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地标与历史记忆
——张汝南《江南好百咏》及其时代

张 津

(哥伦比亚大学 东亚系，美国 纽约 10027)

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的历史文化地标或文化符号，而在不同的时代，人们对历史文化地标或文化符号的选择也有所不同。从这些不同之中不仅可以看出城市风貌的变化，而且也可以体察到隐藏在背后的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本文拟以晚清张汝南的《江南好百咏》来探讨这个问题。

一 金陵怀古的诗词传统

南京被称为六朝古都，自古以来，其丰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一直引起文人墨客的浓厚兴趣。早在唐朝，大诗人刘禹锡就以诗歌的方式吟咏南京的名胜，写下了脍炙人口的《金陵五题》。这组诗描写了当时南京具有代表性的五个景点，分别是石头城、乌衣巷、台城、生公讲堂和江令宅。其中《乌衣巷》一首更是成为了家喻户晓的名作。虽然这组诗只有五首，但可以说为后人开创了一个传统，那就是以组诗的形式歌咏一座城市的名胜古迹。南唐的朱存写有《金陵览古诗》，据说达200首之多，但今存仅16首，以吟咏六朝胜迹为主，形式是七绝，显然是延续了《金陵五题》的传统。而到了宋朝，这一传统更是得到极大的发扬。其中最著名的例子之一就是南宋诗人曾极所创作的《金陵百咏》。与前人不同的是，曾极并不只是选择几个具有代表性的景点或者拟定某个特定角度来书写南京，而是用一百首七言绝句的形式，细致入微地描述了金陵各地的大小景观。

与此同时，在宋代，随着词的普及和发展，文人墨客不仅用诗，也开始使用词的形式来歌咏金陵。这一传统的始作俑者，或许是北宋的王安石，其《桂枝香·金陵怀古》为以后的金陵怀古词定下了基调，直接启发了元朝的少数民族词人萨都剌创作《满江红·金陵怀古》。不过，从宋代到明代，歌咏金陵的组词却还少见，这一环节，大约是清初吴绮开始弥补的。吴绮(1619-1694)是江都(今江苏扬州)人。入清后，为顺治十一年(1645)贡生，先任弘文院中书舍人、兵部主事，后一直做到湖州知府。他的词以写艳情著称，“把酒祝东风，种出双红豆”二句以新奇之思、深婉之情，当时广泛传诵，因而有“红豆词人”之称。但他并不是只能写柔媚之作。明清易代，他出仕新朝，但心中仍然怀念故国，正是在这种感情的笼罩下，他写了一组金陵怀古词，共四十首，题为《萧瑟词》，分别咏秦淮、桃叶渡、邀笛步、赏心亭、乌衣巷、朱雀航、周孝侯台、凤凰台、古瓦官寺、杏花村、青溪、芳乐苑、华林园、含章殿、台城、鸡鸣寺、临春阁、燕支井、景阳楼、清凉台、百尺楼、冶城、石头城、雨花台、木末亭、莫愁湖、孙楚酒楼、玄武湖、劳劳亭、新亭、幕府山、半山亭、落星冈、西浦、東山、金城、牛首山、栖霞山、钟山、燕子矶。从内容来看，大多集中在六朝，间或有唐宋之事，也有极少数夹杂着明代事迹。

吴绮的金陵怀古词，以其四十首的规模，体现了宏大的构思，而且，他把这些词编成一个集子，明显也是一种有意识的行为，表达出特定的历史感。张汝南的《江南好百咏》，远绍曾极，近承吴绮，有着特定的历史传承，同时又写出了时代特色和个人特色。

二 张汝南《江南好百咏》的创作背景

张汝南，字子和，号朱湖大生、洞天老樵。上元(今江苏南京)人。生年不详，卒于同治二年(1863)。张汝南的著作，今知有《肊说》、《燹余赋草》、《夜江集诗抄》、《浙游日记》、《沪游日记》、《遇难纪略》、《金陵省难纪略》、《乡音正讹》和《江南好百咏》，但据其子张元方在《百咏》卷后说，得以刊刻行世的，就只有后三种。

