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学青年》的作家群体

摘 要：《文学青年》是1980年代诞生于温州的一份力图培养温州本地作者的综合性文学期刊，曾与《萌芽》《青春》《青年作家》并称为“文学四小旦”，其创作群体不仅仅局限于温州当地的本土作家，还有许多来自全国各地的知名作家、优秀作家。他们中有些在当时已经名扬国内外，有些则伴随着《文学青年》共同成长，成为新世纪中国文坛的中坚力量。

关键词：《文学青年》 知名作家 重要作家 温籍作家

新时期的温州文学在强大的市场经济大潮中，与经商模式日益渗透的思想碰撞和磨合，最后形成了独有的文学模式。这一时期的温州文坛有一批老作家陆续复出，如莫洛、唐湜等。另一些稍年轻的作家白晖华、吴琪捷等，是此时期温州文学的代表人物。《文学青年》便是在温州的市场经济与文学创作双重复苏的环境下诞生的一份文学刊物。

《文学青年》的创作群体，主要由三类人构成。一类是已经在全国较有名气的作家，他们对刊物扩大影响力、吸引更多青年作者投稿起到巨大作用；第二类是刊物的重要作者，他们无论发稿数量还是稿件质量都在《文学青年》中占有重要地位；第三类是温州当地的青年作者，他们中有些已经在温州文坛有一定的成绩，有些则从《文学青年》开始走向创作之路。

一、《文学青年》中的全国知名作家

梁晓声是《文学青年》北京区域内一位重要的顾问。由于他曾有过八年在北大荒插队的经历，因此创作题材以知青生活为主，有人称其作品为“北大荒小说”。他的作品多是描写知青生活的痛苦和快乐，尤其擅于表现在理想与现实中挣扎的知识青年们在艰苦环境下表现出的优秀品质，以亲历者的身份展现插队经历对青年们人生的影响。《文学青年》中发表的作品也多是以知青们对爱情的向往、理想的憧憬为主体，《骤洪》更是塑造了一组勇敢无畏、以人民利益为最重的知青形象。

张抗抗，这位来自南方的女性作家，文笔在婉约中带着坚韧，其1980年代的创作带有明显的启蒙主义和人道主义特征，并以“超性别”的叙事方式来表达自己对于人类、社会、自然和宇宙的独特感悟。她的作品大致分两种题材，一种是知青题材，另一种则是描写大学生和一般青年的生活。《文学青年》中发表的《一千和一》，便是以一位女知青的视角来表达对官僚主义的不满。

铁凝生于1957年，高中毕业后在河北省的一个村庄里插队，1979年回保定后任保定地区文联《花山》编辑部小说编辑，1984年成为河北省文联专业作家，1986年出任河北省文联副主席。1980年代是她创作的起步阶段，此时作品以描写生活中的小人物和他们身上的故事为主，擅于细致入微地刻画人物的内心活动。在《文学青年》发表作品的时候，适逢她刚刚成为河北省文联的专业作家，文笔与写作《麦秸垛》和《棉花垛》时期相比，显得较为稚嫩。

舒婷和顾城同为朦胧诗的代表诗人，风格却截然不同。舒婷擅长将复杂细致的情感体验融入女性特有的浪漫和敏感，从她诗歌中的女性意识的变化，便可看出当代文学女性意识的发展过程。从对爱情的憧憬，到女性发现自我、寻求认同，再到超越性别地关注人生、关注命运、关注祖国和故土，她的诗作既有浪漫而丰富的情感，又有清晰理性的思考。在《文学青年》创刊号上发表的《丽帆》就是这样的一首典型作品。而顾城却和整体基调积极向上的舒婷不同，他被称为“童话诗人”，语言纯真质朴，充满童心，但意象却常常给人冰冷、抑郁的感受。《文学青年》中发表的《风的梦》，便充分体现出他创作的特点。但是，他的作品往往又在极端的压抑之下，让人感受到隐约的希望和力量。

贾平凹是陕西丹凤人，他的一系列探索性作品如《鬼城》等在国内引起争鸣，1984年创作的商州系列又引起强烈反响。按照其自我表述的文学观，认为作家应当在中国文化的背景之下写出时代的气息。《文学青年》中发表的《求缺亭》，就是一篇个人色彩非常浓厚的作品。贾平凹以少见的第二人称展开叙述，以一间小小的茶馆的几个瞬间当做观察对象。行文有很强的生活感，但读者又像游离于文本之外，与叙述者融为一体，用旁观的目光来看待众生百态。

