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历史上西方政党体制的差异及政治哲学基础

陈萌

[摘 要]比较西方政党体制，要对政党体制的类型进行划分。类型划分则需要明确分类法的原则。而通过分类法分析，得出竞争性的有无是区分政党体制的标准，进而展开对西政党制度的差异比较，划归各自所属的类型。最后，运用萨托利的“整体与部分”论来比较和推导西方政党体制政治哲学基础，进一步验证各自类型的差异。

[关键词]政党体制；类型；权力格局；竞争性；部分；整体

政党源出现代西方政治，而今覆盖全球各个角落。虽然还有极少数国家，用法律威权严禁政党存在。但这也说明，政党之不存，并非现代政治的自然结果而是人为干预造成的。伴随着政党的初生和发展，逐渐形塑出各种政党体制。本文旨在比较西方政党体制间的差异，所以首先对政党体制的类型进行归纳，选择合适的分类标准。然后再去找寻和比较西方政党体制类型的差异。最终发现类型背后所蕴含的一般性原则，即西方政党体制的哲学基础。

一、政党体制的类型标准

现实中政党体制最原始也是最有代表性的分类法，是以政党体制内政党数量的多寡为标准。法国政治学家·M·迪韦尔热“总结以前政党研究的成果，把政党体制分为一党制、两党制和多党制。”[1]但即便是同属一类政党体制，也会因为可观察到的迥然的政党间关系或政党属性，而使政党体制差异明显。比如多党制中的特殊类型，“五五年体制”时期日本的一党优位制；冷战时期，非洲国家的一党制与共产主义国家的一党制在意识形态有无的差别。所以政党数量的多寡，远不足以描述出政党体制的差异。这就需要在政党数量这一基本变量的基础上，加入蕴含其它属性的变量，形成更加深入的标准，以适应现实政党体制的分类。比如政党规模，是政党体制内除政党数量之外，另一个易观察的基本变量。有些学者如A·S·班克斯和R·B·泰克斯特，引入该变量，在政党达到一定规模以上作为一种属性，将政党类型划分成五种：即一党制、主从党制、一个半党制、两党制和多党制[2]。随着现实政党体制的发展，政党体制类型的研究也日益变量多样化和标准深化，力求符合政党体制的现状。

学者们的分类标准众多，“但相对而言，也还是有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得到较普遍的认同”[3]，萨托利是其中之一。萨托利一方面肯定政党数量和规模在政党体制研究中基本变量的地位，并且发展出“相关政党”这一概念；另一方面他在这二者之外引入了意识形态，并将其一分为二：1）意识形态之间的距离和2）意识形态的强度。通过对政党体制分类标准的研究，萨托利也对分类法本身进行了一种类型划分，即分类（classification）和分型（typology）的区别：分类依据单一变量中的两种相对属性进行划分，而分型“是一种根据多种属性而进行的一种排序……是根据一个以上的标准进行的排序。”[4]萨托利指出，对政党体制的类型研究——这种基于不断增加变量的类型划分——的目的，是为了真实反应一个更加原初的问题，即政党体制的实质——政党体制内政党间的“权力格局”。“但是格局只有在其影响其机制（即体制如何工作）的意义上才是有意义的。……从而对整个政治体制的一系列功能特征的时候才是有意义的。”[5]权力格局的分布，其所反映的是权力持有者的状态和未来趋势。更进一步说，就是权力持有者是否会发生位置更迭，即多数党和少数党的政党轮替。所以，在不断细分的分型之上，萨托利得出一个基本分类标准，即政党体制是否具有竞争性。

本文援用萨托利的政党体制类型划分对比中西政党体制，探讨其各自的政治哲学基础。

二、西方政党体制的类型划归

政治意义上的西方以西欧、北美国家为主，西方政党体制则以这些国家及其现代政治文明外延的国家的政党体制为范围。所以，本文考察的西方政党体制可以拿西欧北美的政党体制作为标杆。在这些国家里，典型的政党体制有英美的两党制和法德的多党制。

它们有些在细分的分型上具有相当大的差异，比如法德的政党体制。如果从政党数量和政党规模这两个变量来看，会觉得法德之间很相似：联邦议会（国民议会）都是长期由基民盟/基社盟（人民运动联盟/法国民主同盟）和社民党（社会党）两党（联盟）领衔左右翼轮替执政，此外一些小党分配剩下的议席。但是，法国有能够影响选情和政治格局的极化政党，如代表极右翼势力的国民阵线。虽然在国民议会577席中只获得2席，但国民阵线在74席次的欧洲议会却拥有3席，在法国区域议会1880席中占据118席。该党在2002年和2012年的总统大选中都对选情产生了重大影响，是名副其实的“相关政党”。法国极化政党的坐大，与法国的社会结构和思潮传统有关，在此不赘述，不过由此表明，在意识形态强度这一变量上，法国政党体制可称为极化多党制。相较而言，德国则是典型的温和多党制。

由于在具体分型的不同，在对比西方政党体制的差异时，就不能囿于西方政党体制内部各个类型的不断比较，而要从总体上对作为西方政党体制这一大的类型出发考察。不论是法德还是英美，不论是多党制还是两党制，其政党体制塑造的体制内权力格局，仍使竞争存在，使得多数党的掌权存在易手的可能。所以，西方政党体制是竞争性体制。

三、政治哲学的基础原则

西方政党体制因为竞争的有无而分野，那么在这两种不同类型的背后，各自蕴含着怎样的政治原则呢？对此萨托利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他运用“整体——部分”的整体主义视角考察了政党与国家政治之间的关系，将国家政治看作“整体”，政党看作“部分”。这一论证的理论前提是他提出当代西方的国家政治是以政党政治为主导，而非之前时代的宪法政治或议会政治。对于这个理论前提，从两个部分来理解会更加透彻。

西方政党体制内的政党是作为组成“整体”的“部分”而存在的。西方政党体制作为其政治体制的“部分”，还是与其他更加重要的“部分”一道组成西方政治体制这个“整体”。这其中的“其他部分”有作为“整体”框架作用的宪政体制和作为平台作用的议会体制等。尤其是宪制，它是整个西方政治运作的基本共识，在这样一个共识的笼罩下，政党和政党体制这样“非意图性后果”的产物才能在共同的约束下化分歧为妥协。而且通过普选权的渐次扩大，政党体制的运作才将对议会负责的负责型政府转变为对选民负责的反应型政府，政党寻求选票而竞争，最终将代表社会的大众纳入国家政治中。政党体制作为表达手段，促使民主政治最终形成。

参考文献：

[1]王长江：政党论[M].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44页.

[2]王长江：政党论[M].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45页.

[3]王长江：政党论[M].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47页.

[4]G·萨托利：政党与政党体制[M].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177至178页.

[5]G·萨托利：政党与政党体制[M].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183页.

[6]G·萨托利：政党与政党体制[M].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70页.

[7]G·萨托利：政党与政党体制[M].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3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