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镇江花山湾古城建造年代问题的探究

陈昱文

[摘 要]关于花山湾古城，历来争议不断。但根据历代文献的记载，结合1984年、1991年、2010年三次考古发掘的结果，可以大致理清这一地区城市发展的沿革。经过分析，推断花山湾古城与“晋陵罗城”的称谓无关，也非由郗鉴、王恭所筑，而是晚唐时期周宝所筑的罗城。这座城在北宋经过了加筑，南宋时已不见城垣。

[关键词]花山湾古城；晋陵罗城；筑城年代

1984年，镇江博物馆在镇江市区东北花山湾发现一座古代城址，1991年，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和镇江博物馆对城址进行勘探和发掘，两次发掘主要集中在花山湾地区，发现了一些不连贯的城垣。在古城的始建年代上，存在着较大的争议。镇江考古所刘建国在发掘报告中将其定名为“晋陵罗城”（1），认为其始建年代为东晋。后韦正在《论六朝时期的镇江古城》一文中，对“晋陵罗城”的说法予以质疑，但未提出自己的看法。《江苏镇江市花山湾古城址1991年发掘简报》中，则认为该城是唐代润州罗城，社科院的曲英杰先生在《长江古城址》一书中的结论也与此相同。此后，镇江博物馆又进行进一步发掘，发表《江苏镇江花山湾古城遗址2010年发掘简报》，认为该城建成于唐代晚期，宋代进行加筑，至南宋时完全废弃。

从文献记载中，可以大致还原这一地区城市建设的沿革。较早关于在此筑城的记载是，建安十三年（公元211年），“孙权徙镇于此筑京城”（2）。晋室南渡后，东晋郗鉴“城京口，加都督扬州之晋陵、吴郡之军事（3）”，后王恭又有“更大改创（4）”。唐代在此置润州，润州城的地望也应在此地。又有，唐太和年间，观察使王璠修东西夹城，在城周围开隍。唐僖宗光启三年（公元887年），镇海节度使周宝“筑罗城二十余里（5）”。南唐林仁肇“复修之”。此后，府城数次加筑、重建，也多有废弃，史籍均有可考。与花山湾古城建造者可能相关的，是东晋的郗鉴、王恭，以及唐晚期的王璠、周宝。

孙吴在此筑的城位于北固山，号铁瓮城，这一点应无疑义，历代史书均有记载，如明代的李一阳在《府治后垣记》中写道：“吴大帝筑子城，控扼南北，号曰铁翁，规制宏壮。（6）”又《舆地志》载：“（铁瓮城）吴大帝孙权所筑，周迥六百三十步。（7）”但此后郗鉴的“城京口”，以及王恭的“更大改制”，是在铁瓮城的基础上修缮，还是另建新城？根据文献记载，郗鉴在京口筑城，是为了防御刘征率领的数千贼人从东南面海上的抄略，可能仅仅是对京口城防的加固，并无必要另建一座大城。从时间上看，这伙贼人不久便被讨平，其间时间较短，根本不足以另筑新城。当时大量的北人南迁，被安置在晋陵附近，据估计约有二十万众（8）。对于流民，郗鉴抱有了极大的防备心理，这从他晚年的一封奏疏可以看出：“臣所统错杂，率多北人，或逼迁徙，或是新附，百姓怀土，皆有归本之心。臣宣国恩，处兴田宅，渐得稍安。闻臣疾笃，众情骇动，若当北渡，必启寇心。（9）”郗鉴常年坐镇京口，既防北方的军事侵袭，又有控制流民之用，而建造一座规模巨大的城，将南迁流民置于城中，似乎不是郗鉴之意愿。他曾对平南将军温峤说：“今贼谋欲挟天子东入会稽，宜先立营垒，屯聚要害，既防其越逸，又断贼粮运，然后静镇京口，清壁以待贼。（10）”郗鉴的军事策略是“屯聚要害”、“坚壁清野”，花山湾地区地势相对较平坦，而且面积广大，无险可守，在此筑城并不符合郗鉴“屯聚要害”的“待贼”之法。无论从筑城的时间、目的，还是从郗鉴的方针策略来看，似乎都没有建造花山湾古城的可能。历代文献中有关郗鉴、王恭筑城的记载，几乎均是将其所筑的城看做是“铁瓮城”。元代《至顺镇江志》中载：“子城吴大帝所筑……晋郗鉴尝修，王恭更大改创。（11）”此外，《太平寰宇记》引《京口记》中的“晋王恭为刺史，改创西南楼名为万岁楼，西北楼为芙蓉楼”，根据调查以及名称推断，当时的万岁楼在今千秋桥附近，位于今鼓楼岗西侧。至此向北，其范围大致与铁瓮城西垣相重合，这就说明，王恭的“改制”可能也仅仅是在铁瓮城的基础上修缮和增筑城楼，并没有另外起一座规模巨大的城池。

