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律疏议》中的人情

胡秀全

[摘 要]我国古代社会，天理无非人情，王法本乎人情，重视人情是我国传统法文化的一大特色。受儒家文化影响，我国的传统人情有人之常情（以忠孝为核心）和人情世故两层含义。传统人情以礼为核心，和谐而又冲突：人情与法律的和谐，以不孝罪、留养制度和亲属相犯为代表，《唐律疏议》将之法律化，人情与法律相融合；人情与法律的冲突，以为亲复仇、恤刑和赦免为例，《唐律疏议》中有相异甚至是矛盾的规定。

[关键词]中国；传统法文化；人情；《唐律疏议》

一、我国古代社会中的人情

《论语·子路》言“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1）”，《论语·颜渊》云“片言可以折狱，其由也欤（2）”；孔子认为法律应当“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公正蕴含在人情之中，行事符合人情，才是最大的公正。

人情归属于文化领域，必然受其所处时代的影响，以儒家文化为背景的传统人情必定蕴含儒家经义。

《礼记·大传》强调：“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3）”，“亲亲”和“尊尊”分别对应孝和忠，儒家文化被确立为封建正统后，孝和忠被发扬光大，成为一个人道德水平的评判标准，传统的人情观也烙上了忠孝的印记。《礼记·礼运》记：“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4）”；唐代法哲学家韩愈、明代法哲学家王阳明也有同样的观点；古代思想家所论的人情是社会性的人类的普遍情感，也就是所谓的人之常情。由此而言，传统的人情是带有儒家伦理性的以忠孝为核心的人之常情。

“仁”是儒家文化的核心，是儒家学派的最高道德准则，如：孔子的“仁者爱人”、孟子的“恻隐之心”和“义”。儒家文化影响下的两千余年间，仁义、为政以德、安居乐业等观念，深入国人的灵魂，影响着国人的一言一行，成为国人日常生活中约定俗成的行为规则。由此而讲，传统人情指我国古代社会中的人情世故。

综上所述，传统社会中的人情有两方面的内涵，一是指带有儒家伦理性的以忠孝为核心的人之常情，二是指我国古代社会的人情世故。

二、人情与《唐律疏议》的链接

儒家文化一直是我国古代社会的正统文化，统治者制定的律法中蕴含儒家经义。两千余年影响下，“天理无非人情”，“王法本乎人情”，崇尚、重视人情，成为我国传统法的一大特色。儒家文化传承于西周的礼文化，“亲亲”、“尊尊”是礼文化的基本原则，“亲亲父为首”，“尊尊君为首”，分别维护宗族和国家的秩序。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我国古代人情与法律的关系，便是礼与法的关系。

在我国古代礼法融合进程中，《唐律疏议》总结以往各王朝的立法经验及司法实践，折中损益，以儒家道德伦理为思想理论基础，熔礼法于一身，以“一准乎礼”著称，标志着我国古代礼法融合的真正完成。我国古代，缘情制礼，因礼制律，在人情法律化的进程中，《唐律疏议》处于承前启后的地位。

人情与法律，以礼为核心，和谐而又冲突。“合情又合法”，人情溶于法律，合法即是合情，这便是人情与法律的和谐。人类社会的复杂性，使人情与法律在具体适用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合情不合法”或“合法不合情”。因礼法融合程度的不同，人情与法律和谐或冲突的表现形式亦不相同。体现在《唐律疏议》中，人情与法律的和谐指对同一法律现象无相异的规定，人情与法律的冲突则指对同一法律现象有相异甚至是矛盾的规定。

三、《唐律疏议》中的人情体现

俗语道“百行孝为先”，《孝经》载“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5）”，将不孝视为最大的犯罪。人情与法律的和谐，首先表现为不孝罪。

现存史料中，不孝罪的明确定义见于《唐律疏议·名例》“谓告言、诅詈祖父母父母，及祖父母父母在，别籍、异财，若供养有缺；居父母丧，身自嫁娶，若作乐，释服从吉；闻祖父母父母丧，匿不举哀，诈称祖父母父母死。（6）”可知，唐代不孝罪体现在：日常生活中不顺父祖；冒犯（触犯父祖名讳或状告、咒骂甚于殴打、杀害）父祖；父祖被囚或丧葬期间违背礼的规定。

日常生活中的不孝，体现于《唐律疏议·户婚》155条、157条和《唐律疏议·斗讼》348条。例如：唐律155条规定：“诸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孙别籍、异财者，徒三年。（7）”

