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孙中山“民生主义”经济纲领

栾亮

[摘 要]“民生主义”是孙中山“三民主义”革命纲领中的重要内容，其基本内涵为“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它的形成和发展有其深厚的理论来源。作为资产阶级改革社会组织的基本经济纲领，“民生主义”在具有反帝反封建特点的同时，也具有很大的妥协性和空想性。

[关键词]孙中山；民生主义

一、“民生主义”的定义

1905年，孙中山在《民报》的发刊词中首次提出“民生主义”。他说：“世界开化，人智益增，物质发舒，百年锐于千载，经济问题继政治问题之后，则民生主义跃跃然动，二十世界不得不为民生主义之擅扬时代也。”（1）在那以后，孙中山曾多次对“民生主义”进行阐述和分析。1924年8月，孙中山对“民生主义”下了这样的定义：“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便是。”（2）从这个定义上可以看出，孙中山把“民生”理解为人民的生活，群众的生存手段以及社会存在和发展最基本的内涵所在。

孙中山认为中国近代的民生问题呈现着极为贫弱的特点。他指出：“中国是世界上最贫弱的国家，变成民穷财尽，处于国际中最低下的位置，对于民众来说，最大的问题是受贫困痛苦及人民生活的衣食住行等问题未解决，每年饿死的人数超千万。”因此，“我们现在要解决民生问题并不是要解决安适问题，也不是解决奢侈问题，只要解决需要问题。这个需要问题，就是要全国四万万人都是丰衣足食。”（3）

二、“民生主义”的内容分析

孙中山认为要在中国实现民生主义，关键是在于要防止少数人垄断土地和资本。因此“国民党对于民生主义定了两个办法，第一个是平均地权，第二个是节制资本”，“盖酿成经济组织之不平均者，莫大于土地权之为少数人操纵”；（4）而“节制资本之要旨”，则在“使唤私有资本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5）

（一）“平均地权”纲领

“平均地权”其实质是实行土地国有。孙中山根据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状况，认识到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城市地价将不断上涨，但由于土地被地主所垄断，那么地租和地价增长所产生大量的经济利益则为地主據有，这不仅会造成社会的贫富悬殊，而且还会严重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故于1905年在同盟会成立之初，孙中山便正式将“平均地权”作为同盟会的基本纲领。在1906年《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军政府宣言中，他对“平均地权”进一步阐述：“文明之福祉，国民平等以享之，当改良社会经济组织，核定天下地价，其现有之地价，仍属原主所有；其革命后社会改良进步之增价，则归于国家，为国民所共享”。（6）孙中山认为土地是自然物，应为公有而不应归个人所有。“土地本为天造，非人工所造，……不应为个人所有，当为公有，该无疑矣”，“人类发生以前，土地已自然存在，人类消灭以后，土地必长此存留。可见土地已为社会公有，人于其间又恶得而私耶？”（7）地租地价增高的原因是“社会进化”的结果，是众人的功劳。“由于众人改良那块地，争用那块地，地价才会增涨”，“地主对于地价的涨跌是没有一点关系的，地主只要坐守其成，毫不费心力，便可以得很大的利益”。（8）因此，孙中山主张通过“平均地权”实现土地国有。在具体的实施方面，孙中山主要采取了“核定地价”、“照价纳税”，“照价收买”，“涨价归公”的办法。其具体为：清查地主所拥有土地，使其自由定价，然后呈报给政府，政府按其报价“值百抽一”。地主所报地价，作为规定之地价的参考载入户籍，日后若地价再行涨高，则所加之价咸为公家所有。国家当需要此地，随时可照地契之价收买。

