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海战中双方火炮射速及威力的浅析

徐泽龙

[摘 要]著名的美国海权学家马汉对人类几千年的海战历史进行了仔细研究后认为：“如果谁能够真正掌握了制海权，谁就能在最大程度上彻底得改变国际历史”，而各国获得制海权的方式，往往是通过进行决定性海战所取得的，而海上决定性海战的获胜往往是由作战双方的舰船火炮的火力强弱所决定的。

[关键词]甲午海战；火炮； 射速；威力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中国军人的最“痛”。这场战争的惨败直接导致了中华民族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一直处于国破民穷的“痛苦”深渊之中。同时，战争的惨败不仅严重阻碍了中国经济、政治制度、国防建设诸多方面适时地迈进近现代化，还在很大程度上使自己丧失了一个摆脱国力疲弱、处处受制于人，实现国家振兴的大好时机。而这场决定中国近代史进程的关键战争，双方争夺的一个关键领域就是制海权，制海权的获得是对后期登陆作战最大保障。甲午海战的失败致使北洋海军龟缩在威海卫军港不敢再战，导致黄海制海权拱手于人，这为之后日军发动大规模登陆作战制造了有利条件，也最终促成甲午战争中方的惨败。而造成“世界排名第八”的北洋海军龟缩于威海卫的直接原因是中方在黄海海战中五艘舰船沉没的巨大损失。造成这种损失的一个决定性关键因素就是当时中日舰队双方火炮射速及威力的技术问题。

当时中国主力舰队——北洋海军所引以为豪的两艘铁甲舰“定远”、“镇远”，其排水量达到了七千多吨，两舰兼具有当时英国“英弗来息白”级巡洋舰的双侧舷前主炮设计和德国“萨克森”级铁甲舰龟体撞角船体设计的优点，堪称是当时“远东第一战舰”。这样对于当时的日军来说，首要的技术课题就是如何才能有效克制住这两艘铁甲舰的装甲和重炮，制胜的关键就在于己方火炮的射速及威力。

早在1885年，“镇远”、“定远”两舰刚刚在北洋舰队开始服役之时，日本就盯上了两舰，早早就迈出了追赶北洋海军的大规模造舰步伐。为此，同年10月，日本人超高薪（其工资比聘请一般外国军舰建造专家高出二十倍价码）聘请到了法国著名军舰设计师白劳易。白劳易于1886年2月2日拖家带口抵达横须贺，在日本为该国海军勤勤恳恳地工作了四年，设计了六艘军舰，这其中就包括当时号称足以击毁中国北洋海军“定镇”两舰的日本“三景舰”。

为了对付北洋海军“定镇”两舰所拥有的30.5厘米口径主炮，“三景舰”的建造特点集中体现在“小船扛大炮”的设计思路上。它排水量只达到4278吨，比“定镇”二舰差了将近3000吨，但它却拥有一门威力和射程都远远大于“定镇”两舰主炮的32厘米口径的巨炮。其设计初衷就是为了实现日军所强调的海面对战时舰队火力的全面压制。但是“三景舰”的设计却存在着明显的缺陷。以“松岛”号舰为例，其舰船主炮后置舰尾，而副炮却前置舰艏，这种设计不仅看起来是典型的“首尾难分”，而且会使舰体存在自身稳定性严重不足的缺点。此外，由于这类型的防护巡洋舰在舰型设计上过于强调火炮火力的最大化而忽视了舰体自身的装甲防御性能，致使“三景舰”的防御力显得是那么的“弱不禁风”，被习惯的称为是“裸体武士”。最后，由于舰船心脏——蒸汽锅炉漏气、腐蚀等技术原因，想让“三景舰”的实际航速达到设计标准的17.5节，简直就是“痴人说梦”。所以在后来的黄海大海战中，日军“三景舰”在海战中的实际作战表现并没有达到日军所期望的效果——全面压制“定镇”两舰火力。

而在当时实际海战中，能够真正给予北洋海军予以致命威胁的是以日军高航速巡洋舰“吉野”号为代表的先进战舰，其舰上装备的高射速先进火炮突出使用了两种先进技术——“下濑火药”和“管退技术”。

