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六年来中国近代慈善史研究述评

郭常英+岳鹏星

摘要：近六年来，近代慈善史研究发展趋势良好：慈善组织研究进一步深入；慈善人物、思想的研究更加细化，慈善法制的研究也逐渐展开；区域慈善史研究的成果更加丰富；义赈研究持续深入，灾荒与救济研究也得到了进一步深化。然而，内容上的同质化、话语建构比较单一、区域研究不平衡、研究方法比较简单陈旧、研究思路和框架重复等问题依然存在。为此，有必要进一步挖掘整理史料、夯实研究基础，创新研究理论、尝试新的研究方法，拓宽研究视野、密切关注研究热点。

关键词：近六年来；近代中国；慈善救济事业；研究述评

中图分类号：K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4）10-0136-06

慈善事业关系国计民生，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有关我国慈善事业的研究学界已有不少著述，近代中国慈善史的研究更是取得了长足进步。曾桂林的《近20年来中国近代慈善事业史研究述评》（《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2期）一文，曾就2008年以前的中国近代慈善研究进行了一定的归纳和梳理，近六年来学界对于此一领域的考察与探索又有了新的进展。本文将2008年以后有关中国近代慈善史研究的新动态和新内容进行了广泛搜集和全面整理，并加以分类论析，以助推该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一、社会组织的慈善事业研究进一步深化拓展

1.慈善组织总体研究方面

研究专门的慈善团体和非慈善组织等社会组织的慈善救济活动有助于从主脉上把握近代慈善救济方式的主要特点和走向。从总体上探讨慈善组织的成果主要有：杨正军对近30年来有关中国善会善堂研究的梳理①，蔡勤禹、姜远凯对民国时期慈善组织公信力建设的考察②，周秋光、王猛对近代中国慈善组织在维持社会秩序、激发民族精神、推进社会近代化方面所起作用的评述等③。2012年在济南召开的“近代民间组织与社会救济”国际学术研讨会更是集中讨论了民间组织在近代慈善活动中的功能、作用及参与状况等方面的问题，并引发了更多学者对这一研究的持续关注和参与。总体上说，近年来这方面的研究在原有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深化。

2.红十字会与红卍会研究方面

近六年来，在红十字会、红卍会等具有全国性影响的慈善组织研究方面均有不少新成果问世。如池子华等人的《中国红十字运动的区域研究》（2012），不仅对民国时期上海、江苏、安徽、山东、江西等地红十字会的社会公益活动分别进行了考察，而且对各地红十字会的历史贡献及其自身发展历程进行了比较全面系统的梳理，拓展了之前研究辛亥革命时期中国红十字会仅侧重于武汉地区的局限。2008年至2013年一年一卷的《红十字运动研究》汇集了有关红十字会研究的系列成果。2009年苏州的“红十字运动与慈善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推动了相关研究的深入，之后学界的两组笔谈促进了红十字运动研究的深入与细化④，特别是张生从进一步厘清了

岳鹏星，男，苏州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生（苏州215006）。

国际红十字运动与中国红十字运动的关系，曾桂林进一步提出，中国红十字会及其地方分会在武昌起义爆发后直接推动了民国初年两湖地区红十字运动的兴起和发展。⑤

红卍会研究方面的代表性成果主要有高鹏程的《红卍字会及其社会救助事业研究（1922-1949）》（2011）。此外，梁家贵对动荡时期红卍会在社会救济方面的作用也进行了阐述⑥。相比之下，红卍会的研究仍不像红十字会研究那样丰富、集中。

3.商会、宗教团体、同乡会等研究方面

自2008年以来，关于商会、宗教团体、同乡会等非慈善组织的慈善救助研究逐渐增多。如，彭南生对近代商人与城市街区慈善公益事业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探讨⑦；许冠亭对20世纪30年代上海市商会的慈善救济活动进行了考察⑧；李建华对民国时期绍兴县商会参与社会公益事业的情况进行了梳理⑨；张佳佳对近代天津地区的商会推动商界各方参与慈善救济事业的状况进行了分析⑩；周秋光、曾桂林对西方教会的在华慈善事业进行了全面考察；周东华以民国时期浙江省基督教机构的慈幼公益教育为个案，探讨了基督教的教育活动；王军、侯杰对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在近代社会慈善救济事业中所体现的作用及特点进行了深度分析；武强对河南旅沪同乡会如何团结帮助同乡、赈济家乡灾民进行了归纳梳理周虹对湖州籍的旅沪同乡会即湖社的缘起、开展的公益活动以及时代内涵等方面进行了考察与探讨；等等。这些研究对于进一步拓展近代慈善研究的视野都具有较好的启发作用。