孙中山认为实行“平均地权”可以改变中国的贫弱，促进工商业的发展。一方面，可以限制地主及资本家对土地权的垄断，实现土地国有，国家将掌握的土地授给或租给农民耕种，满足人民的土地需要。并且地价上涨后的巨大利益可归全体人民共同享受。另一方面，也可以使资本投入到工商业等生利的事业，从而促进实业的发展。孙中山说：“世界最大之赌赛，莫如买卖土地之投机业，……世界有一公例，凡工商业发达之地，其租值日增，……及今不平均地权，则将来实业发达之后，大资本家必争先恐后，投资于土地投资业，……投资业愈盛者，其工商业必为阻滞，若实行税价法及土地收用法，则大资本家不为此项投机业，将以资本尽投于工商，然后谋大多数人幸福之目的可达”（9）因此，孙中山认为，“平均地权”实现了，土地问题解决了，中国民生问题便可以解决一半，社会革命已成七八分了。

（二）“节制资本”纲领

实现“民生主义”另一个方法是“节制资本”。“节制资本”的思想包括“节制私人资本”和“发达国家资本”两个互相关联的方面。孙中山鉴于外国资本主义国家走向垄断后，社会阶级矛盾日趋尖锐，故他提出“节制资本”的经济主张旨在希望通过协调国有资本和私有资本的发展关系，来解决因贫富悬殊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产业勃兴，盖可预卜。然不可不防一种流弊，则资本家将从此以出是也……故一面图国家富强，一面当防资本家垄断之流弊。”（10）需要指出的是，孙中山主张的“节制资本”，并不是要节制一切资本，而是要打破私属大公司对生产、市场的控制，打破私人资本对国计民生的垄断，“夫吾人之所以持民生主义者，非反对资本家耳，反对少数人占经济之势力，垄断社会之富源耳。”（11）对于中、小私人资本孙中山是鼓励其自由发展的，他认为中国的中、小资本家和劳动人民不过是“大贫和小贫”的区别，应保护他们占有生产资料和收入。“凡夫事物之可以委诸个人，或其较国家经营为适宜者，应任个人为之，由国家奖励而以法律保护之。”（12）在具体的“节制资本”方面，孙中山提出了几条建设性意见：首先，他主张向资本家直接征税，行累进税，多征资本家的所得税和遗产税，以使国家财源由资本家直接而来，即“多取而不为虐”。（13）其次，是将电车、火车、轮船以及一切邮政、电政、交通等关乎国民生计的大事业由政府办理，而不允许私人经营管理，以防止私人“垄断阻力极大”。（14）基于中国经济发展的现状，孙中山又提出要“发达国家资本”。孙中山说：“在中国要解决民生问题，想一劳永逸，单靠节制资本的办法是不足的。……中国不能和外国比，单行节制资本是不行的。因为外国富、中国贫，外国生产过剩，中国生产不足。所以中国不单是节制私人资本，还是要发达国家资本”。（15）在发达“国家资本”方面，孙中山主张“振兴实业”。振兴实业的办法很多：第一是交通事业，铁路、运河都要兴大规模的建筑；第二是矿产，中国矿产极其丰富，货藏于地，实在可惜，一定是要开辟的；第三是工业，中国的工业非要赶快振兴不可。”（16）通过“限制私人垄断资本”和“发达国家资本”，既能促进国家资本的发展，又可以防止垄断国计民生的私人企业、集团的出现，避免欧美国家因财富过分集中、贫富过分悬殊而产生的社会问题。

作为“民生主义”的两个基本内容，“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所要解决的是中国近代社会发展中急需解决的两个根本问题——土地问题和资本问题。孙中山是想在废除中国封建土地所制的同时，发展中国的民族经济问题，以此实现中国富强。

三、“民生主义”的理论来源

民生主义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提出来，它的形成和发展，不仅有其深刻理论基础，而且有着深厚理论渊源。其思想广泛地吸收了古今中外各种各样的经济思想，形成富有中国特色的“民生”主义。孙中山自己也说：“兄弟所主张的三民主义，实在是集中古今中外底学说，顺应世界的潮流，在政治上取得的一个结晶品”。（17）“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者，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有吾所独见而创获者”。（18）

