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传奇至亲

2014-11-20 22:07刘国强
满族文学 2014年6期
关键词:二舅大舅厦门

刘国强

提起娘家亲,必得先说我的父亲。这条线串起我的两个舅舅、我母亲,还有更上游的我姥、我姥爷。当然,也串起这篇文字。

我父亲一米八六大个儿,读过五年私塾,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会拉二胡。按现在话说,就是高富帅、富二代兼文艺青年。我父亲当年被媒婆们前呼后拥、差点挤坏门框的情形,跟现在富豪们“选美”类似、争先恐后。别看当年没有今天的网络、平面和屏幕媒体,人们口口相传、九十九位姑娘的简历信息通过马背、驴背、木轱辘车、毛笔字和各种鞋,统统在辽宁省西丰县忠岭村温家街屯会齐。请读者朋友谅解、我用了现代地名,老地名被时间橡皮涂抹太多次、容易误导。时间我弄准了:公元1947年春天。

就在刘家掌门人我爷爷和刘氏家族有头有脸的人通过“海选”和多轮淘汰,把目光集中在五位姑娘身上,掌管实权、垂帘听政的我奶奶也毅然从幕后走向前台,阵容强大的“评委们”即将开始决定谁是我母亲的“大PK”时,我父亲果决地离家出走、奔福建厦门临靠东海边的小平房而去——我十五岁的母亲住在那儿……

我要特别指出的是,此时我父亲和我母亲素不相识,我父亲打完广州后即使来到厦门、距我母亲的家很近,或者说,曾经在我母亲家的门口徘徊,他们之间也没有任何关联。作为骁勇善战的轻机枪手,我父亲当时除了瞄准对手、勾扳击,别无他顾。

1996年5月9号,我曾去海南省文昌市东郊镇海滨半岛,试图寻找我父亲我母亲当年第一次见面的旧痕,结果,大失所望。这里已辟为风景区,找不到当年的一丝痕迹——1991年正月,一向健康的我父亲突发脑出血,病危时嘱我来看看……

1949年12月,我父亲在这里遇上了我母亲。那天是我母亲十七岁生日、被绑在椰子树上。我父亲火速用匕首挑断绳索,放我母亲时,惊魂未定的我母亲看见我父亲胸前别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布牌,一下扑了上来:“大哥,带我走!”

这怎么可能?杨宗保临阵收妻还让佘老太君收拾了,解放军的排长怎么能干这事?况且,杨忠宝当年收穆桂英为了破敌阵,我父亲只是众多破敌的普通一员。再说,纪律能允许么?最大的障碍是,我父亲怎能跟个国民党营长“半边鼻”争风吃醋?

我写到这儿,读者朋友已经猜到,我父亲跟我母亲的婚姻是个奇迹,纵有一千个不可能一万个“不可能”,概率太低,他们还是成为夫妻……

我刚才说我父亲去厦门找我母亲,继尔他们又在海南“东郊椰林”见面,似乎拐错弯、走岔道、接不上茬,我会在后头修理这些问题……

我讲述这些,读者朋友一定着急了——啰嗦了半天,此文两个重要人物——我的两个舅舅一个都没露面,好了,现在就请他们出场。

闻知我母亲被穿军装的拉上船,17岁的我大舅划了小船就扑进大海!厦门离海南文昌老远老远,小木船怎么划得到?关键是,我大舅也不知道我母亲被掠到哪里,只是疯了般划呀划,海上突然起风、下雨、狂浪滔天,我大舅的小船一下被巨浪吞没、漂了老远,被一艘船头带国民党徽章的军舰救了……

接连失去两个孩子,我姥姥病倒了,十三岁的我二舅三天两头跑药铺抓药。然而,悲剧还在继续,一次我二舅刚从药铺出来,被一群撤退的国民党挟裹到台湾……

1949年12月,在阔叶茂盛、鲜花争秀的海南东郊椰林,穿长袖单衣都热汗淋漓,我老家辽宁西丰却大雪飘飞,北风嗷嗷呼号,对面不见人,雪末子针尖一样扎脸,刺太疼,行人只好缩脖弯腰倒退着走。我文章中的主要人物,也跟这天气相仿:一边热得要命、一边冷得要死。

我父亲是我母亲唯一的救命稻草。我母亲人漂亮、机灵,从“帮厨”切入,继而成了我父亲的“跟屁虫”。在我父亲的所在部队,我母亲黄鹂鸟一样跳来跳去,一会儿为伙夫弄来能吃的野菜,四棱豆、白花菜、雷公笋、新娘菜;一会儿又采来墨水果、酸梅豆,山梨、人参果,闻知几个战士胃肠不好,吃了我母亲采摘的“折耳根”,居然好了!写此文时我查了《本草纲目》,折耳菜确有“安心气,养脾胃,消痰饮,利肠胃”的药用价值!几天后,伙夫、战士、病号一齐说我母亲好话,我母亲离参军的志向就近了一步。大家都知道我母亲要跟我父亲好、只是没有挑破这层窗户纸。我母亲当年秤砣一样铁了心嫁我父亲,不光我父亲用短刀挑开我母亲身上的绳索太潇洒,我父亲在被炸弹掀翻的民房里捡了把二胡,随手拉了《病中吟》后,一下就勾去我母亲的魂儿!在那个弯月镰高吊椰树稍的晚上,我母亲决定收割爱情:“我跟定你了,你上哪我上哪。要么,我就跳海!”我猜想,当年我父亲大概是思念初恋姑娘、愤慨我爷爷我奶奶的包办婚姻、打不开愁结,才借这首曲子泻闷,不料这曲子红线一样套牢、牵紧了我母亲。我后来查资料吓了一大跳:这竟是著名二胡艺术大师刘天华的处女作,发表于1930年。第二天,我父亲和我母亲的爱情迅速升温,瘦弯月换作烈焰太阳……

在东北西丰,“谁将平地万堆雪,剪刻作此连天花”?我老家“温家街”寒气逼人。制造寒冷的不光怒吼的风雪,还有土地革命的新形势。大地主我爷爷早就入了“登记册”,田产分给穷人他认了,高高在上、威望显赫的“老爷”即将被戴尖帽斗争,太没面子了!要不是“军属”二字罩着,我爷我奶家早就被收拾了!土改工作队客气地通知:不准离开温家街屯。按现在话说,相当于被“双规”。彼时,救我爷我奶的只有我父亲。半年前,我父亲竟让重伤回家休养的战友艾大山捎了跟家里“一刀两断”的口信!这样,仇疙瘩就死死系在我父亲身上。头一个仇疙瘩读者朋友已经知道了,万事具备、遴选黄道吉日、即将在5个姑娘中揭晓谁是我母亲时,我父亲断然离家出走……后来我才知道,我父亲在西丰县城读私塾时就跟同学屈美原私定终身。那么,应该去找屈美原才对,怎么参军当了轻机枪手?容我后头补叙。

在南国厦门,“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我姥姥我姥爷倍受煎熬。我姥姥天天在海边眺望,天不亮就出来,日头落了才回家。我姥姥望眼欲穿,期待我母亲和我大舅回来。我母亲跟她师傅去海南采药失踪的,我大舅找我母亲也一定去了海南。许多日子,海边站着一高一矮两尊雕像,风雨无阻,高的是我姥、矮的是我二舅。我姥姥生了病,我二舅就穿着我姥姥的“夹袄”眺望海南方向。我二舅后来一辈子不吃芒果,看见芒果就“心疼”。我二舅最后一次离开家,我姥姥塞给我二舅一个大芒果,被国民党军抓走前,手里拎着一包中药。三个孩子接连走失,我姥爷重锤敲心,暴病而死。儿女们线一样牵心,我姥姥竟从床上起来,天天去海边眺望孩子,从早站在晚。我姥姥只眺望海南岛方向,从未眺望更近的金门岛。她哪里知道两个儿子前后脚去了台湾?

