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元勋纪念研究

高伟军

[摘 要]国民党十分注重对本党元勋的纪念，陈英士、朱执信、廖仲恺三位元勋的牺牲纪念日被确定为国民党的革命纪念日，纪念仪式上升到制度化的层面。国民党在元勋纪念所塑造的元勋形象，与其权威主义的政治文化精神高度一致。国民党的元勋纪念，本质上服务于提高国民党在民众中的威信，服务于增强国民党的凝聚力，服务于巩固国民党的政治合法性。

[关键词]国民党；元勋纪念；权威政治；政治文化

一

本文讨论的国民党元勋是指在国民党内担任重要职务，对国民党有重要贡献的人物，这个元勋谱系包括孙中山、黄兴、宋教仁、陈英士、朱执信、胡汉民、廖仲恺、于右任等。1929年7月1日，国民党中央常务会议通过了《革命纪念日及其仪式和宣传要点案》，确定纪念日共28个，除总理孙中山外，有三位元勋的牺牲之日被确定为革命纪念日，他们分别是陈英士、朱执信、廖仲恺。1930年7月，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鉴于有关问题，呈请中央常务委员会重新修订革命纪念日，将纪念日从28个删减到18个，并分为国定纪念日和党定纪念日两种类型，陈英士、朱执信、廖仲恺三位元勋的牺牲之日被确定为党定纪念日。

陈英士（1878——1916年），名其美，浙江湖州人。1906年赴日本留学，同年冬天，结识孙中山，并加入中国同盟会，开始革命活动。1911年辛亥革命期间，组织领导上海革命，任沪军都督，随后组建江浙沪联军，攻克南京。1913年，支持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任上海讨袁军总司令。“二次革命”失败之后，流亡日本，协助孙中山组建中华革命党，担任总务部长，成为孙中山的重要助手。1915年回到上海，策划讨袁行动，任淞沪司令长官。1916年5月18日被北洋军阀派出的刺客枪杀。孙中山曾高度评价陈其美的功绩，称其为“革命首功之臣”。朱执信（1885—1920年），又名大符，广东番禹人。1904年赴日留学，同年结识孙中山，并协助其创建中国同盟会，是中国同盟会的骨干成员之一。1906年，与汪精卫、胡汉民、廖仲恺等人主持《民报》工作，积极宣传革命思想。1911年4月，参与策划黄花岗起义。辛亥革命后，任广东都督府总参议。朱执信是孙中山最重要的助手之一，长期孙中山，协助其从事革命活动，1920年9月21日，被桂系军阀杀害于广州虎门。廖仲恺（1877—1925年），又名夷白，广东归善人。1903年赴日留学，入早稻田大学经济预科学习，同年，结识孙中山。1905年，协助孙中山创建中国同盟会，是中国同盟会的骨干成员之一。辛亥革命后，任广东省财政厅长。1913年，协助孙中山发起“二次革命”，“二次革命”失败后，与孙中山一起流亡日本，参与中华革命党的组建工作。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先后担任广东革命政府财政部长、工人部长、农民部长、广东省省长等多项重要职务，是孙中山的得力助手，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元勋。1925年8月20日，被刺杀。

陈英士、朱执信、廖仲恺三人都是活跃于清末民初政坛的重要人物，是国民党的政治元勋，他们牺牲之后，国民党给予了隆重的纪念。随着国民党政权制度建设的推进，对三位元勋的纪念，由局部的、非常规的、非制度化的状态向全国性的、常规化的、制度化的状态推进，直至他们的牺牲日被确定为党定纪念日。元勋纪念有国民党官方主导，就纵向而言，从中央党部到省级党部，到县级党部，到区级党部；就横向而言，党务部门、政府机关、公营单位、军队、学校、各民众团体均要参加。纪念主要由三方面组成：

第一、修建公共纪念空间。“空间是人类生活的重要维度，它既代表了物质性的空间场所，同时又是社会文化建构的产物，也是意识形态传输的重要载体。”（1）国民党为其元勋修建纪念空间，不管出于何种政治动机，就其现实功效而言，纪念空间成为建构和传播国民党政治文化的重要载体。

