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城市化历程回顾

马先标　燕安

摘 要：世界城市化发展的一般历程，可划分为传统城市的兴起与城市化的起步，以及现代城市的产生与城市化的加速与完成两大阶段。在城市化由起步到加速直至完成的演进过程中，经济发展始终是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的重要动力。随着城市发展与城市化演进，两者的具体互动关系表现为：在起步到加速阶段，主要表现为城市化与工业化的紧密相关关系；在基本完成到完善阶段，突出地表现为城市化与服务业紧密的相关关系；此外，它们的相关性也相应地体现在就业结构的演进上。在回顾世界城市化发展一般历程的基础上，以英国作为同步型城市化的典例，兼述其城市化发展特征及对中国当前城市化发展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世界城市化；历程回顾；同步型国家城市化；英国城市化；特征与启示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14）-11-09（6）

1 世界城市化一般历程回顾

世界与中国的城市化历史，是许多研究城市化的专家关注的领域。回顾世界城市化的一般历程，要从理解城市产生的逻辑机理出发，认识城市在漫长的演进历程中，如何经历了量的扩张与质的提高的双重优化路径，并在城市的经济增长以及社会制度安排、法律制定等方面如何与城市化的发展相互联系。

1.1 传统城市的兴起与城市化的起步

早在公元前5000年以前，在埃及的尼罗河流域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的两河流域，随着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少数新石器时代的村落发展成了小集镇和城市，这就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批城市。大约公元前1001年始，由于铁器的使用，交通条件的改善，生产力迅速发展，城市人口增长慢慢加快，此后欧洲的雅典逐渐发展为一个独立的城邦，而罗马到公元2世纪，已拥有百万居民，成为地跨亚、非、欧的国家中心（亚当斯（Adams R.M.）《城市的进化》）。以后，印度河、黄河流域、中美州等地也先后出现了一些城市，但由于封建专制对技术创新与自由市场制度的压抑所导致的工业落后，使世界城市化发展十分缓慢。直到18世纪中叶的工业革命，才迎来世界城市化史上一次发展高潮（见图1）。

古代城市基本上是城堡，从发展的角度来看，它应是城市的雏形。原始的城堡并不是典型意义上的城市，因为它仅供人们战时避居，军事与政治功能突出，而现代城市则主要是经济贸易的场所。

研究经济学意义上的城市，是从市场的兴起来考察城市的形成的。在封建时代，行会制度下的城乡之间没有密切和频繁的交往，城市宛如散布在汪洋大海中的孤岛，城市生活也明显呈现封闭状态。而完整的城市形态，是在“城”与“市”结合后产生的，有集市存在，集市周围才形成了城市。中国古代直到三国曹魏时期，城市中的“市”才从后宫移到民间闾坊之中，实现了“市场”与民间的结合。

城市本质属性与基本功能的漫长转变，世界各地的进度不同。在中世纪后期，城市自治运动得到欧洲君主和王室的支持，许多城市已经从封建主手中争得特许状，建立了自治体制，成为脱离封建束缚的自由公社。“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凡在城市的墙垣之内居住一年零一天的农奴，可以变为市民，农奴身份的痕迹便可消失，这种全新的户籍制度创新，开启了欧洲城市化推进的大门。[1]13世纪，随着农业生产率的提高，西欧农村封建经济关系发生深刻变化，货币地租代替劳役或实物地租，使农村货币经济有了初步的萌芽。商业贸易的恢复与繁荣成为城市性质、功能与外貌转型的催化剂，而18世纪中后期的工业革命彻底改变了传统城市的性质，催生了现代城市的诞生，城市化由起步进入全面兴盛的加速期。

1.2 现代城市的产生和城市化的加速与完成

城市化的内在本质机制是城市经济与社会的发展，由此表现出城市化水平与城市发展水平的相关性。因而完全意义上的世界城市化的发展历程，是以1760年工业革命为标志，而非以传统意义上的城堡式的城市出现为起点，这一点已成共识。一般认为，城市的发展经历了三个历史时期：第一阶段是公元前3500年到18世纪中叶；第二阶段以产业革命前为界，从18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第三阶段从20世纪初以后到现在。相应的城市化的发展也经过三个阶段：起始、加速与完成阶段。其中完成阶段，又可细分为基本实现与完善成熟阶段，这可由经典的S型曲线得到直观的反映： 城市人口占区域总人口的比例，是衡量城市化水平的简便易行的指标，被称为城市化率。当城市化率≤30%时，城市化发展处在起始阶段；30%≤城市化率≤50%，为城市化加速阶段；50%≤城市化率≤70%，为城市化基本实现时期，而当城市化率≥70%时，则为城市化发达与自我完善阶段（见图2）。