余华的初期作品就有很强的实验性，与苏童、格非、孙甘露等被统称为“先锋文学”的代表。他擅长以极其冷酷的笔调来揭示人性当中的阴暗面，暴力、罪恶、死亡是其描写的重要对象，尤其对生存的异化状态的表述，给读者以强烈的震撼。但《文学青年》里的余华，笔调却淡雅而深情。《回忆》中的语言有着桨声灯影的江南风情：“小镇的夜不再单调，那是因为有了橹声。小河里流水不止，橹声不绝。也有止的时候，也有绝的时候，那就是这段回忆开始的时候。”

林白相较于这些作家而言，显得比较年轻。她的作品以长于描写女性的身体欲望和情感诉求为标志，具有强烈的性别意识和象征意味，又具有浓厚的南国风情。而《文学青年》中发表的《大滑坡》，却一反之前浓烈的性别叙事方式，通过不同视角来描述一则新闻事件。这篇小说也是林白创作转向的一个缩影，体现出她开始由性别叙事向超性别叙事转向的特点。

这一群体的作家大多有过知青经历，创作的作品也以伤痕文学为主。其中有相当数量的女性作家，以强烈的性别意识和独特的女性视角来描绘1980年代的女性生活。后期出现的余华、林白等，文章有很强的实验性，从形式到内容都与其他作家不同。

二、《文学青年》中的重要作家

聂鑫森在“文革”时期阅读了大量古典文学和外国文学作品，同时开始创作以反映工厂生活为主的诗歌。在《文学青年》中，他是杂志的主要作者之一，其文章具有浓郁的工人特色。《早晨，我从梦中醒来》表现了许多工厂为树立典型，不顾质量只抓数量的行为。《排客》以放排工的工作于生活为主线，语言气势磅礴，又充满乡土气息。《骆驼之歌》与《盼》讲述的都是从“文革”中保存艺术品的故事，聂鑫森将自己的经历揉入故事中，让读者感受到强烈的情感。这种浓重的情感同时也倾注到他的诗歌创作之中，《地球深处的旋律》以铿锵有力的语言抒写出一名矿工对工作的热爱和歌颂：“啊，岩岗是古老的，/而我却很年轻；/我是古老生命的延续，/充满着对明天强有力的冲动。/矿工帽上的灯，亮得刺眼，/我看穿了几千年历史的变更。”[1]聂鑫森塑造了许多成功的工人形象，而令人惊叹的是，其中许多工作他并未从事过，写起来却显得对它非常了解，细节刻画得十分细腻。

雁宁在《文学青年》上发表的作品大都是描绘他出生和成长的小镇的风情，一系列融入时代特色的乡土风俗画从他笔下缓缓铺展开来。《静夜思》是一篇中篇小说，讲述了历经“文革”苦难之后的一位老作家逐渐意识到子女们在文坛已崭露头角的故事，全文几乎由罗凡的内心活动构成，将一位观念逐渐落伍的老创作者对年轻一代作家的一系列态度变化刻画得十分细腻，其中还夹杂了对伤痛往事的回忆。《古井水清清》则塑造了一位充满智慧的小姑娘。在雁宁的笔下，即使是痛苦的回忆，也飘满腊梅的芬芳。他的语言古朴清丽，如清凉的古井水，荡涤着读者的心灵。

李海音，1951年出生于福建福州市，1984年到北京鲁迅文学院第一期进修班学习，1989年武汉大学中文系作家班毕业。《铳声三响》充满浓郁的乡土色彩，人物语言和性格都有着扑面而来的泥土气息，与沈从文的“边城”系列风格相近。而《湖畔野唱》的风格却与之截然不同。虽然依旧是乡土风俗画，这一幅却透着一股灵秀的水乡气息。他的文章时而带有大山的苍茫，时而又裹挟着水乡的温婉，但共同特征是运用土语讲述了乡村里的故事，语言充满乡土风情，刻画了一个个血肉丰满、带着泥土气息的人物。