据我大舅告诉我,他被国民党军舰救起多亏了于任右先生。于任右指着在海面上抱块船板的我大舅说:“你们不救起他,我就跳下去!”

我大舅被救后闻知此事“嗵”地跪下,向于任右咣咣咣磕三个响头,当然我大舅那时并不知道于任右是谁,只是觉得他“官不小”。当得知船开往台湾,于任右当时的心情跟我大舅一样难过,我大舅是为找妹妹——我母亲而离开家乡和家人,现在被迫去台湾,于任右遭胁迫上船,强忍抛却妻儿亲人的痛苦……

多年前,我练毛笔字极喜欢于任右的草书“千字文”,却不清楚这位高官、将军、饱学之士,大半生遭受镂骨铭心的思乡折磨。他生于陕西省三原县,清末举人,在上海参与创建复旦大学和上海大学,曾任上海大学首任校长。随孙中山北上,任北京政治委员会委员,极力赞成国共合作,任国民军联军援陕总司令。此后,他历任南京国民政府审计院院长、监察院院长等职。1949年未及与原配夫人、长女等亲属联系,即被蒋介石劫至台湾,任台湾当局的“监察院院长”。他在日记中写道:“我百年之后,愿葬玉山或阿里山树木多的高处,山要高者,树要大者,可以时时望大陆。我之故乡是中国大陆” 。他83岁高龄时写下揪心揪肺的《望大陆》: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周恩来总理称赞道:“于任右先生是位公正的人,有民族气节。”

我曾问我大舅,在台湾是否看过于任右?我大舅眼珠差点瞪爆:“我怎能看到人家?”我大舅对此讲了“几亩地”的话,主题词是:小人物离人家太远、边都不搭。

我大舅到台湾台北后,直接分到新兵连训练。新兵们清一色的大陆小伙子,个个想家。当官的不在,他们会找个角落抱团痛哭。教官说:“要想回家就好好练兵,练硬了功夫我们反攻大陆!”一个山东兵因想家而走神,射击子弹连续脱靶,被连长当场枪毙。此后,谁也不敢公开流露想家情绪。

我二舅被抓时,刚刚从药铺出来、手里还拎着药包。在开往台湾的船上,几个国民党兵醉酒厮打,一个热水壶突然飞过来,烫伤了我二舅的大腿。到台北火车站腿伤发炎、糜烂,我二舅都不想活了。手里的药包救了我二舅:“一定要活着见到妈妈!”饿急了,树上哪怕有个生野果,也会吸引一双双手。附近的野果摘光了,我二舅只好在饭店捡拾剩饭,甚至在垃圾堆边跟野狗抢东西吃。不管多难,我二舅一直守护着药包。药包就是妈妈。为了保护好药包,我二舅忍饿两天,用好心人刚给他的两个馒头换张防水的黄油布。我听了感叹:唉,当时如果有现在这么多的“白色垃圾”,我二舅就不用挨两天饿了。后经好心人、饭店小老板介绍,我二舅顶替逃兵参军去了新竹,总算饿不死了……

1989年秋天,在西丰县城“西小区”某居民楼261室,我问我大舅:“我二舅为什么要改名呢?”

我大舅叹了口气,“当时军队控制名额,招兵总数不变,少一个补一个,不少青年为活命抢着当兵……”

我二舅将宋青君改为许永昌后,居然跟我大舅“对面不相识”!直到我二舅被枪毙,我大舅才知道真相……

这情形,跟我喜欢的台湾画家李奇茂如出一辙。我喜欢其作激情腾浪、恣肆狂放、粗犷磅礴和豪迈的中国气派,更钦佩他的“祖国情绪”、终生感恩生他养他的“大陆母亲”。李奇茂始终以“我是中国人”激励自己,以赤诚之心回报社会是他践行的原则,认为“一个人最大的荣耀不是赚多少钱、做多大官,而是要懂得眷恋‘生我养我的土地,并将爱散布在这片土地上”。2010年,他在故乡山东高堂建了“李奇茂艺术馆”。2013年2月初,我惊悉李奇茂也是“顶替逃兵入伍”,他的原名叫李云台。唉!

在台湾,我大舅我二舅每天都压抑着思乡之苦、思母之切;在海南,我母亲整日沉浸爱情里,享受着最浪漫的花样年华;在东北,我爷爷我奶奶则彻夜不眠、盼望解开一个在当时无异于“天大的扣”,实现“地主成份”平稳着陆于“中农成份”——这个扣能不能打开,表面看在我父亲,实则与我母亲休戚相关。

我母亲漂亮、活泼又能干,战友都乐于“成人之美”,经常开她的玩笑。我母亲心里高兴,面上却和我父亲的战友们“斗嘴”。即便在斗嘴中我母亲也渐渐喜欢上这些大兵们。一次有位“大厨”向我母亲“咔”地一个军礼:“报告刘夫人,请看看这野菜有没有毒!”

我母亲心里高兴、嘴上却狠狠反击:“你像个兵吗?哪有用左手敬礼的?”

“我没有左手!”

“哪去了?”

“丢在台儿庄了!”

我母亲当即热泪盈盈向老兵道歉。我父亲的话萦绕在耳:“在台儿庄跟鬼子血战过的军人,个个都是英雄。”

一次我母亲给兵们发鞋,一名坐在土堆上的战士接过鞋后又退了回来,说他明天退伍了,留着给别人穿。我母亲告诉他首长有令,人人有份。战士接过鞋后又把一只右鞋退了回来,见我母亲满脸不解,这位战士笑眯眯地调侃道:“刘夫人,我一只鞋就够。”

“开什么玩笑?”我母亲佯装生气,板着脸说。

“报告刘夫人”,战士仍然坐在土堆上,“我没开玩笑。”

“哪有坐着报告的?”我母亲仍然唬着脸。

战士“呼”地站起来时,摇晃几下才站稳,我母亲这才发现,战士的右裤管空着,没有脚!

我母亲当即鼻子一酸:“对不起,怨我。”

“不!怨铁片子!”

我母亲正满脸狐疑,“报告刘夫人,”战士又补一句,“是炮弹铁片,削去了我的右脚。”

我母亲梨花带雨时,专注聆听了无右脚战士的话:“像我这样少一只脚的战友很多,留下一只鞋、肯定有用。”

我母亲特别敬佩我父亲的战友:“他们太好了,叫我什么都行!”此后我母亲不再跟我父亲抱怨:“人家跟卫生员住一块儿,咱俩又没结婚,他们凭什么叫我‘刘夫人?”

