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最后”的故事

杨海量

民国时期，大师辈出。如今，他们的背影渐行渐远。然而，他们的精神、思想、信仰种种，却不会轻易被雨打风吹去。哪怕是他们生命“最后”的故事，读来也格外动人。

梁启超被协和医院误诊，割除右肾，术后病情加重，于1929年1月19日溘然长逝。然而，就在1926年被误诊后，反对西医的声音甚嚣尘上，梁启超却发表了题为《我的病与协和医院》的声明，公开为西医辩护，希望人们不要为了个别病例误诊而全面否定西医的科学性，“我们不能因为现代人科学知识还幼稚，便根本怀疑到科学这样东西……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

陈独秀晚景惨淡，贫病交加，却并非无所作为。他撰写的《小学识字教本》，颇有含金量。当时，国民党教育部部长陈立夫审查书稿时，认为“小学”两字不妥，要换。陈独秀听说后，恼怒地答复：“陈立夫懂什么？‘小学指声音训诂、说文考据，古来有之，两字一字也不能改。”国立编译馆慑于当局，不敢付梓，但之前预付的5000元却没有再要。陈独秀对妻子潘兰珍说：“书没有印，这5000元不能动。”1942年5月13日，陈独秀卧病在床，正写到《小学识字教本》（下）中的“抛”字，便四肢无力，不能入睡。半个月后，陈独秀撒手人寰。

1950年12月19日晚，傅斯年穿着一件厚棉袄伏案写作，妻子俞大彩坐在对面缝补他的袜子。因为傅斯年次日要参加两个会议，俞大彩催他早点休息。傅斯年说，他正在为董作宾先生办的杂志写稿，希望尽早拿到稿费，“稿费到手后，你快去买几尺粗布，一捆棉花，为我缝一条棉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