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东山社会的变迁与关帝职能的演变

林国平

（闽南师范大学 闽南文化研究院，福建漳州363000）

东山岛的地理位置特殊，志称：“东山在环海中，为闽南屏藩。台湾、澎湖隔海东望，如在几席间；东洋日本，不难扼其吭，而掏其穴也。茫茫大海，无藩篱之限。守之有道，则万里之金汤；防之偶疏，亦众敌之门户。”因此，据说早在唐代垂拱二年（686）陈政、陈元光率将士开拓漳州时，就驻军东山岛。宋代就在东山设东坑铺、后林铺、漳塘铺和磁窑铺，每铺驻扎74名铺兵。明初，为了防止倭寇侵扰，政府在东山岛建立水寨和千户所所城，从此，确立了东山岛的军事要塞的历史地位，至今犹然。

既然东山岛的开发与军事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那么其文化包括宗教文化也不可避免要打上军事的烙印。据《东山关帝庙志》记载，在唐初陈政、陈元光派兵驻扎东山岛之后，“为安抚将士，从家乡引来关公香火，为开疆守土将士心灵所依。”宋代，“为护卫军民，各铺设立有关公神位奉祀。东坑铺关公神位祀于铺之东邻，曰‘天尊堂’。元朝因袭之。”唐初的东山岛是否驻扎陈政、陈元光的军队，《铜山志》、《东山县志》都没有明确记载，《东山关帝庙志》不知何据？至于当时“为安抚将士，从家乡引来关公香火，为开疆守土将士心灵所依”的说法的真实性更让人质疑，因为唐初关公并没有演变为军队保护神，其影响很小，不可能成为“开疆守土将士”的“心灵所依”。

宋代在东山岛驻扎铺兵，方志有明确记载，这是确定无疑的，但“为护卫军民，各铺设立有关公神位奉祀。东坑铺关公神位祀于铺之东邻，曰‘天尊堂’。元朝因袭之”的说法在《铜山志》、《东山县志》中也找不到根据，更多的恐怕是后世学者的推测。明朝建立后，关公信仰成为武神受到朝廷的重视，每年四季、岁末和五月十三日都要举行隆重祭典，其影响迅速扩大。在这样的背景下，明初东山建立水寨、千户所，关公便成为所城官兵的保护神。《鼎建铜城关王庙记》：“城东天尊堂之右有祠一所，汉关羽云长之宫也。……国朝洪武二十年，城铜山，以防倭寇，刻像祀之，以护官兵，官兵赖之”。

明代中期，倭寇经常袭扰沿海百姓，不少人逃到铜山所城避难，加上明初以来的人口自然增长，东山岛特别是铜山所城的人口大有增加。官兵和善男信女经常到关王庙烧香祭拜，占卜吉凶，而明初修建的关庙规模偏小，连数十人都容纳不下，大家深感不便，希望扩建，但又缺乏财力，心有余而力不足。关于这一点，《鼎建铜城关王庙记》有明确的记述：“后官使往来之络绎，与夫祈者、赛者、问吉凶者，须臾聚可数十人而不能以容，人咸病其隘。亦有喜施者欲辟之，又以工程浩大艰于济。”到了正德三年（1508），在云霄人吴瀚及东山人黄孙、方魁、游旭、黄文、方聪、方播、林旺、唐仁、武团等人的倡导下，“募众资财崇建之”。庙址选择在旧祠右侧空地上，当年五月初七动工，正德七年二月初二落成，“庙之地势，龙盘虎踞，水秀山明；庙之壮观，翬飞鸟革，矢棘跂翼；庙之定制，纵袤百二十尺，横广五十一尺；庙之规模，王宫巍巍；廊腰缦回，阶级竣绝，中肃阃门，外高华表，旁则僧舍翼然，非昔日之旧矣！是以祈者颂、赛者颂、游玩者乐、问吉凶者赞羡，官使停骖者便。于戏！虽古滕王阁，莫是过也”。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扩建关帝庙，主要是民间人士发起，说明关帝信仰群从明初的驻扎铜山所城的官兵扩大到一般的民众，当然我们也不能因此得出东山关帝庙的主要功能已经转化为庇护百姓为主，理由有二：一是此时东山岛主要还是军事重镇，官兵及其家属为岛上主要居民，关帝的信众自然还是以他们为主，这次大规模扩建关帝庙，从“募众资财崇建之”记载看，官兵及其家属捐资也应该包括在内，而且可能是主体。二是当时面临最大的问题是倭寇扰民，因此祈求关帝主要诉求是保佑官兵旗开得胜和击败倭寇，关帝的武神功能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这一点从当时流传的民间传说故事也可以得到印证。嘉靖三十五年十月（1556）十月，大批倭寇进犯铜山，势众兵悍，铜山卫所濒临失守，此时不少百姓前往关帝庙焚香祈佑。骤然之间，海上大雾驾浪而来，烟云四合，咫尺之内难辨西东。攻城倭寇顿时晕头转向，不知所措，但闻一声长啸，一面“关”字大旗从嘹高山（即今骷髅山）破雾而出，掩天直出西门，守城将士随大旗冲出城门，刀光闪处，杀声动地。顿时倭寇乱作一团，如热锅蚂蚁纷纷掉入水中，四散逃命，数名被伏倭寇就擒时候魂不附体，口吐白沫，不停磕首求告“关老爷饶命……”，铜山军民知是关帝显灵助战使然，战后皆往铜陵关王庙晋祭，答谢神恩。