需要说明的是，“晋陵罗城”的定名，可能不适用于花山湾古城。东晋时，京口作为晋陵的郡治，仅仅是太兴元年（公元317年）至咸和四年（公元329年）的十二年（12），具有临时性，可能与边防和控制流民有关，更多的时间里，晋陵的郡治被放在了丹徒和今天的常州一带。再者，“晋陵罗城”的说法在东晋并不存在，《晋书》中，“晋陵”作为地名较为常见，而“晋陵罗城”的说法则无一次被提及。唐代恢复晋陵后，治所在今天的常州而非京口。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分天下十五道，江南东道润为会府（13）”，此时，京口地区已属润州，与晋陵所属的常州明显分隔两地。照此，花山湾古城既不可能是东晋的“晋陵罗城”，又不是唐代的晋陵，那么可以解释的说法是，“晋陵罗城”的字样，标明的是制砖人的籍贯。根据铭文砖上的字体、书写格式等，断定其与东晋城砖相异（14）。《江苏镇江市花山湾古城址1991年发掘简报》以及其后的《江苏镇江花山湾古城遗址2010年发掘简报》，均将“晋陵罗城”砖的年代断为唐，应该与事实接近。

又，晋陵罗城遗址若为唐代润州城，则与文献记载存在抵牾。《唐书音训》载：“京口，在润州城东北，甘露寺侧。（15）”据此可知，唐代的润州城应在京口西部开阔地。南宋《嘉定镇江志》载，“东山，在城东二里，亦号花山（16）”，可见，南宋时的府城应在铁瓮城及以西，花山地区已不存城池。如果文献记载无误，那么，花山湾古城既非唐代初置“润州”时的润州城，也不是南宋的府城，其建筑及使用的年代应该是唐中晚期至南宋。文献中关于唐代筑城的记载，分别是太和年间（公元827—835年）王璠所筑的“东西夹城”和光启三年（公元887年）镇海节度使周宝所筑的罗城。关于罗城的形制，文献中虽无详细记录，但对城门的名称、位置则有较为详细的记录。《嘉定镇江志》载，罗城“共十一门”，东有两门，“北曰新开，南曰青阳（17）”。《至顺镇江志》中记载元时尚存的东门“青阳门”，“去府治二里（18）”，推测新开、青阳两门应均应该距离府治有二里左右。又根据古子城北门在“府治后”，判断元代的“府治”应在铁瓮城范围内。2010年对花山湾地区的发掘，发现城门门址一座，从距离上来看，在1000米左右，与“二里”的记载相差不大，只有罗城东垣的两座城门具有可能性，考古报告中亦将此门定为“新开门（20）”。由此推断，花山湾古地区发现的城垣应为罗城，是为唐代晚期的周宝所修筑。endprint

关于罗城城垣的长度，文献中多有记载，据《读史方舆纪要》卷二五引《城邑考》：“更筑罗城，周二十余里。（21）”南宋《嘉定镇江志》记“罗城周回二十六里十七步（22）”，《至顺镇江志》也记郡城“二十六里十七步（23）”，可知罗城周长在二十里以上。根据考古发掘报告，花山湾古城的周长约为十里，与文献记载的二十多里相差甚远。可能的情况是，罗城的西部的城垣，叠压在今天镇江的市区之下，后代的府城即是在罗城西部城垣的基础上加筑的。明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宋礼在前代城墙上加砌砖石，城“九里十三步”，清人实测发现城周不是九里，而是十二里多。如以十二里多计算，则与花山湾古城合计二十多里，则与文献所载接近。