元勋的公共纪念空间主要包括陵墓、纪念碑、纪念堂、纪念塔、纪念图书馆、纪念学校、纪念公园及其它纪念机构。陈英士墓修建于其故乡浙江湖州，1917年5月13日，他的灵柩被运回湖州，5月18日正式入葬。陈英士墓庄严肃穆，墓道入口的石坊上刻有孙中山先生亲笔书写的“成仁取义”四个大字，同时还刻有黎元洪、胡汉民、戴季陶、于右任等遥远题写的纪念诗文。墓碑前的大石柱上刻有陈英士自己身前撰写的对联：扶颠持危，事业争光日月；成仁取义，俯仰无亏天人。（2）1930年5月18日，陈英士纪念塔在上海举行开工典礼，党政要员张群、黄郛、陈果夫、杨永泰等亲临现场。纪念塔于当年完工，矗立于上海闹市区五角场。

湖社呈请国民政府修建英士学校：“学校端青年之趋向，宏材德之达成，尤切实际。而揆诸英士先烈当日言论施为，于广兴学校，培植真才，最为注意。则先于湖州创立英士学校，以宏先烈故乡英才之造就。”（3）在各方的努力下，英士学校正式创立，“开办之第一年，仅设初中，三年以后，每年增设高中一年。”（4）1938年，浙江省政府开始筹备创办省立战时大学，1939年2月正式建成。为纪念先烈陈英士先生，也为以先烈精神激励民众努力抗战建国，学校定名为“英士大学”。1942年12月，国民政府定英士大学为国立大学。在英士大学的办学历史中，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许绍棣、吴南轩、何炳松等知名人士先后担任校长。

“位于广州市驷马岗的朱执信墓园，庄严肃穆，气势非凡。该墓园占地面积4000多平方米，由墓门、墓道、墓茔、墓碑和墓表等建筑构成。园内广植树木，成为社会各界人士拜祭和纪念先烈的场所。”（5）朱执信先生牺牲之后，孙中山先生曾倡议建立执信图书馆以纪念朱执信先生，廖仲恺等国民党要员提议建立执信学校以兹纪念：“建立执信学校，以志纪念，敬朱先生其志愿之宏，功业之伟，竟先生未竟之志——”（6）1921年10月1日，执信学校正式完工开学，举行了盛大的开学典礼，孙中山先生亲自到场发表演说。1923年，在朱执信先生的牺牲地，广州虎门太平街建立朱执信纪念碑，并刻有碑文，供世人参观瞻仰，以志对这位革命元勋的纪念。“廖仲恺牺牲之后，广州市人民在越秀南路，廖仲恺牺牲处建造廖仲恺先生纪念碑；归善县人民在廖仲恺的家乡鸭仔X乡建造了廖仲恺先生纪念碑。”（7）1927年3月26日，仲恺农工学校建成开学，该校一直延续至今。

第二、举行专门的纪念仪式。纪念仪式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举行盛大的葬礼，举行常规性的纪念集会。

1917年5月18日，在浙江湖州为陈英士举行葬礼，胡汉民以中华民国总统黎元洪特派代表的名义主持葬礼。北洋政府派出相关人员出席葬礼，国民党多位要员前来送别陈英士，上海、浙江的地方名流也纷纷前来吊唁。朱执信先生牺牲之后，遗体运到香港暂厝数月。1920年12月15日，朱执信遗体运回广州，安葬于先烈路，国民党当局为朱执信先生举行了庄严隆重的入葬仪式。廖仲恺牺牲之后，参加葬礼者包括学生、工人、农民、商人等各界人士，约20多万人。

1935年9月1日，国民政府正式将廖仲恺先生的遗体移葬南京。《中央日报》1935年9月2日报道：“先烈廖仲恺先生灵柩经中央决定移葬于首都之后，即组葬事筹备委员会，负责筹备一切。廖先烈灵柩于六月中旬于广州起运来京，即暂厝灵谷寺誌公堂内，旋经该会觅定紫金山下天堡城附近为墓地，并已先将墓地筑成。中央遂于昨晨十时恭迎廖先烈遗柩到墓地，举行简单严肃之安葬典礼，中央委员暨各界参加者约数千人。廖夫人何香凝女士且亲临主持一切——”（8）当天参加葬礼的国民党要员有叶楚伧、何应钦、戴季陶、邵元冲、朱培德、张群、朱家骅等，各界代表合计约五、六千人。叶楚伧代表国民党中央主持祭典，并敬献花圈。

