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隋唐时期“獠人”初探

王皓浩

[摘 要]“獠”是居住在我国中南、西南地区的一个古老部族，通过对“獠人”变化过程，特别是其与宋以前中央政府关系的梳理，可以对广大南方的少数族群有更清晰的认识，找到他们之间的异同，以及走上不同发展道路，形成今天不同民族的原因。

[关键词]南北朝隋唐；獠人

“獠”是居住在我国中南、西南地区的一个古老部族，中原的统治者一般把他们与“蛮”、“夷”、“俚”等其他居于西南的少数部族统称为“夷”。目前史学界在研究中南、西南地区少数族群的时候，多把各族群归一讨论，用比较大的族群，如“蛮”、“夷”，来代称这些地区的少数部族，进行整体性研究，而对单个的少数族群的研究则比较欠缺。特别是对在魏至唐期间的中南、西南地区并不算主要族群的“獠”的专门性研究则更是成果罕至。目前关于“獠人”的研究要么没有针对单独的“獠人”与中央政府的关系进行讨论；要么成文时代较早，关于民族史方面的资料和研究又有很多进步，而其文中并没有采纳到。而通过对“獠人”变化过程，特别是其与宋以前中央政府关系的梳理，我们可以对广大南方的少数族群有更清晰的认识，找到他们之间的异同，以及走上不同发展道路，形成今天不同民族的原因。

一、“獠人”族群的渊源、特点以及发展

史籍一般都记载“獠人”是“南蛮之别种”。（1）《尔雅》中解释“獠”为“宵猎”，（2）也就是晚上狩猎。可以理解为此族群在早先的时候是以狩猎为主，比较原始落后。同时，也体现出中原王朝对这一族群的歧视。而在史籍中用于指一类人则最早出现于《后汉书·西南夷列传》。书中记载武帝元鼎六年，属于西南夷的夜郎国的竹姓君长为汉朝所杀，“夷獠咸以竹王非血气所生，甚重之，求为立后。牂柯太守吴霸以闻，天子乃封其三子为侯。”（3）可见，“獠人”尊奉“蛮夷”之明君为其先祖。被称为“獠”的族群西晋以前，主要散布在广大的岭南和滇黔地区。而“獠人”大批北上，进入巴蜀之地是在西晋李特起义之时。《蜀鉴》卷4，“李寿纵獠于蜀”条记载：

晋康帝建元元年，蜀李寿从牂牁引獠入蜀。李雄时尝遣李寿攻朱提，遂有南中之地。寿既篡位，以郊甸未实，都邑空虚，乃徙郡户三千已上以实成都。又从牂牁引獠入蜀境，自象山以北，尽为獠居。至是始出巴西、渠川、广汉、阳安、资中、犍为、梓潼，布在山谷，十余万家。獠遂挨山傍谷，与土人参居。参居者颇输租赋，在深山者不为编户。种类滋蔓，保据岩坚壑，依林履险，若履平地。性又无知，殆同禽兽。诸夷之中，难以道义招怀也。（4）

可见，“獠人”在入蜀之时处于比较蛮荒的状态，与其他“蛮夷”相比，也是比较落后的。历代史家大都认为“獠人入蜀”是秦汉时期开化较早的巴蜀地区出现文化停滞不前，甚至倒退的一大原因。（5）

“獠人”与巴蜀土著居民在生产方式和生活习俗上的差异十分明显。“獠人”经济生产方式依然是原始社会刀耕火种的“畲田”，或是“卧水底，持刀刺鱼”的渔猎方式。同时，由于地贫山荒的原因，一年四季常出现饥荒，因此“獠人”经常采野菜度日。（6）其生活条件也是非常原始落后的，“依树积木，以居其上，名曰‘干兰。”（7）而蜀地在李冰治水后，就是“沃野千里，号为陆海。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故记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8）巴之地在西汉时已是“五教雍和，秀茂挺逸。英伟既多，而风谣旁作，故朝廷有忠贞尽节之臣，乡党有主文歌咏之音”之地。（9）因此，“獠人”的到来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巴蜀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

