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欲问题的文学书写
——论元散曲的世俗抒情

何 跞

(南开大学 文学院，天津 300071)

一 从元散曲的“豪放”说起

对于元代散曲的风格问题，学者通常用“豪放”、“清丽”来概括。二十世纪初任中敏作《散曲概论》，将元散曲分为“豪放”、“清丽”、“端谨”三派，并认为“豪放最多，清丽次之，端谨较少”，“实惟豪放、清丽两派乃永久对峙耳”。这种论法大致勾勒了元散曲的的整体风貌特征，为多数学者所接受。豪放也成为元散曲的一个极具代表性的印象式风格标签。

而元散曲的豪放不同于唐诗宋词中所说的豪放，它有其特殊的内容。它不源自人性中的豁达魅力，而是生于文人所处社会现实的不能满足和实现他们的理想，实是用世之心受挫后所产生的较为极端和夸张另类的“避世”“玩世”心理。所以不是自我肯定，而是自我否定的“豪放”。李昌集《中国古代散曲史》解释得很好：

其“豪”、其“放”便不同历代诗词的“豪放”，它不作“壮志”的咏叹高歌，而恰恰是以“自弃”为形式的“豪”，是嘲弄讥笑传统“豪情”形式的“放”……“用世”之心最终在社会的压迫下走向其反面，形成一种特殊的包含着肯定的否定。文人们以“避世——玩世”哲学为自身找到了新的肯定形式，真正被否定的是时代的社会现实，豪放之潮的根本意味即在此。

散曲家们对“时代的社会现实”的否定，也即表现在散曲中的“豪放”的风格，有两个内涵。一是这种风格的源起，也即用世之心。这是文人自身一开始对这个社会现实的热望，也可以说是一种对于自身价值实现的热情，包括对功名利禄的欲望。二是这种风格最终表现形态，也即“避世”、“玩世”之心。文人从较高境界的价值实现，或者说从理想落回现实，最后以自弃嘲弄的心态回归庸俗的生活常态和凡俗的人生追求，也即对于衣食住行、功名利禄、官钱惠利的索求。而不论是高尚的理想，还是低俗的需求，整体表现的都是对于私利的趋好。这可以表述为名利、功名、功利，是出于欲望和私心的，我们总称为利欲，是出于私欲的功利心。而它们又都是出于最基本最真实的人性，表现出来也是普遍存在的基本人情。

二 利欲主题在元散曲中

这种基于利欲的基本人情，在元代的文学作品中，特别是散曲中，表现得最多最直接。散曲中往往直接写“功名”、“富贵”、“名利”、“官”、“钱”，这一类的主题是元代散曲中一个重要的题材，表现对它们的轻视、取笑甚至厌恶，劝诫世人同时自劝不要在意于此，也是曲中的一个重要主旨。然而越是诉说看轻和厌恶，越是反证了这个问题的突出和它对包括文人在内的社会大众的影响之深。范康[仙侣·寄生草]《饮》：

长醉后方何碍，不醒时有甚思。糟腌了两个功名字，醅渰了千古兴亡事，曲埋了万丈虹霓志。不达时皆笑屈原非，但知音尽说陶潜是。

“虹霓志”不过也就是基于穷“达”之念，“功名”之想。平时总是有功名之思，是以为碍，功名不就，则逃向“长醉”“不醒”。张养浩[中吕·山坡羊]直接说：

休学谄佞，休学奔竞，休学说谎言无信。貌相迎，不实诚，纵然富贵皆侥幸。神恶鬼嫌人又憎。官，待怎生；钱，待怎生！

“谄佞”、“奔竞”、“说谎言无信”、“貌相迎，不实诚”真实地描画了当时世人营营汲汲的世俗面貌，而这都是为了“富贵”，为了“官”“钱”，为了趋名逐利。

这种语气眼光的对待还延伸及于事业理想。元散曲中的“功名”意往往不仅仅指向“官”、“钱”这样向下世俗的一路，还指向“英雄”事业这样向上的崇高的理想，这些都能够用“穷通”来概括，元散曲中所写的主要是怎样对待个人“穷通”的问题。而“英雄”事业这样崇高的志向，在元散曲中依然是被“闲人”“取笑”的对象。张可久[庆东原]《和马致远先辈韵》就表现得很明白，曲曰：“诗情放，剑气豪，英雄不把穷通较。江中斩蛟，云间射雕，席上挥毫。他得志笑闲人，他失脚闲人笑。”

