死了三个，姆妈讲，家里这么多人，最好有人做医生。”严隽鸿早年来上海，一口正宗老上海话。她说学医的念头从那时萌芽。“1942年我眼睁睁看着母亲患阑尾炎穿孔成腹膜炎，不可救药而死去。这更坚定了我学医的志向。”

严家所有女孩子，甚至男孩也基本是按兴趣选学科：有学小提琴的，有学书画的，还有学唱京戏的。哥哥姐姐读英文，小姑母后来学刺绣，成为苏州绣品厂元老，二级工艺师。二叔学化学，但他亦喜欢数学，三叔读土木工程。唯严隽鸿学医。

在上海私立圣约翰大学各学科中，医科最难考，又“难读”，学制七年，漫漫求学路啊。所以母亲故世后，家族中没人鼓励她读医。他们说的也不无道理，“我们这种人家，书是要读的，但毕竟不需要辛苦赚钱，何必学得那么苦！”“女孩子学什么医，七年读出来成老小姐了。不如嫁个好人家什么都有了。”“再说不一定毕业出来就能做医生，读了医科还是要出国镀金。”

当时家道已经衰落，筹措出国费用也确实难。然而严隽鸿一意孤行：要自力更生。她明白自己选的是一条艰难的路，她有思想准备，心甘情愿为此全力付出：按照圣约翰大学的严格要求，先读2年医预科，每门功课都在70分以上，拿够学分进入医学院本科。

严隽鸿的“自力更生”可谓完全彻底。凭严家的家庭背景 “托关系”、“走后门”，找份职业养活自己不是没有可能。抗战前后，大学生基本都是毕业即失业，要找好一点的工作，没有熟人举荐、介绍不行。严隽鸿的二叔严家淦是抗战胜利后接收台湾的元老之一。于是二叔家成了严家兄弟姐妹及亲友们求职的方便之门，叔叔、姑夫、兄姊等也都因此在招商局、台湾银行、台湾保险公司等建立工作关系，但严隽鸿对投靠关系嗤之以鼻，她坚决拒绝转入台湾大学。她要凭自己的实力完成学业找工作，凭自己的实力去实现母亲的愿望和自己的理想：治病救人。

“科班”出身

从来没有随随便便的成功，坚实的基础靠点点滴滴的不懈累积。

1947年，严隽鸿以优异成绩从江苏省立上海中学毕业考入圣约翰大学医预科，并提前一年毕业。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圣约翰大学医科合并至上海第二医学院。1953年严隽鸿作为该校第二届毕业生，由国务院统一分配至山东省立第一人民医院任妇产科住院医师。1954年调派回上海，回到她实习的医院——上海第二医学院（后改为上海第二医科大学）附属仁济医院，1954年任妇产科医师。1959年起即升任主治医生，一直到1988年才升任主任医师。

“学医真不是那么容易的。”严隽鸿慨叹。

生性要强的严隽鸿读书相当用功，初中，她即以学校第三名的成绩毕业。医学院学业重，难度大，学校二年预科读完已经筛掉相当一批同学，都是因为拿不满学分。春季班筛下来的预科生可以转到秋季班继续读，还有外校的预科生转学重读，所以同一年级的学生，许多人比严隽鸿年长好几岁。像她这样一路顺延读出来的并不多。

她还在读书期间兼任家庭教师，辅导中学生数学，自己赚学费。“我数学成绩很好的”，她不无自豪。后来进仁济医院实习，每月有四十元净工资，吃住免费。这个对物质生活没有太多概念的人，还真没受过太多经济上的压力。上海中学读书不用付学费，大学她虽然没享受到免费，但自己能挣钱，一点都不拮据。至于住房，“我从来不挑剔房子大小，我对住房完全没要求，为什么？那时的医生是二十四小时负责制，日夜在医院里，忙得没有白天黑夜，再大房子也没时间住啊。”

1941年严隽鸿（前排左一）与父母家人合影

仁济医院紧邻繁华的南京路，严隽鸿从不曾趁工作间隙逛过一次街。需要买什么，直奔目标买了就回。一个不缺钱的女子，对住房没要求，对逛街购物没兴趣，除非她心有它属，是的，她的心思、精力全部付诸学习，实践。从旁观角度看，她这个人似乎少点乐趣，生活未免枯燥单一；作为医生，对自身专业的完善提升让她乐此不疲充实得无暇旁顾。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临床医师较少，医院开展扩大预防工作，学校开门办学。严隽鸿常常成为外派的首选对象，台面上的理由是：为人师表者先改造思想。而更实际的原因是她基础扎实，工作能独当一面。她因此多次较长时期地下乡、下厂、下地段（社区）为工农兵服务。1958年，由当时第二医学院副院长章映芬带领内外妇儿四位医生及部分医学生，到上海县召楼组建了一个人民医院分院。严隽鸿作为妇产科医师，专为当地农村妇女服务。半年后从农村返回仁济医院，她被任命为保健科负责人，至1965年的七年间，她被安排搞医疗预防，并带领医学院学生开展医院周边街道、社区工厂卫生保健工作。连续七年，医院获卫生局颁发的市爱国卫生运动先进单位及直属地区八面卫生红旗。