（一）从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汲取养分

1、从古代经济思想中汲取养分。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以民为本、重视民生的政治主张。早在《尚书》中就有记载“惟民生厚”。（《君陈》）在春秋战国时期，“民生”则更是散见于史籍与儒家经卷中。孙中山自己也说：“为数千计已有的名词，至于用之政治经济上，则自本总理始”。（19）他说：“我们三民主义的意思，就是民有、民治、民享，就是国家是人民共有，政治是人民共管，利益是人民共享……人民对国家要什么事都可以共，才是真正达到民生主义的目的。”（20）再看民生主义的两个纲领：“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则更与传统经济思想关系密切。传统中国是以农业立国的，土地问题是历代统治者所关心的焦点问题。孙中山“平均地权”的主张则吸纳了中国历代土地变革的经典。用他自己的话说：“周朝所行的井田制度，汉朝王莽想行的井田方法，宋朝王安石所行的新法，都是民生主义的事实”。（21）“节制资本”则继承了传统中国的“官山海”及“专卖制度”，即封建国家管理山泽之利，将控制封建国家经济命脉的诸如“盐”“铁”实行官营，具体表现为“均输”、“平准”、“榷卖”等制度，以使封建国家有能力干预和调整国民经济。孙中山说：“按经济学本滥觞于我国，管子也，兴渔盐之利，致齐而致富强”；（22）桑弘羊“行均输、平均之法，尽笼天下之货，卖贵买贱，以均民用，而利国家。卒收国饶民足之效。”（23）他又称王安石的“新法”等同于“民生主义”。

2、从近代农民运动与资产阶级改良运动中借鉴内容。太平天国农民领袖洪秀全，在《天朝田亩制度》中提出了“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社会理想。资产阶级改良派领袖康有为则主张发展近代工商业以使中国富强。他在“公车上书”中提出：“富国之法有六：曰钞法，曰铁路，曰机器轮舟，曰开矿，曰铸银，曰邮政”，“养民之法：一曰务农，二曰劝工，三曰惠商，四曰恤穷。”（24）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承袭了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经济思想中“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的思想，明确提出“耕者有其田”，主张“贫富均等”，“把社会的财源弄到平均”。与此同时他又继承了资产阶级改良派所主张的在中国发展近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文化，以使中国变成一个近代化的富强的工业国。

（二）从西方经济学说中汲取思想材料

孙中山一生多旅居海外，他在接触西方先进的社会经济制度与思想文化的同时，把它们合理可行的内容融入“民生主义”。通过比较和鉴别，他将亨利·乔治的“土地公有”和“单一地价税”的主张以及约翰·穆勒关于“核定地价”、“涨价归公”、“定价收买”的土地国有化方案吸纳到民生主义的“平均地权”中；在“节制资本”方面，他又取法于德国俾斯麦的“国家社会主义”，“参综社会诸家学说，比较其得失，觉国家产业主义，又深稳而可行。”（25）

（三）从社会主义思潮中吸收营养

孙中山说“英社会主义阿浑（欧文）者，深痛工人之痛苦，遂出己资，创设一极大之工厂，优待工人，为社会主义实行试验场，……同时又有佛利耳（傅立叶）、卜南克（路易布朗）者，法之社会主义家，亦曾开社会主义之工厂，以受社会习惯之影响，均未能达成苦心旨意之希望”。（26）孙中山捡取空想社会主义所指出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弊端，将其合理的规划引入到“民生主义”，在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孙中山说：“马克思所著的书和发明的学说，可以说是集几千年来人类思想之大成。”他还不止一次说：“本党即服从民生主义，则所谓‘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集产主义均包括其中”。（27）

四、历史意义与局限

（一）历史意义

“民生主义”是“三民主义”的重要内容，是与“民族主义”、“民权主义”紧密结合的经济纲领。孙中山说：“我们革命的目的是为中国谋幸福，因不愿少数满洲人专制，故要民族革命；不愿君主一人专制，故要政治革命；不愿少数富人专制，故要社会革命。这三样有一样做不到，也不是我们的本意。”（28）“民生主义”具有极大的反帝反封建的性质。“平均地权”是要将土地收归国有而废除封建土地制度，它实质是一个反封建的经济纲领。“节制资本”要对国民经济具有垄断性的大企业一律收归国有，建立起强大的和独立自主的民族经济。在当时这也是一个具有反对帝国主义性质的经济纲领。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指出：“中国的经济，一定要走‘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路，决不能是‘少数人所得而私，决不能让少数资本家少数地主‘操纵国计民生；决不能建立欧美式的资本主义社会，也决不能还是旧的半封建社会。”（29）