4.其他组织团体研究方面

学界还对一些典型地区的慈善团体活动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剖析。如，谢忠强以中国救济妇孺会为例探讨了民国时期上海慈善组织的现代性特征；李少兵、王明月对妇女救济院和香山慈幼院进行了个案考察；刘荣臻对北平贫民救济会的制度化建设及其在1928年至1937年的救助活动进行了个案分析；荆杰对近代东北地区规模最大的慈善机构——奉天同善堂的活动及其发展进行了全面考察；丁芮以清末民初京师济良所为个案，分析了近代慈善组织的某些演变特点；等等。近六年来的上述个案研究并不是对于慈善救济整体研究的碎化，而是在系统理论以及整体模式研究映照下的进一步细化和深入。

二、慈善人物、思想与法制研究成果不断涌现

1.慈善人物研究方面

在慈善人物研究方面除了对以往的人物研究继续深化之外，还挖掘出了一些新人物。如，周秋光、向常水继续对熊希龄这一近代著名的慈善家进行挖掘，并透过他的慈善实践重点考察其办赈经验。刘本森用大量的事实来勾勒出左宝贵的慈善公益活动。刘昶以近代著名慈善家余治为中心，梳理了江南社会的复杂慈善网络，并以此阐释了慈善活动的社会功能以及慈善群体对晚清社会的影响。何旭娟梳理了张钫的慈善理念及其所指导下的慈善救济活动。总体来看，学界对慈善人物救济实践的探讨占有很大比重，也注意到一些新的慈善人物，但此阶段尚未出现较大突破性的进展。

2.慈善思想研究方面

关于慈善思想的研究总体处于不断升温的状态，但也有同质化的趋向，新观点、新视角的成果并不算多。较新的观点有黄鸿山和王卫平的研究，他们认为随着晚清时期西潮的冲击和社会的变迁，“教养兼施”的强制、惩戒和改造含义日益浓厚，后来出现的“劳动教养”制度，其实便是从“教养兼施”的理念和实践逐步演变而来。其他研究者还有用比较的方法来进行慈善人物思想的探讨，如马金华通过对张謇、熊希龄的慈善思想与慈善实践的叙述、比较和分析，从而揭示出近代慈善家群体的慈善共性。有学者从个案研究入手，具体分析慈善理念的转型。孔祥成、刘芳认为，民国时期政府和社会各界重新思考救灾问题，以1931年水灾救助为节点，中国传统的救灾思想进一步转型，“变救为助”“教养兼施”逐渐成为民国灾害救助的主导理念。此外，蔡勤禹从宏观的角度论述了清末民初慈善思想的变化，并就产生的动力从纵横两个面向进行了解说。这对我们从整体上把握近代慈善思想的发展、演变及其价值和作用均有一定学术价值。

3.慈善法制研究方面

近代慈善法制研究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这方面的成果也比较引人注目。如，曾桂林的《民国时期慈善法制研究》（2013）对民国时期开启慈善法制建设的历史基础、立法实践、法律结构、功能机制、立法过程、法制运作及实际影响等进行了综合考察，认为近代慈善法律制度的建立，不仅推动了慈善事业的法制化进程，而且实现了中国慈善事业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型。王识开的博士学位论文《南京国民政府社会救济制度研究》（2012）系统地探讨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社会救济制度，并认为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形成了专门的社会救济行政组织系统。龚汝富认为南京政府先后制定了《监督慈善团体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对监督慈善团体以保障慈善事业健康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卢艺的硕士学位论文《民国时期慈善救济法律制度设计刍议——以抗战时期为中心的考察》，在对抗战时期及其前后社会慈善救济制度体系的特点和内容进行梳理的基础上，重点突出了民国时期“法律社会化”的发展趋势。从总体来看，尽管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不断出现，但相对于其他领域来说，研究力量还不够强大，研究成果还不够丰厚，研究空间还待进一步拓展。

