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临时中央”合法性考辨

陈波

[摘 要]1935年10月5日，张国焘宣布成立“临时中央”。中共中央经过长期艰苦的斗争，最终迫使其取消“第二中央”。本文以党在历史上的相关决议为依据，利用资料汇编、回忆录、年谱等史料，通过对中国共产党党章、党内动态、共产国际的态度进行分析，考订张国焘“临时中央”完全不具备合法性，是非法的伪中央。

[关键词]张国焘党章动态共产国际

1935年10月5日（1）（2），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工农红军总政委的张国焘在拒绝执行党中央正确的“北进”战略，私自率军（包括左路军的全部及隶属于右路军的原红四方面军第四军、第三十军及新成立的红军大学）南下分裂红军后，于卓木碉组织召开高级干部会议，会议在张的把持下，作出成立“临时中央”的组织决议。同年12月5日，张国焘以“党团中央”的名义致电彭德怀、毛泽东，称“此间已用党中央、少共中央、中央政府、中革军委、总司令部等名义对外发表文件，并和你发生联系……你们应以党北方局、陕甘政府和北路军，不得再冒用党中央名义（3）”，进一步加剧其分裂党的恶劣行为，这便是中共党史上著名的张国焘另立中央事件。面对张国焘肆意妄为分裂中国共产党的行为，中共中央迅速反应，“党中央除去电命令张国焘同志立刻取消他的一切‘中央放弃一切的反党倾向外，特决定在中央委员会内公布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二日中央政治局俄界决定（4）”。张国焘第二中央的性质，党内、学界早有“伪中央”的定性，但具体的学理性考辨，比较缺乏。本文旨意在于，通过在中国共产党党章相关规定、党内动态、共产国际的态度诸方面的考察，对张国焘伪中央的“合法性”作一判定。

一、党章规定

1928年至1945年期间，中国共产党所遵从的党章是由1928年6月18日到7月11日在莫斯科召开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决议新制定的《中国共产党党章》（以下简称六大党章）。六大党章对于党的组织制度与组织原则均有比较明确的规定，是中国共产党在七大制定新党章之前人事组织变革的依据。本节内容，即以六大党章的相关规定为准则，对张国焘擅自作出另立中央决定的卓木碉高级干部会议，从会议标准、会议流程进行考订。

六大党章第三十六条规定党的全国大会“选举中央委员会，中央审查委员会等（5）”；第四十条规定“中央委员会由其本身中选出政治局，以指导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前后期间内党的政治工作，并选举常务委员会以进行日常工作（6）”。综上所述，依党章规定，党的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变更，必须由党的全国大会选举产生。由此衡量，卓木碉会议参会人员以红四方面军内干部为主，仅是当时广大党员中很小的一部分，会议本身远达不到党的全国大会的标准，更谈不上按党章规定选举合法的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了。

卓木碉会议详细流程，从张国焘声称最终“到会者并一致推举我为这个临时中央的书记7”看来，张本人似乎为众望所归，宣布成立“临时中央”的流程也合乎规定。但通过对留存下来资料的分析，卓木碉决议的形成过程却有不少值得探讨的疑点。言外之意，至少卓木碉决议也需按照六大党章规定，以民主集中制的方式，通过一定的会议流程产生。但据徐向前回忆“这次会议，明显带有突然袭击的性质。所谓‘决议，并未经郑重讨论，不过是一哄而起罢了。我在会上没有发言，也没有举手表决（8）”。朱德的态度则是“大敌当前，要讲团结！天下红军是一家。中国工农红军在党中央领导下，是个整体（9）”。“刘伯承也表示目前革命正处于困难时期，应该讲团结，不要搞分裂。”（10）朱德、徐向前、刘伯承为代表的干部在决议形成过程中呈现出的抵制态度，使卓木碉决议的程序合法性相当值得怀疑。