在中原人看来，他们把“獠人”分为“生獠”、“熟獠”。这种区分主要是根据其与当地土著融合的程度，以及政府对其控制力的大小而定。

二、魏晋南北朝隋唐政府对“熟獠”的统治及成效

被称为“熟獠”的人一般与汉人杂居，汉化程度较高。《隋书·地理志》云：“傍南山杂有獠户，富室者颇参夏人为婚，衣服居住言语，殆与华不别。”（10）南山，即川陕交界的大巴山，那里的“獠人”文化习俗已经与汉人无异。这样的变化与“熟獠”进入巴蜀地区，需要适应当地的经济文化环境有关，同时也与各王朝中央政府推行风俗转变，兴教化有直接关系。在南北统一、国力强盛的隋唐时期，这种转化进行得更为迅速、全面。

西南地区在经历了魏晋南北朝二次“蛮夷化过程”后，民间流行多神崇拜，原始巫文化盛行，杂祠淫祀现象严重，为全国典型的淫祠区。（11）西南地区的地方官，尤其是贬官或流放的士大夫则执着于破除迷信、引导文明生活方式的易风移俗活动，并且收到了一定的社会治理效果。（12）唐代郑余庆、郑澣父子都曾为山南西道节度使，在兴元府兴办学校教育。《新唐书·郑余庆传附郑澣传》记载：“始余庆在兴元创学庐，澣嗣完之，养生徒，风化大行。”（13）这应是历史上汉中地区最早创立的府学，对当地官学教育的发展影响深远。宋代扈仲荣编的《成都文类》中还称颂到：“昔郑正公之镇兴元，创立儒宫，开设学校。其子宣公复居其位，继成前烈，殆将三百年。江汉之人，诵其遗风若前日事。”（14）这样的大兴儒学教育，也同样惠及当地各“蛮夷”族群。更有专门针对“蛮夷”的儒化教育。如唐宣宗大中十三年（公元859年），西川节度使韦皋“群选蛮子弟聚之成都，教以书数……如是五十年，群蛮子弟学于成都者殆以千数。”（15）在群“蛮夷”中推行教化，大大提高了他们的汉化程度，对于“獠人”融入当地社会生活有很大帮助。

另外，“熟獠”还成为朝廷的编户之民，对朝廷有纳税的义务，并且成为朝廷的征兵对象。在齐武帝永明二年（公元484年）的时候，陈显达出任益州刺史，随即派出使者，责成当地“獠人”上缴税赋。（16）北魏宣武帝正始（公元504年—公元508年）时，专门设立巴州“以统诸獠……又立隆城镇，所绾獠二十万户”。这些属于中央正州统辖下的“獠人”被称为“北獠”，他们“岁输租布，又与外人交通贸易”，是“熟獠”的一种。除了向政府纳税以外，“熟獠”还有承担国家兵役的职责。《北史》记载，北周梁州恒稜獠“作乱”，总管长史赵文表出兵讨伐。当制定好作战计划后，“遂以此意，遍令军中。时有从军熟獠，多与恒稜亲识，即以实报之。”（17）说明当时“熟獠”也是地方政府军队的兵源之一。另外，政府军队在当地有军事战事的时候，“熟獠”也有供应军粮的任务。唐高祖武德二年（公元619年），梁州总管庞玉征伐集州獠，军粮将尽，庞玉对当地“熟獠”说：“秋谷将熟，百姓毋得收刈，一切供军，非平贼吾不返。”原先劝其退兵的熟獠“闻者大惧，曰：‘大军不去，吾曹皆将馁死。其中壮士乃入贼营，与所亲潜谋，斩其渠帅而降，余党皆散，玉追讨，悉平之。”（18）

由上可见，中央政府对“熟獠”的统治比较全面，也是卓有成效的。

三、历代政府对“生獠”的管理以及战争

为数众多的“生獠”多散布在于巴蜀、汉中地区的山林地带，以及今天贵州、云南和广西中南部地区，还有越南境内。对于这些“生獠”，中央政府以安抚和羁縻政策为基础，招抚并设置羁縻州县，以其酋长、首领为守，统辖其民。

南北朝时期，中央政府就在“生獠”比较集中区域设置羁縻州县，这些羁縻州县多在经济文化较为发达的正州附近。“周宣政元年，信州总管、龙门公裕，招慰生獠王元殊、多质等归国，乃置费州，以水为名……后魏开生獠，于此置蒙山郡，领始阳、蒙山二县。”（19）隋唐时期设置羁縻府州的数量，较前朝则是大为增长。设置州县的范围则在由原来正州附近设立州县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展到“生獠”聚居的黔东南以及岭南西南部和安南地区。对于内附的“生獠”部族，人数较少时，隋唐政府把他们归制于较近的正州。唐朝时有“南平獠”，“其王姓硃氏，号剑荔王。贞观三年，遣使内款，以其地隶渝州”，又“显庆三年，罗、窦生獠酋领多胡桑率众内附。”（20）罗州、窦州位于岭南道最南部，临近今雷州半岛。而较大的“生獠”部族则直接设置为羁縻州县以统辖。