三、区域慈善史研究成果更加丰富

1.京津沪地区慈善事业研究方面

京津沪地区的慈善事业一直是学界关注较多的重点区域。王娟的《近代北京慈善事业研究》（2010）主要分析近代社会变迁对北京地区慈善事业的重要影响。董丁瑜探讨了1928—1937年间北京地区的妇女救济事业。刘荣臻的博士学位论文《国民政府时期的北京社会救助研究——以1927—1937年为范围》（2011），从多角度、多层次分析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北京社会救助的时代环境、制度建设、法制设计以及政府与民间的救济事业。任云兰则从不同角度对近代天津地区的慈善救济事业进行持续研究，一是分析了近代天津的慈善救济组织及其相关设施的空间分布，二是考察了天津盐商群体的慈善救济活动，三是探讨了近代天津瘟疫流行期间各慈善团体均致力于疫病的防治、控制和治疗的史实。阮清华则论述了近代上海民间慈善事业网络化的发展情况。

2.华中、华南地区慈善事业研究方面

学界在两湖地区慈善事业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不少成果。如，周秋光的《湖南慈善史》（2010）分别探讨了晚清，民国前、后期湖南慈善事业发展的社会历史背景，分析各个时期湖南慈善发展的历程。向常水以民国北京政府时期湖南慈善救济事业为研究对象，梳理了湖南慈善救济组织的嬗变。对于华南地区的慈善事业，刘桂奇认为民国时期的整个广州社会，开展了广泛而较为有效的社会性医疗救济，基本形成了一个社会上下互动互补的医疗救济机制。陈志波认为抗战时期广西地区以民间组织为主体的民间力量在赈济灾贫、难民救助、难童教养等方面积极开展各种慈善救助活动，有力支援了广西的抗战事业。周秋光、曾桂林分析了近代港澳台的慈善救济事业。

3.东北、西部地区慈善事业研究方面

荆杰的博士学位论文《近代中国东北慈善救济事业研究（1861—1931）》（2011）从地方政府、民间、西方宗教组织以及官民协作的慈善救济等对近代东北地区的慈善救济事业进行了比较全面的阐述。焦润明的《中国东北近代灾荒及救助研究》（2011）一书对近代中国东北地区的灾荒发生情况进行了整体性的研究，他还与孟健考察了1931年前奉天民间慈善事业的发展。张春艳以1930年辽西大水灾为个案研究，集中反映了近代东北地方当局及民间灾害救助的程度及水平，同时论述了近代史上辽宁乃至整个东北地区在灾害应对及慈善救助方面的进步。对于西部地区慈善事业的研究有逐渐增多的趋势。刘森对民国时期新疆的慈善救济事业进行了系统梳理。谭绿英则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成都的民间慈善事业为研究对象，揭示了成都慈善团体的主要特征及其发展新变化。

4.华北、华东地区慈善事业研究方面

王林的《山东近代救济史》（2012）一书对近代史上山东的主要灾荒及政府和民间机构的救济措施进行了分析。赵宝爱主要讨论了1937年前华北地区的民间慈善活动状况。冯百鸣对民国时期黄河赈灾过程中的出现的救济奖券进行了初步分析。王鑫宏论述了“丁戊奇荒”期间河南地区的受灾情况以及赈济救灾的情况。谢忠强则论述了“丁戊奇荒”时期山西的受灾和赈灾情况，并探讨了近代山东地区的慈善教育事业。李焱就北洋政府时期对安徽地区的灾情及赈灾的基本态度，赈灾机构的建立与职能的划分以及赈灾的措施、途径与方法等进行了论述。黄鸿山的《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研究：以晚清江南为中心》（2011）一书以晚清江南为中心，以传统慈善组织的近代发展和近代以来新型慈善组织的出现为基本线索，梳理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的发展历程。陶水木对1922年浙江爆发的水灾以及赈灾情况进行了论述。龙国存透过1929年浙江的灾情与赈灾，认为浙江政府的救灾工作开始从传统迈向近代。池子华、冯欣探讨了1906年苏北水灾发生的原因及其社会各界为赈灾所采取的救助措施。孙善根、史存敏以20世纪初的宁波为例，考察了近代慈善医院兴起的社会历史背景与运作特点。王军与王庆国以近代苏州地区为例，分析探讨了地方社会力量在灾荒救济中的社会整合作用。还有学者作了从历史地理视角观察慈善活动的尝试。郝红暖对1644年至1937年河北地区的慈善组织形成官办、民办和宗教类慈善组织多元化发展格局的历史过程进行了梳理。她还探讨了明末至1936年间天津慈善组织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并对其时空特点进行了归纳，进而阐述了自己的理论思考，认为历史时期的慈善组织是历史慈善地理研究的主要对象，而慈善组织兴起和发展的历史地理基础、时空分布、空间运作模式、慈善组织及其活动与区域社会的互动应是这一研究的主要内容。