黄亚洲是一位写着小说的诗人。《文学青年》中有他的4首诗和2篇小说。他的诗予人一种宏大的胸怀和气魄，但又在其中夹杂细腻的情感。在《旅游，我的120和135》中，诗人描述了旅途中见到的四处景观：咸亨酒店、寒山寺、禹庙和云南石林。在咸亨酒店里，诗人“记不清啥时辰进的店了/三两碟茴香豆/十数只毛骨耸然的喜蛋/把每条神经都渍得很咸/我们歪在黑如乌毡帽的条登上/用很慢的节拍挖趾甲/挖天气，廊檐，乌篷船/……不晓得太阳有无落山/只晓得时间在趾甲缝里搓落/落在康熙年间”[2]。而寒山寺中，诗人又发出“张继心狠，早把整个儿寒山寺/用二十八个字一网打尽/半点儿不留姑苏城外”[2]，这欲吟诗却又被古人把诗意诉尽的不甘、愤恨但又倾慕不已的复杂情感被写得淋漓尽致。他的小说也与诗歌风格很相似，表现出强烈社会责任感和精英意识。

贺子壮是一位年轻的上海作家。《文学青年》开设“探索之页”，刊登的第一篇文章便是他的《嘘，别开窗》。文章借窗外正对着的垃圾筒，讽喻物质文化逐渐占据生活中心，精神垃圾避无可避的社会现状。作者自称受到加缪等人的影响，创作“写实的象征主义小说”，试图营造“写实和寓意的‘双重结构”[3]。而颇具政治讽刺意味的《乡居一夜》则用魔幻现实主义笔法，借作家笔下活起来的女秘书，揭露官员的腐败和作家欲揭发又担忧引火烧身的矛盾心理。结尾以梁干事的话为引，巧妙进行叙述跨层，让叙述者“我”穿梭于现实与其笔下的小说世界中。在《文学青年》的形式探索与实验文章中，贺子壮的文章最具特色，也是将形式创新与内容深刻结合得最好的作者。

乔玢是一位在《文学青年》中成长起来的青年作者，最早开始参加了杂志社开办的函授班，并在“春草集”中发表作品。他的第一篇作品《山坡上的墓碑》是一篇中篇小说。《见过大海的年轻人》则以第一、第二人称对话的方式，以回忆来讲述一位年轻教师的成长历程，在当时略显浮夸的文风之中，他的作品显得非常突出。之后的中篇《浅草才能没马蹄》是他在《文学青年》上最优秀的作品，得到了编辑的大力推荐。文章的主题并不新颖，但文中许多对于机关制度的思考十分有价值，语言之辛辣，剖析之准确，眼光之犀利，令他在众多新秀作者中独树一帜。

这一群体的作家以诗人居多，他们的诗作大多情感浓烈，笔触宏大，诗歌意象从传统逐渐走向光怪陆离。除乔玢外，大多作家在《文学青年》发稿时已经处于创作成熟期，文章各具特色，尤其以贺子壮发表在“探索之页”中的作品最为特别。

三、《文学青年》中的温州青年作家

在《文学青年》的青年新秀作家队伍中，吴琪捷是其中发表作品最多的作者。吴琪捷出生于1957年，是温州市人，1982年开始小说创作，后取笔名“王手”。他虽为土生土长的温州人，作品却颇有北方特色，工人出身的背景又赋予文章质朴而硬实的风格。在《文学青年》中的作品以短篇小说为主，从1985年开始有报告文学出现。处女作《早春》刻画了一位山村少女来到“我”的表姨家做保姆而受尽虐待的故事，以独特的视角写作伤痕文学。《与小说相比，吴琪捷的报告文学更为质朴，语言非常贴近生活，使“读者也重新找回了日常生活语言的力量，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一种强烈的‘生活在场感。”但这通俗化的语言背后，又有着隽永的余味等待读者慢慢咀嚼回味。

如果说吴琪捷的小说风格是“俗”，那么吴树乔则与之相反，小说以细腻雅致为特色。但与吴琪捷相同的是，他们都以描绘生活中的平凡小人物为创作理念，在生活的潜流之下描述人们的生存现状。吴树乔发表于《文学青年》的处女作《在斜坡上》，在文章里表达出自己对于宗教与人生的思考。在温州这片信仰宗教人数颇多的土地上，这样的思考既有地方色彩，又很具有现实意义。而《望月》表现的则是另一种双重困境：女人与家庭，女人与丈夫。