为发挥我母亲认识中草药的特长,让她去了卫生队。我父亲提过让她回厦门看看家,我母亲拒绝了:抽空给家“捎个信”,家人不担心就行了。我母亲哪里知道,我大舅我二舅为找她居然先后失踪!我姥爷,也突然离世……

在我母亲有机会回厦门看家的时候,我父亲战友艾大山伤愈归队,说了我爷爷我奶奶“火上房”似的担忧:一旦被划定地主成份,这辈子就完蛋了!艾大山捎回我父亲跟家“一刀两断”的话、眼见我爷爷我奶奶要出事、赶紧灭火:“这只是个玩笑。”晚了。土改工作队坚持:有人说我父亲是逃婚而走,谁知他真参军还是假参军?光听艾大山说跟我父亲是战友这一口词显然不行,谁不知道,我父亲跟艾大山是“把兄弟”?

为了爱情,刘家准儿媳——我母亲决定挺身而出,带上部队“证明信”亲自前往东北救急,了却父亲心事,又能解准公婆燃眉之急。我母亲年方十八,一方面,对这样的隆重出场、与未来公婆相认很激动,恨不能立马动身:另一方面,我母亲和我父亲的恋爱如胶似漆、如火如荼,舍不得离开……

写到这儿,我也替他们遗憾。要是现在,发电报、打电话、上QQ、博客、微博、微信、发手机短信,招儿有的是。当时不行。当时我家乡西丰县城连电报都不通!如果写信,半年乃至一年才到,黄瓜菜都凉了!

彼时,我父亲所在部队决定执行“新的任务”。当时保密工作相当严,不知道即将奔赴东北安东(今丹东),过鸭绿江去朝鲜战场。部队要求大批女军人“北上”。我母亲走之前和我父亲定好了:我母亲“北上”解决了我爷我奶的问题后,抽空再回厦门看看。

世事难料啊!直至公元2000年冬天,我母亲八十四岁在沈阳谢世,这个“抽空”还没有到来!

我母亲当年“北上”才有了我,诗人食指的母亲当年“北上”诞生了精彩的《相信未来》: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但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当我的紫葡萄化为深秋的露水/当我的鲜花依偎在别人的情怀/我依然固执地用凝霜的枯藤/在凄凉的大地上写下:相信未来//我要用手指那涌向天边的排浪/我要用手掌那托住太阳的大海/摇曳着曙光那枝温暖漂亮的笔杆/用孩子的笔体写下:相信未来。

2013年6月9日至18日,我同夫人张玉春去中国作协北戴河“创作之家”休假,和诗人食指同住二楼,同车而行却“对不上号”。他登记时写了原名“郭路生”。临分手时我知晓实情:“我妈妈当年在‘北上的行军途中生下我,就取名叫郭路生。”

1950年10月19日晚,我父亲和他的战友犁破深黑色天鹅绒夜幕,跨过鸭绿江、出兵朝鲜。三年后,我父亲活着从朝鲜战场归来、正式跟我母亲成亲。此后一再风起云涌,我的亲人们的生活经太多次涂改、已面目全非……

我二舅结束流浪,去新竹当兵时才十六岁,能吃苦却是出了名的。原因只一个,为了活着见到妈妈。我二舅当时有两件宝贝,一是为我姥买的中药,二是我姥姥的夹袄。一次让我二舅跟比他高一头的士兵练徒手格斗,我二舅接连失败三次、起来还要摔,终于在第四次赢了对手。这种不服输的劲赢得观摩“考官”徐副师长的喜爱,调我二舅给他当警卫员。多年后,徐副师长由新竹调往台北驻防,已经当上师部警卫排长的我二舅乐坏了,台北离金门近,而金门离厦门只一海之隔!

我母亲跟我说了我的两个舅舅各不相同。我大舅“开通”、谦让,凡事往敞亮上想。我二舅不。我二舅性格固执、心思重、做事好钻死胡同。家里死个小猫小鸟,我二舅能流泪半个月。用红楼梦人物焦大的话形容便是:“胳膊断了,往袖子里藏。”在重情重义上,我的两个舅舅如出一辙。

其实,我二舅离我大舅的驻地才一百五十多米。这距离却如隔万水千山!直到我二舅被枪毙前,我大舅也不知道亲弟弟居然离自己这样近!我在前边说了,我二舅冒名顶替当兵的那一刻,宋青君随即消失、这个世界只有许永昌。即便不改名更姓,我大舅再次见到我二舅已经九年之后,当年十三岁的孩童已经变成二十二岁的大小伙子,我大舅怎么认得出来?!

我大舅万分想家、想妈妈,1989年在我老家西丰县城的“西小区”,我大舅这样形容:“想家的滋味太难受了,家就是沉在深海的一块祖传宝石,怎么也捞不上来,急死了!而妈妈,则是快要跳出胸口的一颗心,高高吊在半空,上不去、也下不来……”

我正感慨大舅这样恰当、生动的比喻,我大舅又说:“醉酒的时候,一想妈妈,我的心就疼,像出血那样疼。”刚到台湾时,我大舅把我姥姥的衣裳里子剪下一小块,缝在左胸口贴心的地方,似乎妈妈整天跟自己在一起。几年之后,舍不得剪妈妈的衣服,就把妈妈的衣服挂起来,每天早晨起来用头顶一下,就像拱进妈妈的怀里……

我二舅也曾剪过我姥姥的衣裳里子,只剪巴掌大的一小块,买个里边装了电影明星的镜框,把明星照片掏出来,插进那块布,恭恭敬敬地挂在床头。每天早起和睡前的第一件事,就是捧过镜框“亲”一下。一旦闲暇,我二舅便目不转睛地看,一看就是小半天……

想妈妈实在挺不住时,就拿过锁在箱子里的黄油布包裹,闻闻那包中药。我大舅告诉我,年深日久,我大舅后来见到药包时,中药已成粉末。

我多次去厦门,知道那里比我老家西丰暖和多了,寒冬腊月我老家滴水成冰、雪飘风吼时,厦门却温暖如春、鲜花盛开。即便在三九天,穿上毛衣毛裤就行了。我也犹疑过,我姥姥怎么那么多“夹袄”呢?我母亲和我大舅的解释未约而同:我姥姥心地善良,看不得别人受冻。她经常把破布、旧衣裳缝成布片,衬在单衣里面。我姥姥把自己的善良和温暖一针针缝进“夹袄”里,再送给需要的人,渔民、外乡人、叫花子,都有。

在我大舅、我二舅前后脚来到台湾、忍受思乡思亲之痛时,我父亲和我母亲却双双卷进恋爱漩涡,过着夜里有太阳、白日有美梦的日子。我父亲我母亲其实也遭受人生之初最要命的磨难,前者为追随私塾女同学屈美原而逃婚,后者药没采来,却遭遇穿国民党兵服装的人劫持,险些丧命。

我父亲逃婚后急速去了西丰县城东——“裤裆衩路”附近天主教堂南边的青瓦民房,去找恋人屈美原。却被屈美原父母呵斥着撵了出来。我父亲年轻气盛,直来直去,如果有韩信宁受胯下辱的气度、低三下四商量几句,很有可能出现重拾旧梦的机会。当我父亲在院里被屈家父母阻止时,我父亲的形象已钻进门缝,门缝后头则是强咽激动、悄悄偷窥的屈美原。屈美原已经被家人盯死、不准她出屋。躲在门后,她期待的朝阳仍光芒四射:相信我父亲一定能“智取”未来的岳父岳母,轻松与自己会师……