总体上说，加强对区域慈善史的挖掘是推进慈善研究的重要路径，也是不断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关键环节，近几年在这一领域不断有新的研究发现，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启示。把各地慈善活动放在近代慈善事业转型的时代背景下考察，深入挖掘史料和加强科学论证，应当会有新的发现与收获。

四、义赈与灾荒史研究进一步得到深化

1.义赈研究方面

朱浒的《民胞物与：中国近代义赈（1876—1912）》（2012）一书试图以全景勾勒单次义赈活动为单元，寓结构性论述于历时性的叙事之中，并完整地呈现出近代义赈的整体发展过程及其演进脉络。靳环宇《晚晴义赈组织研究》（2008）一书则在阐释义赈组织的结构和功能，以及义赈慈善家们的心理和特征等方面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孔祥成探讨了1931年在政府救灾缺位与不足的情况下，民间力量展开大规模的自救与援助灾区的义赈活动。李风华认为民国时期河南义赈主要表现为个体名人善士、区域性群众性团体和国内外慈善团体灾后积极参与救灾。靳环宇则认为谢家福主导创立的晚清义赈制度，对于晚清和民国时期的慈善组织运作都具有范式意义。有研究者注重从办理义赈的团体入手进行探讨。如刘岩岩对湖北义赈会在1919年湖北水灾中的赈灾活动进行梳理，认为湖北义赈会是北洋政府统治时期新式绅商在上海创办的突破地域性和传统宗法乡土观念的民间慈善组织。在各种救灾团体中，华洋义赈会是各种义赈组织中规模最大、组织最严密的一个义赈组织，其施赈范围和力度在当时都属空前。蔡勤禹认为华洋义赈会作为近代中国一个有国际影响的救灾组织，为西方救灾思想东传提供了平台，置身于其中的传教士不停地宣传防灾重于救灾的思想，为华洋义赈会的发展和民国乡村社会建设做出了宝贵贡献。

2.灾荒与救济研究方面

除义赈研究之外，学界还注重从宏观和微观的层面对灾荒史进行了考察，进而审视近代慈善事业的转型。如英国学者安特利亚·扬库以国际人道主义的宏观视野探讨了中国20世纪初的灾赈情况。杨琪的《民国时期的减灾研究（1921—1937）》（2009）一书对民国减灾政策、措施、救灾方式的演化及其减灾成效作总体研究。高中华的《祈天忧民：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救助史论》（2009）一书，则从社会史的角度揭示出社会救助事业与社会变迁的相互关系。周秋光、曾桂林分析了中国近代慈善事业兴起的自然因素和社会背景，认为近代慈善事业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抵御外侮、增强民族凝聚力的手段。任云兰认为中国近代的慈善救济事业在养育和教化弱势群体、改善民生、实施社会控制等方面都发挥了一定的社会功能。刘荣臻分析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社会救助事业中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认为二者之间具有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近代色彩的双重特征，更多体现的是公民社会的国家主义模式。王娟、李曼琳认为学习西方社会学知识的新型知识分子，从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推进了传统意义的慈善概念和慈善事业社会功能的改变。