明代后期，政治腐败，福建海防体系逐渐松弛，东山岛多次被倭寇、海盗掠夺，损失惨重。沿海百姓只好自发组织起来，建立堡寨，进行自卫。东山岛就有樟堂土堡、康美土堡、城垵土堡、川陵土堡、径口土堡、东沈土堡、后林土堡、前何土堡、探石土堡、梧龙土堡、陈城土堡等，这些土堡主要是建立在宗族组织基础上，说明东山岛社会开始从单一的军户社区向多元的宗族社会过渡。这些自发的抗倭土堡，除了以共同的祖先为精神纽带外，其中不排除把关帝作为信仰偶像，用“忠义”凝聚族人，用关帝的神勇事迹和传说故事来激励族人。

明末清初，东山岛进入动荡不安又波澜壮阔的历史阶段：一度成为郑成功反清复明的军事基地，而后是长达十五年的迁界惨祸，接下来是复界和成为施琅征台统一祖国的出师地，每个历史片段都或多或少打上关帝信仰烙印。

首先，郑成功奉关帝为战神。

清初，郑成功在东山岛建立反清复明的军事基地，奉关帝信仰为战神，文献记载虽然很少，但民间传说却代代相传。如“赐郑藩百战不伤”传说：永历三年（顺治五年，1648），郑成功率反清复明军队驻扎铜山，闻其麾下中书铜山人陈骏音等言铜山关帝圣灵显赫，便择日斋沐更服，谒庙进香并祈灵籖，占卜复明大业前程。先卜当下时局，得第七十四首“崔武求官”，籖诗：“崔巍崔巍复崔巍，履险如夷去复来。身似菩提心似镜，长安一道放春回”。籖意兆示当下时局艰难反复，但有神明保佑，能“履险如夷”。又卜复明前景，得第九十九首“百里奚投秦”，籖诗：“贵人遭遇水云乡，冷淡交情滋味长。黄阁开时延故客，骅骝应得聚康庄”。籖意点明郑成功未来退离大陆，据守沿海诸岛“水云乡”，最后如“鸿鹄乘风，众随水中”，复台垦台，“得聚康庄”的结果。当时郑成功已明籖意几分，故于1661年力排异议，决意率师征台，翌年收复台湾，但建立“东都明京”于“水云乡”才一年，即抱病而逝，此为后话。传说关帝鉴于郑成功的忠心义胆，精诚报国，曾于夜中托梦，赐金鳞龙甲予东海长鲸。世谓郑成功为“东海长鲸投胎转世”，故其“戈船十载，波涛一生，身经大小战事58役”，“几乎无月不攻，无日不战”，历尽刀火却毫发无伤，直至驱走荷夷收复了台湾，“一代武功，千秋咸颂”，名垂千古。实际上，郑成功反清复明的失败和为何收复台湾，有着非常复杂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原因，绝非传说那样早已天定，但民间却经常把非常复杂的历史事件的发生归结于天意或宿命，进而编造各种富有神话色彩的故事，广为传播，反映关帝信仰在当地的巨大影响。