对于更为偏远、蛮荒的“生獠”则不为置州县，只是羁縻而已。如“雅州都督一十九州，并生羌、生獠羁縻州，无州县。……黎州，统制五十四州，皆徼外生獠。无州，羁縻而已。”（22）

由以上羁縻政策以及羁縻州县的建立看来，各个王朝，特别是国力强盛的唐朝对“生獠”的掌控比较重视，羁縻的政策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在朝廷需要的时候，“生獠”部众可以听候政府的调遣。

隋朝立国初期，有“南平獠”甯氏，甯长真为隋朝宁越刺史。“及（隋）讨林邑，长真出兵攻其后，又率部落数千从征辽东，炀帝召为鸿胪卿，授安抚大使，遣还。”（23）唐朝文宗大和七年（公元833年），“安南奏：蛮寇寇当管金龙州，当管生獠国、赤珠落国同出兵击蛮，败之。”（24）“生獠”可以以提供整支部队的形式参与政府的军事行动，这与“熟獠”以编户的身份成为朝廷兵役的承担者是不同的。前者在名义上是属于中央政府管辖下的军队，但实际上政府对他们并无实际指挥调动的权力；后者则完全是政府的正规军兵源。

但各个王朝中央政府与“生獠”的关系极不稳定，这种不稳定主要表现就是中央政府军与“生獠”的战争。“獠叛”的字眼不绝于史书，这些被朝廷称为“叛逆”的“獠人”几乎都是“生獠”。这样的战争从“生獠”与中原王朝初接触时就开始。在前面王朝对西南地区拓展开发的基础上，隋唐王朝的开拓和管理更为具体、全面、深入，版图也越来越大，进入其统治范围的“生獠”也越来越多，因此隋唐统治期间的“生獠反叛”比较频繁。

根据《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的记载，隋唐时期发生的“獠人叛乱”有35起，其中的30起发生在唐朝安史之乱之前，又以太宗朝为最多，共有13起，其次是高祖朝共有9起。这一是由于唐朝初期拓展边疆，巩固边防的需要，唐朝政府急需稳定当地社会秩序。二则与唐朝中央政府的控制力变化有关。安史之乱后，各地藩镇力量坐大，唐朝政府自顾不暇，对于本来就不是统治重点的“生獠”就更无心也无力管制。

这些战事主要发生在今四川盆地西南部、东北部直至今汉中地区，以及岭南中部山区的外围。这些“生獠”多处于唐朝正州辖区内，没被纳入正式编户。他们比起“熟獠”有更多的自身利益，也更不受政府的约束，但由于处于正州区域内，和当地民众交往比较频繁，因此摩擦也会比较多。相对于边远地区的“生獠”，他们的“反叛性”就更强。

各朝政府与“獠人”之间发生战争的原因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地方政府为了获利，对“獠人”部族进行战争劫掠

地方政府出兵劫掠“獠人”，在南朝时就有发生。史载：“萧衍梁益二州岁岁伐獠以自裨润，公私颇藉为利。”（25）这种地方政府主动进攻掠夺的行为固然可以获得一定的财物和人力，但是毕竟不是中央王朝处置少数族群关系的常态，随着各个王朝政权的稳定，势必这样的政府性质的抢掠会逐渐消逝。