从微观视角研究灾荒和救济方面也取得了一些可喜成果。如，郝平的《丁戊奇荒：光绪初年山西灾荒与救济研究》（2012）一书梳理了“丁戊奇荒”发生、发展的历史，揭示了灾荒救治的传统与近代变迁的历史脉络。孙语圣的《1931·救灾社会化》（2008）一书，以1931年大水灾为重点，从社会化的视角，考察了民国时期自然灾害的救治情形。彭南生透过1923年上海民间团体掀起的抵制日货运动以及面对关东大地震而进行的赈济救援活动，诠释了上海民间团体的理性民族主义与人道主义的道德情怀。崔艳红以1920年海原大地震为中心，探讨了震后的具体救援情况，分别就政府、民间力量、新闻媒体等方面来看待当时的应对。李德英、高松以叠溪地震为中心对灾难的具体情况进行了考察。武艳敏集中考察了近代化式的救灾信息传递手段。赵良宇以徐州为例考察城市在灾害救济中的作用。王林以1917年京直水灾救济为例进行分析，认为在官绅双方的合作下，其官义合作、委托救灾的救灾方式在中国近代救荒史上应占有一席之地。艾志瑞的《铁泪图：19世纪中国对于饥馑的文化反应》（2010）一书从文化症候学的角度出发，重点分析了中西方在跨文化背景下“丁戊奇荒”所引发的意识形态反应。总之，透过一些微观的面相进行有针对性的实证及比较研究，往往能够带来以小见大的良好效果，通过视角的转换产生更多角度和层面的认识。

五、问题与展望

近几年的近代慈善研究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保持着良好的发展趋势，研究成果的数量、质量与研究的水平都在向前推进，一些新观点、新成果填补了以往的空白、弥补了以往的不足。但研究中也表现出一些需要注意的问题，如存在不少泛泛而论的同质化现象和缺乏深入探讨的以论代史现象，过于单一的话语建构、区域研究的失衡、研究方法的陈旧、史料运用的欠佳及解读不足、研究思路和框架的重复等问题仍显突出。笔者以为可以从以下方面来加以改进、促进研究。

首先，抓紧史料的整理，特别是档案史料、个人信札及日记、政府法令及法规、慈善团体的规章甚至碑刻、民谣等。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以坚实的史料为准绳，也是解决泛泛而论、以论代史等问题的有效途径。近几年关于史料的整理工作虽然也在持续，如古籍影印室整理的《民国赈灾史料初编》（2008）、《民国赈灾史料续编》（2009）等，但是目前的现状还远远跟不上研究工作的步伐。研究要以史料为基石，同时也要对在研究过程中出现的新史料积极整理、有效运用。史料整理与开展研究只有齐头并进、相互促进，才能够繁荣近代慈善事业史的学术实践。

其次，创新研究理论，敢于运用新的研究方法。其中要特别注意相关理论的适用范畴以及研究方法的差异性。近几年的研究成果中，许多学者已经能够很好地运用相关理论进行研究，如“国家—社会”理论、现代化理论等，但是也出现了认知模糊的情况下的盲目使用，显现出削足适履之情形。研究的方法也是一样，有学者在进行大量探讨的过程中，没有注意到多种研究方法在解决研究问题上的差异性，使得处理相关问题时有隔靴搔痒之感。因此，有必要加强对理论的进一步学习乃至创新，提升整体的研究水平；有必要对多种研究方法进行综合运用以取长补短，并果敢采用新的研究方法，谋求新的突破。

最后，要拓宽研究视野，关注社会热点，丰富与扩展多学科知识，补充慈善文化与学科交叉研究的相对不足。近几年的慈善研究领域逐渐拓宽，慈善团体、慈善人物、慈善理念、慈善法制、义赈与灾荒等内容的系统研究取得了较多的成果，区域研究的分头并进夯实了整体研究的基础，学术研究梯队的建设增强了近代慈善研究的能量。可以说，这既是近几年来近代慈善史研究推进的表征，也为下一步的深入研究做出了铺垫。我们注意到，有学者主张从文化史视野下关注慈善历史，也有学者尝试从不同领域探讨慈善文化与社会文明进步问题，相关研究得到一些期刊的积极响应与呼吁。这些都为慈善研究进一步拓宽了道路，有助于慈善史研究的深化和推进。我们相信，未来的近代慈善史研究，会在更多方面有所突破与建树，也希望近代慈善史的学术之树常青。