其次，迁界导致关帝庙焚毁。

为了截断沿海人民与郑成功队伍的联系，防止他们在经济上资助反清复明力量，顺治十八年（1661），清廷采纳黄梧的建议，在东南沿海实施大规模的“迁界”移民，强令沿海百姓迁离故土，以垣为界，龙溪九龙江以东至诏安四都，都成为“弃土”。由于东山岛牢牢掌握郑氏军队手中，所以迁界在康熙三年（1664）郑经军队退守台湾后进行。迁界不但使民居成为灰烬，连关帝庙也未能逃脱这场浩劫，关帝庙被焚毁，关帝神像由住持僧背着逃到云霄，建山下港尾武庙供奉。《保安堂世系谱序》：“幸我十三世祖淑溪大陆和尚，承先人之奕叶，继保安之宗风，国朝康熙甲辰岁迁徙入内地，负圣像抵云溪籍萧斋权纳陛，铜之殿宇遂废。复有谋肇建之志，乃卜择于云霞港址，一年之间，殿宇告竣。圣驾驻跸云霄，旁则绀字号为铜云室，从铜入云之义根本。”《东山关帝庙志》也记载：“（关帝庙住僧）十三世，名大陆，字淑溪，稚年大悟，颖迈绝尘，勤行八正之功，顿悟三空之理。清康熙三年甲辰（1664）铜山‘迁界’，负关帝圣像入云霄，开山霞港尾武庙‘铜云室’”。

再次，复界后重建关帝庙，奉关帝为“帝祖”。

前面提到，东山岛“迁界”达十五六年之久，破坏极大，连关帝庙也被焚毁。到康熙十九年（1680）才宣布“复界”，流落于各地的东山居民开始回迁，虽然百废待兴，但有识之士充分认识到关帝信仰在东山社会重构中具有不可替代重要作用，积极筹划重建关帝庙。《大都督鼎翁黄公兴庙惠民功德碑记》载：

铜之关圣帝君于甲辰春因迁驻跸云阳，殿宇遂废。越甲寅秋，住僧大陆构数椽于铜旧殿门庑间，以安圣像。公顶谒之下，见寝殿未建观瞻不肃，遂大发菩心，捐俸二百二十金，同镇标功加署都督同知营中营游击事黄公讳瑞，镇标左营游府廖公讳春，镇标功加左都督加三等管右营游击事陈公讳墀，各捐俸三十金，功加署都督同知营中营中军府事林公讳成，捐俸二十金，功加左都督管右营中军守修事方公讳冰捐俸十金，暨铜内信官及铜善信各输金布地，仍故址而重兴之。僧大陆董其役鸠工于庚申年子月朔日，落成于辛酉年四月朔后八日，其栋宇翚革金碧荧煌，较之旧殿犹增赫奕。