世界城市化的推进，表现为城市人口数量与城市数量的增加。工业革命与蓬勃的运输工具革新，催生了英国城市的兴起与繁荣，出现了象伯明翰、伦敦等为代表的世界性工商业城市。在公元2世纪还只有3万人的伦敦，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其人口猛增至100万。1700年，只有不到2%的英国居民在城市里生活，到了1851年，50%的英国人都成了城里人。农业和交通的发展、新大陆的发现和新商路的开通，特别是生产力的提高，这些都为城市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随着英国工业革命的成果传输到德国、美国、法国，引发了这些国家广泛的工业革命与城市的兴盛。进入19世纪以后，这些国家的城市化明显加快，农村人口沿村镇→城镇→城市路径开始大规模迁移，地区大城市则借助资本与商品的双重输出成为全球性的经济中心城市，如20世纪初的美国纽约，已取代伦敦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中心。

二战后，有利的和平环境为城市的繁荣扩张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西欧、北美、日本与亚洲新兴市场国家都进入城市化成熟发展阶段。据《2000年世界发展指标》显示，1995年，伦敦大约有700万人口，在1998年，英国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89%。从世界范围看，1800年世界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5.1%，1900年上升为13.3 %，而经过1900一2000年的100年时间，世界城市人口达到近50%[2]，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近一半人口居住在城市的情况。endprint

根据美国《全球2000年报告》，发展中地区有400个城市突破了100万人口大关。由于发达国家大都己经高度城市化，进入21世纪，世界城市化进程的总体水平主要依靠发展中国家完成，但是，世界已经进入了一个城市化时代，21世纪的世界将是城市化的世界，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在发达国家城市化进程中出现了一种逆城市化（deurbanization ）现象，也有专家称之为反城市化（counter urbanization）的现象。美国著名的规划师贝利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敏锐地观察到大城市人口与经济活动向郊区搬迁、扩散的这种现象，并提出了这一概念。逆城市化现象是与大城市发展中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失衡紧密相联系的。正象人们普遍认为的那样，交通与住房拥挤、环境污染等作为“城市病”的重要表现形式，在城市政府不能很好地运用城市财政与有效的公共政策加以治理时，城市市民对郊区安静的环境和低密度居住条件的拥有欲望会变得更加强烈。以美国为例，美国逆城市化现象早于日本且较显著。“如美国12个最大的城市的市区人口除洛杉矶外，在1950︿1975年间，平均减少了9.6% ，而郊区人口平均增长20.7% ，结果，12个城市总人口中，市区人口的比重由61.3%下降为31.8%，而郊区人口则从38.7%上升到68.2% 。这种趋势在其他发达国家仍有所发展。”[3]餐饮、超市、洗浴、娱乐等为代表的传统服务业，和金融、信息技术等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的快速普及，推动了市区人口源源不断地涌向城市郊外。在这种逆城市化的浪潮中，大城市人口明显减少，人口由中心城市向郊区及更远的乡村迁移，更多的人口则集聚在大城市边缘地带。

“逆城市化”的产生原因，除了上述提到的因素外，发达国家人口增长率大幅度下降，也是导致“逆城市化”的一个原因。尽管“逆城市化”给城市化持续发展曾经投下了阴影，然而，令人振奋的是，在城市化进入成熟阶段后，随着发达国家经济实力的强大和城市治理水平与公共决策能力的提高，以及社会对“城市病”危害性的深刻理解与普遍重视，“逆城市化”进一步扩张的趋势在相当一些国家得到扭转。

1.3 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

这首先表现在城市化发展与工业发展具有正相关性。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霍夫曼系数下降，工业化度上升。

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还表现在城市化发展与服务业发展具有正相关性。城市化率愈高，服务业的产值分额愈大，就业吸纳量也愈大，而与城市化发展相伴随的产业结构演进则表现为，从“一、二、三” “到“三、二、一”①，就业与产值在总就业量与总产值中的这种双重变化转型，预示着城市化质量的提高与城市各项功能的成熟。以美国纽约、日本东京、英国伦敦、法国巴黎为代表的世界大城市，从工业革命时期的工商业城市，到后来的金融贸易与信息城市地位的确立，反映了这个规律。在产业有了大的发展后，城市化与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还可以更形象直观地通过城市化率与城市人均GDP的关系得到反映。

