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洋务运动时期官督商办中的官商关系

李婷婷　丁文

[摘 要]官督商办是晚清洋务运动中实施的一种特殊的企业机制，出现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到八、九十年代达到全盛。特殊的历史背景造就了这一特殊的企业机制，在这一对矛盾关系中，既存在相互利用的一面，又存在相互斗争的一面，对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洋务运动；官督商办；官商关系；斗争；利用

一、洋务运动时期官督商办企业产生的历史背景

（一）洋务派需要资金来振兴商务

七十年代，洋务派打着“自强”的旗号兴办起来的官办军事企业已经很难维持下去了。我们知道，要振兴商务，首先需要充足的资金作为保证。正如当时一个熟悉洋务活动的代表人物所说的：“讲求土货则需款，仿造洋货则需款，开采宝矿则需款”。无论做什么，都需要资金。但是当时清政府不断对外赔款，对内镇压人民起义开支大量军费，明显力不从心。在国库空虚时，封建官僚自然而然地讲目光投到了有钱的商人身上，尤其是当时一些暴发户的买办商人。李鸿章在筹办招商局时说过：“近年来华商殷实狡黠者多附洋商名下，如旗昌、金利源等，华人股份居其大半”这些华商的资金就成了洋务派的资金来源。

（二）买办商人需要官的统治地位作为支持，对官抱有幻想

买办商人在洋行企业中积累了巨额资金，非常渴望独立发展，追求更大的利润，但摆在面前的是重重的封建阻力，所以，他们对官抱有极大的幻想，希望将官权作为自身发展的保护伞，以便给自己的投资带来格外优厚的利润。他们认为自己找到了壮大力量行之有效的办法并逐步将“官督商办”神奇化进行大量投资。洋务派想利用“官督商办”来收取商人资本，同时，买办商人想靠“官督商办”来收万世之利。我们可以说，正是有了这个共同的利益点，原本对立的官、商结成了一对特殊的矛盾，使官督商办有了实现的可能。

二、洋务运动时期官督商办企业中的官商关系

（一）官商相互利用

李鸿章在筹办第一个官督商办企业轮船招商局时对“官督商办”做过说明，大体意思就是说：“由官总其大纲，察其利弊”，“所有盈亏全归商人与官无涉”。以后的官督商办基本都是以这两句话为基准的。可以知道，官就是通过总其大纲的方式来掌握对企业的控制权。

（二）官商相互矛盾斗争

1、商挟私用人，阻碍管理制度规范的规范

在官督商办企业创办的规划中，李鸿章表示应该选举投资较多的人为商董，然后再“听该商董等自定条议悦服众商”，还说“商务应由商任，不能由官任之”。如果事实能够如此，便能使官督商办更接近于开办时的理念，但这只不过是为了招揽商户所说的好听的话，事实证明这一说辞并没有得到过认真的兑现。在他亲自批准的官督商办企业的“用人章程”中就明确规定了“专派大员一人认真督办，用人、理财悉听调度”，这样产生的督办有封建政权撑腰。督办为了扩充自己的势力而挟私用人，培植党羽，“血统关系”、“裙带关系”、“心腹旧故关系”自然而然就成了他们的用人准则。盛宣怀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起任过几个官督商办企业的督办，是“任人唯亲”的典型。比如中国电报局在各地分支机构的负责人中盛宣怀的叔父、堂弟、姻亲、外甥、女婿、堂侄就高达31人。另外，唐廷枢兄弟长期控制广州分局，李鸿章的旧故麦佐控制天津分局，更有甚者由他们“兄授其弟，父传其子，恬不以为怪”达二三十年之久。在这种用人制度之下，投资者丝毫没有发言权，开始是所说的“商务应由商任”明显变成了一句空话。好的企业管理制度，是企业健康发展的保证，只有将企业置于规范严格的管理之中，才能使企业健康有序地发展。反之，要想依靠这种挟私用人的制度管理好企业，自然是不可能的。所以，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官督商办企业的发展，注定要走向失败。

2、营私舞弊、贪污腐败造成积累不足

一名著名评论家在清王朝崩溃前夕，对官督商办企业内部的腐败情况进行了这样的描述：“正如肥肉自天而降，虫蚁聚食，不尽不止。”虫蚁聚食的根子就在“官督”。官督有封建政权撑腰，督办在用人、理财方面把清末衙门里的腐败一套带进了企业管理当中。1887年轮船招商局购买旗昌轮船公司时，发现旗昌有房产三十间、洋房十七所，价值五十万两。1897年，卢汉铁路施工时，眼看沿线地价要涨，当时官督商办汉阳铁厂总办郑观应就密函盛宣怀，请其立购二百亩，如果没有许多好地或购汉地百余亩，河南、直隶各数十亩也可，并请他不要声张。这就是总办和督办在职权上勾结营私。至于总办以下，就更是上行下效。比如天津电报局的总办每年可以捞近两万元。商贾们对官进行强烈的控诉，但却无力回天，无法制止这种虫蚁聚食的状况，因为以整个封建势力为后台的“官督”制度不是商贾们忿激的呼声所能动摇的。这样的蚕食鲸吞造成的直接结果就是企业的积累不足，最终走向失败。第一个官督商办企业招商局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从1874年到1884年，招商局的总支出共3757395两，其中各种利息、官利、官款利息三项的支出就高达3125902两，占到了中支出的百分之八十三点二，本来应该支出的折旧费只有23106两，仅仅占到总支出的百分之零点五六。仅1884年一年用于“商绅情面挪用未还款”的坏账损失就达到18万两。这样的资金流动，怎能谈得上积累与扩张呢？其他的官督商办企业也没有逃脱这种命运，到后来都处于勺水无源，其固立待的尴尬局面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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