复界回归东山岛的居民中，相当部分仍是“军户”，这些“军户”由于原有的卫所早在康熙六年已被政府裁汰，他们便成为了没有登记在户籍册上的“化外之民”，给他们日常的生活特别是土地登记、诉讼、参加科举考试、赋税缴纳等方面带来了极大的不便。有的军户既要缴纳民丁，又要缴纳屯丁，赋役负担较重。为了减轻赋税负担，一些军户只能是“傍入门户”，但寄人篱下，常常受人欺侮。实际上，这种情况并非东山岛独有，而是普遍存在于沿海的明代卫所中，严重影响国家税收和社会稳定。有鉴于此，康熙二十九年（1690），福建总督实行“归宗合户”政策，允许民间可以依据各种不同的关系相对自由地重新组合赋税的征收单位，其中可以是同姓的宗族，也可以是几个不同姓氏的宗族进行整合，形成一个新的宗族集团，也是一个新的丁粮赋税征收单位，在此基础上根据重新结合的各个纳税单位进行“编审丁粮”，确立新的纳税数额。当时诏安在处理相同的问题上，曾发生过“有军籍而无宗者，共遵关圣帝君为祖，请置名曰关世贤，纳粮输丁，大称其便”的事件，受此启发，康熙五十年（1711），东山岛二十余姓经过公议，决定模仿诏安做法，“亦表其户名关永茂，众咸谓可。遂向邑侯汪公呈请立户，蒙批准关永茂顶补十七都六图九甲，输纳丁粮。不但得划一之便，且幸无他户相杂，是散而复聚，无而又有，将来昌炽可甲于前”。但仅仅过了三年，就发现他户串通书吏，转嫁赋税负担，关永茂户内各姓认为：“夫事方三载即如此互异，又安能保其后来不无桀黠辈从中滋弊，蚕我子孙乎。”于是户内各家齐聚关帝庙，通过协商，“当神拈阉，分为七房，小事则归房料，大事则会众均匀。叔伯甥舅，彼此手足，并无里甲之别，终绝大小之分，不得以贵欺贱，不得以强凌弱，苟有异视萌恶，许共鸣鼓而攻。此方为无偏无党，至公至慎。”显然，东山军户向民户的转变过程中，关帝成为他们共同的“祖先”，发挥着重要的精神纽带作用。“因此，从入籍之日起，铜山百姓家家户户于厅堂之上悬挂关帝神像，奉关帝为至尊至崇的‘帝祖’，世设家祭，每日晨昏焚香点烛礼拜崇祀，并于每年五月十三（关帝圣诞）、六月廿四日晋庙谒祖朝圣，举行隆重祀典，同时搬演连棚大戏为关帝祝嘏”。

第四，施琅崇奉关帝信仰。

复界后不久，即康熙二十二年（1683），施琅率三百余艘战船、二万多水军驻扎铜山湾内，奉清廷之命伺机攻打台湾，完成统一台湾大业，关帝信仰成为施琅鼓舞士气的利器。民间传说，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初，施琅奉旨征台，屯兵东山，准备择日乘西南风攻台。其麾下军士夜宿铜陵关帝庙，梦见关帝显灵，于空中疾呼“选大纛五十杆，助施将军破贼”，军士将此梦境向施琅报告。施琅知道是关帝显灵，心中暗喜，即沐浴更服，亲自到铜陵关帝庙晋谒圣灵，并祈求灵籖赐佑，得第一首：“巍巍独步向云间，玉殿千官第一班。富贵荣华天付汝，福如东海寿如山。”施琅大喜。又卜问出师吉时。依据神灵兆示，择于六月十三日于铜山湾举行祭江仪式，十四日早上辰时起锚出发，乘强劲西南风直逼澎湖。两军交战正酣，突然，海空中出现数十面大旗飞扬呼啸似神兵天将直扑郑氏舰队，结果郑军惊慌失措，仓惶溃退，出师告捷，顺利攻克澎湖，使台湾归于统一。施琅统一台湾后，为感谢关帝显灵助战，在清军驻扎铜陵的营地龙潭山下五里亭建造关帝庙，又在台澎兴建多座关帝庙。施琅是否真的抽籖占卜统一台湾的战事，不好断言。但在康熙二十二年之前，他先后两次出师东征，均因风向不利，无功而返，士气不免低落。在这种情况下，施琅再次借助在军队中影响较大的关帝信仰来鼓舞士气，是完全可能的，也不能不说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其效果恐怕要比任何精彩的誓师演说好百倍！

清代中后期，东山关帝庙继续保持与军事活动的密切联系。如乾隆五十一年（1786），台湾天地会林爽文发动大规模起义，朝野震动。翌年，陕甘总督嘉勇侯福康安奉命率兵入台平定，大军屯驻东山。九月，出兵前，到铜陵关帝庙祈求灵籖，因不够虔诚而求不到籖，便按己意出兵，途中被狂风大浪所阻，无功而返。不日，福康安再次到关帝庙求籖，抽得第六十二首，遂根据籖诗所暗示的时间，十月举师东渡，果然顺风顺水，大获全胜。平台告捷班师回京时，福康安再到东山叩谢圣恩，并奉题了颂文匾，上题福康安撰写的《关圣帝君颂文》，详细记载其抽籖占卜的经过：