在此,我有必要交待一下时代背景——

屈家人闻知我爷爷奶奶大举为我父亲招亲,九十九个候选姑娘都没有屈美原,能不气愤?屈家人正嚷嚷这事呢,我父亲来了。屈家父母决心已定:既然人家没瞧起咱姑娘,咱也决不理他!天下何处无芳草?怎奈屈美原寻死觅活的,屈家父母便退而求其次:即便刘振芝来了,咱也不让他进门。如果他心诚,第三次来,我们再放他进来“问问情况”。不料,我父亲第一次来事情就不可收拾。我在前边说过,我父亲一米八六大个,条件类似于现在的高富帅,向来顺风顺水,一路绿灯,哪受得了被人拒之门外?就在我父亲被屈家父母阻止的推搡中,一个谁也想不到的“意外”不期而至:屈父脚下一滑“扑嗵”倒地,额头当即鲜血淋淋……

门缝后的屈美原呼地冲出来,父亲额头的血加上父亲过激的言辞,把屈美原逼进窄胡同:跟我父亲断绝关系。读者已经猜测到,我父亲决不会因碰上一个坎而放弃屈美原。朋友们猜对了。我父亲决定“三顾茅庐”、“三打祝家庄”。没曾想,“第二个坎”就把我父亲拒于千里之外:在屈家门口,屈美原指着“柳大麻子”对我父亲说:“我决定嫁他了,别再来找我!”

我父亲从朝鲜回国复员后在县政府工作几年,闻知“柳大麻子”生活困难,我父亲还捐过钱。读者朋友已经知道,我父亲实际是在帮助屈美原。

多年后,我父亲被捕的消息“炒热了”全城,当年西丰县城为数不多的“高干”、风云人物竟然盗杀耕牛,简直是特大“号外”新闻!连我父亲自己都惊讶。内中故事,容我后头细述。我父亲临去安民乡任乡长时,只惊讶两件事:一是,屈美原专门来看他。二是,屈美原一直单身……至于屈美原相继嫁了三个男人,则在这之后……

我父亲逃婚入伍两年后,我母亲才从厦门出发,与我父亲在海南文昌的东郊椰林会合。我这样故作轻松的讲述,只想舒缓舒缓我母亲更加压抑的遭遇。我母亲和师傅的小船离海口岸还有五六里路,就被一艘自称是国民党的船——“国军”的坏人劫持了。当我母亲的师傅和大师兄被杀掉,沉海,我母亲当即就昏死过去。我母亲醒来时,已经躺在东郊椰林海边的军营里。眼前只有一个鼻孔的丑陋男人正对她笑,我母亲“妈呀”一声大叫,吓得浑身哆嗦,差点昏死。我在前边说过,这就是国民党营长“半边鼻”。此后“半边鼻”对我母亲很好,生活上万般照顾,还承诺一旦有机会就送她回家。“半边鼻”问我母亲家住哪里,我母亲闭口不说。想起师傅、大师兄被打死和沉海那一幕,我母亲万般悲痛,对“半边鼻”充满了仇恨。后听士兵们说,“半边鼻”当年跟鬼子拼刺刀时很英勇,第三个鬼子刚被他撂倒,迎面亮闪闪的刺刀扎了过来,胸脸躲过后,半边鼻子被削掉……

我母亲认为这都是瞎编的谎话,杀了师傅和师兄和只留个漂亮小姑娘,这样的人还有什么可信之处?

我父亲的部队即将攻上岸,“半边鼻”出去阻击前,把我母亲捆绑在椰树上。“对不起了小姑娘,”“半边鼻”说,“你这么漂亮,我不这样怎能放心?”

我母亲哭着骂着,他也不理,“放心吧,打完这仗,我一定送你回家。”原来,“半边鼻”还向我母亲亮出个牛皮纸信封,信封上写着我母亲家的地址。我母亲更加惊恐,他怎么知道的?

一发炮弹呼啸而来,嗖地钻进离我母亲八九米远的营房,咣地爆炸,巨大的花瓣形火浪猛然绽放、营房很快成为一只大火炬,点燃了地上的干草碎叶、蛇一样窜向我母亲,我母亲哇呀哇呀惨叫着闭上眼睛、等死……

当多条火蛇一齐扑来,咬我母亲,我母亲睁开眼睛,“妈呀!”却见一把亮闪闪的匕首在眼前晃,匕首攥在一个高个军人手里——半分钟前,我父亲端着轻机枪从天而降,嗖地拔出别在右绑腿的自卫短刀……

我母亲跟我父亲说了“大哥,带我走!”后,突然想起害了师傅和师兄的“半边鼻”来,求我父亲“一定打死这伙坏蛋”。因“半边鼻”一伙早就逃得无影无踪,才避免了一桩冤案。

时隔四十多年,我大舅回厦门老家查找亲人,原住鼓浪屿——时居厦门的“半边鼻”拿出一张他亲手抄写的信和一张写有我母亲家地址的牛皮纸信封。信是我母亲写给我姥姥的。当年我母亲和两个舅舅相继失踪后,我姥姥独自一人去海南岛找了多次,我母亲头一次回厦门探亲,恰好我姥姥去了海南。此后我父亲入狱、“文革”爆发,我母亲没机会回厦门。我母亲深深的内疚,我的两个舅舅因我母亲而走失、我姥爷窝火而死、我姥姥远走他乡寻子。我母亲没脸回老家。也有恐惧,大陆的情报机构很厉害,知道我舅舅在台湾当兵——我姥姥怕我们摊事儿,让自己的远房弟弟——我母亲的远房舅舅写信严辞“告诫”我母亲:“没有我的话,不许回厦门!”

我万分感动地想:我姥姥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唐代诗人杜牧早在一千多年前就为我姥姥量身定造了《归家》:“稚子牵衣问, 归来何太迟? 共谁争岁月,赢得鬓边丝?”

“半边鼻”告诉我大舅:当年他们海上巡逻时在一群身穿国民党军服的海盗手里救了我母亲。唯恐我大舅怀疑,“半边鼻”还花了大半天时间,专程去鼓浪屿找来三位当年的战友作证……

2014年1月27号上午,我和妻、儿一同游览鼓浪屿。在“鼓浪石”前废弃的旧哨所,在岛内众多古老的宅邸,妻子女儿总是嫌我“走得慢”。他们哪里知道,那位连杀三个鬼子、从海盗手“英雄救美”的“半边鼻”前辈,一直激荡着我的热血——如果没有他,我在哪里?

我母亲“北上”一到我老家“温家街”屯,我爷我奶脸上整天春风荡漾,扬眉吐气,跳过“地主”陷阱不说,还恢复了以往“部落头”般的风采,十里八村的乡亲谁不高看一眼?我父亲当年逃婚的“仇扣”一下就打开了,我爷我奶没少向乡亲们炫耀:“当年九十九个姑娘,哪个赶得上咱家青珍?”我母亲跟我父亲连订亲仪式都没有,我爷我奶就称“咱家青珍”了。明眼人谁都知道,不光我母亲惊艳、漂亮得“直晃眼”,主要是救了我爷我奶。我爷我奶尽管在当地积甲如山,按现在网络语言形容,充其量只是未上规模的乡野“土豪”。提起我母亲当年的美,说轰动了“一条沟”决非言过其辞。山夹缝的姑娘再漂亮,毕竟吹了多年山风,挨了多年风雪,受了多年寒冷,甚至干了多年农活。怎么比得上海洋性湿润气候滋养、鲜花和阔叶植物前呼后拥的厦门?