（二）地方官员为了集结兵员，诈称“獠反”，以此欺骗朝廷出兵

镇守一方之官员为坐大自己的实力，时有瞒报、谎报当地实情的现象。唐朝武德四年（公元622年）益州的“行台仆射窦轨多行杀戮，又妄奏獠反，冀得集兵。”（26）

（三）为数最多的原因是“獠人”因为政府对他们“暴虐”而进行的反抗

1、反抗政府横征暴敛：

北魏宣武帝正始年间（公元504年—公元508年），“以羊祉为梁州，傅竖眼为益州。祉性酷虐，不得物情。”南朝萧梁趁机连通当地“獠”之首领，进攻梁州。北魏不得已，以“施恩布信”的傅竖眼取代羊祉，“大得獠和”。后继者“（元）法僧在任贪残，獠遂反叛，勾引梁兵，围逼晋寿。”北魏孝明帝孝昌初（公元525年—公元527年），“诸獠以（严）始欣贪暴，相率反叛，攻围巴州。”（27）唐大中末（公元847年—公元860年）“昌、泸二州刺史贪沓，以弱缯及羊强獠市，米麦一斛，得直不及半。群獠诉曰：‘当为贼取死耳！刺史召二小吏榜之曰：‘皆尔属为之，非吾过。獠相视大笑，遂叛。”（28）

地方政府的压榨盘剥长期存在，这也成为“獠人”反抗的主要原因。虽然朝廷有所治理，但是到任地方官多以此为利益收入，“交通生獠”或“渔猎其民”（29），迫使“獠人”起兵反抗。

2、反抗掠夺“獠人”为奴婢

“獠人”本有相互掳掠，外卖为奴的习惯。史书称：“亲戚比邻，指授相卖。被卖者号哭不服，逃窜避之，乃将买人指捕，逐若亡叛，获便缚之。但经被缚者，即服为贱隶，不敢称良矣。亡失儿女，一哭便止，不复追思。”在其北上与中原王朝政权接触后，则受到有组织的、有计划的掳掠，大量的“獠人”被当做为奴隶。北周孝闵帝在平服梁州、益州后，“每岁命随近州镇，出兵讨之，获其生口，以充贱隶，谓之为压獠焉。后有商旅往来者，亦资以为货，公卿达于人庶之家，有獠口者多矣。”（30）可见北朝时期，经常发生掳掠“獠人”充当奴婢的事情，由此而沦为奴婢的“獠人”数量也相当可观。

唐王朝建立后，出于恢复经济生产、缓和社会矛盾、稳定民族边疆地区的需要，中央政府颁布了一系列限制、释放奴婢的条令，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前朝政府大量虏获“獠人”为奴婢的情况。（31）但是，即使是在全国奴婢问题得到缓和的总趋势下，唐政府还是将大量“獠人”战俘当做奴婢。武德七年（公元624年）“窦轨破反獠于方山，俘二万余口。”武德九年（公元626年），“郭行方击叛獠于洪、雅二州，大破之，俘男女五千口。”太宗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左武侯将军上官怀仁击反獠于壁州，大破之，虏男女万余口。”第二年，又出兵“巴、壁、洋、集四州反獠，平之，虏男女六千余口。”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窦州道行军总管党仁弘击罗窦反獠，破之，俘七千余口。”（32）这样势必又引起“獠人”的不断反抗。

3、反抗繁杂徭役

“太宗再伐高丽，为舡剑南，诸獠皆半役，雅、邛、眉三州獠不堪其扰，相率叛。”（33）与政府的编户不同，“生獠”没有承担租赋的义务，他们只是“每于时节谒见刺史而已。”（34）因此，唐太宗强行征发“獠人”为役，即使只是正役的一半，也会引起“獠人”的反抗。

（四）在中央王朝政权不太稳定时，“獠人”也会聚众，或是联合其他力量，夺取当地政权

如前面提到的，在北魏初定梁、益州时，当地“獠人”苦于刺史的贪婪、暴政和压榨，于是主动引导萧梁的军队驻屯梁州附近，与当地的北魏政府争夺梁州。这样的情况在唐朝依然出现。不同的是，整个唐朝时期还没有出现两个政权对“獠人”地区进行争夺的情况，因此当地“獠人”多与其他“蛮夷”联合进攻唐朝地府政府。比如，“贞元中，嘉州绥山县婆笼川生獠首领甫枳兄弟诱生蛮为乱，剽居人。”（35）唐僖宗中和元年（公元881年），“石门洞蛮向环亦集夷獠数千攻陷澧州，杀刺史吕自牧，自称刺史。”（36）这样的情况比较少见，因为“獠人”的组织比较没有“蛮”、“夷”那样集中、庞大，往往都是依据险要的山势，固守一处，即使是攻下府州城池也多撤退回固堡里。