“忍辱”济世

学医难，行医苦，苦到什么程度、难到什么程度？苦和难，超过极限那叫苦难！

1969年，严隽鸿被派去上海郊县奉贤，半年后又被派往安徽璜田。那是皖南山区一个风景相当优美的地方。由于闭塞，据当地村民说，抗战时期连日本鬼子都没进去过。农民穷得食不果腹衣不蔽体。跳蚤、白虱猖獗，便烧一堆火，围着柴火烤虱子，烤得虱子哔哔剥剥往火里落。

“我身上天天挂六只敌敌畏瓶子，头颈两只、腰部及下肢各两只，否则咬得没法入睡。”回忆起在安徽三年半的往事，严隽鸿语气依然平和，但在那难以想象的物质匮乏背后，可以触摸到一颗忍辱负重的灵魂——

那次，从璜田到长陔，严隽鸿背着葡萄糖盐水，带着一名工宣队员，走四十里山路，几乎步行了一夜，去救一个未能自然分娩的经产妇，当时产妇已经虚脱，子宫收缩无力，严隽鸿决定立即进行剖宫手术。经过抢救，大人孩子都保住了。得救的男孩名叫“海生”：是上海的医生给了他生命！

然而事情并没结束：累得虚脱的严隽鸿不是心安理得地休息而是汇报思想动机，接受怀疑、训斥：有没有误诊误治？是不是借救人实施阶级报复？

1979年在仁济医院严隽鸿（右）向李明光技师学做性激素测定

天天救治贫下中农天天汇报头脑中的资产阶级思想。

其实，当时做着手术的严隽鸿也确实常常捏着一把汗，因为真的是太容易酿成“阶级报复”——连起码的用具都奇缺呐。她从仓库找了把准备回炉的锈迹斑斑大钳子，“那么大”，她张开两臂比划着长度，“我拿来消毒，也没那么大的锅子煮啊，只能把前面一半放水里煮。接生的时候，我拿着前半部分做手术，工宣队员帮我托着后半部分……这种缺医少药的情况在当时太司空见惯了。”

另一次，严隽鸿“一生一世不会忘记”。安徽，三阳，条件比璜田好多了，医疗水平同样落后。有个经产（生过多胎）孕妇，“我记得很清楚，她先生是上海帐子公司的职员，她是农村全劳力。”按当地习惯，产妇由左右两人扶持，站着或者坐着自然分娩。孕妇自认有生育经验，偏偏折腾一天都没生出来，“我正好出诊一夜未睡，刚回住房睡下，有人来喊，赶紧起来，孕妇已经相当危险：产门肿大乌黑，大面积坏死，子宫颈脱垂至阴门外，孕妇又严重贫血，血色素只达正常标准的30%，再不抢救必死无疑。当即作了剖宫手术得一活婴，术后严隽鸿观察了一夜，产妇坏死的宫颈及部分阴部组织情况一无好转，只好去敲工宣队的门，报告情况。”事实上这一情况，严隽鸿在手术前就向家属及领导有过报告，如果出现这种现象，则必须进行第二次开腹手术，切除子宫及所有坏死组织。当时有解放军参加了献血，在有了充足血源的基础上，当天傍晚严隽鸿与另一位胸外科医师共同努力作了第二次手术。几个小时的紧张抢救，大人小孩两条性命终于都保住，那位产妇一个月后就能下田劳动了！

偏偏手术第二天有人传出“少了把钳子”。手术全过程监督的工宣队员这时话锋也转了，“阶级报复”，“对贫下中农下毒手”。生死一线的救命手术眼看变成医疗事故甚至阶级报复！严隽鸿太生气太寒心了。“吃苦没关系，担当我也敢，但这样不负责任的污蔑我实在受不了。我做事从不马虎，每次手术都要清点纱布、钳子，从来没有一点遗漏，怎么可能把钳子留在孕妇肚子里呢。”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可以到中华医学会去评理”，她申辩。理却无从评起。最后，一句“她也是资产阶级医学教学的受害者”算是给她做了澄清。从此严隽鸿学乖了，“为避免事后得咎，我给病人打针用药，空药瓶都留着以备追查。”她保护自己，却在生命救治的紧急关头一次又一次勇于担当、胜任担当。