大清乾隆五十二年，余奉圣命提兵平台，屯师铜山。其时军威炽盛，兵骄将勇，自诩旗开之日，必荡寇平魔。尝闻铜山关圣帝君威灵丕振，上安社稷，下庇黎民，灵籖神妙，有求必应，未深信也。余拟于九月发兵，叩关帝，求灵籖，数卜不得杯。遂按己意出兵，果出师不利，风浪阻遏于中途，无功而返。始警而惕，关帝圣明，罔欺也。复诚敬再谒圣庙，得籖六十二首：“百人千面虎狼心，赖尔干戈用力深；得胜回时秋渐老，虎头城里喜相寻。”籖语奥妙，中藏玄机，难明其意。依关帝示，十月再次举师，果顺水顺风。登鹿港，决敌斗六门，解诸罗之围。大里杙告捷，小半天歼敌。占凤山，驱琅峤，斩敌克地。胜虽胜矣，争战酷烈，始料之未及也。乾隆五十三年十月，余奉召回京，夜航迷雾弥空，船触虎头山，顿悟关帝籖语，一丝不爽，即回舟铜山，趋圣庙，再叩再谢。关帝圣明，余深铭感。特颂文镌匾，志其事，传示后人。

类似的例子还有不少，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东山关帝一直保留着“武神”的形象，成为将士们崇拜的偶像。然而，随着清代中后期东山岛渔业、盐业、商业和海上交通、对外移民的发展，关帝的职能进一步扩展，集财神、海神、武神于一身，并最终以海神、财神的形象取代武神的形象。

关于清代中后期东山社会与关帝信仰的互动关系，从这个时期东山关帝庙的三次大规模修建的捐款人身份和职业可以反映出来。

第一次修建是在道光二年（1822），道光四年竣工。《重修武庙记》：

盖闻人心莫隆于忠义，天道莫惮于神明，是以咸秩无文，德必崇而功必报，鉴观不爽，赫厥声而濯厥灵。况帝君之完忠义以无加，显神明而尤烈者哉。……自前明正德己巳改建帝祠，迄乎嘉靖壬寅重修宝殿，帡幪共赖，彝训式瞻，铜之文物于以兴矣。……当康熙辛酉之岁，更此地轮兴之秋，沐其惠者二百年，荐其馨者万余户，升平累洽岂不休哉，祀事孔昭何其茂欤。然而风雨无不颓之屋，栋梁无不蚀之材。提督许公首输清俸，凡官、军、绅、士、商、旅，人民蒙景福而被宏庥，争醵金而乐之趋事，不比桐乡朱邑赛属私恩，讵但茅岭伏波祀由癖土，爰以道光壬午年八月廿九日鸠匠暨宝智寺、天后宫、匡伯祠一并重新，越甲申年十一月初八日竣工遂告成焉。

此次修建武庙的捐款人还有金门镇总兵官郭继青、陈化成、提标中营、铜山营参将等，其余因字迹模糊不可卒辩，但从碑文中所说的：“凡官、军、绅、士、商、旅，……争醵金而乐之趋事”来看，参与此次修建的涉及社会各阶层，不局限于官方和军方，其武神的职能有所淡化。这一点在道光十六年的碑文中得到印证，参与道光十六年武庙修建的除了时任钦命浙江全省提督二等子爵王得禄（台湾嘉义人）、广东碣石镇总兵林鸣岗、南澳左营游击林廷福、台湾安平协副将吴得勋等十多位武官外，还有数十名贡生、生员、监生、船户参与捐资，有的来自云霄，有的来自福州，有的来自广东，不过多数为本地人。

第二次修建是在同治九年（1870），光绪二年（1876）竣工。据《重修武庙碑记》记载，参与此次修建的人更多，地域更广，身份更加复杂。其中有南澳总兵官林本等将官42名；轮船候补守备陈有材等7名，练兵20名，水勇50名；台湾安平协副将周等将官生员30名；新加坡贡生吴一阳等4名和和泰号等商号16户；上海福泰行等商号17户；宁波恒丰酒行等商号15户；潮汕乾泰行等商号12户；香港天德行等商号19户；澎湖金顺利等商号9户；饶平、南澳成发行等商号20户；诏安善顺行等商号14户；云霄陈瑞成等商号24户；五都兴茂号等商号14户；东山本地官员、贡生、监生、生员、平民百姓、商号249名（户），共募款6336元。从捐款人的职业和身份来看，各地商号（多是海商）所占比例大幅度增加，反映了东山关帝信仰的武神色彩进一步淡化，保护航海平安和生意兴旺发达的职能得到强化。

