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阳
(中国人民大学,北京 100872)
新世纪以来,随着我国改革的不断深化,政府职能的进一步明确,社会政策领域的职责范围也不断明确。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也成为我国政府的重要施政目标。但是近年来关于“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讨论主要是集中于现实的困难和实现的路径层面,对于其推行的必要性的专门讨论比较有限。
目前学术界对于公共服务的概念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根据经济学中的公共物品概念引申的公共服务,其核心是物化的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产品或服务;二是旨在满足均等化的政府行为[1]。第一种观点是学界的主流,第二种观点将均等化的政府行为作为公共服务的定义,再论证其必要性就陷入了循环论证的陷阱,同时这种以结果推导行为的定义方式也不利于公共服务范围的确定,故笔者倾向于公共服务的第一种界定方式。
基本公共服务是最重要、最基础的公共服务。目前在我国对于基本公共服务的范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归结起来大致可以分为四类:基本民生性服务,公共事业性服务,公益基础性服务和公共安全性服务[2]。狭义的社会政策主要关注其中的基本民生性服务和公共事业性服务两个领域的内容,具体包括了贫困救济、医疗、养老等方面。
现有的观点认为,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内容包括两个层面的均等,即每个公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的机会均等和享受基本公共服务的结果均等[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