注释

①杨正军：《近30年来中国善会善堂组织研究述评》，《开放时代》2010年第2期。②蔡勤禹、姜远凯：《民国时期慈善组织公信力建设初探》，《历史教学》2012年第18期。③周秋光、王猛：《近代中国慈善组织：转型背景下的运作机制及其内外关系与作用》，《求索》2014年第1期。④《“红十字运动与慈善文化研究”笔谈》，《史学月刊》2009年第9期；《红十字运动笔谈》，《河北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⑤曾桂林：《辛亥武昌首义与两湖地区红十字运动的兴起》，《中州学刊》2013年第3期。⑥梁家贵：《动荡时期的民间组织与社会救济——以民国时期的世界红卐字会为例》，《贵阳学院学报》2012年第5期。⑦彭南生：《行小善：近代商人与城市街区慈善公益事业——以上海马路商界联合会为讨论中心》，《史学月刊》2012年第7期。⑧许冠亭：《20世纪30年代上海市商会的慈善救济活动》，《苏州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⑨李建华：《民国绍兴县商会公益事业研究》，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⑩张佳佳：《近代商会与天津慈善救济事业》，《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12年第6期。周秋光、曾桂林：《近代西方教会在华慈善事业述论》，《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周东华：《民国浙江基督教机构的慈幼公益教育初探》，《民国档案》2009年第3期。王军、侯杰：《略论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与近代社会慈善救济事业——以〈大公报〉1917年大水灾报道为中心》，《广东社会科学》2013年第1期。武强：《团结亲爱·嘉惠灾黎·告慰同乡：河南旅沪同乡会的事业（1930—1950）》，《兰州学刊》2011年第12期。周虹：《精英与桑梓：湖社对湖州的公益活动（1927—1937）》，东华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谢忠强：《民国时期沪上慈善组织的现代性特征初探——以中国救济妇孺会为例》，《大连理工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李少兵、王明月：《“教育救济”：1917-1937年北京新型妇幼慈善事业的个案分析》，《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刘荣臻：《北平贫民救济会的制度化建设及救助活动（1928-1937）》，《北京社会科学》2011年第6期。荆杰：《近代奉天同善堂救济事业述略（1881—1931）》，《历史教学》2011年第12期。丁芮：《近代妓女救助机构“京师济良所”考察》，《历史档案》2012年第4期。周秋光、向常水：《论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熊希龄与湖南的慈善救济》，《湘潭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刘本森：《左宝贵的慈善公益事业》，《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3年第4期。刘昶：《晚清江南慈善人物群体研究——以余治为中心》，苏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何旭娟：《张钫慈善事业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黄鸿山、王卫平：《从“教养兼施”到“劳动教养”：中国劳动教养制度起源新探》，《河北学刊》2010年第3期。马金华：《张謇、熊希龄慈善思想和慈善实践之比较研究》，苏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孔祥成、刘芳：《“助人自助”与“建设救灾”——1931年江淮大水灾后重建观念及其措施研究》，《中国农史》2012年第4期。蔡勤禹：《清末民初慈善思想的嬗变》，《江苏大学学报》2011年第5期。龚汝富：《民国时期监督慈善团体立法及其启示》，《法商研究》2009年第5期。董丁瑜：《1928—1937年北平妇女救济研究》，《北京科技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任云兰：《城市慈善救济组织的空间分布探微——近代天津的个案分析》，《四川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任云兰：《天津盐商与慈善事业》，《盐业史研究》2012年第3期。任云兰：《近代天津的瘟疫流行与慈善机构的医疗救济》，《社会工作》2012年第12期。阮清华：《试论近代上海民间慈善事业的网络化发展》，《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向常水：《民国北京政府时期湖南慈善救济事业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刘桂奇：《民国时期广州社会的医疗救济》，《中山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陈志波：《抗战时期广西民间组织与社会救助述论》，《广西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周秋光、曾桂林：《近代港澳台地区的慈善事业述论》，《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焦润明、孟健：《论民国年间奉天的民间慈善救助》，《东北史地》2008年第5期。