冒犯父祖，体现于唐律的职制、诈伪、斗讼、贼盗四篇，具体为：《唐律疏议·职制》121条，《唐律疏议·诈伪》383条，《唐律疏议·斗讼》345条、329条、330条、331条和314条，《唐律疏议·贼盗》253条、255条和260条。例如：唐律121条规定：“诸府号、官称犯父祖名，而冒荣居之；祖父母、父母老疾无侍，委亲之官；即妄增年状，以求入侍及冒哀求仕者：徒一年。谓父母丧，禫制未除及在心丧内者。若祖父母、父母及夫犯死罪，被囚禁，而作乐者，徒一年半。（8）”

父祖被囚或丧葬期间的不孝，体现于《唐律疏议·户婚》162条、180条、156条、179条、181条、188条和《唐律疏议·职制》120条。例如：唐律156条规定：“诸居父母丧，生子及兄弟别籍、异财者，徒一年。（9）”

不孝是对孝道的违犯，为亲复仇是对孝道的一种极致表现。儒家文化影响下，因孝悌而复仇是传统社会的一种高尚伦理。

关于复仇，体现于《唐律疏议·斗讼》335条、256条、265条和《唐律疏议·贼盗》265条。例如：唐律265条“移乡避仇”规定：“诸杀人应死会赦免者，移乡千里外。（10）”

唐律26条规定：“诸犯死罪非十恶，而祖父母、父母老疾应侍，家无期亲成丁者，上请。犯流罪者，权留养亲。（11）”。依儒家孝道，子孙应尽养老送终的义务，统治者为体现对孤寡老弱的怜恤之心，在符合“孀妇独子”的情形下，经刑部提出留养申请，获得皇帝首肯后，免予死刑，在施以一定处罚后准其留养以奉养其父母长辈或承续其家族血脉，这是孝道的又一表现——留养制度。

唐律52条规定：“诸称期亲及称祖父母者，曾、高同。称孙者，曾、玄同。嫡孙承祖，与父母同。缘坐者，各从祖孙本法。其嫡、继、慈母，若养者，与亲同。称子者，男女同。缘坐者，女不同。称袒免以上亲者，各依本服论，不以尊压及出降。义服同正服。（12）”这是唐代五服的规定，为晚辈子女与父母祖父母之外的亲属犯罪时适用，包括亲属相告、亲属相盗、亲属相殴、亲属相奸和亲属相杀。

亲属相告，体现在两方面。一是鼓励亲亲相隐，唐律46条规定：“诸同居，若大功以上亲及外祖父母、外孙，若孙之妇、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为隐（13）”；二是限制亲属相告，体现于《唐律疏议·斗讼》345条、346条和347条，例如：唐律345条规定“诸告祖父母、父母者，绞。（14）”

亲属想盗，体现于《唐律疏议·贼盗》287条和288条。例如：唐律疏议287条规定：“诸盗缌麻、小功亲财物者，减凡人一等；大功，减二等；期亲，减三等。（15）”

亲属相殴，体现于《唐律疏议·贼盗》294条、325条、326条、327条、328条、332条、333条、334条和《唐律疏议·斗讼》324条。例如：唐律327条规定：“诸殴缌麻兄姊，杖一百。小功、大功，各递加一等。尊属者，又各加一等。伤重者，各递加凡斗伤一等；死者，斩。即殴从父兄姊，准凡斗应流三千里者，绞。若尊长殴卑幼折伤者，缌麻减凡人一等，小功、大功递减一等；死者，绞。（16）”

亲属相奸，体现于《唐律疏议·杂律》411条、412条和413条。例如：唐律413条规定：“诸奸父祖妾、谓曾经有父祖子者。伯叔母、姑、姊妹、子孙之妇、兄弟之女者，绞。即奸父祖所幸婢，减二等。（17）”

亲属相杀，体现于《唐律疏议·贼盗》253条、287条、288条、325条、327条、328条、334条和《唐律疏议·斗讼》345条。例如：唐律253条规定：“谋杀缌麻以上尊长者，流二千里；已伤者，绞；已杀者，皆斩。即尊长谋杀卑幼者，各依故杀罪减二等；已伤者，减一等；已杀者，依故杀法。（18）”

我国古代，严格遵循法律，依法断案可能招致舆论的非议，相反，曲法申情之举则会被视为仁政或者德政。恤刑和赦免便是统治者为体现其仁慈之心而对犯罪者的法外施恩。

恤刑，体现于《唐律疏议·名例》30条、31条和《唐律疏议·断狱》474条、494条、495条。例如：唐律495条规定：“诸妇人怀孕，犯罪应拷及决杖笞，若未产而拷、决者，杖一百；伤重者，依前人不合捶拷法；产后未满百日而拷决者，减一等。失者，各减二等。（19）”

