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印度现代化面临的困境及其原因

金博文

[摘 要]印度的现代化是一种外生型的现代化，是在国际环境的影响下，受外部冲击而引起内部的思想和政治的变革从而推动经济变革的道路，印度现代化的道路在整个发展中国家独具特色且具有典型意义。独立以来，印度的现代化发展迅速令人瞩目，但也存在着许多问题，如多重原因下的社会严重分裂和对立，以至陷入困顿。本文着重探讨和论述印度自独立至今不断前进的现代化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及其深层原因，以此来勾勒和揭示印度现代化发展的另一侧面。

[关键词]印度；现代化；社会分裂

印度同中国作为人类历史长河上著名的四大文明古国中的两个亚洲大国，在近代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面前，都被迫走上了一条寻求民族复兴，梦想国家崛起的漫长而又痛苦的现代化之路。现代化在印度的启动稍稍早于中国，约开始于19世纪早期，在英国殖民者一步步的蚕食过程中，现代化的曙光也逐步洒落在这片神秘而又古老国度的土地上。当中国及其他一些亚洲国家才刚刚开始面临着列强瓜分和暴力破坏的时候，印度已经在英国殖民政府的统一治理之下，开始自觉或不自觉地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这条道路正如马克思的精辟论断所言：“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性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建设性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1]随着建设铁路、敷设电报、建立现代企业、实现农业商业化、推广近代教育、实行世俗政策、引进议会民主制的因素等，也就往往意味着现代化的启动。[2]经历了一个世纪的政治现代化、经济现代化以及社会现代化历程后，经过长期的反殖民斗争，印度到二战后还基本完成了建立独立民族国家的目标，开始了自主独立的现代化建设进程。在尼赫鲁、英迪拉·甘地和拉·甘地领导下，印度基本建立起比较完整的民族工业体系，具备了经济独立的能力，工业实力大为增强，工业技术水平令人瞩目，特别是以软件、信息通信等高精尖技术而闻名世界，一度享有“世界办公室”的美誉，印度在世界经济舞台上占有了一席之地。作为世界上又一台经济增长的巨型引擎，印度正在快速崛起，与改革开放后经济飞速发展的中国之间形成“龙象之争”的态势。

但是，工业的进步与经济的发展并不能等同于现代化，印度发展的前途也绝不能仅仅取决于经济的发展。印度炫目的现代化成就下仍然存在着如美国现代化学者英克尔斯所言“只有某个小部门已经现代化而有大片传统主义穷乡僻壤”那样对比鲜明的社会现实，面临着难以回避的发展困境。过快增长的人口数量，形形色色的教派斗争与冲突，界限明晰的种姓对立，日益严重的贫困与失业境况，根深蒂固的社会陋习，不断增长的恶性暴力犯罪事件等等这些都成为困扰印度这头“巨象”前进的阻碍因素，使其陷于困顿与崛起之间。

自80年代现代化研究在中国史学界兴起以来，国内学术界对印度现代化问题的探索与研究就已经开始。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史学界对印度现代化问题关注颇多，专著和论文不断涌现。学者们大多或对印度问题的某一方面加以关注，强调其对于印度现代化进程的不利影响，如传统种姓制影响、腐败问题等，或将印度现代化困境归之于几个主要因素，如政治民主制度、经济发展模式、传统文化的异化等等方面，但是都没有从整体上对印度现代化陷入困顿的原因作出总结性的回答。本文旨在梳理概括前人学者的观点的基础上，对印度现代化所面临困境的形成原因做一系统性的总结，为进一步研究的进行提供参考。

一、种姓制下的社会分立

凡是到过印度或对印度有所了解的人，都会对现代印度社会中的种姓问题留下深刻的印象。虽然印度现代化已走过漫长的路程，现代化的成果在今日印度也随处可见，但种姓势力和种姓观念在印度社会仍顽强地存在着，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对印度现代化的进一步发展起着极大的阻碍作用。马克思也曾指出，种姓制度是“印度进步和强盛道路上的基本障碍”。[3]因此，想要探究印度现代化进程困境形成的根本原因，对代表着印度数千年传统文化的种姓制度不进行一番探讨是不可行的。