1980年冬天,电影《小花》上映后,我父亲接连看了好几遍。当年我们住在乡下,六十多岁的老人上下屯徒步追看露天电影,不怪吗?看露天电影太冷,演一少半时“地鼓”就嗵嗵嗵响个不停。寒冷的牙齿咬痛了脚尖,不跺脚观众们顶不住啊!我暗中猜测,我父亲一定看好了主演刘晓庆。我替我母亲鸣不平:人家地地道道的厦门姑娘,婚后在东北乡下吃苦受累半个多世纪,我父亲竟然还有二心?一个农村老头追人家年轻美貌的女明星,太不着调了吧?我实在憋不住,跟我母亲吞吞吐吐说了这事,谁知,我母亲听了竟热泪滚滚,感慨道:“这辈子我嫁你爸,值了!”

1991年正月,我父亲脑出血病重,右半身瘫痪、嘴歪得说不清话,眼见回天无力,来日无多,我很难过。我不知道怎么让他高兴,便找来刘晓庆的彩色图片给他看,我父亲摇头,在纸上和我笔谈:“错了”。我母亲找来陈冲演《小花》十多年后的照片,我父亲点头又摇摇头,在纸上写:自从她1981年20岁上美国后,当年的清纯劲儿就没了。我真的惊讶,原来我父亲一直暗里关注陈冲,连我都不知道她多大岁数、哪年去的美国。我母亲视力更差,另一张画报几乎贴近眼球、认定是陈冲拍“小花”时的画报,递给我父亲,我父亲当即笑了,笑得春暖花开。我父亲举起能动的左胳膊,高高地竖起大拇指……

我母亲当即泪奔,我却莫名其妙。2000年冬天,我母亲辞世前才揭开谜底:我母亲年轻时,跟陈冲拍小花时一模一样……

我父亲咽气前,拼尽全力,坚持把遗嘱的最后一个字写完,头一歪,便闭上了眼睛。奇怪的是,我父亲累得满头大汗却是带着笑容离开了人世。我父亲的遗嘱就交待一件事,很短:

儿子,你妈本来是厦门城里的漂亮姑娘,善良、贤惠、懂医,跟我来东北遭一辈子罪,我走后,你一定要好好孝顺她、让你妈晚年幸福。

见我含泪使劲点头,我父亲才轻松地走了。

后来我回想,我父亲当年顶风冒雪追“露天电影”时,我母亲天天笑逐颜开,还给我父亲炒菜、烫酒。我猜想,那一定是我父亲母亲的爱情默契……

我爷我奶当年主打“喜欢牌”,近乎软禁地死死留住我母亲。我母亲只好把当即回厦门探亲的计划推辞了三年多。按惯常,三年才一千多天,咬咬牙也就过去了。对我母亲,不,对我姥,不,对整个宋家来说,这却是疼痛的“一辈子”。如果我母亲把部队证明送去东北,立刻反身回厦门,第一时间见了我姥我姥爷,我的文章将是“另外的样子”。读者朋友已经知道,没有“另外”,我的文章只好走平铺直叙的“老道”。

我父亲从朝鲜战场回来后,我母亲才回到厦门。结果如前所述,只给我姥留下一封信便悲伤地回到东北……

我无法描述我母亲当年回家探亲的情景,她以为全家人都在,只少了自己,见了她,我姥姥我姥爷我舅舅该多么惊喜、兴奋、疯狂?当看到人去屋空,唯一健在的母亲也别家寻子、流浪远方,该是怎样的彻骨疼痛、痛不欲生?

在台湾,“人言落日是天涯,望极天涯不见家”。我二舅的思乡之苦几近不能承受。因拒吃芒果打了部下,排长降到副排长。因把排里福利芒果偷偷倒掉,副排长又降为班长。尽管这样,喜爱他的徐副师长仍然对我二舅情有独钟,鼓励我二舅:“只要好好干、将功补过,我再给你恢复职务。”

我二舅的行为确实怪诞:部下好心给我二舅芒果,我二舅不要,部下把芒果塞我二舅手里,我二舅竟打了人家!战友们都指责我二舅怪诞、为这丢官不值。另一次更怪诞、更不值:徐副师长接待来视察的鹿副军长,酒足饭饱后,鹿副军长随手递我二舅个大芒果,我二舅谢绝了。鹿副军长丢了面子、万般诧异,命令我二舅吃芒果,我二舅向鹿副军长鞠个躬,掉头走出屋子!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这还了得?

若非徐副师长网开一面,我二舅就关禁闭、扒军装了!

我在前边说过,我二舅去抓药前,我姥姥塞我二舅手里个大芒果,我二舅低头吃完芒果,我姥已经拐过墙角,不见了。

谁知,从此却跟妈妈天各一方!

芒果是我二舅心中永远的痛!

我二舅话少、务实、人厚道,半年、一年后,我二舅又恢复了副排长、排长职务。但,另一个麻烦不请自到,我二舅想家、想妈妈抗不了便借酒浇愁。酒醉后便借去看战友为名,跑到金门海岸眺望自家的青砖房。台北离金门十六公里,要不是徐副师长罩着,哪有机会?我二舅一到金门就兴奋,若逢晴天,厦门家里的房、围墙都看得一清二楚。我二舅甚至看到了我姥姥!虽然不太清楚,但我二舅凭感觉、感应,认定那一定是自己的妈妈!我二舅心里扑扑跳,着火了一样,恨不能立刻渡海回家……哦?怎么一次也看不见爸爸呢?我二舅哪里知道,爸爸已经驾鹤西去……

我二舅来的次数太多,被人盯上,后来被边防军抓住审问、关禁闭。

2014年1月26号,厦门东海晴空万里、娇阳媚丽,我站在我姥姥家当年的居住地眺望金门,对岸的高楼、桥梁、行驶的汽车尽收眼底……

我大舅每天早晚雷打不动要做一件事:用头拱拱吊挂的衣裳——我姥姥的夹袄,享受“在妈妈怀里的感觉”。那些剪下、缝在贴胸贴心的夹袄旧布片,也精心的包好,放在钱包里。

1949年后两岸都进入了漫长的、恐怖的、风声鹤唳的、草木皆兵的高压政治时代,我舅舅和台湾的大兵们根本无法设想他们与故乡亲人,从此将天涯永隔四十年。

1949年11月25号,厦门解放军发射的炮弹飞过海峡、咣咣咣在金门爆炸,密集的炮弹接连穿梭,天的飞鸟扑扑掉落。但,炮弹并没有打落大陆兵对家乡和亲人的思念。自杀、闹情绪的士兵日益增多……