《江南好百咏》之所作，与太平天国事件有着直接的关系。太平天国于咸丰元年(1851)在广西起事后，发展非常迅速，不久就横扫南半个中国，并于咸丰三年(1853)攻陷南京，定都于此。张汝南是南京人，这场战争不可避免地影响了他的生活。其子张元方描写当时的情形说：“忆咸丰癸丑年金陵城陷，先君子率全家赴水，不死。死者仅二人。继先君子又自觅死，不得。越明年秋，遂挈眷出重围。自是避地转徙于江南北及苏杭城乡者，何止数十处。”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异地流离，风景山河”，“触目增感，爰成《江南好》词百阕”。可见这组词的创作背景。至于其完成之日，则在咸丰六年(1856)秋，当时他流落在溧阳。溧阳清代属镇江府，现归常州管辖，距南京100多公里，与高淳、溧水接壤。当时的情形是，太平天国攻陷南京的这一年，清廷为了反扑，于3月底由钦差大臣向荣在金陵城外孝陵卫建立“江南大营”，4月16日，由钦差大臣琦善在扬州城外建“江北大营”，对南京形成包围。但咸丰六年(1856)4月5日，太平军克扬州，攻破“江北大营”。同年6月，又攻破“江南大营”，天京三年之围解。张汝南的这一组词写于本年秋，正是太平军连破江北、江南大营之际。了解了这一点，对于理解其中的感情，很有帮助。

《江南好百咏》展现出了清末时期，作者眼中的南京城。虽然在选择这一百个题材时，作者并没有明确地分门归类，只是大而化之地将这一百首词简单地分为“城内”部分和“城外”部分，但就其选材来看，仍然能够见出其眼光。在这组诗中，从景观的性质来看，既有自然景观，如玄武湖；也有人文景观，如清凉寺。从时间跨度来看，既有古代的景观，如六朝的胭脂井，前代明朝的十功臣庙；也有当代的景观，如大行宫。从描写类型来看，既有历史风云，湖山胜概，也有风土民情。这些足以说明，这一百首词，包罗广泛，层面丰富，确实可以作为南京的一部百科全书来看待。

三 《江南好百咏》的选材与太平天国的战火

当然，作者如此全面地展示南京的各种景观，并不仅仅是简单描述，或搜罗奇异。他这些描写，都有着深刻的现实考虑。

作为六朝古都的南京，虽然一直以来，战争不断，但明清之际却并未遭到很大的破坏，至乾隆年间，其城市人口已达85万人，而至咸丰三年(1853)，南京城中的在籍和不在籍人口，超过了100万。在近代社会，南京所受到的第一次重大摧残，与太平天国有关。有学者通过研究，从人口锐减与土地荒芜、传统支柱产业急剧衰落和错失对外开放机遇三个方面，指出正是从太平天国开始，南京失去了原有优势，成为一个衰落的城市。这个说法不无道理。单纯从人口上看，太平天国之前，江苏人口居于全国之首，经过太平天国之后，则降至全国第9。据记载，“江宁城未陷时，查户口清册有二百六十万之众，城破后，死难者十之三，被贼杀者十之一，迫而为兵四出者十之五，逃散者十之一。”一般认为，太平天国定都南京时，城市人口大约只剩下了20万。加上所辖各县，有学者认为：“江宁府为太平天国战争中心，各县受损失程度可能不会有太大差异，即使江北六合、江浦两县也不例外。因此，可以推测该府战争中损失人口达到了473.1万，剩余人口仅为149.9 万。”当然，人口的减少可能有不少复杂因素，但战争无疑是最重要的。