当时海军装备的炮弹中，有开花弹和实心弹两种。其中，清军最常使用的实心弹就是弹头内要大量填充泥土和砂石来配重。这种炮弹是凭借其自身惯性的重力加速度击穿敌舰，然后引起舰体自身大量进水，造成船体倾斜，但其在击中舰体后并不会发生爆炸。而开花弹是通过弹体爆炸时产生的强大冲击波和炸开时产生的大量炮弹碎片来大规模杀伤敌军、破坏敌舰舰体。但是这两种炮弹的实际威力都不是那么尽如人意，一直到“苦味酸”的出现。“苦味酸”的“引信引爆”特性是人类军事技术史上一次伟大的发现，这种物质的化学特性在1873年被德国化学家斯普伦格尔发现，该物质产生的巨大的爆炸威力远远大于以前传统意义上的黑火药。接着“苦味酸”又于1885年由法国人特平将其运用于实战，并将该物质正式作为炸药料来装填弹头使用。1888年9月，“苦味酸”的独特化学威力进入日本军事工程师下濑雅允的研究视野。1893年1月，填充了“下濑火药”的炮弹开始正式成为日本联合舰队的制式装备。该炮弹的燃点灵敏度极高，仅仅只是绳索被击中都能引发爆炸。其爆炸时除了可以产生巨大冲击波和大量炮弹碎片外，还伴随有中心温度高达上千摄氏度的大火，火焰会像酒精燃烧一样四处流动。拜“下濑火药”所赐，在甲午战争的黄海海战中，北洋海军参战的十二艘军舰中就有“超勇”、“扬威”、“定远”、“镇远”、“经远”、“来远”、“致远”等七艘曾遭受该火药的蹂躏。

“架退技术”是当时北洋海军火炮所采用的一种普遍设计结构，其火炮结构是由炮身通过“耳轴”与炮架相连，火炮发射时由于炮架所要承受的后坐力十分巨大，所以炮身会连同炮架整体向后退坐，发射后会产生很大的炮架位移，而火炮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来实现重新复位与瞄准，因此其射速自然会非常缓慢。比如定远的30.5厘米克虏伯炮，最快也要三分钟才能发射一发炮弹。而采用了“架退技术”的日舰“松岛”号，其舰上的32厘米主炮创造了半小时才发射一发炮弹的“超级”纪录。这也正是“三景舰”在海战中无法发挥其主炮大口径优势的原因所在，其“三景舰”的三门巨炮在黄海海战的五个小时对战中一共才对舰发射炮弹十三次，而且竟然还是悉数落空。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火炮的“管退技术”被研制出来，使用这种新技术的火炮射速至少是同口径架退炮火炮射速的四至五倍。这种火炮的火力设计标准并非是针对“定远”、“镇远”两舰的主装甲部位，而是把打击重点放在了损伤舰体无装甲防护和半装甲防护部位。也正是因为日本海军在战前实现了武器装备的更新换代，在战舰上装备了173门中口径速射炮，才致使日本联合舰队的火力总实力在开战时竟然达到北洋舰队的4至6倍。

而同时期的北洋舰队自从1888年成军之时，在十年时间里却几乎是未添置一艘新型战舰，装备舰队仅有的12门速射炮也是江南制造总局仿制英国阿姆斯特朗兵工厂的“翻版货”，北洋海军其余火炮技术全是停留在已经严重落伍的旧式慢速后膛炮时代。1891年，北洋海军访问日本长崎，刘步蟾就发现日本海军的军力与数年前相比已是大大进步，并大有赶超北洋海军之实力。为此，丁汝昌等海军将领向朝廷大声疾呼，添船换炮、更新舰体武器装备已经到了迫在眉睫的地步。但当时清政府朝野人士大都是眼光短浅，认为海军耗费国力过大，翁同和主管的户部对海军方面的警告更是置若罔闻，甚至决定北洋海军装备停购两年以达到节省国力之目的。更有甚者为了给慈禧太后祝寿，将本来用于淘汰旧式中小口径火炮、添置280多门新式“速射炮”的750万两海军经费优先挪用于修缮颐和园，更不论清朝户部为了“三海工程”而另外花去的1000万两白银了。

传统的舰队对战战术和交战队形可用英文字母“T”来表示，处于“T”一横位置往往被视为战位最为有利，因为这样可最大限度发挥舰船首炮、尾炮和舷炮组成的一侧强大火力。而处于“T”一竖位则往往被视为其战位最为不利，因为除了首炮能充分发挥火力以外，侧舷炮射角受到极大限制，并且还要放弃尾炮火力配合，实在是得不偿失的一种战位方略。日军也正是凭借着自己舰船在火力上所拥有的强大优势，所以在开战时才会摆出纵列队形，以侧舷火力交战。这种作战队形是以军舰舰体的最大受弹面积为代价，换取火力的最大发扬和侧舷火炮的最大射角，以实现日舰侧舷速射炮火力最大限度的发挥，达到集中优势火力打击北洋海军侧舷薄弱装甲的目的。