盛行于印度次大陆达三千年之久的种姓制度具有鲜明的等级性和血统论的特征。在这种社会制度与思想观念的影响下，人被认为生来就是不平等的，天生被分成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四个种姓，在这四大种姓之外还存在着被称为“不可接触者”的贱民，这些种姓之间尊卑分明，社会地位不可变更，不同种姓的人必须严格分离开来。出生在婆罗门家庭的是婆罗门，出生在贱民家庭的就是贱民，婆罗门的血统天生纯洁高贵，贱民的血统则生来污浊低贱。一个人的血统出身决定了他一生的命运，决定了能否接受教育，能够从事何种职业，决定了他能与社会哪个集团的成员交往，与谁通婚，也决定了他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观念。虽然独立后，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种姓制度作为一种社会等级结构已经不具有合法依据，原先的几个种姓也逐步结合形成三个种姓集团：高级种姓、中等种姓和低级种姓集团，但是印度人深受该制度传统的浸染和熏陶，在社会上仍然留下了根深蒂固的种姓观念以及强大的种姓势力。这些种姓观念、种姓势力以及其所产生的种姓问题都人为地给印度社会造成了分裂，给现代化发展设置了重重的阻碍，严重地阻碍着印度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现代印度中的种姓问题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歧视迫害贱民，认为血统有清浊之分；二是在现实生活中，用人处事考虑种姓背景。[4]贱民是印度社会中最受压迫和歧视的社会阶层。贱民不仅像社会中其他劳动人民一样遭受剥削和压迫，处于贫困状况，而且还被社会上其他人当做污浊的人，被摈弃在社会之外，被剥夺了做人的一些基本权利。随着印度现代化的不断进行，作为原种姓制度核心的贱民制受到一定的削弱和限制，但是贱民的社会和政治地位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改观。占贱民人口90%以上的农村贱民在经济上受到高种姓地主的严重剥削，城市贱民由于受到歧视也很难找到工作，这就更加剧了贱民的痛苦程度。到1980年，印度全国两千万贱民家庭中，66%都还生活在贫困线以下。[5]他们贫困，营养不良，居住条件差，缺乏社会保障，没有接受教育和医疗的机会，在政治上就连最起码的人权也得不到保障，随时遭到歧视、凌辱、迫害和残杀，印度全国迫害贱民的案件逐年增加。即使在现代印度，贱民已经得到政府的保护性优待，一些贱民得到了受教育的机会，进入了企业或政府部门，但是贱民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很有限，得到晋升和提拔的机会也很少，更多是被中、高种姓势力或是利用或是排斥。如某邦一名贱民出身的国大党党员在一次大选中当选为议员，要求担任党议会党团里的一名书记，但是由于遭到其他种姓出身的党内议员的反对而落选。歧视贱民的不可接触制严重妨碍了印度人民相互之间的团结，不时发生的迫害贱民的暴行，不仅给贱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巨大损失，而且给印度带来了动乱不安，严重破坏了社会生产力。[6]然而，印度社会不仅存在中、高种姓与贱民之间的对立，各个种姓集团之间也都存在着相互对立与排斥关系。比如在职业市场中，求职者的种姓背景仍然是雇主所考虑的主要因素之一：某个种姓开办的企业往往雇用同种姓的人就职，种姓商店、场馆甚至学校也到处存在。在印度，“种族忠诚（Caste Patriotism）和种姓主义（Casteism）比民族主义更加流行，这一事实对印度的民族整合来说是威胁也是挑战”。[7]种姓内部的上层为了在激烈的政治经济竞争中加强同一种姓联合来壮大自身的力量，大力呼唤种姓观念意识，建立各种种姓组织，开展各种活动，以谋取自身及本种姓阶层的最大利益。当有权势的种姓集团利用这种办法在政治中发挥着主导作用，排斥其他种姓阶层时，这便意味着政府甚至在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和经济机会方面就会偏袒特殊群体，排斥其他群体——通常是低级种姓。几十年的政治歧视给予了上层种姓接受教育和攫取资本的特殊便利，让他们成为富裕阶层的主流，可以从国家日益增长的财富中受益。根据种姓划分经济权益，并以政府行政命令的方式来加以落实，这种做法完完全全地扼杀了一个民族的“公民才能”；也使得印度社会中种姓和少数民族的帮派林立。[8]印度是一个因为种姓制以及相伴而生的种姓观念与种姓势力而四分五裂的国家，这使得印度的大多数公民不可能有效地参与经济的或政治的发展进程。

二、宗教斗争下的社会对抗

除了因几千年的种姓观念而造成印度社会分立外，还有另外一种是因为长期宗教斗争所形成的社会痼疾使得印度社会内部出现了严重的相互对抗。

和种姓制的历史差不多一样悠久，印度的宗教斗争从古代就已经开始，那时主要在佛教、耆那教、婆罗门教和印度教四大本土宗教之间展开的。自12世纪末13世纪初，伊斯兰教进入印度地区以来，印度次大陆的宗教斗争冲突就主要表现为伊斯兰教育印度教的矛盾。在英国殖民统治前后以及独立之后，这种矛盾从此都一直贯穿整个印度社会。