三位元勋的牺牲纪念日均被定为国民党党定纪念日，每到纪念日，从中央到地方，及各个行业都要举行专门的纪念集会。形成常规性的纪念日制度本质上是通过政治权力，设定政治时间，特定的政治时间是权威主义政权对民主进行政治规训，塑造政治文化的手段之一。元勋纪念会由国民党党部主导，中央宣传部制定纪念会的内容、程序及其它事项，各地的纪念会统一按照国民党中宣部颁布的相关要点进行纪念。党部机关、政府机关、公营事业单位、公营企业单位、学校、民众团体等，均参与纪念会，简而言之，国民党政权系统控制内的所有机关和主要社会团体都要参与纪念会。

以1928年陈英士殉国纪念日为例，在纪念日前，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专门办法纪念日宣传要点及其它相关宣传资料，作为各级党政机关纪念宣传的准则。纪念日当天，谭延闿担任纪念会主席，蔡元培、于右任、丁惟芬、何应钦、陈果夫及各机关、各团体数百人到会，除谭延闿作主旨报告外，蔡元培、于右任、何应钦、陈果夫等亦作相关演说，回忆陈英士的革命功绩及高尚人格。各地方也于同一天举行纪念大会。“（中央社）京市党部以革命先烈陈英士，自民国五年，为袁贼党羽谋杀以来，已届十二周年，特定于是月十八日下午一时在曹都巷市总工会召集各界代表开会——”（9）除南京党部外，上海、杭州、湖州等地党部当天均举行了纪念大会。

1930年9月21日，朱执信殉国纪念日，国民党除中央党部举行纪念大会之外，各地党部及各特别党部均举行纪念大会。《申报》报道上海市党务系统市、县、区三级的纪念情况：“昨日为本当先烈朱执信先生殉国十周年纪念日，上海特别市党部宣传部，特定于是日上午九点，在南市民国路共和影戏院举行纪念大会。先期通知本市各级党部、各机关、各团体等一律推派代表四人前往参加，届时计到代表四百余人，由市宣传部部长杨清源主席，报告朱执信先生一生革命历史，及我人应有之努力——”（10）“上海县整理党务委员会，昨日召集县属各机关，举行朱执信先生殉国十周年纪念大会，由县整委王立屏主席，行礼如仪后，首由主席报告朱执信先生殉国纪念意义，次由教育局长施舍及宣传部长吕哲等，相继演说，（词长从略）末呼口号散会。”（11）“梅陇各界，本市第二直属分部，于昨日上午九时，召集各机关各团体各学校代表，暨民众一百余人，在梅陇开朱执信殉国十周年纪念会，主席吴锡钦。行礼如仪后，主席报告，继由李锦云、梅鸿荃、陈世羲等相继演说。又江湾各界昨日举行朱执信先生殉国十周年纪念大会，宣布开会，即由主席沈祖儒首述朱执信先生一生革命历史，次述纪念朱执信先生之意义。继由七区党部训练委员刘国泽同志——先后演讲——末呼口号散会。”（12）