从1984年的考古发掘资料看，西墙较其他三面城墙，出土了较多宋代的遗迹、遗物。如在西墙A、D段，发现了模印有“镇江府城”、“府城砖”、“镇江水军”等字样（24）。“镇江”的称谓，是在宋徽宗政和三年改润州为镇江府时才出现，所以这些城砖应是宋代或以后烧制，结合文化层分析，此应为宋代的城砖。以西墙C段为例，在此处开有探沟T2，发现五层文化堆积，其中第三层是夯土，包含大量宋代陶瓷、砖瓦，第四层也是夯土，出土夯窝、夯土间厚均与第三层相似。如果第三层中未发现有晚于宋代的遗物，那三、四层应为宋代的夯筑城墙无疑。由此推测，西墙与其他三墙可能并不建于同一时期。文献记载罗城“二十六里十七步”，那么罗城在经南C段向西后，可能并不是弯折向北与西A段相连，而是在大学山南麓向西南弯折，进而围合成一个大圈，将铁瓮城、后代的府城围合在内。西墙叠压下即使有唐代的夯土，也很有可能是王璠所建东夹城的西垣。宋代城砖及夯筑遗迹仅在西墙发现，北、东、南三墙在三次发掘报告中均未提及有出土，可能宋代府城沿用了部分唐代罗城、夹城的部分城墙加筑而成，花山湾地区的罗城则弃之不用

根据上述推论，可推测该地区城市发展的沿革是：三国时期，吴国建铁瓮城；东晋时郗鉴和王恭先后在铁瓮城的基础上加筑；唐代建润州城，子城位于铁瓮城处，并新建城垣，将子城围合，但并未包含花山湾古城。后又建有东西夹城。唐晚期周宝建罗城，囊括了花山湾古城、铁瓮城、明清府城的范围。宋代加筑城垣，但花山湾古城部分弃之不用，仅在铁瓮城及以西部分筑城。上述推断，仅是根据文献、考古资料以及前人的研究所作出的一种假设，揭开真正的事实，还需要对该地区进行更加细致、更大范围的调查和发掘。

注释：

（1）刘建国.晋陵罗城初探[J].《考古》.1986年第5期.

（2）（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O].卷二十五.

（3）房玄龄等.晋书·郗鉴传[O].卷六七.中华书局.1974.

（4）（元）脱因修、俞希鲁.至顺镇江志[O].卷二.中华书局.1990.

（5）司马光.资治通鉴[O].卷二五六.中华书局.1956.

（6）（明）李一阳.府治后垣记.[O]

（7）（南朝）顾野王.舆地志[O]

（8）谭其骧.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J].《燕京学报》，第15期。

（9）房玄龄.晋书·郗鉴传[O].中华书局.1974.一七八〇页.

（10）（元）俞希鲁.至顺镇江府志[O].卷二十.江苏古籍.1999.第八六二页。

（11）（元）俞希鲁.至顺镇江府志[O].卷二.江苏古籍.1999.第九页.

（12）韦正.试论六朝时期的镇江古城[J].《东南文化》1993年6期.

（13）（南宋）卢宪.嘉定镇江志·卷一[O].清道光二十二年刊本.第二八二六页.

（14）刘斌.镇江“晋陵罗城”命名问题的探讨[J].《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

（15）（清）张九征、何洯、程世英等.康熙镇江府志[O].卷五十四.

（16）（南宋）卢宪.嘉定镇江志[O].清道光二十二年刊本.第二八三二页.

（17）（南宋）卢宪.嘉定镇江志[O].清道光二十二年刊本.第二八三一页.

（18）（元）俞希鲁.至顺镇江府志[O].卷二.江苏古籍.1999.第八页.

（20）镇江博物馆.江苏镇江花山湾古城遗址2010年发掘简报[J].《江汉考古》.2012年第2期.

（21）（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O]卷二五引《城邑考》.

（22）（南宋）卢宪.嘉定镇江志[O].清道光二十二年刊本.第二八三二页.

（23）（元）俞希鲁.至顺镇江府志[O].卷二.江苏古籍.1999.第八页.

（24）镇江博物馆.镇江东晋晋陵罗城的调查和试掘[J].《考古》.1986年第5期.

（25）镇江博物馆.镇江东晋晋陵罗城的调查和试掘[J].《考古》.1986年第5期.

参考文献：

[1]（南宋）卢宪.嘉定镇江志[O].清道光二十二年刊本.

[2]（元）俞希鲁.至顺镇江府志[O].江苏古籍.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