（二）历史局限

作为资产阶级改革社会经济组织的基本经济纲领，由于阶级和时代的因素，“民生主义”又具有较大的妥协性和空想性。“平均地权”其实质是资产阶级国家对地主土地实行“赎买”的政策，它只是一个理论设想。如“核定地价”，由地主自报地价，其报多报少由何人鉴定？如果地主与政府官员勾结起来伪报地价，如何处理？再如地价涨价归公，若地主在地皮上建有房屋，政府若是收购土地，那么房屋属于地主私有，又将如何处理？与此同时，“平均地权”其主要出发点和解决的问题仅局限于城市宅地，这只是孙中山基于地主垄断土地会对工商业发展造成严重阻碍方面来考虑的，他对农村中地主土地私有制的严重性没有充分的认识。尽管孙中山在晚年时期也提出“耕者有其田”，但并没有打算马上去实现。毛泽东同志说：“孙中山失败了，因为他没有满足人民的要求，比如他没有满足人民对土地的需要。”（30）再看节制资本：孙中山的发达资本，振兴实业需要资金。这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根本无法实现。在对待帝国主义国家及外资的态度上孙中山并没有认识其本质。他还幻想能说服帝国主义国家向中国投资开发、发展中国的各项工业，以消除其剥削侵略和瓜分中国的危险。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上，孙中山并没有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及“剩余价值学说”，他也混淆了社会阶级差异，同时也不知道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这些妥协性和空想性，也决定着中国资产阶级是不可能在中国进行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也不能完成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

参考文献：

[1]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孙中山全集》第一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1

[2]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孙中山全集》第九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6

[3]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孙中山全集》第二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6

[4]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孙中山全集》第六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5

[5]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孙中山全集》第七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5

[6]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孙中山全集》第八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6

[7]汤志钧，《康有为政论集》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1

[8]《毛泽东选集》合订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639页

[9]《毛泽东选集》第五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第290页

[10]裴倜：《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与中国古代思想的渊流》[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01）21-28

[11]程美东：《孙中山的民生主义理论》[J]，人文杂志，2002（03）130-136

[12]周瑞平：《浅论孙中山的民生主义—纪念辛亥革命爆发九十周年》[J]，集宁师专学报，2001年（06）12-16

注释：

（1）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孙中山全集》第一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第288页。

（2）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孙中山全集》第九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第355页，

（3）《孙中山全集》第九卷，第414页

（4）《孙中山全集》第九卷，第120页

（5）《孙中山全集》第九卷，第514页

（6）《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97页。

（7）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孙中山全集》第二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第514页。

（8）《孙中山全集》第九卷，第384页。

（9）《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364～365页。

（10）《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332～333页。

（11）转引程美东：《孙中山的民生主义理论》

（12）《孙中山全集》第六卷，第253页。

（13）《孙中山全集》第九卷，第367页。

（14）《孙中山全集》第九卷，第391页。

（15）《孙中山全集》第九卷，第391页。

（16）《孙中山全集》第九卷，第410页。

（17）转引：裴倜《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与中国古代思想的渊流》

（18）《孙中山全集》第七卷，第60页。

（19）《孙中山全集》第九卷，第112页。

（20）转引：裴倜《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与中国古代思想的渊流》

（21）《孙中山全集》第八卷，第472页。

（22）《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510页。

（23）《孙中山全集》第六卷，第176页

（24）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第123-130页。

（25）《孙中山全集》第七卷，第61页。

（26）《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513页。

（27）《孙中山全集》第九卷，第112页。

（28）《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329页。

（29）《毛泽东选集》合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639页。

（30）毛泽东著：《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第29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