第三、整理元勋生前文献资料，结集出版；刊发纪念文章，阐发元勋革命精神与崇高人格。整理元勋的生前文献资料包括日记、书信、照片、文章、专著等，同时还编写元勋的年谱、事略、传记等。陈英士殉国之后，国民党有关人士编写了《陈英士年谱初稿》，何仲萧编辑整理《陈英士先生纪念文集》，该文集收录了陈英士个人遗墨、照片、书信、文章，及各界纪念陈英士的相关文献资料，内容全面、丰富。1945年，浙江省通志馆编写了《陈英士生平事略》。朱执信殉国之后，1921年，上海民智书局编辑出版《朱执信集》；1926年，邵元冲编辑出版《朱执信文钞》；1930年，胡汉民撰写《朱执信别记》，连载于《建国月刊》第一卷第五、六期；1930年，《朱执信先生自书诗遗墨》出版。国民党官方还先后整理出版了《朱执信先生纪念专刊》、《朱执信先生殉国九周年纪念专刊》、《朱执信先生殉国十周年纪念专刊》、《朱执信先生殉国十二周年纪念专刊》、《朱执信先生殉国十三周年纪念专刊》等。每逢元勋殉国纪念日，国民党宣传系统，从中央到地方，都会看法相关纪念文章。一些非官方的公共媒体也会刊发纪念文章。各地所刊发的纪念文章，其主要观点大致上与国民党中宣部颁布的宣传纪念要点相一致。就笔者目前的史料阅读来看，尚未发现明显背离国民党中宣部宣传纪念要点的文章。

二

诸种纪念措施，本质上是将元勋塑造成一个政治符号，这个政治符号所体现的精神内涵服务于国民党塑造本党政治文化的需要，服务于加强国民党政权的政治合法性的需要。通过相关纪念措施和文献的解读，我们发现国民党所塑造的元勋精神，在根本上与其权威政治的基本特征保持一致。元勋纪念中所塑造的元勋精神与特征主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一）服从领袖。国民党在元勋纪念中，特别强调元勋与最高领袖孙中山的关系，他们追随孙中山，服从孙中山。他们对领袖忠诚，即使在某些时候或某些问题上与领袖意见相左，但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在原则问题上，坚决与领袖保持一致。这符合国民党树立领袖崇高形象，建构领袖崇拜的需要。在权威政治文化中，都会强调领袖周围有一大批忠诚的革命志士。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在下发的《陈英士先生殉国纪念宣传大纲》中写道：“陈先生是勇于服善，坚决不贰，笃信总理，服从总理的最忠实同志。”（13）天津市特别党部在陈英士殉国十三周年纪念告民众书中强调：“我们应该想到他的功业，他的精神。他的功业在于帮助孙中山先生创造民国，改组中华革命党亦巩固党基；他的精神，在于服从孙中山先生的主张以努力革命。——纪念陈先生要继续其服从孙先生的精神。”（14）陈英士在二次革命前曾一度与孙中山在某些问题上意见相左，后来改正了自己的某些认识，坚决服从孙中山，国民党在纪念中特别强调这一点，以体现其对总理孙中山的服从与忠诚。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在陈英士的殉国十三周年纪念宣传要点中写道：“陈先生是善于从善改过的革命者。”（15）并号召党员“纪念陈英士要学习其迁善改过的精神。”（16）所谓改过，是指改不服从领袖之过；所谓从善，是指坚决服从领袖正确领导之善。

在朱执信廖仲恺的纪念中，也特别强调他们对领袖的服从。《朱执信先生事略》中写道：“朱执信先生是总理的忠实信徒。”（17）《朱执信先生殉国九周年纪念要点》中写道：“执信先生为服膺总理主义，服从总理命令最为切实周到之一人，尤以总理所创之兵工政策。”（18）《纪念廖仲恺先生殉党三周年纪念》中写道：“（廖仲恺）对于总理和党的决议，忠实服从。”（19）国民党南浔铁路党部在《先烈廖仲恺先生殉国七周年告员工书》中写道：“（廖仲恺）先生始终追随总理，努力工作。”（20）

（二）信仰主义。在元勋纪念中特别强调对主义的信仰，突出主义信仰贯穿于每一次纪念中。国民党宣扬领袖崇拜，粗浅一看，领袖崇拜和主义信仰似乎是矛盾的，实际上并非如此。在国民党的政治形态中，主义的主要创立者为总理孙中山先生，主义是孙中山政治思想中核心理论，二者是一体的。主义还与党、国家、民族、人民联系在一起，主义是党的主义，对主义的信仰意味着对党的忠诚；信仰主义，为主义而奋斗，最终目的是为实现国家富强，为实现民族复兴，为谋求人民福祉。领袖、主义、党、国家、民族、人民是有机的整体。在陈英士纪念中强调：“（陈英士）信仰主义，牺牲奋斗，百折不回者，革命党之精神也，先生有之。”陈立夫在《英士先生之精神》中写道：“总而言之，（陈英士）先生之于主义，最能服膺，最能力行。”《朱执信先生事略》中写道：“朱执信先生是三民主义的实行家兼理论家。”（21）同时，主义始终和领袖、党、国家、民族、人民紧密联系在一起。在纪念朱执信的文章中写道：“朱执信先生宁愿为国为民，为主义而杀身，不愿因循苟且以偷生。”（22）