依照此前中国共产党的制度与成例，涉及中央委员个人的任免，大的变动需要由党的全体中央委员开会议定，涉及个别委员的变更一般由中央政治局会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11）卓木碉会议之时，张国焘、何畏等8人为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其中，张国焘（常务委员）、陈昌浩、周纯全（委员）3人同时是政治局委员。统观同期中央委员、候补委员，政治局常委、候补委员人数，以上人数均占绝对少数。（12）姑且不论同为中央委员的朱德、徐向前对卓木碉会议决议明显持不赞成态度。就以上所提及在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务委员会占绝对少数的数人为主体，所形成的“临时中央”组织决议中宣布“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应撤销工作，开除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13）”，从党的制度与惯例来看，是没有合法性可言的。

二、党内动态

张国焘作为当时党的重要领导干部，不服从党中央经过党内讨论表决所形成正确的北上战略，一意孤行执行其错误的南下战略，分裂红军，分散了北上创建抗日根据地的革命力量。对此，党中央在俄界会议作出了“中央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决定指出张国焘的错误主要在于“违反党中央的指令，分裂红军”、“右倾机会主义”、“军阀主义的倾向”（14）。会议决定，也只发给党的中央委员。党中央的措施，体现出希望张国焘能够主动改正错误，更是出于团结红四方面军党员干部、革命战士的考虑。其后，在知悉张国焘公开分裂党之前，党中央一直保持着与红四方面军的联系，不时致电对四方面军战略方针进行指示，提出“你们战况及工作情形，应随时告知党中央”（15），坚持党中央对红四方面军的领导和革命同志的关心。得张电告其另立中央后，党中央即由张闻天去电严正告诫“兄之临时中央，望自动取消。否则长此下去，不但全党不以为然，即国际亦不以为然，尚祈三思为辛”（16）。随即，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指出“张国焘同志这种成立第二党的倾向，无异于自绝于党，自绝于中国革命（17）”。“党中央除去电命令张国焘同志立刻取消他的一切‘中央放弃一切的反党倾向外，特决定在中央委员会内公布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二日中央政治局俄界决定。”（18）中央政治局的这份决定，义正言辞地批驳了张国焘擅自成立“临时中央”的做法，从根本上否定了张国焘“临时中央”存在合法性的可能。

除中共中央严厉批驳外，“临时中央”遭到在红四方面军的诸多拥护党中央的高级干部一致抵制。红军总司令朱德拒绝接受“临时中央”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等职务，声明“我按党员规矩，保留意见，以个人名义做革命工作”（19）。红军前敌总指挥、原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的主导思想是“希望团结，不要感情用事面得越弄越僵，将来不堪收拾”（20）。红四方面军三十军政委李先念表示“我们现在有党中央，为什么还要另立中央？一国不能有二主嘛！”（21）九军参谋长陈伯钧日记中记载“有生以来，伤心事，莫过于斯”（22）。以上诸人所述，无一不是在表达对“临时中央”的坚决抵制。张国焘之中央不得人心，由此可见一斑。张大概由于崇高的地位，进而野心膨胀，忘记了声望名誉的来源与依托。妄立“临时中央”，加之先天合法性的缺失，进而失去多数党员的支持，军中出现“北望奔波者，衣食现可缺！？”（23）式的忧思，实是在所难免。

三、共产国际的态度

六大党章第一条规定：“中国共产党为共产国际之一部分，命名为：中国共产党，国际支部”（24），简明无误地说明了当时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之间的关系。源于这种关系，六大后一段时间内，党的领导集体选举及执行的政策，很大程度上受共产国际方面影响。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控制与压制下，改选了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局。这次会议接受了以教条主义、宗派主义为特征的王明的“左”左冒险主义主张，开始了王明“左”倾错误对中共中央长达4年之久的统治。（25）王明能够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支持下进入中央政治局，推行“左”倾错误，既是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间关系的典型例证。

因此可以说，共产国际的态度，对于“临时中央”的命运，影响举足轻重，张本人也曾幻想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然而代表共产国际态度的张浩（林育英），一开始即站在中共中央的立场上，丝毫不支持所谓的“临时中央”。（26）张浩甫一归国，即致电张国焘呈述共产国际对中共组织问题的看法：

因为中国土地之广大……中共中央势难全部顾及，因此可以组织中共中央北方局，上海局，广州局，满洲局，西北局，西南局等，根据各种关系，有的直属中央，有的可由驻莫中共代表团代管，此或为目前使全党统一的一种办法，此项意见望兄熟思见复！（27）