2 同步型城市化的经典国家：英国城市化的特征与启示

何谓同步型城市化？从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协调程度来看，城市化包括同步型、过度型和滞后型三种模式。经济发展水平与城市化基本相协调的模式，属于同步型城市化，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和新型工业国属于这种模式。而经济发展水平与城市化基本不协调的另两种，一个是拉美国家的过度型，也称为“无工业的城市化”，失去土地的农民盲目进城，因不能就业而聚集城市，引发社会骚乱；一个是类似中国的滞后型城市化，突出表现为工业化快于城市化、服务业滞后、农民转移进城缓慢而不彻底，从而引发城市化滞后与“三农”建设缓慢的双重恶化。

城市化史表明，英国的城市化进程最早，发展最为迅速、深刻而广泛，它既是世界上第一个实现工业化的国家，也是第一个实现城市化的国家，是工业革命和城市化的“双重故乡”。因而，理所当然的成为同步型城市化的经典国家。如此看来，回顾其城市化历程并概括其发展特征，对促进当前中国城市化科学发展，无疑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英国大规模的城市化始于18世纪中叶的产业革命。从1760年产业革命开始到1851年，英国花了90年时间，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城市人口超过总人口50%的国家，基本实现城市化。而当时，世界城市人口只占总人口比例的6.5%。[4]

1863年，伦敦开通了世界上第一条地铁，便捷快速的立体交通网络和现代化的金融服务、优良的港口区位优势，使得伦敦这个16世纪末的欧洲贸易中心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到1921年，英国城市化水平已达77.2%。[5]英国初步完成城市化用了90年时间，而从初步完成到成熟阶段用了大约70年左右的时间，当然，这期间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阻隔，战争对城市的破坏与城市恢复重建，使城市化的进程一度受到严重影响。

英国的城市化的进程，具有以下几个显著的特点：

2.1 农业革命的准备

英国城市化的崛起与发展，将城市化与工业化的正相关属性表现得淋漓尽致，而农业革命、商业革命，则为演绎这种正相关属性提供了前提条件。长达几个世纪的农业革命和商业革命，为英国的城市化奠定了水到渠成式的经济基础。农业革命包括配套的圈地运动，为工业革命提供原材料、市场、充裕的产业工人，促进了城市化的发展，而商业革命则通过扩大的海外贸易积累雄厚的资本，进而促成工业革命爆发，并推动新兴城市在英国大规模兴起。英国的农业革命实现了农业的商品化经营，开启这一生产方式转型的制度安排就是圈地运动。圈地运动摧毁了传统的农村小生产方式，使土地能够集中，大量资本投入到农业生产并与资本主义农场制结合起来，为实现农业规模经营打开了通道，农业生产率飞速跃升。圈地运动为工业革命准备了失去土地的无家可归的产业工人，部分土地贵族变成了资产阶级工场主，土地贵族将大片土地租给大农场主，农场成为资本主义农业企业。地理大发现和新航道的开辟，使商品化农业开始由国内面向海外发展，到16世纪中期，英国农业生产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过渡到面向广阔海外市场的商品化农业经济。到1700年，英国完成农业革命，这个早在16世纪引进荷兰农业技术的英国彻底摆脱了“马尔萨斯低水平均衡陷阱”，成为当时世界农业的麦加。但是，随着城市化的发展，英国粮食、肉类和农业原料越来越靠从外国进口来满足。1852年-1859年之间，国内小麦消费量的25.6%是靠进口供应。1868年-1875年，这个比重增至48%以上。1910年，粮食的自给率只有35.6%，棉花全部靠进口来维持。[6]endprint

2.2 圈地运动的暴力制度安排与农业的规模经营

正是由于圈地运动成为大规模的社会经济行动，才有可能将粮食、牧草种植和养羊全部投入商品化生产。圈地运动所开启的英国农业商品化的发展，在为包括工业人口在内的全社会提供充裕粮食的同时，导致人力资源和资金资源最终大规模地流向工业部门。这种“羊吃人”式的土地兼并运动所导致的城市压榨农村、工业剥削农业的产业结构转型，虽然蒙上残酷、不道德的阴影，但是却客观上推动了英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从农业社会转化为工业社会的进程。当然，这种方法，在文明的世界里，已经不能再采用了。