太平天国攻陷南京，对城市本身也是非常大的破坏。当时的一些外国人对此有较详细的记载。1860年，南京被攻陷已7年了，美国的花兰芷牧师发表在《北华捷报》上的信描述说：“南京城目前处于残破状态，说它的一半房屋已被毁坏并不夸张。”次年，英国圣道公会的霍尔牧师也谈到自己的观察：“除了几座宫殿外, 南京是一个废墟。无论在城里还是城外, 你总是走在瓦砾堆上。”同年，亚历山大·米切这样记载：“南京城和郊区，明朝皇帝金碧辉煌年代久远的陵墓，以及著名的琉璃塔，都遭到了彻底的破坏。……旧的衙门和寺庙，以及整个满城，都已遭到毁坏。”而美国长老会的传教医生麦嘉缔也写道：“南京……一度是个宫殿式的城市，是一些强大君主们的居住地，但现在看起来仿佛许多代以来一直就是个荒凉之地。”这也就是张汝南《江南好百咏》题词中所说：“昔日江南，地多名胜，景足游观，乐事赏心，良辰寓目，盛矣快哉。而乃粤氛一起，风景全消。市井丘墟，楚宫泡影。”他这组词的第一首就写大行宫。大行宫是乾隆皇帝的行宫，毁于战火，张汝南将其置于第一，不仅体现臣子之心，而且正说明对已消逝的事物的眷恋，以及对太平军行径的批判。

不过，观察《江南好百咏》，也可以发现，其中描写最集中、最多的，仍然是寺庙，共有26首(另还有写道观的)。这一点，也有其特定的原因。自六朝以来，南京的佛教非常兴盛，晚唐杜牧有诗说：“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并不是过分的夸张。太平天国以基督教相号召，对佛教视若妖孽。其攻城之时，就曾将大炮置于城南的报恩寺。报恩寺有琉璃塔,是明成祖为纪念其生母而建，“巨丽甲海内，每燃塔灯，远望如火焰山”。太平军攻城时，将火炮“置报恩寺第三层，向城轰击。城上开炮对轰，砰礴之声，一日不绝”，破坏甚大(报恩寺后来也被太平军炸毁)。《江南好百咏》中，有三首提到报恩寺，不是无缘无故的。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对寺庙也大肆破坏，据佚名之士记载:“贼遇庙宇悉谓之妖，无不焚毁。姑就金陵言, 城外则白云寺、灵谷寺、蒋侯庙、高座寺、天界寺、雨花台亭、长干塔、吕祖阁、天后宫、静海寺, 城内则鹫峰寺、朝天宫、十庙等处, 此犹其最著者。至无名寺观，则指不胜屈。”1859年，西人伟烈亚力牧师也记载：“从南京直到安庆……，寺庙尤其是他们摧毁的对象。我发现摧毁寺庙是他们的一贯举动，在他们曾经到过的任何地方，看不到一座供奉偶像的寺庙。”佚名之士所记载的遭到焚毁的寺庙，共有13处，而白云寺、灵谷寺、蒋侯庙、高座寺、雨花台亭、长干塔、静海寺、鹫峰寺、朝天宫、十庙这十处在张汝南的词中都有描写，这更可以看出，他在《江南好百咏》题词中所说的：“旋见金汤克复，莫寻古迹以重游；可怜玉碎难全，谁拨刧灰而再造。然则口虽道好，心不仍哀耶？兹乃撮有百端，咏成一集，庶几名蓝古刹，俾空中现出昙花；旧市新廛，似海上幻成蜃气。”特别提到“名蓝古刹”，不是无缘无故的。

参考历史记载，可以看出，张汝南确实是想用自己文学性的描写，为南京留下历史地标。虽然，从今天的角度看，不少地标仍然存在，但那是修复所致。张汝南写作的时候，南京尚在太平军手中，他词中所谓“旋见”云云，不过是一种良好的愿望，但其保留故国文化的意识却是非常强的。

四 以词为史的文化传统

张汝南在《江南好百咏》中所体现的保留故国文化的意识，是中国在改朝换代之际的史家传统的一种反映。

明清之际的思想家顾炎武曾对亡国与亡天下的概念有所辨析，他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认为一朝一姓的灭亡是亡国，而文化的灭亡是亡天下，因此，“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这个保存文化的“匹夫之责”，在不同身份、不同背景的人身上，有不同的表现。金元之际的元好问编纂金代诗歌总集《中州集》，希望以诗存史，不仅提供了金代文学的重要资料，也是治金史者所必读的重要文献。他还认为，“国亡史作，己所当任”，“不可令一代之迹泯而不传，乃构亭于家，著述其上，因名曰‘野史’”。 元好问的这种做法，在明清之际引起了巨大反响，相关著作层出不穷。但所谓“一代之迹”，却又不一定都是前代文字，也还有物质形态。因此，明清之际对物质文明的记录就空前增多。