张浩电文，在表明对中共中央支持的同时，出于维护党内团结的需要，也为张国焘留下了转圜的余地。然张一意坚持要中共中央取消中央名义，并致电张浩：

育英兄：

是否允许你来电自由？为何不将国际决议来电直告？我们一切都经党中央同意，假冒党中央或政府机关名义发表重要文件，此间有公开否认之权。为党的统一和一致对外，望告陕北同志，自动取消中央名义，党内争论请国际解决。盼立复。（28）

面对张国焘的公开质疑，张浩明确回复“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于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兄处可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29）。张浩的回电，再次立场鲜明地表明共产国际对党中央的支持，并实质上否定张国焘“临时中央”及其存在的合法性。此后，张国焘还曾多次试图为其成立的“临时中央”争辩，但面对林育英立场坚定的回复，均被证明是枉费心思。

违反中国共产党党章规定，受到党中央严厉批驳与红四方面军众多党员干部抵制，共产国际毫不支持的张国焘“临时中央”，不存在任何合法性，是一个完全的伪中央。通过党中央在党员干部及共产国际支持下立场坚定、富有策略、长期不懈的斗争，大势所趋下，张国焘只得在1936年6月6日被迫宣布取消“第二中央”。

注释：

（1）张国焘伪中央成立的时间说法不一，本文采用1935年10月5日这一时间，详见秦生：《张国焘伪中央成立时间考》，《党史教学与参考》1988年第四期，第60—61页。

（2）《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展示资料选编》（长征时期），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286页。

（3）《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展示资料选编》（长征时期），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286页。

（4）《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页。俄界会议的具体内容详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56页。

（5）（6）《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四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78页、第479页。

（7）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273页。

（8）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460页。

（9）《朱德年谱》，人民出出版社1986年版，第117页。

（10）转引自苏杭、姚金果：《张国焘传》，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版，第335页。

（11）（12）《中国共产党组织史料资料》第二卷上《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7.8—1937.7），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45—53、第63—66页。

（13）《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展示资料选编》（长征时期），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227页。

（14）《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56页。

（15）《红军长征档案史料选编》，学习出版社1996年版，第343—344页。

（16）（17）（18）《红军长征档案史料选编》，学习出版社1996年版，第350页、第352页、第352页。

（19）转引自金冲及：《朱德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60页，原文见1985年7月17日《访问康克清谈话记录》。

（20）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460页。

（21）转引自朱玉：《李先念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200页，原文见《访问宋承志的谈话记录》。

（22）（23）陈伯钧：《陈伯钧日记》，中国财经出版社2001年版，第223页、第228页。

（24）《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四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78页。

（25）《中国共产党组织史料资料》第二卷上《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7.8—1937.7），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50页。

（26）张国焘在《我的回忆》（第三册）中记载“林育英还说明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决定不再干涉各国共产党的组织问题。各国共产党的内部事务，盖由其中央自行自行解决，共产国际旨在政策上予以指导。”，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296页。王金玲著《中共产党党章发展史》引用共产国际七大《关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工作》决议指出“在解决一切问题时要根据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和特点，一般的不要直接干涉各国共产党内部组织上的事宜”，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72页。两说参证，张说当属事实，但依共产国际之权威，其态度倾向所能发挥的作用不容忽视。

（27）（28）（29）《红军长征档案史料选编》，学习出版社1996年版，第349页、第351页、第353页。

参考文献：

[1]秦生.张国焘伪中央成立时间考[J].党史教学与参考，1988（4）.

[2]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Z].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1）.

[3]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四、十、十一册）[Z].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4]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M].北京：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

[5]徐向前.历史的回顾[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8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朱德年谱[M].北京：人民出出版社，1986.

[7]苏杭、姚金果.张国焘传[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2）.

[8]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中国共产党组织史料资料（第二卷上）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7.8—1937.7）[Z].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

[9]红军长征档案史料选编[Z].北京：学习出版社，1996.

[10]金冲及.朱德传[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11]朱玉.李先念传[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

[12]陈伯钧，陈伯钧日记[M].北京：中国财经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