2.3 商业革命的准备

在英国工业革命与大规模城市化到来之前，商业贸易的发展已经引人瞩目。1615年，孟克莱田发表《献给国王和王后的政治经济学概论》，主张商业流通才是利润的主要来源，金银是财富的唯一形式，国家财富的增长要靠对外扩张贸易，贱买贵卖。这为英国推行海外殖民侵略、商业资本跨洋掠夺积累作了思想上的准备。16-18世纪，伴随着地理大发现和新航道的开辟，以及远洋航船的建造、枪炮的配备，重商主义经济政策大行其道有了深厚的物质基础，英国商人活动的范围从原来的地中海周围得以扩展到世界各地，商业资本贸易额大幅度增长，商业资本积累日渐雄厚，主要从事贩运商贸、奴隶贩卖、海上掠夺、海外开矿的商业资本家大量涌现，资本积累与流动的快速度有力地推动了货币经济的发展。1801年，英国与爱尔兰合并，在疯狂实施海外扩张后，英国1914年的殖民地面积达到本土面积的111倍，人口为本土的8倍，成为世界第一殖民大国。世界贸易往来所开拓的国际市场与经济联系，吸引了大量人口向城市的迁移，成为推动英国工业革命与城市化展开的重要因素。

2.4 在城市化与工业革命互动中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实现双重优化

英国的工业革命始于18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30年代末基本完成，持续70年的工业革命使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过渡到机器大工业阶段，商业资本占统治地位让位给工业资本居于主导地位，经济思想也由重商主义国家干预转到“看不见的手”的自由市场调节，城市化与工业革命的互动实现了产业结构、就业结构的双重优化。1776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出世，则为这种双重优化格局的繁荣与持续演化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武器。许多新城市并不是在原有的封建城镇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是由工业村庄和工矿区发展起来的，特别是矿业资源丰富的城镇、工矿区，借助便捷的运河、港口、铁路的交通优势，创造出大量的就业机会，吸引了大批无家可归的农民产业工人，资源、区位、交通优势的组合优势形成经济集聚的强大能量，呼唤着一批工业城市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在英伦大地。城市的繁荣则反过来进一步促进了商品批发、运输业、仓储、旅店等商贸服务业，信贷业务也发展起来。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初步实现城市化的国家，在新型的工业区出现了像曼彻斯特、格拉斯哥、伯明翰这样的大城市。技术的发明与应用，则为工业革命与城市化推波助澜，“分工、水力，特别是蒸汽力的利用，机器的应用，这就是从18世纪中叶起工业用来摇撼旧世界基础的三个伟大的杠杆。”[7]

2.5 交通运输革命

英国工业革命与城市化互动中的交通运输业革命，促进了郊区城市化。1825年，英国修建了世界上第一条铁路，到19世纪中叶，基本形成铁路运输网。在19世纪50年代，英格兰的大中城市都通了火车，大部分地方离火车站的距离已在10英里以内。汽车、运河、汽船、公路、公共汽车、铁路等把英国的内陆城市与沿海城市连成一片，大大促进了商品流通和人口流动，同时带动了许多相关的商贸服务业的发展：建筑业、邮政通讯、商业服务、教育科技、文化娱乐、金融保险等。1863年，伦敦开通世界上第一条地铁，地铁的开通，使得生活居住地带与工作区的通勤距离更加缩短。

2.6 “激进式推进”与以伦敦为节点的展开

英国成为世界经济中心的区域是以伦敦成为世界贸易中心、金融中心为据点展开的。早期英国城市化的区域移动路径是由东南向北部转移，工业革命首先使英国成为世界工厂，反过来通过城市功能的“极化”与“扩散”，又进一步推动英国成为世界经济中心。[8]

对英国城市化“激进式推进”过程，著名城市经济学家K.J.巴顿认为：“城市发展并不是一个逐步的、渐近的过程，而是经历了许多不连续的步骤与阶段。今天城市规模的扩大和城市数量的激增，与过去的城市发展全然是两回事。”②在1760年-1851年英国初步城市化完成期间，大量失业工人生活居住条件恶化，死亡率上升，社会贫富差距拉大，环境污染严重。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的那样，“在伦敦，拥有万人以上的贫民窟约有20个，那里的悲惨景象是英国任何其他地方都看不见的，就说是地狱生活，也不算过分。”政府解决城市化中伴生的负面性，主要是通过制定有关法规-设立专门机构-提供市场失灵领域的公共住房、就业与福利保障的主线而展开。