除却对老幼妇残的矜恤，恤刑还体现在刑讯过程中的慎刑，体现于《唐律疏议·断狱》476条、477条、478条和497条。例如：唐律476条规定：“诸应讯囚者，必先以情，审察辞理，反覆参验；犹未能决，事须讯问者，立案同判，然后拷讯。违者，杖六十。若赃状露验，理不可疑，虽不承引，即据状断之。（20）”

我国古代，皇帝的权力至高无上，其命令凌驾于法律之上，赦免是皇帝的专有权力，是人情与法律冲突的典型。关于赦免，体现于《唐律疏议·断狱》488条、489条。例如：唐律489条规定：“诸闻知有恩赦而故犯，及犯恶逆，若部曲、奴婢殴及谋杀若强奸主者，皆不得以赦原。即杀小功尊属、从父兄姊及谋反大逆者，身虽会赦，犹流二千里。（21）”

此外，我国古代体现人情的法律制度还有春秋决狱和宥过制度，唐律虽未规定，但司法实践中，遇到唐律无规定的情形，司法官仍会适用自由裁量，依据儒家经义断案或者心生恻隐以减免对罪犯的刑罚。

四、余论

我国传统的人情因素，源自我国自身的历史文化背景，符合国人的生活习惯和道德信仰，更易为国人所接受、认同，至今仍影响着国民的观念与行为方式，并一定程度上与现代法治精神与实践相契合。根植于我国的优秀传统法律文化，重新认识人情的合理因素，可以推进我国的法律现代化。

参考文献：

[1]孔子撰，张燕婴译.论语[M].北京：中华书局，2006.

[2]巢峰主编.辞海·语词分册[M].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

[3]钱玄等译.礼记[M].长沙：岳麓书社，2001.

[4]孔子撰，陈书凯译.孝经[M].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07.

[5][唐]长孙无忌等.唐律疏议[M].北京：中华书局，1983.

[6]史广全.礼法融合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历史演进[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

[7]史广全.中国古代立法文化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

[8]马小红.礼与法：法的历史链接[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9]马小红.中国古代社会的法律观[M].郑州：大象出版社，1997.

[10]武树臣.中国传统法律文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

[11]俞荣根.儒家法律思想通论[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

[12]范忠信等.情理法与中国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探微[M].上海：上海书店，1992.

注释：

（1）孔子撰，张燕婴译.论语[M].北京：中华书局，2006，95页.

（2）孔子撰，张燕婴译.论语[M].北京：中华书局，2006，178页.

（3）钱玄等译.礼记[M].长沙：岳麓书社，2001，第457页.

（4）钱玄等译.礼记[M].长沙：岳麓书社，2001，第306页.

（5）孔子撰，陈书凯译.孝经[M].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07，第116页.

（6）[唐]长孙无忌等.唐律疏议[M].北京：中华书局，1983，第12页.

（7）[唐]长孙无忌等.唐律疏议[M].北京：中华书局，1983，第236页.

（8）[唐]长孙无忌等.唐律疏议[M].北京：中华书局，1983，第206页.

（9）同（1）.

（10）[唐]长孙无忌等.唐律疏议[M].北京：中华书局，1983，第341页.

（11）[唐]长孙无忌等.唐律疏议[M].北京：中华书局，1983，第69页.

（12）[唐]长孙无忌等.唐律疏议[M].北京：中华书局，1983，第136页.

（13）[唐]长孙无忌等.唐律疏议[M].北京：中华书局，1983，第130页.

（14）[唐]长孙无忌等.唐律疏议[M].北京：中华书局，1983，第432页.

（15）[唐]长孙无忌等.唐律疏议[M].北京：中华书局，1983，第365页.

（16）[唐]长孙无忌等.唐律疏议[M].北京：中华书局，1983，第411页.

（17）[唐]长孙无忌等.唐律疏议[M].北京：中华书局，1983，第494页.

（18）[唐]长孙无忌等.唐律疏议[M].北京：中华书局，1983，第327页.

（19）[唐]长孙无忌等.唐律疏议[M].北京：中华书局，1983，第570页.

（20）[唐]长孙无忌等.唐律疏议[M].北京：中华书局，1983，第552页.

（21）[唐]长孙无忌等.唐律疏议[M].北京：中华书局，1983，第5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