印度教和伊斯兰教习俗矛盾甚多，政治经济方面的利益冲突更是两教上层斗争的焦点。英国殖民者利用两教矛盾对印巴予以分治，使得两教之间的矛盾更加激化，大规模的教派仇杀给两大宗教的信徒留下了深重的心理创伤。双方因为教派成见、现实的利益冲突以及难以化解的历史问题而互相仇视。在现代印度内部，印度教与伊斯兰教的矛盾主要体现在两教的互不信任。具体说来，又可以体现在两大方面：

首先是语言问题。在印度的多数穆斯林都使用乌尔都语，仅次于印地语的使用人数，是印度的第二大语言。它与印地语在北印度对地区官方语言的争夺一直很激烈，在一些穆斯林占人口多数的北方邦，许多穆斯林不满于印地语成为该地区的指定官方语言，要求给予乌尔都语同样的地位，但是都遭到官方的拒绝。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乌尔都语才以政府条令而非立法的形式在一些邦获得第二官方语言的地位，但是后来又都随即取消，并且大多数的邦都对乌尔都语的学习、交流使用加以限制，直至本世纪初，乌尔都语仅仅取得了辅助性官方语言的地位，或者被视为在某些地区使用的特殊用途的一种语言，把乌尔都语作为第二官方语言的努力仍然未果，长期的正当要求得不到政府的重视和满足，这使得伊斯兰教徒对在政治上占优势地位的印度教势力非常不信任，也十分不满。

第二个问题是教派利益之争。这个问题主要以发生在1984年北方邦莫拉达巴德的流血事件和低级种姓的印度教徒改宗状况为典型。发生在1984年的这起流血冲突事件是由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为争夺该地区的铜制造业的优势地位而起。由于在莫拉达巴德，印度教业主的店铺生意清淡，仅仅勉强维持度日，而穆斯林业主则货源充足，又从外地接来大量订单，营业兴旺，可以有更多的资金来兴建清真寺和学校，因此遭到印度教徒们的极端仇视，将这样的情况认为是在印的穆斯林在一些境外伊斯兰国家支持下抢夺印度教徒的饭碗和生意，对穆斯林教众大加迫害和残杀，这一教派屠杀惨剧震惊了全国。

此外，在印度一些农村地区，信奉印度教低级种姓常年受到印度教高级种姓的严酷迫害和压榨，生活难以为继，由于受到伊斯兰教所宣扬的内心信仰、宗教简朴以及教派和睦等等教义的吸引，往往选择放弃原来的印度教信仰而改宗伊斯兰教，甚至出现整村整村的低种姓群体集体改信状况。一些印度教狂热分子利用改宗大肆渲染，危言耸听地说，这是伊斯兰教蓄谋扩张的表现，是对印度教的进攻。[9]还蛊惑道，伊斯兰信徒们梦想利用民主制度在印度建立穆斯林的统治。在这样的舆论宣传下，多地都出现了各种针对穆斯林或是改宗伊斯兰教的信徒的迫害和残杀事件。如1982年初，在马哈拉施特拉就发生了印度教狂热分子残杀改宗伊斯兰教的贱民的案件。

两大宗教在印度的冲突斗争一方面是因为教派的偏见，印度教徒视留在印度的穆斯林以及改宗伊斯兰教的低种姓群体为不忠诚分子而加以仇视，穆斯林则因为在印人数较少而担心在民主政治中受到不公正的压制从而不信任占人口大多数的印度教徒；另一方面，印穆教派之争的幕后，是世俗政党、政客的显示政治利益之争，并不是真正的宗教狂热，一些政客为了捞政治资本常常打起宗教旗帜，使得印度政坛不时笼罩上狭隘的教派主义阴影。

三、贫富分化下的社会对立

印度独立以来，国民经济得到相当程度的发展，人均国民收入也有较大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也有一定提高。据官方数据，印度国民收入从1950-1951年的1673.1亿卢比增长至1984-1985年的5701.4亿卢比，增长近3倍；同期人均国民收入从466卢比增至771.5卢比，增长率超过65%；按照当年价格算，同期印度国民收入从881.2亿卢比增至17320.7亿卢比，人均国民收入从245.5卢比增至2343.8卢比，分别增长18.66倍和8.55倍。[10]