2.7 有利于城市化问题破解的法律体系构建

在城市化由初步完成向成熟迈进期间，英国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促进城市化健康发展的法律法规。如1875年英国第二次通过的《公共卫生法》，建立了为贫困无助者提供居住和工作的济贫制度；1866年通过的《环境卫生法》；1909年通过的第一部涉及城市规划的法律（Housing Town Planning etc.ACT，1909）；1945年的《工业分布法》；1946年的《新城法》；1947年颁布的《城乡规划法》；1949年的《国家公园和乡村通道法》；1952年的《城镇发展法》。1936年凯恩斯发表《通论》，认为完全自由的市场机制调节必然经常导致失业与生产过剩，主张国家实行以财政货币政策为中心，对经济实施宏观调控以弥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局限性所带来的城市化就业不足、住房不足、贫困等社会问题；1942年，“福利国家之父”的威廉·贝弗列奇发表《社会保险及关联服务》的报告，提出消除“贫穷、疾病、懒散、无知、肮脏”等社会问题，建立以医疗保健和国民教育为核心的全国性社会保险制度的主张。这些经济思想与社会政策主张，受到长期遭受城市化社会问题困扰的英国政府的赞许。1952年发生的伦敦烟雾事件，更是推动政府拉开了第二次大规模治理城市化负面问题的序幕。这一次英国主要利用法律法规推行“福利国家制度”，以弥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局限性给城市化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不和谐。英国把福利国家的社会保障看成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共同承担的重要职责，通过总的纲领和服务措施解决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向居民提供基本生活保障；提供医疗服务；提供符合体面生活的住房；提供教育服务，即向公民提供从“摇篮到坟墓”的全面的社会保障。endprint

福利国家全面的社会保障要依赖一种“正式的城市体系”加以贯彻，这个“正式的城市体系”是指用于集体消费的公共物品和服务，由提供各种公共服务的组织机构和各种服务项目（集体消费部分）组成。包括土地、道路、下水道、饮用水、电、煤气等，也包括了规划、警察、消防、卫生、教育、住房等。提供这些服务和物品的是各级地方政府、中央政府部门和国营企业，它们的运作对城市生活起着决定性的重要作用。（R.E.帕克）战后，英国城市化进入了一个提高生活质量的阶段，城市化的社会问题不可能完全靠市场力量来完善，“正式的城市体系”必须对城市化进行干预，这种干预方式表现为一系列法律的颁布和相应的组织机构的建立，在此基础上，通过财政、金融和产业措施来提供住房、就业、社会保障等市场失灵的公共产品，以消解城市化的负效应。

3 经验与借鉴

从世界城市化发展的一般历程中，我们至少需要重视如下两方面的经验：其一是要把城市的发展与城市化的发展统一起来，城市是城市化发展过程的载体，两者的内涵外延并不等同，但是无疑有着特殊的紧密的逻辑关联性。没有健康的现代城市，不可能促进并保证城市化健康持续发展。其二，城市化既是经济发达繁荣的过程，也是一个以人为核心的社会进步过程，因而，要促进并保证中国新型城镇化科学发展，同样需要重视经济维度的城市化以及社会维度的城市化。不过，世界城市化发展的一般历程清楚地表明，经济发展始终是推动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的基础动力、重要动力，即至要动力。

从英国城市化进程中所呈现出的六方面基本特征，可发现对中国城市化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有益启示。如重视交通运输的现代化建设、克服城市病的法律建设、重视农业和服务业现代化对城市化的促进、重视以超大城市为中心节点的城市圈发展，以及通过城市化促进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双重转型。回首中国城市化已经走过的道路，不难看出，在重视农业现代化以及依法治理城市病，从而促进城市化稳健发展方面，我们还需要进一步重视并创新更为有效的政策，采取更有力的行动。

注释：

① “一、二、三”是指第一产业的农业、第二产业的工业与第三产业的服务业。

② “正式的城市体系”，指现在讨论的宏观调控体系。城市化所带来的经济与社会形态的复杂性，及由此而产生的城市病，如环境污染、交通住房拥挤、公共服务设施短缺，使得英国城市政府认识到运用宏观调控手段干预城市化的必要性。

参考文献：

[1] 何炼成.中国经济史[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

[2] 刘传江.中国城市化的制度安排与创新[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61.

[3] 高珮义.中外城市化比较研究[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1：39.

[4] 盛郎.世界人口城市化进程[J].人口与经济，1986，（6）.

[5] 高珮义.中外城市化比较研究[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1：29.

[6] 樊亢，宋则行.外国经济史（第一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94.

[7]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300.

[8] K.J.巴顿.城市经济学：理论和政策[M].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经济研究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6.

责任编辑：蒋亚林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