可以不准确地概括说，元散曲中的这种轻视、取笑的批判对待处处皆是，批判的对象可以是人们认为好的，羡慕追求而又得不到的任何物事。这本身就有一种势利世俗的眼光在里面，而元散曲中也不乏对“青”眼“白”眼的语词。如乔吉《寓兴》：

鹏抟九万，腰缠十万，扬州鹤背骑来惯。世间关，景阑珊，黄金不富英雄汉，一片世情天地间。白，也是眼；青，也是眼。

这种“世情”不仅是曲家笔下之物，还弥漫在曲文里外，透露了作者的“世情”眼光。以庄子鲲鹏“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式的逍遥之游，以及黄粱一梦、骑鹤归去的仙道自在来消解“腰缠十万”的利欲心理，以“黄金”之“富”对“英雄”事业。总之，富贵名利之念、道家出世思想、英雄事业之心同时出现在曲作中，而被青白眼的“世情”所统摄，这就是元散曲所表现的元人所求愈多而愈混乱的心志状态，汲汲营营进而走向惘惑。

元人的名利感往往又会生发出历史兴亡之感，感叹过去王朝曾有的富贵奢华、权贵风流的短暂。而感叹历史兴亡其实也就是变相地感叹功名不常，里面还是蕴含了很深的功名念想和慨叹，实质是一样的。如马致远[双调·蟾宫曲]《叹世》：

咸阳百二山河。两字功名，几阵干戈？项废东吴，刘兴西蜀，梦说南柯。韩信功兀的般证果，蒯通言那里是风魔？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醉了由他。

他将功名和朝代兴亡联系起来，以旁观的眼光发出慨叹，感叹功名兴亡都是一梦。而这种“梦说南柯”的歌咏里面蕴藏着对“南柯一梦”的羡慕，也就是对功名富贵、天下事业的向往。

元代散曲中往往又有“醉”世的主题，有“醉于”名利官钱、红尘富贵的意思；另外往往也是对世乱无根、功名不成的无声抗议和无奈出路。不管是哪种原因哪种模式的“醉”，散曲里所表现的“醉”世总是带有一种世俗功名的色彩。

由无可奈何的“醉”世往往又生发出生命苦短、及时纵乐的思想，这又是元曲里面惯于表现的与“醉”世关联的另一大主题。“一代宗匠”元好问也感叹“人生百年有几，念良辰美景，休放虚过”([双调·小圣乐]《骤雨打新荷》)。

或者是走向“和露摘黄花”的隐逸自遣。而这种隐逸往往又带有以避世乱、自求安稳的心理，其实还是一种趋利避害的生存利欲驱使，带有浓厚的为己的个人色彩。乔吉[南吕·玉交枝]《恬退》将隐逸和功名富贵的关系写得很清楚：

溪山一派，接松径寒云绿苔。萧萧五柳疏篱寨，撒金钱菊正开。先生拂袖归去来，将军战马今何在？急跳出风波大海，作个烟霞逸客翠竹斋，薜荔阶，强似五侯宅。这一条青穗绦，傲杀你黄金带。再不著父母忧，再不还儿孙债。险也啊拜将台！

“险也啊拜将台”将这种趋利避害的世俗心理，也即是“世情”展露无遗。它也透露了这种“世情”出于个体利益考虑的小家气象和气度，它的局限眼光代表了市民心态的特点。曲中的学陶渊明归隐，主要是出于个人安危的考虑，所以说“将军战马今何在？急跳出风波大海”。这种出于个体利益考虑的泛滥甚至及于平常人伦，在这一首曲中，作者写“再不著父母忧，再不还儿孙债”，将父母儿孙的考虑都排除在外，而走向纯粹个人的安乐适意。另如马致远[双调·蟾宫曲]《叹世》：