最近我看个香港凤凰卫视的专题片,记者陈晓楠再现了半个世纪前的情景:1950年5月,从上海被解放军击溃的国民党汤恩伯残部十几万人退守舟山群岛,喊出“国军与舟山共存亡”的口号。然而仅仅一周,大军就秘密撤退。撤退的时候,抓了上万名青年壮丁,名为“抢救舟山青年”。其实当时国民党军已经兵败如山倒,撤退时大肆劫掠的当地青年壮丁,多数已为人夫、为人父,甚至还有我二舅这样年仅十三四岁的娃娃

蒋介石仍在为大兵们提神打气,承诺“一定带你们回去”,封士兵们为“荣民”,每个士兵都领到了“战时授田证”,“光复大陆”后,每个人都可以凭借这个“战时授田证”领取一块土地。进入蒋经国时代,“反攻大陆”正式成为既往历史,“荣民”们把这张“战时授田证”都换成了十几万元的台币补贴生活。

形势吃紧,我二舅不敢轻易去金门海边眺望家,只剩一个爱好:整天盯在挂在床头的镜框,盯盯看着我姥姥的夹袄布片。或者,闻闻那包中药。多少个夜里,我二舅只有搂着镜框才能睡着。这样,仿佛“妈妈就在身边”,搂着自己。每到年节,我二舅便拿出我姥姥的夹袄,恭敬地放在高处跪拜……

1959年3月27号,“逃兵”我二舅被枪毙。我二舅站在枪口后半天,未听见枪响,还礼貌地回头对行刑的士兵说:“请快点。”那天,台北天空碧蓝碧蓝,没一丝云彩。气温高达三十度。淡雅的樱花紧紧相拥,杜鹃花热烈奔放,行刑手们穿着单衣还热汗淋漓。

在同一时刻,我家乡东北却寒风呼号、大雪飘飞。近乎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我才两岁,在西丰乡下温家街的土炕上爬来爬去。当年的厦门美女、极似演“小花”时的陈冲——我母亲已成地地道道的东北农妇,穿着臃肿的、浅灰色的粗布棉袄棉裤。雪一住,我母亲赶紧操起扫帚扫院子,家禽们纷纷围上来,鸭鹅鸡们的鸣叫声、翅膀声、脚蹼声吵成一锅粥,向我母亲要吃的。我母亲将洁白的浮雪清走,露出“次洁白”的雪地老底。我母亲左手端瓢,右手向上一扬,金色玉米粒在空中摆个弧形扇面后翩翩下凡,花瓣儿一样印在白白的雪地上,“轰”地一下,数十个尖嘴、扁嘴蜂拥而上……

在同一时刻,我父亲被“柳大麻子”堵在东北西丰县安民乡门口,脚踩“嘎兹嘎兹”响的积雪,拒绝给“柳大麻子”补助。头一次补助他,我父亲误以为他是自己初恋女友屈美原的丈夫。作为一乡之长我父亲又不好实话实说,“交涉”未果,我父亲自掏腰包给他三块钱,一甩袖子,不理他了。毫无预兆,我父亲两年后会案发安民与吉林省梨树交界的“乌龙岭”,一顶“老犯”的帽子已为他量身打造、正专注地敬候……

在同一时刻,我大舅去枪毙我二舅的路上走一半,又折返回来。我大舅后来对我说:“这是我今生今世犯的最大错误。”既然有机会去,为什么不最后看我二舅一眼呢?我在上面说过,我大舅离我二舅住所仅仅相距一百五十米。这一百五十米,却让他们终生未见。当我大舅听军事法庭警卫——好友滕学光说起逃兵我二舅的事,特别感慨。大陆来的士兵个个想家,却少有我二舅那样勇敢的。趁月黑风高、哨兵疏忽,抱个轮胎就跳进大海。金门到厦门的直线距离才10来公里,借助轮胎,我二舅有把握游回家的!到岸后我二舅兴奋坏了,没跑几步,却被数十把刺刀包围。我二舅兴奋的岸不是厦门,而是金门。原来,他被回流海水冲卷回来!

台湾当局《陆海空刑法》第九十七条赶在我二舅泅渡之前就横刀立马:凡叛逃大陆者,一律枪毙……

我在前边说了,我二舅跟现仍活跃在艺术世界的大师级画家李奇茂一样,顶替逃兵名额入的伍。我二舅的名字已不叫宋青君,而叫许永昌。当山东兵滕学光叙述到我二舅的家就在金门对面,我大舅一下跳了起来:“我家也住金门对面哪!他姓什么叫什么?”正如读者朋友猜到的一样,我大舅被“许永昌”三个字拦住了。

滕学光从刑场回来,带回来三样东西:镶嵌着“布片”的镜框、我姥姥的夹袄和防水黄油布包着的中药。中药已被漫长的时间研成粉末。滕学光说,许永昌知道自己要被枪毙不仅不害怕,还要求“快点毙”:“生着见不着妈妈,死了就见到妈妈了。”我大舅听后当即泣不成声。这逃兵日思夜念的,跟自己一模一样哪!枪毙前的早上,警卫滕学光给我二舅买碗红烧肉,我二舅说“吃不下。”滕学光特意弄瓶金门大高粱白酒,“喝了吧,省得……枪毙时……疼。”我二舅咕咚咚喝光了半斤白酒后,才托付了后事:如果有机会回大陆,一定把这三样东西捎给我姥我姥爷。我大舅一看地址,脑袋“嗡”地晃一下,“嗵”地坐在地上……

我大舅去军事法院查了我二舅的档案后,“咣”地一头撞在档案柜上,当即昏死过去……

1989年秋天,在西丰县“西小区”我家里,我大舅抬手撩起他霜花白发,露出一条二寸长的青白色疤痕。

我二舅石头一样沉进心底,坠得我大舅痛不欲生。悲痛时这石头砸得我大舅高烧、昏睡、不吃不喝。即便“缓解时”,也是长在我大舅身体里的结石、剜心剜肉地痛!多年相距一百五十米住宿,死前竟连面都没见上,这是怎样的悔啊!

我大舅每天的思念又多了道程序,除了早晚用脸拱我姥姥的夹袄,还把我二舅装有我姥姥夹袄布片的镜框挂在床头。我大舅当时最大的难题就是极力控制眼泪,但他做不到。妈妈远隔大海,弟弟却远隔另一个世界,揪心的思念和揪心的痛一次次让他感情决堤……

“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类似我二舅这样的逃兵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而是接二连三。教育、禁闭都不管用,只能用子弹强行割断生命、扑灭人类思乡思亲的美好人性。台湾和大陆关系更加敌对、水火不溶。自1958年开始,大陆对金门等岛屿实施猛烈的炮火攻击。双方互设功率最大的喇叭隔海广播、展开政治攻势。在厦门东海边,解放军的扩音器二百五十瓦、九个扩音器组合成一个“集束大喇叭”,声音能传十公里开外。毕竟是同胞兄弟,对方打炮前常有这样暖心的“招呼”:厦门这边一遍遍地广播:“我们打炮不打村庄,不打民房设备,只打空地,打海滩……”,还特别提醒金门那边:“你们务必躲在安全地带,不要出来”。同样,金门广播员也以礼相待:“共军兄弟们,请你们躲进掩体,我军要放炮了!”