（三）严守纪律。权威政党要求党员严守纪律，强调组织纪律性。在《中国国民党党章》中，专列一章强调“纪律”：

“第七十一条凡党员须恪守纪律，入党后须遵守党章，服从党义。其在本党执政地方及在军事时期，尤须严行遵守。党内各问题，各得自由讨论，但一经决议，须经一致进行。（注意）本党领有历史的使命而奋斗，我国领土的完全自由及和平，全赖本党奋斗之成功，欲求成功必赖纪律之森严，党之成败系于此，望期勉之。”（23）

“是纪念他（陈英士）能严守本党纪律，能恪遵党的命令。”《江苏教育》刊发的陈果夫撰写的《陈英士之精神生活》中摘录了陈英士生前的话语：“革命党员，须服从领袖，遵守纪律。”（24）《廖仲恺先生殉党三周年纪念》中写道：“（廖仲恺）对于总理和党的决议，重视服从。这样的纪律精神，真是团体行动的规范。”（25）《为廖仲恺先生灵柩过沪告同志同胞书》：“（廖仲恺）绝对服从总理命令与党的纪律。”（26）

纪律是权威政党实现党内一体化的基本条件之一，严守纪律，实质上就是对党忠诚，对领袖忠诚，对主义忠诚，纪律是保证党、领袖、主义形成一体的红线。通过强有力的纪律约束，权威政党能够保持党内的一体化运行，形成强有力的战斗力。元勋纪念对纪律的强调，根本上服务于国民党建构党国一体、领袖崇拜、主义信仰的需要。

（四）功绩卓越。在元勋纪念仪式中，其中有一项内容是回忆元勋的生平和事迹，这项内容必然包含了对他们政治功绩的回顾。元勋的政治功绩，或体现为对党的贡献，或体现为对国家的贡献，或体现为对民族的贡献，或体现为对人民的贡献。在对元勋的政治功绩进行阐述之后，他们的最终地位往往被定位为党的功臣、国家的功臣、民族的功臣。元勋是党的一份子，元勋的功绩，就是党的功绩，这是党国同构的一种阐释方式。在朱执信纪念中曾这样评价：“朱执信先生是中华民国的创造者和维护者。”（27）“为革命而生，为革命而死，是中华民国的一个创造者和维护者。”（28）蒋介石曾在廖仲恺纪念会上这样评价：“廖先生是为最大的功绩，就是在民国十三年，辅助总理改组本党，创造本党和中国革命的新生命。”（29）元勋是党的一份子，元勋的功绩，就是党的功绩，这是党国同构的一种阐释方式。

（五）人格高尚。在元勋纪念中，十分注重塑造元勋们高尚的人格与革命精神。《新平半月刊》曾刊文称赞“（陈英士）先生具有伟大精明廉洁自持的性格，其居心处事值得我们称道。”（30）京沪沪杭甬铁路党部的党刊曾发表一篇题为《陈英士先生的榜样》的文章，概括了陈英士身上所具有的三种品质：“仁爱精神，平等精神，节俭主义。”（31）国民党天津市党部在纪念会上强调：“今天我们纪念陈英士先生一定要本着他毫不姑息、勇往直前的精神。——纪念陈先生要继续其勇敢牺牲、坚忍不拔的精神。”（32）