在对待这些“叛乱”的时候，政府大体采取了三个步骤，一是平息反叛，一是追究责任，一是调整政策。（37）政府会镇压、安抚并用，待叛乱平息后，追究反叛者的责任，同时也会惩处引起反叛的有责官员，或是在处理叛乱时不得力的官员，最后调整不合适的政策。因为各朝政府都还是力争“獠人”的安稳，不至于形成气候，危害当地秩序，给其统治带来隐患。

总之，自“獠人”北进，进入中原王朝直接统治的版图以来，中央政府对“熟獠”、“生獠”的统治更为直接，二者的互动更为频繁，关系也更为复杂。总的说来，中央政府依然视“獠人”为“蛮夷”之类，依然有歧视的眼光，即便是“熟獠”也被区别于当地汉人对待。但是无论是政府温和的招抚、羁縻政策，还是诉诸于战争，都在客观上促进了“獠人”与当地土著的融合，使“獠人”的经济社会文化有比较大的发展。

注释：

（1）唐代以前的正史中关于“獠”的列传，均称其出自“南蛮”。参见《北史》、《周书》、《魏书》的《獠传》。

（2）（晋）郭璞注，（宋）邢昺疏：《尔雅注疏》卷6，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86页。

（3）（宋）范晔：《后汉书》卷86《西南夷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844页。

（4）（宋）郭允蹈：《蜀鉴》卷4，长沙：商务印书馆，中华民国二十六年十二月，第52页。

（5）郭允蹈在评论“獠人”进入巴蜀这一事件时，认为“蜀之衣冠流徙荆湘，而名郡乐郊，皆为獠居矣。至唐末而患犹未已也。文物之不逮于两京，几数百年，职此之由。自蜀通中国以来，得祸未有如是之酷且久也，可不鉴哉？”参见，《蜀鉴》卷4“李寿纵獠于蜀”条。

（6）鲜于煌：《试论唐代三峡少数民族“獠人”的民俗生活特色及影响》，《西北民族研究》，2003年第1期。

（7）（北齐）魏收：《魏书》卷101《獠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248页。

（8）（晋）常璩：《华阳国志》卷3《蜀志》，济南：齐鲁书社，2000年，第30页。

（9）《华阳国志》卷1《巴志》，第4页。

（10）（唐）魏征：《隋书》卷29《地理志上》，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829页。

（11）王永平：《论唐代民间的淫祠与移风易俗》，《史学月刊》，2000年第5期。

（12）马强：《唐宋士大夫与西南、剑南地区的移风易俗》，《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3月第32卷第2期。

（13）（宋）欧阳修：《新唐书》卷165《郑余庆附郑澣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062页。

（14）（宋）袁说友：《成都文类》卷48《成都府学讲堂颂张俞》，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934页。

（15）《资治通鉴》卷17，第8078页。

（16）（梁）萧子显：《南齐书》卷26《陈显达传》，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489页。

（17）（唐）李延寿：《北史》卷95《獠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156、3157页。

（18）（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3，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5867页。

（19）（后晋）刘昫：《旧唐书》卷41《地理志四》，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682、1743页。

（20）《新唐书》卷222下《南蛮传下》，第6326、6327页。

（21）本表内容参见《旧唐书》卷41《地理志四》，《新唐书》卷42《地理志六》。

（22）《旧唐书》卷41《地理志四》，第1707页。

（23）《新唐书》卷222下《南蛮传下》，第6326页。

（24）《旧唐书》卷17下《文宗纪下》，第549页。

（25）《魏书》卷101《獠传》，第2249页。

（26）《旧唐书》卷75《韦云起传》，第2631页。

（27）《北史》卷95《獠传》，第3155页。

（28）《新唐书》卷222下《南蛮传》，第6328页。

（29）《资治通鉴》卷13，第6026页。

（30）《北史》卷95《獠传》，第3155、3157页。

（31）廖国强：《唐代前期奴婢数量缩减的原因初探》，《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第4期。

（32）《资治通鉴》卷13，第5983—6153页。

（33）《新唐书》卷222下《南蛮传下》，第6327页。

（34）《北史》卷95《獠传》，第3155页。

（35）《新唐书》卷222下《南蛮传下》，第6327页。

（36）《资治通鉴》卷17，第8261页。

（37）岳纯之：《唐朝前期民间群体性反叛的原因与处置》，《兰州学刊》，2009年第11期。

参考文献：

[1]白翠琴：《魏晋南北朝民族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

[2]卢勋等：《隋唐民族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

[3]严英俊：《古代僚族略述》，《历史教学》，1982年第1期。

[4]尤中：《唐宋时期的僚族》，《民族研究》，1983年第4期。

[5]张雄：《隋唐时期巴人的汉化趋势》，《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期。

[6]吴静、张友谊《西南地区僚族与汉族的融合及意义》，《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03年第19卷第2期。