张春艳：《1930年辽西大水灾及其救助》，《史学月刊》2011年第6期。刘森：《慈善救济事业与民国新疆的社会变迁》，新疆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谭绿英：《民国中期成都慈善事业发展及变化》，《中华文化论坛》2009年第2期。赵宝爱：《近现代华北慈善事业历史贡献探讨》，《社会科学家》2010年第6期。冯百鸣：《民国黄河水灾救济奖券述探》，《史学月刊》2010年第10期。王鑫宏：《“丁戊奇荒”对河南的影响及各方赈灾》，《农业考古》2010年第3期。谢忠强：《“官赈”、“商赈”与“教赈”：近代救灾主体的力量合流——以“丁戊奇荒”山西救灾为例》，《华南农业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谢忠强：《略论近代山东的慈善教育事业》，《济南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李焱：《北洋政府时期安徽地区的灾荒救济》，《江淮论坛》2008年第2期。陶水木：《浙江壬戌水灾述论》，《杭州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龙国存：《国民政府时期浙江政府的灾荒救济——以1929年浙江灾荒救济为个案的考察》，《浙江学刊》2012年第4期。池子华、冯欣：《近代中国灾荒及其救济》，《文化学刊》2009年第2期。孙善根、史存敏：《近代慈善医院的创办及其运作——以20世纪初浙江宁波一地为例》，《民国档案》2013年第2期。王军、王庆国：《地方社会力量在灾荒救济中的社会整合作用——以近代苏州地区为中心的考察》，《江苏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郝红暖：《清代民国河北地区慈善组织的历史演变与空间运作（1644—1937）》，暨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郝红暖：《明末至民国前期天津慈善组织的演变与特点》，《安徽史学》2011年第6期。郝红暖：《历史慈善地理研究刍议》，《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孔祥成：《民国义赈募捐机制探析——以1931年江淮水灾救助为例》，《河北学刊》2008年第2期。靳环宇：《谢家福与晚清义赈制度的创立》，《西部学刊》2013年第3期。刘岩岩：《北洋政府时期湖北义赈会述略——以〈申报〉为中心的考察》，《湖北社会科学》2009年第8期。李风华：《民国时期河南灾荒的义赈救济探析》，《中州学刊》2013年第1期。蔡勤禹：《传教士在近代中国的救灾思想与实践——以华洋义赈会为例》，《学术研究》2009年第4期。安特利亚·扬库：《国际人道主义在中国：从20世纪初的灾赈谈起》，《史学月刊》2014年第4期。周秋光、曾桂林：《试论近代慈善事业兴起的社会历史背景》，《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8年第4期。周秋光、曾桂林：《慈善事业与近代中国的民族精神》，《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9年第3期。任云兰：《近代慈善救济事业的社会功能探讨》，《理论与现代化》2008年第5期。刘荣臻：《社会救助事业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探析——以南京国民政府时期（1927—1937）为例》，《山西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王娟、李曼琳：《西方社会学知识的传播与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的发展》，《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崔艳红：《1920年海原大地震与北京政府的对策》，《史学月刊》2010年第1期。李德英、高松：《地震灾害与社会反应——以1933年四川叠溪地震为中心的考察》，《史学月刊》2010年第1期。武艳敏：《近代化的视窗：国民政府时期（1927—1937）救灾信息传递之考察》，《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赵良宇：《中国近代城市灾害社会救助及其特点》，《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王林：《官义合作，委托救灾——1917年京直水灾救济方式探析》，《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3期。余新忠：《文化史视野下的中国灾荒研究刍议》，《史学月刊》2014年第4期；郭常英：《近代演艺传媒与慈善救助》，《史学月刊》2013年第3期；关心：《民国初年天津义演活动》，《大舞台》2013年第5期；岳鹏星：《清末民国天津义务戏考察》，《安阳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郭常英：《慈善文化与社会文明——20世纪20年代〈北洋画报〉的慈善音乐艺术传播》，《音乐传播》2013年第4期。《“音乐传播与慈善公益”专题征稿》，《音乐传播》2013年第4期。

责任编辑：南武中州学刊2014年第10期西汉初文学与学术在藩国刍议2014年10月中 州 学 刊Oct.，2014

第10期（总第214期）Academic Journal of ZhongzhouNo.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