在纪念朱执信的文章中，署名朗秋的作者这样评价朱执信：“先生学问渊博，勤学不辍——先生的主张坚定，沉毅果敢——先生的战场杀敌、勇往直前。”（33）沈伯展在《我们所认识的朱执信先生》中这样概括朱执信的品格：“好学精神，殚精以求学，笃志力行；革命精神，鞠躬尽瘁，终杀身以成仁。”（34）《纪念朱执信先生》一文中写道：“吾人于钦崇先生大无畏的精神而外，对于先生生平廉俭仁侠与纯洁之人格，不能吧怀向往之诚。”（35）在廖仲恺殉国一周年的纪念中，国民党党军第四团四连在挽联中这样写道：“富贵莫能淫，威武弗能屈，卒成为民众而牺牲者；主张最彻底，行事不妥协，俨然是革命的政治家。”（36）《廖仲恺殉国三周年纪念》中提出要“继续廖先生的廉洁精神”。（37）南浔铁路党部在其党刊上强调：“我们追忆先生艰苦卓绝，为党奋斗的牺牲精神，及伟大纯洁的人格，高深的学问。”（38）

国民党所塑造的元勋人格，具有超越普通人精神境界的特点，都是“大我”人格。在纪念宣传中，元勋的形象被逐渐提升，被“圣化”，被“半神化”，这也是现代权威政治在构建政治文化的时候所普遍存在的现象。

服从领袖、信仰主义、严守纪律、功绩卓越、人格高尚，这些都是权威型革命政党所提倡的基本精神，国民党无论是在革命斗争年代，还是在执政时期，都十分注重政治宣传，注重塑造与其政治目标一致的政治文化。这种政治文化，是一种权威主义的政治文化。元勋纪念客观上成为国民党塑造权威型政治文化，提升政治合法性的一种手段。探讨国民党元勋纪念，有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近代中国权威主义政治文化的形成和基本特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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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张学继.陈其美.[M]北京：团结出版社，2011.

[6]林家有.朱执信.[M]北京：团结出版社，2011.

[7]尚明轩.廖仲恺.[M]北京：团结出版社，201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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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金观涛刘青峰.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

[11]陈蕴茜.崇拜与记忆：孙中山符号的建构与传播.[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

注释：

（1）陈蕴茜.崇拜与记忆：孙中山符号的建构传播[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326.

（2）张学继.陈其美[M].北京：团结出版社，2011：185.

（3）（4）何仲萧编.陈英士先生纪念全集[M].上海：中华书局，1933：33，56.

（5）林家有.朱执信[M].北京：团结出版社，2011：166.

（6）林家有.朱执信[M].北京：团结出版社，2011：131.

（7）尚明轩.廖仲恺[M].北京.团结出版社，2011：189.

（8）中央日报，1935—9—2.

（9）中央日报，1928—5—18.

（10）申报，1930—9—22.

（11）同上

（12）同上

（13）中央党务月刊，1929（9）.

（14）天津双周，1929，1（4）.

（15）广东党务，1929（5）.

（16）同上

（17）津声周刊，1929（5）.

（18）津声周刊，1929（5）.

（19）革命评论，1928（16）

（20）南浔铁路月刊，1932，10（7），（9）.

（21）津声周刊，1929（5）.

（22）津声周刊，1929（5）.

（23）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1：316.

（24）江苏教育，1936，5（10）.

（25）革命评论，1928（16）

（26）上海党声，1936，2（21）.

（27）南浔铁路月报，1931，9（9）.

（28）津声周刊，1929（5）.

（29）蒋委员长在粤举行廖仲恺殉国纪念会讲词[N].安徽政务月刊，1936（22）.

（30）陈英士殉国告全市同胞书[N].新平半月刊，1931（6）.

（31）陈英士先生的榜样[N].京沪沪杭甬铁路日刊，1934（963）（988）.

（32）中国国民党天津特别市执行委员会为陈英士先生殉国十三周年纪念告民众书[N].天津双周，1929，1（4）.

（33）我们应该怎样纪念朱执信先生[N].广播周报，1934（2）.

（34）我所认识的朱执信先生[N]空军，1934（94）.

（35）纪念朱执信先生[N].晨光，1932，1（16）.

（36）廖仲恺先生周年纪念[N].潮潮，1926（5）.

（37）廖仲恺殉国三周年纪念[N].1928（9）.

（38）先烈廖仲恺先生殉国七周年告员工书[N].南浔路铁路月刊，193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