东篱半世蹉跎。竹里游亭，小宇婆娑。有个池塘，醒时渔笛，醉后渔歌。严子陵他应笑我，孟光台我待学他。笑我如何，倒大江湖，也避风波。

写的也是为“避风波”而隐，且不怕嘲笑。可见这种思想的泛滥，对于个人安全舒适的追求到了一种不计世人嘲笑的程度。只要于我有利，则不管别人如何看待，这也是一种市民世俗“世情”的典型特征。

或者是走向求仙访道。前文所举乔吉《寓兴》一曲中就明显地包含了以仙道出路来消解名利之心及其价值的意思。

隐逸或者求仙访道的实质其实是寻找“安乐窝”。“安乐窝”这个词在元散曲中经常出现，而且常常能够与功名相对出现。贯云石[清江引]对于寻“安乐窝”和“功名”心之间的联系写得非常清楚：“竞功名有如车下坡，惊险谁参破？昨日玉堂臣，今日遭惨祸，争如我避风波走在安乐窝。”“我”不是无缘无故为了“安乐”而寻“安乐窝”，而是为了“避风波”，是因为“竞功名”可能会“遭惨祸”的“惊险”，虽然十分想去“竞功名”，但不得不保全自身，所以无奈退回“安乐窝”。其实，“安乐窝”的说法本身就带有考虑个人利益享受的色彩，它和“竞功名”的利欲心理在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出于个人生存利益的考虑。

而散曲大家马致远著名的[双调·夜行船]《秋思》这些主题在一个套曲里面都表现了出来，是元散曲普遍主题和主要思想内容的一个极好代表。

[夜行船]百岁光阴一梦蝶，重回首往事堪嗟。昨日春到，明朝花谢，急罚盏夜阑灯火灭。

[乔木查]想秦宫汉阙，都做了衰草牛羊野。不恁么渔樵没话说，纵荒坟横断碑，不辨龙蛇。

[庆宣和]投至狐踪与兔穴，多少豪杰，鼎足三分半腰折，魏耶？晋耶？

[落梅风]天教你富，莫太奢。没多时好天良夜。看钱奴更做道你心似铁，争辜负锦堂风月？

[风入松]眼前红日又西斜，疾似下坡车。不争镜里添白雪，上床与鞋履相别。休笑巢鸠计拙，葫芦提一向装呆。

[拨不断]利名竭，是非绝，红尘莫向门前惹，绿树偏宜屋角遮，青山正补墙头缺，更那堪竹篱茅舍。

[离亭宴煞]蛩吟罢一觉才宁贴，鸡鸣时万事无休歇，争名利何年是彻？看密匝匝蚁排兵，乱纷纷蜂酿蜜，急攘攘蝇争血。裴公绿野堂，陶令白莲社。爱秋来那些：和露摘黄花，带霜烹紫蟹，煮酒烧红叶。想人生有限杯，浑几个重阳节？嘱咐你个顽童记者：便北海探吾来，道东篱醉了也。

其中，[夜行船]表现人生如梦的主题，[乔木查]感叹历史兴亡，[庆宣和]感慨英雄事业皆为陈迹，[落梅风]讽富家奢华吝啬，[风入松]述时流迅疾、青春易老，[拔不断]写弃绝名利、归隐茅舍，[离亭宴煞]在“一觉”“休歇”中冷眼旁观世人争名逐利，而自己学裴陶之隐，醉而不问世事。整首套曲依次表现了散曲中普遍的多个主题，其主旨也是以讽世自适为基调的。