第三次修建是在光绪三十四年（1908），至民国九年（1920）竣工。据《重修武庙碑记》记载，参与此次重修的有知事陈锦波、林中乔、林章文、陈宝鼎等四人，有盐场老板刘乔年，有西门澳、南门澳、东门、厦门、浯屿等地的商船和渔船、渔民9处（户），有各地商号和善男信女49人（户），有暹罗帮（泰国）商户61户，小吕宋（菲律宾）商户6户，有厦门港商户7户，有隆澳（南澳）商户48户，有潮汕商户23户，有渔户40户，有西埔商号和善男信女210户（人）。与前两次修建关帝庙的捐款人的职业和身份相比，此次修建的捐款人绝大多数是海商、渔民、商户和一般民众，只有极少数官员，且没有将士参与。另外，此次捐款总数为25132.58元、451趸，其中海商和渔民捐款17811.51元，占总数的70.89%，而官员一共只捐献微不足道的90元。修建关帝庙的捐款人的职业、身份和捐款数额的比例的巨大落差，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东山岛社会已完成从军事重镇向海上贸易和商业社会转变，东山关帝职能也演化为以家族神、海神和财神为主了。

综上所述，东山关帝信仰是卫所制度的产物，其产生伊始就打上官方和武神的烙印。随着明代中后期海防体系的松弛和卫所制度的崩溃，官方对关帝庙的控制也逐渐松动，不断增长的民间力量积极介入关帝庙的重建和管理，关帝的武神职能不可避免地逐渐淡化，家族神、海神、财神的职能不断得到强化，至清代中后期最后完成了从武神到家族神、海神和财神的转化，其中财神的职能因超越职业和身份、阶级与民族、地域与国别而备受广大善男信女的崇奉。明清时期东山关帝职能的演变，既反映了东山岛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历史，也体现了东南沿海民众实用功利性的宗教信仰取向。

注释：

[1]民国《东山县志》楼胜利“序”。

[2][3][4][5][6][12][13][15][16][23][24]东山关帝庙理事会编：《东山关帝庙志》，东山：东山风动石管理处，2007年，第1页，第 1页，第 20页，第 20页，第 20页，第 63页，第 22页，第 21页，第 21页，第 23～29页，第 30～35页。

[7]刘小龙编著：《海峡圣灵东山（铜陵）关帝庙志览》，福州：海风出版社，2003年，第16～17页。

[8]民国《诏安县志》卷八《武备志》。

[9]刘小龙编著：《海峡圣灵东山（铜陵）关帝庙志览》，福州：海风出版社，2003年，第18～19页。

[10]毛佩琦：《郑成功评传》，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11]转引郑榕：《铜山：一个军户社区的变迁，1368～1949》，厦门：厦门大学硕士论文，2006年，。第22～23页。

[14]详见郑振满:《明清福建家族组织和社会变迁》，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

[17]刘小龙编著：《海峡圣灵东山（铜陵）关帝庙志览》，福州：海风出版社，2003年，第16页。关于东山岛军户向民户的转变历史，参见郑榕《铜山：一个军户社区的变迁，1368～1949》，厦门：厦门大学硕士论文，2006年。

[18]参见刘小龙编著：《海峡圣灵东山（铜陵）关帝庙志览》，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第20～21页。

[19]刘小龙编著：《海峡圣灵东山（铜陵）关帝庙志览》，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第85页。

[20]刘小龙编著：《海峡圣灵东山（铜陵）关帝庙志览》，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第141～142页。

[21]东山关帝庙理事会编：《东山关帝庙志》，东山：东山风动石管理处，2007年，第29页。按：《东山关帝庙志》把此碑文时间定为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显然是错误的。就徐松年（1767年～1827年）的生卒年而言，就不可能在光绪三十四年捐款修建东山关帝庙。

[22]刘小龙编著：《海峡圣灵东山（铜陵）关帝庙志览》，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第78～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