需要强调的是，由于日本联合舰队综合作战能力高于北洋海军，其在黄海海战中自始至终都保持着良好完整的战斗队形，并一直对北洋舰队实施“环而击之”的作战战术，致使双方一旦交火，北洋舰队的舰只都处于“T”字一竖的最不利的战位之上，显的处处挨打。所以，北洋舰队才明智的采取了“冲撞战术”，或者叫作“舰艏对敌阵型”对战敌舰。这一战斗队形的主要特点就是，放弃舰船部分火力（尾炮）和减小侧舷火炮射角，换取军舰最小受弹面积。并且北洋海军“定镇”两艘王牌铁甲舰因为采用了英国“英弗来息白”级巡洋舰的双侧舷前主炮设计，火力分布主要都是面对前方，两舰的八门30.5厘米主炮（每舰四门）被分别安置于舰体两舷。如果只用一边侧舷射击，那么只能发挥四门主炮的威力，而当时北洋海军所采取的“雁行阵”冲撞战术队形就可以使“定镇”两舰的八门主炮同时向舰艏方向射击，从而最大限度的发挥铁甲舰主炮的火力优势。所以“雁行阵”的战斗队形是北洋海军在当时的作战条件下所能想到的“最优”选择。如果北洋舰队同样摆出纵列队形以侧舷火力与日舰交战，那么在同样作战条件下，击中对方一炮自己将被击中4至6炮，舰队损失可能就不止是那5艘被打沉的军舰了。

既然舰队队形没有错，那为什么北洋水师还是在海战中处于弱势呢？原因就在于战舰的航速。日军充分发挥了自己战舰快速机动的优势。他们把舰队分成了两个游击队，等于是把自己变成两个人来作战，这就使得北洋舰队腹背受敌。并且日军采用吉野带着秋津洲、浪速带着高千惠的集团作战战术，四艘军舰集中火力打击北洋舰队的某一舰，这就是所谓的“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的打法。而北洋舰队的“雁行阵”所采取得是航速较快的主力舰在正中间，低速弱舰在两翼的布阵方式，这种阵型会造成当舰队集体往前冲时因各舰航速不等而变成人字形，原来设想的主力舰和弱舰相互掩护配合的作用无法发挥出来，反而导致日军首先用他们最强舰包围歼灭北洋舰队弱舰的惨况。

梁启超先生讲：“使我华夏四千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始”。甲午战争惨败的直接结果就是对日赔款2亿6000万两白银（其中包括了3000万两的“还辽费”和150万两的威海卫赎城费）。这样史无前例的巨额赔款使得时下的清政府不得不向英、法等列强“借款还债”，这样清政府实际上需向各借款国连本带息还款达6亿两之巨，这还没有算上割让台湾所付出的巨大历史代价。这笔对日赔款折合成当时日元是3亿2500万元，这是当时日本国政府四年的财政收入。这正如康有为在“公车上书”中所述：“闻日本所偿二万万，是使我臣民上下三岁不食乃能给之。若借洋债、合以利息扣折，百年亦无偿理，是自毙之道也”。试想想，如果在北洋海军1888年成军之时清政府不是那样的“志得意满”，不是抱着“一劳永逸”的思路来建设海军，而是真正学会“埋头实干”、“与时俱进”，让实际被挪用的750万两银子用来购置280门速射炮，让建造“三海工程”的1000万两银子用来购买本来属于中国的“吉野”号快速战巡舰数艘。那么，在黄海海战之决战时刻，北洋舰队综合战斗力将全面超过日本舰队。这样，我们就很有可能会赢得那场海战的胜利，最起码可做到分享制海权。当然历史是没有“如果”和“假设”的，那场战争后，中国进入“万劫不复”的深渊长达半个世纪，直到1945年8月全面抗战的胜利，我们才重新走了出来。

美国海权专家马汉说：“战术火力强弱决定着海上决定性会战的胜利、并进而获得制海权”，黄海海战实际上就是“一场速射火力战胜重炮火力的典型战例”。

参考文献：

[1]郭树勇，[战略演讲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2]老枪，[拐点——近代中日博弈的关键时刻]，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6年

[3]丁贤俊，[洋务运动史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探索发现》栏目编，[晚晴秘史——甲午中日大海战]，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