然而这些绚烂数字的背后却隐藏着两个印度的存在：一个是高级技术和尖端工业、富裕的印度，另一个则是浸泡在贫困、失业、饥饿、疾病和无知中的传统印度。正如印度能源部长瓦桑特·萨蒂所言：“增长与发展仅仅限于印度人口中的一小部分，我们事实上在贫困的汪洋大海中建造了一个繁荣的小岛......在那里我们可以看到立体的摩天大厦和五星旅馆为水平蔓延的贫民窟所重重包围。”[11]印度的收入和财富越来越集中到一小部分人手中，在印度，资产超过500万卢比的家族财团就有75家，根据1965年的数据，它们占印度全部私营公司的5.9%，总资产的46.94%，实收资本总额的44.1%。到1980年底，资产超过2亿卢比的大财团共有92家，它们的总资产相比1964年75家大财团的总资产数额增加了3.83倍。[12]家族财团基础雄厚，实力强大，虽有政策的严格限制，但是它们总能有各种办法绕过和避开，所以政府的严格限制并没有办法制止家族势力的增长，只能在速度上有所影响，家族财团的势力愈发强大。

与印度社会的顶端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底层的亿万城乡贫苦大众。贫困线是指维持最低生活的标准费用，而这样的标准也会按照当时当地的价格不断变化。据印度政府抽样调查，印度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在全国的人口比重中一直保持在39-50%左右。比如，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贫困线规定为农村家庭年收入低于6400卢比，城市家庭收入低于7300卢比。按照这样的标准，官方统计数据显示，1977-1978年和1984-1985年的贫困线以下人口数量分别为3亿和2.7亿，占全国人口的48.3%和36.9%。[13]而印度学界和舆论界则认为，印度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数目自独立以来一直在增长，所占全国人口的比重从独立时的40%左右增加到80年代的50%以上。

印度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较重比例这一现实一方面对大众消费者的购买力产生极大的消极影响。印度的大多数人口接近或低于贫困线，除了勉强糊口外，没有更多的购买力。在印度，人均开支在1200卢比以上的人总共只有8000多万，仅仅约占总人口的12.5%，造成印度社会购买力严重不足。[14]另一方面，印度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较重比例的现实对人民的身体健康和生活环境也造成不利影响。由于收入低，微薄的仅仅能填饱肚子外，没有多余的支出来增加营养和改善居住环境。据80年代印度《经济时报》的报道，印度人每天摄取食物的热量仅为1949卡路里，低于世界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数（分别为2590卡路里和2282卡路里）；印度人每天摄入的蛋白质为48.1克，达不到正常人每天需要的62克标准，比亚洲（57.8克）和非洲（56.3克）都要低。1982年，印度有8330万户没有合适住房，按五口之家标准计算，有一半以上的人口面临住房问题，大众劳动者的住房既拥挤又破乱不堪；1981年，全国城市有2500万人住在贫民窟，1985年增至3310万人，约占城市人口的20%。严重存在着的贫富分化现象日益严重地撕裂着并深刻影响着印度社会。

四、结语

纵观整个印度社会，其现代化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最突出的问题总结起来就是：社会分裂。而社会分裂给处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民族国家所带来的影响往往是深刻的，只有以全社会力量的团结融合为前提的民族国家才有可能真正走向现代化。英克尔斯在对六个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行研究后也注意到这个问题，并得出结论：“这些只有某个小部门已经现代化而有大片传统主义穷乡僻壤的国家，如果想要避免可怕的全国性的分裂对它们产生影响，就必须寻找某种方法把所有公民团结起来并融合到社会的现代部门中去。”[15]印度的社会分裂由来已久，情况交错复杂，寻道之途异常艰难，非一时一人之功可以解决，也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印度的社会分裂问题的解决尚需时日，政府和社会都需付出极大的努力，只有处理好社会分裂对自身现代化发展的阻滞，印度社会才能在“印度道路”上继续前进，否则印度现代化成果将会因为严重的社会分裂而阻遏不前，尽付东流。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0页。

[2]林承节：《殖民统治时期的印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页。

[3]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3页。

[4]洪笙：“从印度现代化进程中的种姓问题看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北京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

[5]A.赛义德：“帮助贱民的十亿卢比计划”，《印度时报》，1980年4月24日。

[6]陈峰君主编：《印度社会述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77-378页。

[7]辛格主编：《社会变化中的种姓、社团与冲突》，新德里，1992年，第39页。

[8]林承节：《印度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19页。

[9]林承节：《印度独立后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史》，北京：昆仑出版社，2003年版，第554页。

[10]印度政府：《1985-1986年经济概览》，第105页。

[11]江春泽主编，《国际经济比较研究》，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2年版，第254页。

[12]林承节：《印度独立后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史》，北京：昆仑出版社，2003年版，第508页。

[13]印度计划委员会：《第七个五年计划：1985-1990》第一卷，第33页。载《经济时报》，1985年11月29日。

[14]瓦桑特·萨蒂：《朝向社会革命》，德里，1984年，第79-80页。

[15]阿历克斯·英克尔斯：《现代人的模型：理论和方法问题》，载西里尔·E·布莱克主编《比较现代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版，第4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