在看似轻松出世的基调之下，元代的散曲里面其实蕴藏着元人很厚重的利欲为己的世俗心理，这种基于生存考虑的基本人情关注于个体境遇的好坏，其实并不轻松。文人们往往局限于此，而不能有真正豁达大观的大眼界，真正为天下苍生为计的儒家情怀，或者真正超脱世俗的佛道宁和心境，所以往往陷入一种醉梦享乐自适，包括他们不断咏歌的隐逸出世，也是一种自求生计和自娱的方式。而且，在世俗利欲的不断干扰和纠结中，他们往往会陷入一种个体的迷茫，伴随而来的是浓郁的生命愁怀，不知何向、无家可归的感觉，这其实是在个体考虑之外而无所信仰和追求所导致的信仰缺失。马致远[越调·天净沙]《秋思》即高度概括浓缩地写出了元人的这种个体考虑和信仰缺失。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这首小令作为元散曲的一个巅峰代笔之作，正是对元代文人这种普遍心境的描画，也道出了作为普通大众的世人们一生基于个体生存求索而生的行世迷惘和愁累，道出了人的普遍感受，所以它能引起几乎所有读者的共鸣和喜爱恶，而成为一个流传不朽之作。总之，元散曲的世俗性是区别于其他唐宋诗词高雅高尚性的最大特征，其内在的原因还是作者思想是为己还是为人的不同，是文人眼光局限于个体还是社会整体，甚或天人自然宇宙的问题。

三 关于元代曲家利欲问题的辨析

在这里需要辨析一个问题，就是文学作品里面的思想情感内容并不完全代表作者的思想情感。元代散曲里面表现的诸多主题，其主于个体生存功利考虑的世俗性，可以说折射了元代散曲家们，以至于元代其他文人们的一些心态，但并不代表全部。文学作品中的主题主旨不能取代作家的思想。而元代散曲之所以大量抒写世俗利欲及由此延伸而及的其他诸多主题，一方面是由元散曲的曲体形式使然，元代散曲的口语、衬字、曲牌曲调的多种运用及其市民歌唱性，无不使得这种用于歌唱的韵语文学体裁趋向轻松、明快、简单，最主要的是通俗。一种文学体裁适应于一种文学主题主旨，一种思想情感的抒写，而散曲正适合于通俗的文学，适合于世俗情感思想的抒写表达。我们可以说这种文学体裁应人们思想的世俗性的扩张而产生，是元代社会整体世俗风气的反映，是人们利欲张扬的文学诉求，也可以说这种文学体裁又促成了人们的世俗性。而另一方面，这种现象也是因为，一种散曲主题的创作往往会形成一种写作模式，形成一类传统，这在小说里被称为“母题”，在诗词里面被称为“题材”，其性质都是一样的。元散曲中的“名利”、“醉”、“梦”等主题模式同诗词里面的“花”、“月”题材，“悲秋”、“怀古”、“闺思”主题，小说里的“孝子救母”、“才子佳人”等母题，其产生的性质是一样的。再一方面，元代散曲的写作主体还是以北方一些不是很得志，生活境遇并不理想的文人为主的。他们生活在社会的下层，为生存而奔波，接触的主要是下层的世俗民众，受到幻境的影响以及自身的生活眼界局限，其所抒发的思想情感自然代表了市民阶层的世俗思想。这种思想情感里面包含了对上层社会的羡慕，对功名利禄的羡慕和追求，以及未得到和求之而不得时的自我安慰。所以他们总在写功名富贵，又总是找出其短暂、虚无、需要付出惊险代价的理由来消解它的价值，并以旁观的姿态蔑视功利追求，而退回到其安乐闲适的小生活中，其实无不渗透着这一个社会群体在社会中为生存而汲汲上攀的心态。这一个群体的心态也不能代表整个社会群体的心态。

总之，作者写名利出世等等不一定是因为他就在考虑名利的问题，而是因为元散曲这种文学形式就适合于书写这一类主题；也因为许多曲家都用元散曲写作这一类主题，已经形成传统，他在学习模拟的过程中自然也就进行了这种主题的创作；再者，作者表现的不一定是作者自己的思想情感和情绪，也可能是表现一种普遍的社会思想，大众情绪，或者说某一个社会群体的某种普遍心态。我们在分析作家作品的时候，不能够以偏概全，以作品的思想取代作家的思想，甚至以某几个作家某一些作品的主题思想来取代整个时代的普遍思想和文人心态。只能说，它是一个旁证，能够折射当时可能是有这样一种风气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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