叶坪，1944年生于浙江杭州，祖籍浙江绍兴，笔名唐栖、绿苏，是《文学青年》作家群中诗歌发表数量最多的诗人，任《文学青年》杂志社诗歌、散文编辑。叶坪在当时《文学青年》的作者群中较为年长，笔力带有年轻诗人所不能及的沉稳和苍凉，但又饱含血脉喷张的力量。在《无题》中，诗人将诗供奉为心中最圣洁的土地，并发出“哦，它是要给我一个凝重的启示哟/——真正的诗人，敢于以生命去殉诗篇”[4]的呐喊。而《我的歌》里，诗人以剑麻、白鸽的羽毛、树桩等意象自比。在他笔下，剑麻是“出鞘的钢剑”“欲将诗行拧进你制成的缰绳/把大海当骏马牵在我的胯下”[5]。而《白雪之忆》和《人生片段》的风格却截然不同，诗人以细腻温婉的笔触描绘了内心的诗意和深情。

陈瑞晨从办刊之初就担任了《文学青年》的编辑，主要负责诗歌版块。他的《窗》是一首政治意味颇浓的短诗，描绘了公社时期农民的生产和生活，《红蝴蝶》则以小姑娘头上扎的红蝴蝶来寄托诗人对新时期的祖国无限的憧憬：“为何要祈祷呀红蝴蝶。……你可听到花蕾展开、春笋破土的声音？/你可听到大陆崛起、江流奔腾的声音？/你可听到在一片苏醒的土地上，一个古老民族含着泪花的叮咛？”[6]与叶坪的诗歌相比，陈瑞晨的诗中更多地寄托了年轻诗人对未来的期待，如果说叶坪是一位沉郁的诗人，那么陈瑞晨更像一个心中充满希望和力量的歌者。

陈河，原名陈小卫，1958年生于浙江温州，曾当过兵，在部队专业打篮球。1980年代的他，还未有过之后旅居加拿大时的传奇经历，在《文学青年》上发表的《沉船者》极富张力，描绘的老人形象与高尔基的《老人与海》中的老船夫有同样的坚韧和顽强。而大量的外国文学阅读，令他的作品也充斥着一种异国风情。

程绍国的作品富有温州当地风情，他延续了林斤澜的“矮凳桥风情”，以细腻温润的笔触细细描绘温州当地风土人情。长街短巷里的人生百态，市井小民心中的酸甜苦辣，都在他的笔下娓娓道来，颇有汪曾祺的风范。发表在“春草集”里的《热夜》，以对话的方式讲述了穷酸的教书先生李李醉酒的经历。读者既为他辛酸，又钦佩他守住了身为知识分子的这份清高。《乐息亭》也同样是写温州小人物的生活和命运。这篇小说与《热夜》有一些微妙的联系，李荪“抄袭”的正是《热夜》里教书先生李李的《对联选》。作者巧妙地用这一细节将两篇文章串联起来，令读者感觉到这一系列的温州生活图景并非静止，而是随着时间逐渐流动的。以诙谐雅致的语言掺杂着温州方言进行叙述，行文恬淡如水，但饮尽又觉余味悠长，结尾令读者感到微微的酸楚，体会到市井之间小人物们的酸甜悲喜。

这一群体的作家们因地域原因，文章大多有强烈的温州地方特色，但彼此之间文风又多有不同。吴琪捷（王手）的文字中较少能让人感受到江南的绵软，反而有北方的喷张和广博；吴树乔、陈瑞晨、叶坪、程绍国等，文章里又有着南方的温润和清雅，情感浓郁却不粗犷；陈河的作品又深受西方文学的影响，有强烈的异国风情。

通过这三类主要创作群体的创作风格和在《文学青年》中发表作品的情况，我们大致能够看出，《文学青年》的编辑更倾向于选择表现工人生活和乡土情怀的作品，同时对具有较强女性意识的作品也有意地进行推介。这些创作者通过《文学青年》，都与温州这片土地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在《文学青年》停刊之后，依然有许多人描述着这片土地的风云变幻。其他地方的创作者，如成为编剧的贺子壮，拍摄了许多具有温州地方民俗风情和文化特色的影视剧等。而温州本土的创作者也没有停止自己的创作步伐，之后甚至引发了文学的“温州现象”，再度引起全国文坛的瞩目。

注释：

[1]聂鑫森：《地球深处的旋律》，文学青年，1983年，第2期，第75页。

[2]黄亚洲：《旅游，我的120和135》，文学青年，1987年，第6期，第129页。

[3]贺子壮：《习作断想》，文学青年，1984年，第3期，第56页。

[4]叶坪：《无题》，文学青年，1982年，第2期，第12页。

[5]叶坪：《我的歌》，文学青年，1982年，第5期，第47页。

[6]陈瑞晨：《写给欢笑的街》，文学青年，1982年，第3期，第79页。

（朱燕颐 温州大学人文学院 325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