以一地之物质文明记载，以反映今昔盛衰之感，较早者是孟元老于南宋绍兴十七年撰成的《东京梦华录》。这部书记载北宋都城汴京的繁盛，写出了心中无限的怅惘。这种借写故国风物来传达思想感情的做法，南宋灭亡之后，周密也加以借鉴，他的《武林旧事》，记杭州的“湖山歌舞，靡丽纷华，著其盛，正著其所以衰。遗老故臣，恻恻兴亡之隐，实曲寄于言外，不仅作风俗记、都邑簿也”。这一传统，至明末清初，得到空前发展，尤以对南京的描写更为突出。

明朝取代元朝后，太祖定都应天府，至成祖朱棣始迁都北京，但南京仍保留了皇宫和六部衙门，称为“留都”，地位仍高于一般的城市，尤其是文化极为发达，非常有特色。因此，明代灭亡之后，将其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象征加以记载，以之寄托亡国之痛者特别多。这一方面，最著名的是余怀于康熙三十二年(1693)所写的《板桥杂记》。这部书记载明末南京十里秦淮南岸的长板桥一带，旧院诸名妓的情形，以及“雅游”的状况等，据其自序：“鼎革以来，时移物换。十年旧梦，依约扬州。一片欢场，鞠为茂草。红牙碧串，妙舞轻歌，不可得而闻也；洞房绮疏，湘帘绣幕，不可得而见也；名花瑶草，锦瑟犀毗，不可得而赏也。间亦过之，蒿藜满眼，楼馆劫灰，美人尘土。盛衰感慨，岂复有过此者乎！”极力渲染当年之繁华，正是为了对照今日之凄凉，从而，不仅写出易代之悲，也保留了当时的一些文化形态。这类记载，还有张岱的《陶庵梦忆》。《陶庵梦忆》主要写晚明江南一带的风土民俗，游宴享乐，并不专门写南京，但全书以钟山为卷首，感慨“孝陵玉石二百八十二年，今岁清明，乃遂不得一盂麦饭，思之猿咽”，则显然也将南京作为一个重要的富有标志性的地区。伍崇曜为此书作跋，认为可以与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和吴自牧的《梦粱录》比观，“均于地老天荒，沧桑而后，不胜身世之感”，是符合实际的。他在书中所写的《柳敬亭说书》等，刻画了南京文化的一个重要侧面，至今仍然脍炙人口。

从这样的历史传统出发，就可以认识到，张汝南的《江南好百咏》，也正是继承了这样的精神，只是他完全采用了韵文的形式。这一百首词写于南京陷落之后，当时，太平军的势头正猛，清政府的统治摇摇欲坠，是否也将改朝换代，正未可知。张汝南写下这组词，在题词中明确地说，是“忆昔也”：“昔日江南，地多名胜，景足游观，乐事赏心，良辰寓目，盛矣快哉。而乃粤氛一起，风景全消。市井丘墟，楚宫泡影。嗟乎！”这样，他就将借记载地域文化而抒发盛衰之感的传统，发扬起来了。

另外，从清代初年开始，陈维崧就提出了“词史”的观念，至嘉道之际的周济，进一步指出：“感慨所寄，不过盛衰。”“诗有史，词亦有史。”而至咸同之际的谢章铤，则要求词应“敢拈大题目，出大意义”，写出一代“词史”，对于张汝南的《江南好百咏》，也应该在这一脉络中加以理解，因为他正是从一些特定的角度，写出了当时的“词史”。