厦门广播组探知金门守军的师长是湖南人,他的年迈母亲仍在湖南老家,广播组前往湖南录了音,回来用“大喇叭”反复播放。金门的士兵向师长报告:“你妈妈在对你说话了”。师长开始半信半疑,因为他接到的消息是他母亲早已经被“整”死了。终于忍不住,以查岗的名义到海边去听广播。

他听到了母亲那牵魂揪心的声音:“儿啊,你当时说一两年就回来,怎么现在还不见人啊?你给我的光洋我现在还留着没有用,你老婆现在做了文化教员,你小孩在小学读书,现在我们都过得很好,就缺你一个呀……”师长听了之后愣了,内心翻江倒海,回去的路上一句话都不讲,得了“思乡病”,一连两三天没上班。时任“总政战部”主任的蒋经国知道后说“他的脑子被中共洗了”,随即把这位师长调回台湾岛。

此后台湾当局狠狠抽紧“政治皮筋”,两岸关系剑拔弩张。“寒冬时期”,我大舅的思念只好深深地埋进心底——直至1987年,这思念才破土而出,同几百万台湾老兵的思念一道萌发,绿遍天涯……

痛失我二舅,我大舅被纠结痛苦的钝刀蹂躙不久,我却享受在人生最美好最温暖的怀抱。我大舅天天把头拱进我姥姥的夹袄,婴孩的我则拱进我年轻母亲的温暖怀抱,很幸福。东北农村的寒冷、风沙、厨房家什、农用家什、粗茶淡饭,随心所欲地修改了我母亲的皮肤、颜色乃至身材,纯正的农妇穿戴让这位当年光芒四射的洁润玉身包裹了厚厚的石锈和泥巴。锈最厚的,还在内心。我母亲头一次回厦门找亲人,全家只剩我姥姥一人还去了海南。我母亲给我远房舅舅留下一封信后始终记卦着再回厦门找我姥。两岸关系近乎谈虎色变、株连九族,我姥姥怕我们一家受牵连、来信阻止我母亲再回厦门。此后遭遇“文革”,大陆严揪“台湾特务”家属,我母亲像小偷怕见失主一样躲着“台属”二字,大气都不敢出——我说这些只想提前告诉读者朋友一个残酷的事实:我母亲自离开家去海南岛采药、被坏人劫持后,再也没有见到她日夜牵挂的母亲……

如果我父亲不进监狱,他打过九年仗、荣获十一枚军功章的业绩还是我母亲最好的挡箭牌。可惜这挡箭牌在“文革”前就成了耻辱牌。“盗杀耕牛”,判刑七年徒刑的事实后来居上,黑油漆一样盖过以往所有光彩,我母亲的人生从此进入没有阳光的漫长“极夜”。1966年“文革”开始、我上小学一年级,此后我入少先队、红卫兵、共青团也因“黑油漆”而阻碍重重。我必须经受考验,如在阳光下“翻色”的底彩,要有出色的能力和耐力。我说这些无意为自己叫苦,比起我母亲——顶着台湾“特嫌”、犯人之妻帽子,孤伶伶独撑家门、抚养儿女,又算得了什么?!

后来我才知道,对我母亲而言如上只是“表层”,深层还有突如其来的“爱情挑战”。我父亲与人在安民和吉林省梨树交界的“乌龙岭”偷杀耕牛,居然与他的初恋屈美原不无关系!我母亲闻知风传的桃色新闻,不仅没有和我父亲吵闹,还把屈美原“请”到家,只问她一句话:“你要真的喜欢刘振芝,我就退出。”而今,这句穿透半个世纪的话,仍花一样在我眼前绽放,永不凋落。我钦佩地想,当年那位貌美人善、温文尔雅的厦门姑娘,已经接地气、“本土化”,展现了东北女人的豪气、刚毅和坚强。

我母亲和屈美原当年说了什么,已是永久的谜。我却能想像到,正当桃色传言雨后野草一样“疯长”、肆无忌惮时,被这次谈话一举收割。“野草”未及再发,我父亲已成阶下囚。屈美原最先传播了这句话,此后由退休领导于广学对我进行了口头传达。于广学是我父亲当年的政界好友。1987年闻知我在西丰县委工作,老人特意去看我、提及此事仍在替我父亲抱打不平。我没问我父亲和母亲,而是打听了几位当时还健在的我父亲同事,老人们几乎众口一辞:你父亲跟屈美原好不假,但决不像别人传的那样“有事”。理由是:屈美原老佩服你母亲了,连屈美原的丈夫都跟你父亲“好成一个人。”我知道他们委婉回绝我,答非所问。但我相信,作为情敌屈美原佩服我母亲是真的。谈话后她和我父亲再无接触。

1991年正月,我父亲只能在病床上“笔谈”、爱看陈冲当年演“小花”的剧照,我刹那间闪过我父亲跟屈美原的事、又立刻熄灭。之后我问过我母亲,我母亲竟如临大敌:“你、你疯了?!”没等我吱声,我母亲指着我的鼻尖告诫:“小强子,你给我记着,别看你父亲犯过错误,在我心里,他永远是堂堂正正的男人!”

我怎么也想不到,“粘贴”了五六位上辈知情人的往事,我父亲竟是这样入狱:屈美原同两任丈夫离婚后,真的嫁了“柳大麻子。”这样,“柳大麻子”的事,我父亲就不能不管了。“柳大麻子”当生产队长时找我父亲,我父亲在要淘汰的病牛申请上签了字,引祸上身。“柳大麻子”为让社员们多分点肉,把另一头蹄子别石缝的老瘸牛也杀了。毛病显而易见:老瘸牛当时尚能翻田犁地、算耕牛。更大的毛病是:老瘸牛别在乌龙岭的石缝里后,可以抬回来休养。那天,在乌龙岭,正着急、抓耳挠腮的“柳大麻子”见我父亲骑着自行车查看农情、来到岭前,“柳大麻子”赶紧下岭请求“杀了”后腿骨折的牛,我父亲误以为是那头病牛、也烦他太抹叽,屁股还坐在自行车上官僚而洒脱地挥挥手:“杀吧杀吧!”

白纸黑字、申请书上我父亲同意杀两头牛的签字件铁证如山,我们家还吃了“柳大麻子”送的三斤牛肉。

见我父亲被拘捕,“柳大麻子”火速找公安揭开真相:是他把申请批件的“1”改成“2”,为时已晚。时值严抓党纪政纪的风口浪尖、相当于现在的“严打”,我父亲属于“顶烟上”、一脚跌进了红头文件里的“从重从快”。漏屋偏遭雨,坊间我父亲跟屈美原的传闻沉渣泛起——人间纵有路千条,我父亲只剩一条通往牢狱的小胡同……

“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类似我二舅铤而走险的人仍前赴后继、层出不穷,宁愿亡命也要回家。每一次都刺激我大舅连连失眠。我大舅后来跟我说过,他太多次萌发泅渡回家的冲动。我二舅在金门抱轮胎泅渡失败,有人却在大担岛、二担岛泅渡成功。我大舅想,还有没有别的路呢?要不是被大陆“文革”时抓“台湾特务”的风声吓着,我大舅后半辈子的人生履历将是另外的样子。

退而求其次,我大舅决定先设法联系上家人。打“游玩休假”旗号,在香港现交个朋友,辗转给家里写了信。我大舅告诉我,其实不到半年,我姥姥的回信就经香港朋友寄到台湾,这信竟被查封,压了十一年!