人生无悔

“你后悔过吗？如果，如果让你再选择一次，你还会做医生吗？”采访中我不止一次发问。

“做了医生没别的念头，心里只有病人，没心思后悔……”严隽鸿的回答，是从她心底自然流淌出来的。

她也并不否认有委屈有郁闷。“1972年我患了乳腺癌，何尝不跟心情有关！但是什么都经历过，真的没什么惧怕。我的病是自己发现，自己去住院和申请手术的。当时进行了扩大根治手术，并作了两年多的化学治疗。得了病，准确判断和及时治疗很重要。虽然当时体质明显下降，但后来恢复得比较好。”

我感慨，一位治病救人无计其数的医生，以她的科学态度，丰富经验，豁达精神，积极参与了自身疾病的医疗康复全程。这一点，我以为同样值得给一些患者提供有效经验。

癌症手术后半年不到，严隽鸿就投入到编写大学教材的工作中，文革结束后第一本教材《医学院试用教材妇产科学》从头到底的编撰完成。

1998年，为帮助在国外的女儿照看孩子，她打了申请报告，由博士导师位置退休。回国后仍被返聘。“目前上海市仁济医院东院业务院长（他曾任上海市卫生局副局长）李卫平先生是我最后一个博士生；东院的产科主任林建华医师，南院的业务院长狄文先生也是我的博士生。”

我问，你可以说是桃李满天下了，那么你最崇拜谁？严隽鸿回答得理所当然，“我最崇拜自己的老师和教过我课的先生。想想，一辈子做了些事情，哪一件都离不开老师的教授和指导。还有一起共事的医生护士们，没有大家的齐心协力和鼎力相助，自己一个人什么事情都做不成”。

“就算当时在乡下，工宣队不懂医，可我做手术，那么大的钳子，还是他帮我拿着的呢。”一个人，始终怀着感恩之心，即便从苦难的细微处也能发现和汲取正面力量，这无疑又是成功的一大因素。而她的医术、医德，也时时处处落实到“善小”，细节——

“严医生就像是一位奶奶，非常的和蔼可亲 非常的为病人着想。她不像有的医生那样，问几个问题就会不耐烦。严医生可以不厌其烦的为你讲解，直到你能明白为止。她真的是一位非常有医德的医生！”

“怎么没人对这位医生评价啊？我认识的一个女孩子去看过，说有个非常耐心的老太太，虽然挂的只是个专家号，但每个病人她都看得特别仔细。这个女孩子就是一个多囊病，她耐心讲解了半个小时。祝这样的好医生身体健康，长命百岁。”

这是我做采访前，从网上看到的病人评价。言语不多，但不难管窥。

2008年之前，严隽鸿看医院门诊。从早晨八点开始，十个病人看下来，总不能准时吃到午饭。每位病人看半小时或者更多是家常便饭。她一定要把病人的病因、现状、用药以及注意事项交代得清清楚楚。

1984年上海与美国普强公司合作研究长效避孕针（DMPA）项目人员于上海第一妇婴保健院合影。右三为上海合作团队组长、仁济医院潘家骧主任，右二为担任团队秘书长工作的严隽鸿

“真是个完美主义老太太！”暗暗思忖着，我把话题转到生活琐事，我得到的回答竟是许多的“不”。

环顾严隽鸿的家，窗明几净，家具和沙发是亮亮的暖暖的明黄色，我说，您很擅长色彩搭配啊，家里真漂亮。

“不是我弄的。我还是老习惯，对住房从来没要求，这都是十多年前的布置了。”

“您平时怎样锻炼身体？”

八十五岁的严隽鸿说话流利顺畅气韵悠长：“我不锻炼。不做操，不跑步，也许是当医生时锻炼得足够充分吧，现在就做做家务，觉得蛮好。”

“那您除了行医，做学问，业余爱好是什么？”

她想了想，不无歉意地笑了，“我没有业余爱好。我至今不喜欢荡马路，总是有的放矢，偶尔进店里买样东西，售货员认得我，叫我严医生我却不认得他们。看见人家身上好看的衣服，我也欣赏，但是让我一家家店去找，我不舍得时间。电视也没什么好电视看，要说业余爱好……我喜欢听音乐，但音乐可能会妨碍到别人（我不由望向窗外，她家地处人口密集的街区，人际间的舒适距离，她以自律来界定，来葆有完整自我）。最好而且永远不会影响别人的爱好就是看书。我喜欢看翻译小说，从前读中学时看起闲书来一夜到天亮，后来当医生，没时间看了。如今闲下来，正好再读闲书。”

眼前的茶几上，一本翻译小说《名利场》翻开着，合扑在深蓝色的书壳下。

哦，是的，舍得，一个词组由舍与得两者组成，本身蕴含着辩证关系。大完美往往要通过许多小舍弃而获得。严隽鸿舍了许多，她追求并继续实现着生命的大完美、大自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