五 书写的强度和厚度

前面曾经提到，文学史上早就有了金陵怀古的传统，尤其是大型组诗，如曾极的《金陵百咏》，有着很强的社会、政治、地理文化的意味。到了明代，随着印刷文化的发展，图咏的形式不断发达，于是出现朱之藩的《金陵四十景图考诗咏》，“景各为图，图各为记，记各为诗”，将诗、文、图合为一体，体式上更加趋于完善。另一方面，从明代以来，也出现了专门的金陵胜景图一路，试图将文字形象化，最早的大约是文征明的《金陵十景图册》，后来发展为文伯仁的《金陵古今名胜十八景册》，至清代，则有高岑的《金陵四十景图》等，而至乾隆年间出现的《金陵四十八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张汝南的《江南好百咏》直接接续的是曾极的《金陵百咏》，都是百篇，他改用词的形式，也无疑反映了至清代以后，词的尊体现象越来越发展的趋势。不过，这组作品的出现，毕竟已经时间较晚，所以作者也能够充分借鉴前代各类遗产，以构成自己的系统，并体现了一定的厚度和强度。因为，《金陵百咏》中的不少六朝遗迹，固然都在《江南好百咏》中有所体现，说明作者是有意识地从诗歌中已经建构好了的一些传统中去吸收资源；同时，作者也和康熙年间宫梦仁在《读书纪数略》卷十二中记载的《金陵四十景》进行了呼应。比如第七十三首(江南好，行处入松深。花落粘衣香不断，翠横满径昼常阴。淘卷想龙吟)和第七十六首(江南好，嘉善快追寻。玄武湖光摇竹径，紫金山色映苔岑。石壁插云深)就分别对应了“金陵四十景”中的“灵谷深松”和“嘉善石壁”二景。作者在词后的小序中也明确地说，此二处就是“四十景之一”。这些，都说明他在创作时，是对前代遗产作了自己的选择。然而，无论是《金陵百咏》，还是《金陵四十景》、《金陵四十八景》等，都是特定时代的产物，也一定有着特定时代的痕迹。张汝南的创作，虽然有着归纳或选择，但并没有完全亦步亦趋。在他的《江南好百咏》中，既有传统的历史文化记忆，也有当代的历史文化呈现，如“江南好，第一是行宫。辇路草长含晚碧，御街花嫩发春红。驻跸记乾隆。”自注：“行宫在西华门大街，俗呼其地为大行宫。”“江南好，园好旧名瞻。瑶岛秋鸣珠树鹤，琼花春映玉阶蟾。仙境许窥觇。”自注：“瞻园在藩属内。咸丰元年忽生琼花一朵，花类栀子，瓣如白玉，茎如碧玉。”可见，作者不仅要强化旧记忆，而且要展示新景点，具有明确的当代意识。

但是无论是刘禹锡的《金陵五题》还是曾极的《金陵百咏》，从内容上讲大致上可以归为记录或展示南京名胜古迹之作。这一点从每首诗的题目也可以看出来。在两组诗中，两位诗人都不约而同用最直截了当的形式，以地名或者所咏之物的名称作为诗歌的题目。后来的《金陵四十景》和《金陵四十八景》等，基本上也是如此。但张汝南所写的“百咏”，在延续这个传统的同时，也充分展现了其独特之处，即增加了一些南京的民间风俗。如饮食方面，作者就给与了不少笔墨。第四十四首：“江南好，茹素到联兴。入座但邀知己客，加餐权作在家僧。鸡或购嘉升。”写的是城南门口的一家有名的素饭店。第八十一首：“江南好，白肉吊桥头。食者鄙宁曹刿笑，令人瘦免子瞻忧。饱啗恣闲游。”记录了南门外被人们称作“吴酒家”的一家白肉饭店。第九十八首：“江南好，菜好数瓢儿。老圃生涯樊子学，小畦风趣许由知。雪压味如饴。”更是赞美了以雪后味道甜美而著称于江南地区的瓢儿菜。除了饮食之外，作者在《江南好百咏》的最后部分，还生动地记录了一些民间的风土人情。如第九十二首写灯市，第九十三首写风筝，第九十五首写茶棚，第九十七首写除夕等。特别是第九十九首写南京女子的大脚：“江南好，大脚果如仙。衫布裙绸腰帕翠，环银钗玉鬓花偏。一溜走如烟。”自注：“大脚妇女其美者皆呼为大脚仙，其装饰如此，见过者能知之。谚云：‘大脚仙，头绾白玉簪，脸像米粉团。惯走街边，走起来一溜烟。’”这当然也不是张汝南的发明，嘉庆时六对山人的《锦城竹枝词》就这样写：“北京人雇河间妇，南京人佣大脚三。西蜀省招蛮二姐，花缠细辫太多憨。”不过，张汝南将其写到金陵组词中，将这一特殊风俗纳入已经建构好了的传统，仍然有其动机。