寄信后我大舅陷进漫长的期盼,我母亲则跌入漫长的凄苦。我母亲孤身来东北四年,我父亲才从朝鲜回来。我四毛岁时我父亲入狱七年,这十一年我母亲怎样煎熬?我母亲和当年、当地的乡亲们一样,为实现“别饿着”的伟大理想而拼力劳作,生活仍是一张几乎“露亮”的粗布,偶尔炒菜,用块资深的猪肉皮擦擦锅。当年“‘小花陈冲”已翻洗成“脱相”的老照片:嫩桃成老梨,丽肤变粗陶。脸像过期的面包,腰似旧弓,手掌像刚刚修补复形、尚未抹胶泥的出土文物。我最害怕我母亲的手指、满是锉刺,每次为我系帽带或领下钮扣,都会锯伤我的下颏。我尚小,理解不了我母亲当年那双丽湖般清澈的大眼睛旷日持久地被苦难攻打,已经弱视、重影……我和母亲相偎活命,互为依靠。我执迷画画,我母亲少有的异常兴奋,不时强令我把镰刀、采菜铲、锄头换成画笔。在寒冬,母亲为我在屋地中央搭个小地炉,防范我持笔的手冻僵。画至深夜,我倒头便睡,母亲次日早倒掉涮笔脏水,收拾残局。一天早上,我突然被悲伤的哽咽惊醒,见我母亲正跪在炉前,一把把掏着煤灰!我母亲误把生产队头晚分的三斤豆油当成“涮笔水”倒进炉坑!我万般自责:那可是我家全年的食用油啊!

我母亲为三斤豆油惋惜,我大舅即将看到我姥姥十多年前的回信,一首《乡愁》小诗拨响游子心弦,感动了无数中国人!1971年秋天,我大舅捧着诗作热泪双流,把每个字都种在心里。在一次二百多人参加的战友聚会上,我大舅激动得登台背诵: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刚开个头,前边的战友也加入了我大舅的背诵:长大后,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我在这头,新娘在那头,这时,聚会热情腾浪翻涌,数百人一齐背诵:后来啊,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我在外头,母亲在里头(不少人热泪奔流、哽咽、发不出声)。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

朗诵一结束,礼堂里一片唏嘘……

我大舅得知诗人余中光老家在福建永春县,离厦门才一百四十公里,逢人便讲:“余中光是我福建老乡,离我家不远的。”

痛失胞弟、盼信不归,我大舅当时的心情跟杜甫在《月夜忆舍弟》的描述极其相似:“有弟皆分散,无家问死生。寄书长不达,况乃未休兵。”

1972年春天,好友滕学光调至档案部门工作,才揭开了谜底:十一年前我姥姥的回信早就寄到台湾,被查验、扣压了!我大舅气得嗷嗷叫、要找经办人说理、被滕学光制止——验信是例行公事“人人有份”,“找后账”拔出萝卜带出泥,岂不害了滕学光?

1989年7月17号,我大舅终于急不可待、兴高采烈地回了厦门。当新款麦道飞机直上蓝天,我大舅的心差点跳了出来,恨不能立刻见到妈妈!飞机在香港转机,我大舅急切、兴奋得不吃不喝。直到飞机再次冲天,直扑厦门,我大舅才勉强喝半听可口可乐。

当终于到达离别了四十年的故乡厦门,我大舅兴奋得像个孩子,连忙拦住一辆出租向家中奔驰……

万万想不到的是,我姥姥已在1978去世!父亲已经没了39年!多亏远房舅舅帮忙,我大舅才知道我母亲的下落。我母亲当年更加悲伤,“文革”一结束、大陆对台政策稍有宽松,我母亲就回来看我姥姥,还是晚了,我姥姥刚走半个月!

我大舅悲伤至极,我姥姥天天去海边、望断秋水、望穿双眼,终于残灯枯竭、撒手归西……

我大舅扑在我姥我姥爷坟头号啕了一整天,直号得嗓子嘶哑、发不出声音,仍高高揪着坟头的蒿草,一遍又一遍地哭诉:乡愁啊……是一方矮矮的……啊……坟墓,我在、外头,母亲在、里头……噢、噢、噢……

我大舅恨自己回来晚了、太晚了!但,对他来说,已算“最快速度”——台湾对大陆的政策仍然锁死,当局向部队传达了蒋经国的“内部讲话”:台湾社会有一大批人,在街头假借探亲名义,实际上在破坏台湾社会的安定。有人被扣上“匪谍”帽子,便“依法”判处死刑、家产充公。即使后来形势向好、临近撕开探亲“紧箍咒”时,执意回家的老兵们也背水一战,悄悄跟太太办好离婚手续……

冒死反抗势如破竹,咔咔咔拱裂了台湾当局镇压的寒冰,老兵们纷纷走上街头游行,千万个响彻云天的呼声昂扬爆发:“我们要回家!”

网上的照片让我震撼:他们愤怒地走上街头游行、呼号、发传单,在立法院门前请愿,打着“外省人返乡促进会”大旗,统一制作的白色T恤衫后背印着让我感动的大红字:“想家”!

这“犯上作乱”之举系台湾当局“严厉禁止”之例,当参与者“有通共背景”的杂音子弹般射来时,那些请愿游行的人宁愿押上身家性命也决不退缩……

中国大陆反应迅捷,敞开大门欢迎自己的同胞。1978年12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告台湾同胞书》,五天后,1979年1月1日正式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明确具体地提出了解决台湾问题、和平统一中国的设想。同日,国防部宣布,停止炮击金门等岛屿,至此,从1958年开始的对上述地区的炮击宣告结束。

国民党政府抵挡不住民意的强烈冲击和外围舆论压力,延续了四十年的倒行逆施围墙轰然倒塌——九年后,在1987年10月15日,通过了《台湾地区民众赴大陆探亲办法》,并于当年12月1日起正式实施。至此,返乡的台湾老兵如同开闸后的洪水、大潮般涌向大陆。然而故事并未因老兵们的返乡而结束,更多的悲欢离合,才刚刚开始……

我大舅来东北我家住了半个月又返回厦门,把家乡的泥土带回台湾。老兵聚会时,他把泥土分成一十、九份送给找不到大陆亲人的老兵、一份留给自己。我大舅每次喝茶前都放点家乡的泥土,家乡的泥土喝进肚里,心里就踏实了。

2014年3月1号,我在辽宁沈阳敲这些文字时,我家乡西丰仍在冬眠,我父亲我母亲坟上的蒿草枯黄,周围榛柴秧、笤条和柞树棵子浅褐色枯叶随风晃动、簌簌簌响,满目萧条;而海南文昌东郊椰林却阔叶茂盛、鲜花争艳,蔚蓝、清澈的海面铺满花瓣儿——那是游客们的艳丽泳装……

1949年12月,我父亲和他的战友以迅雷不及掩耳、摧枯拉朽之势快速在此登岸,一米八六大个儿的我父亲端着冲锋枪威猛地冲上去,以为第一个“对手”一定是国民党军队的顽固分子,不想,却碰上我母亲……

对于这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英雄救美”场面,我内心翻江倒海、设计了N束描写文字,思来想去,还是决定借用张爱玲的话:“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遇见的人……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那也没有别的话可说,惟有轻轻地问一声:‘噢,你也在这里吗?”

〔责任编辑 廉 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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