[7]王韵：《论唐代东北和西南民族的内迁》，《青海民族研究》，2005年9月第16卷第4期。

[8]黄向春：《“畲/汉”边界的流动与历史记忆的重构——以东南地方文献中的“蛮獠—畲”叙事为例》，《学术月刊》，2009年6月第41卷6月号。

[9]杨明：《论古代重庆地区的濮、僚族》，《重庆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4期。

[10]赵卫邦：《中古时期四川的僚族》，《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1984年第4期。

[11]宋蜀华：《论古达云贵高原的濮、僚族及其和百越的关系》，《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1年第5期。

（24）《旧唐书》卷17下《文宗纪下》，第549页。

（25）《魏书》卷101《獠传》，第2249页。

（26）《旧唐书》卷75《韦云起传》，第2631页。

（27）《北史》卷95《獠传》，第3155页。

（28）《新唐书》卷222下《南蛮传》，第6328页。

（29）《资治通鉴》卷13，第6026页。

（30）《北史》卷95《獠传》，第3155、3157页。

（31）廖国强：《唐代前期奴婢数量缩减的原因初探》，《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第4期。

（32）《资治通鉴》卷13，第5983—6153页。

（33）《新唐书》卷222下《南蛮传下》，第6327页。

（34）《北史》卷95《獠传》，第3155页。

（35）《新唐书》卷222下《南蛮传下》，第6327页。

（36）《资治通鉴》卷17，第8261页。

（37）岳纯之：《唐朝前期民间群体性反叛的原因与处置》，《兰州学刊》，2009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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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黄向春：《“畲/汉”边界的流动与历史记忆的重构——以东南地方文献中的“蛮獠—畲”叙事为例》，《学术月刊》，2009年6月第41卷6月号。

[9]杨明：《论古代重庆地区的濮、僚族》，《重庆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4期。

[10]赵卫邦：《中古时期四川的僚族》，《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1984年第4期。

[11]宋蜀华：《论古达云贵高原的濮、僚族及其和百越的关系》，《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1年第5期。

（24）《旧唐书》卷17下《文宗纪下》，第549页。

（25）《魏书》卷101《獠传》，第2249页。

（26）《旧唐书》卷75《韦云起传》，第2631页。

（27）《北史》卷95《獠传》，第3155页。

（28）《新唐书》卷222下《南蛮传》，第6328页。

（29）《资治通鉴》卷13，第6026页。

（30）《北史》卷95《獠传》，第3155、3157页。

（31）廖国强：《唐代前期奴婢数量缩减的原因初探》，《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第4期。

（32）《资治通鉴》卷13，第5983—6153页。

（33）《新唐书》卷222下《南蛮传下》，第6327页。

（34）《北史》卷95《獠传》，第3155页。

（35）《新唐书》卷222下《南蛮传下》，第6327页。

（36）《资治通鉴》卷17，第8261页。

（37）岳纯之：《唐朝前期民间群体性反叛的原因与处置》，《兰州学刊》，2009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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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卢勋等：《隋唐民族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

[3]严英俊：《古代僚族略述》，《历史教学》，1982年第1期。

[4]尤中：《唐宋时期的僚族》，《民族研究》，1983年第4期。

[5]张雄：《隋唐时期巴人的汉化趋势》，《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期。

[6]吴静、张友谊《西南地区僚族与汉族的融合及意义》，《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03年第19卷第2期。

[7]王韵：《论唐代东北和西南民族的内迁》，《青海民族研究》，2005年9月第16卷第4期。

[8]黄向春：《“畲/汉”边界的流动与历史记忆的重构——以东南地方文献中的“蛮獠—畲”叙事为例》，《学术月刊》，2009年6月第41卷6月号。

[9]杨明：《论古代重庆地区的濮、僚族》，《重庆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4期。

[10]赵卫邦：《中古时期四川的僚族》，《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1984年第4期。

[11]宋蜀华：《论古达云贵高原的濮、僚族及其和百越的关系》，《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