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唯一一家民企入围500强的喜与忧

杨柏，资深记者、编辑，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客座研究员。香港经济导报执行总编辑，曾任中国青年报贵州记者站站长、深圳报业集团深圳商报《经济瞭望》周刊主编、理论部主任。著有《走进大山》、《迎接挑战》、《横向布局中国》等十余部专著。

8月18日，全国工商联发布2014中国民企500强排行榜，贵州有一家民营企业以年营业额158.7亿元，列于第254位，成为贵州此项年年刷新的历史记录奖牌的获得者。最初，在微信上读到这个消息时，不免有点兴奋。于是又找了更多的报道来读，结果感觉又像兜头被泼了一盆凉水。

据报道，2014中国民企500强排榜中，企业年营业额在2000亿元以上的共7家，2000—1000亿元的9家，1000—500亿元的27家，500—200亿元160家，200—100亿元253家。百亿及以上企业超过了91%，说明改革开放35年中国民营经济第一方阵阵容的飒爽。可是如要以行政省为单位领回自己的孩子，你会发现，浙江入围达138家，位居第一；贵州、吉林，却都是1家，倒数第一。贵州和吉林与发达地区形成了鲜明落差，凸显了区域发展的不平衡。

本来一件高兴的事，为什么又让人兴奋不起来？想了几天，我觉得这恐怕首先要从“起得早”与“走得如何”，两句话中去找某种解释。从1978年启动改革以来，贵州至少有两件“起得早”的事有口皆碑：一是农业改革贵州较早实施了包产到户。当年池必卿书记的名言：“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上了人民日报；二是20世纪80年代贵州就创办了中国最早的一个民营经济改革试验区。得益于此，贫穷落后的贵州，才一路走来，有了民企入围500强“摘帽子”的业绩。有消息说，2013年，贵州民营经济增加值突破3400亿元，占比43%，对贵州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60%。然而，与沿海发达省区比，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

大概于20世纪90年代前后，包括我在内的一群贵州“小老乡”，曾在深圳听过老书记朱厚泽讲他到浙江考察民营经济的情况。也有报告表明，2012年浙江省民营经济创造增加值为22111亿元，占GDP的比重为63.8%，其中个体私营经济增加值20107亿元，占GDP的58%。2000-2012年浙江民营经济增加值占全省GDP比重保持在60%-70%之间。从发展速度看，1979-2012年，浙江民营经济增加值年均增长18.2%，其中个体私营经济年均增长26.4%，大大快于按现价计算的GDP年均增长速度（18%）。在中国宏观经济出现下行压力的弱增长阶段，浙江民营经济，仍贡献非凡，相形之下，对后来者真是有点醍醐灌顶了。

与浙江相比，另一个有意思的视角是本次入围500强企业的行业及产业结构。在浙江上榜的138家企业中，大部分集中在制造业领域，其次居于房屋建筑与房地产业，与整个上榜企业涉及的行业产业结构相符。2014中国民企500强营业额上万亿的一共4个领域：分别为：一是制造业，73890亿元；二是批发零售业，17234亿元；三是房地产，14870亿元；四是建筑业，10132亿元。与此对应，浙江民营经济产业结构总体呈现的是“二、三、一”格局，入围企业经营也多数在制造业，28家在房地产与建筑业，符合也说明浙江经济正处于工业化向服务业过渡的历史阶段；而贵州唯一入围的企业是房地产公司，与浙江比，则表明贵州的经济结构与水平还没走出“农转非”的发展阶段。同时一个有趣的现象也意味深长，贵州这家入围企业是在把房地产业包括在内的第三产业里做大的。而今，中国房地产暴利时代已然结束，贵州经济与房地产、与第三产业如何理清头绪，势必会成为一个须着手解决的问题。

按照哈佛商学院的经典定义，产权是企业生理基础的DNA。我国企业改革，从企业承包开始，一路走来，在所有制上的思路，基本可以解读为是不断废除极左的“一大二公”，通过制度创新，引入民营化基因，使虚拟的产权关系，有了归属安排，从而重建了市场基础，激活了大批企业。有句老话说，中国市场经济改革有多成功，一个标志就是看产出多少明星企业。此次500强排名的前7家，营业额总和已达16760亿。这个数字，拿到国际上比会超过不少小国家；在国内则超过2013年GDP排名第15名内蒙古及以后的15个省自治区和2个直辖市，约是贵州经济总量的2倍。可见打造好企业，本是中国梦的一个组成部分。（责任编辑/吴文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