在中国诗歌传统中，有一种特殊的文体叫竹枝词，原是唐代四川东部的一种民歌，著名诗人刘禹锡贬谪夔州时，曾对竹枝词有所学习，写男女爱情，也写风土民情。今人对竹枝词有非常充分的研究，认为“竹枝词‘志土风而详习尚’，以吟咏风土为其主要特色，故与地域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它往往于状摹世态民情中，洋溢着鲜活的文化个性和浓厚的乡土气息，这对于许多学科特别是社会文化史和历史人文地理等领域的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史料价值”。张汝南的《江南好百咏》写了这么多南京的风土民情，这是以往的《金陵百咏》创造的传统中所少见的，因此，我们不妨可以说，这组词是胜景图与竹枝词的结合，为金陵咏古诗词注入了新鲜因素，体现了张汝南在这一传统中的某种创造。当然，张汝南采用的是《忆江南》的词牌，用这个调子作为组词来歌咏地方风土民情，清代已有了一些，比如杨光辅作有六十首，“叙述华亭风土掌故，颇为明赡”。张汝南以其百首的规模，应和了这一大趋势，不过专咏金陵，仍有其特别的会心之处。不仅如此，张汝南记载这些风俗民情，应该也有故国之思在。比如瓢儿菜，作为南京地方标志的一种，它也承载着文化记忆。清代初年的蒋超曾写《金陵旧院》一诗：“锦绣歌残翠黛尘，楼台塌尽曲池烟。荒园一种瓢儿菜，独占秦淮旧日春。”作为一个具有故国之思的文人，他说瓢儿菜能占旧日之春，显然寄托着亡国之痛，是“善于写悲”之笔。张汝南在这里所作的似乎是不动声色的描写，当然也可以如此来认识。

六 结 语

张汝南的《忆江南百咏》是太平天国攻陷南京之后，为保存故国文化而写，其中既体现了物质文化，也体现了精神文化，甚至是民俗文化，也将笔触融合古今，体现了宏大的历史眼光和深邃的现实思考，是对金陵咏古传统的继承，同时又有一定程度的发展，而运用的词的形式，更能体现出清代词学繁盛的一些侧面。

以往的词史著作中，论及对太平天国战争中的离乱书写，所提到的词人不外蒋春霖、薛时雨、赵起、许宗衡、江顺诒等，现在我们就可以指出，张汝南也是其中的一个不可忽视的作家。谢章铤在其《赌棋山庄词话》中曾专门谈到太平天国时期的词创作，认为词人们大都没有很好地反映时代：“予尝谓词与诗同体，粤乱以来，作诗者多，而词颇少见。是当以杜之《北征》、《诸将》、《陈陶斜》，白之《秦中吟》之法运入减偷，则诗史之外，蔚为词史，不亦词场之大观欤！惜填词家只知流连景光，剖析宫调，鸿题钜制，不敢措手，一若词之量止宜于靡靡者，是不独自诬自隘，而于派别亦未深讲矣。夫词之源为乐府，乐府正多纪事之篇。词之流为曲子，曲子亦有传奇之作。谁谓长短句之中，不足以抑扬时局哉！”谢章铤的这个判断或有其根据，不过，他可能也并未对当时的词坛做非常全面的了解，也很可能没有见到张汝南的这一组词，否则，他的这一结论就要做些修改了。

当然，张汝南用的词调是《忆江南》，篇幅较为短小，只能书写一个片断，在这个意义上，若是比起蒋春霖《木兰花慢·甲寅四月，客有自金陵来者，感赋此阕》、《台城路·金丽生自金陵围城出，为述沙洲避雨光景，感成此解。时画角咽秋，灯焰惨绿，如有鬼声在纸上也》诸长调，张作无法铺叙，不能展开，不过，张汝南的创作角度不同，而且笔墨触及不同层面，其价值却也无可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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