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自在”到“自为”

2014-11-18 14:53曾娣
青年与社会 2014年23期
关键词:困境

【摘 要】《大工地》一书深入分析了建筑业农民工的生存现状,为我们解读转型期中国工人阶级问题提供了全新的理论视角。这篇读书报告试图从制度、资本及意识形态三个方面解读建筑业工人的生存困境,探寻工人阶级“自为”之路。

【关键词】建筑业工人;困境;自为

在《大工地》一书中,三位学者对农民工的人文关怀,以及调查中力求回应农民工的实际问题的研究价值取向深深打动了笔者。建筑工人艰苦的工作环境与奢华的城市建筑形成的鲜明对比无时无刻不在冲击着笔者的内心,引领笔者的思考与实践。在“农民工就业经历访谈”中,多名建筑工人向笔者抱怨,一方面,工地上劳动强度大,环境差,工作辛苦;另一方面,居住条件极差。当谈到为什么不换工作时,几乎所有农民工都提到自己文化水平很低,在工地上劳动收入相对较高。诚然,工地上生存条件艰难,但对于文化水平不高的农民工而言,“大工地”上“收入不菲”。是什么力量造成了建筑工人此般生存境地,想逃离却无法逃离。

在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推动下,建筑业方兴未艾。一方面,地方政府因土地征用获得大量财政收入;另一方面,建筑业利润巨大。城市建筑业向农民发出了邀请,却没有真正接纳这位客人,农民工处于“半融入”和“半城市化”的尴尬境地。以下我将从三个方面解读建筑业农民工生存困境。

一、制度性障碍以及国家对资本的偏袒

当农民涌入市场经济大潮,进入城市,展现在他们面前的并不是一幅“自由”图景。

一方面,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造成了“非农民”又“非工人”的尴尬身份——“农民工”。在农村,农民工拥有看似可以提供生存保障的土地,实际上,“虚空”的农村并不能解决基本生活需求;在城市,农民工医疗、养老及子女教育等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农民工面临“人”在城市,而“家”在农村的“拆分型”劳动力在生产模式。而城市中的“人”只能徘徊在建设中的荒原。

另一方面,虽然国家一再立法,事实上,建筑工人的生产及生活权利无法得到制度保证。在工地上,安全生产隐患无处不在,连最基本的安全帽也是五元钱的劣质产品;生活上,农民工住的是仅有“一席之地”“合格牢房”。假设对于这些,国家没有听到农民工的呐喊。当农民工因资本肆意拖欠,拒发工资找到劳动局等国家机构维权时,国家机构工作人员以农民工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不符合用工规定,拒农民工于千里之外。正如三位学者指出,农民工权益受损的万恶之源就是没有一份合法的劳动合同。为什么农民工没能与资方签订劳动合同?国家对资本的纵容与妥协是隐藏在这一劳资矛盾下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建筑业资本的增殖特性及其与权力的合谋

一方面,建筑工地普遍实行分包劳动体制。表面上看,这是一种灵活的用工制度,用以确保根据工程的需要调整劳动力的规模和工种,快速整合专业资源。事实上,建筑业是个借助层层垫付的债务链,以一亿带动十二亿的行业。债务链的最低端就是出卖劳动挣取血汗钱的农民工。资本的卷入,工资延迟支付正是资本一本万利的增殖逻辑。在这一链条中的包工头,只是资本用来掩盖与工人直接对立冲突、逃避责任的替罪羊。把劳资关系融合在熟人关系中,在情面和信任的双重作用下,工人反抗被一再压缩。

另一方面,资本肆意压榨工人劳动力。工地上普遍采用日工制,看似按天支付工资,事实上,带工会给工人不断增加工作量,直至一个工人一天工作量的极限。工人每天处于赶工的高强度劳动中,一旦发生安全生产事故,由于没有劳动合同,资本又一次剥夺了工人合理赔偿的诉求。疲惫无助的工人只有带着对城市的绝望离开。

三、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的排斥

在崭新的城市社区中,我们找不到农民工的身影。城市的建成之日即是农民工的离开之日,他们建造了城市,城市却抛弃了他们。农民工被城市人称为“盲流”,为避免和城市人接触,宁愿多花钱打的也不坐公交;在城市人的词汇中,“农民工”往往是素质低下,愚昧无知、不文明的同义词。城市文化对农民工的“污名化”,以及市民人的排斥又一次压缩了农民工的生存空间。

马克思所讲的“异化”只是发生在生产领域。今天,建筑业农民工不仅要面临马克思意义上的劳动异化,更要面临作为劳动主体与“农民工”身份的异化。对于双重“异化”的建筑业农民工,路在何方?对此,三位学者发出了农民工从“自在”走向“自为”的呼唤。作为一个初生阶级,建筑业农民工与体制和资本的博弈力量还势单力薄。但我们也欣喜地看到农民工依靠自身力量成功维权案例。农民工到底该走怎样一条“自为”之路?对此,埃里克·怀特《在工人阶级力量》中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思路。他把工人阶级力量分成两种,结社力量和结构力量。所谓“结社力量”是指工人阶级形成自己的组织,通过各种集体行动表达自己诉求的能力。在《大工地》中,我们看到了建筑业农民工通过乡缘关系而形成的抗争集体。对于还停留在较低水平集体抗争的中国建筑工人群体来说,其依靠的主要是结社力量。那怎么形成第二种力量,即工人由其在经济系统中的位置而形成的力量。笔者认为,依靠各种因素,如乡缘、技术、性别,形成正式的抗争维权组织维护工人在市场供需中的有利地位,是工人阶级从“自在”转为“自为”的关键。

参考文献

[1] 李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半融入与不融入”[J].河北学刊,2011(5).

[2] 裴宜理.上海罢工[M].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12.

[3] 沈原.社会转型与工人阶级的再形成[J].社会学研究, 2006(2).

作者简介:曾娣(1988- ),女,汉族,四川资阳人,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与心理学系社会学专业研究生,研究方向:应用社会学。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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