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宓日记续编》中的“茅盾”

肖太云

吴宓对新文学整体无好感。由于受白璧德新人文主义的濡染，他有一套迥异于科学启蒙主义的世界观，抵制变革，对新文化运动充满敌意，将新文学喻为“乱国文学”和“土匪文学”，视新文学家群体为破坏秩序扰乱人心的“过激派”，特别是对提倡白话反对文言的人充满怨恨，对有关“五四”纪念的活动也是不肯参加。如1940年5月4日日记云：“是日五四运动纪念，放假。上午精神动员会，庆祝五四。宓未往。读沈从文等之文，益增感痛矣。”1944年1月23日《吴宓日记》云：“今晨读《中央日报》沈从文撰社论，力斥文言而尊白话，甚痛愤。认为亡国灭种罪大祸极。”1946年11月10日日记又云：“胡适、傅斯年、沈从文辈之精神压迫，与文字讥诋，亦将使宓不堪受。吴宓对白话文和新文学家的攻击，用词尖刻，言语激烈，感情义愤，仅从感性着眼，其批判缺乏客观性和科学性，但他辩护的基础是出于维护、承继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的初衷，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因此，民国时期，吴宓很少或不愿去阅读新文学作品。令人意外的是，对优秀的新文学作家和新文学作品，吴宓又不吝赞美。笔者从《吴宓日记》发现的特例至少有三。特例之一是老舍的《骆驼祥子》。1940年5月23日，从早晨到晚上，吴宓沉浸在老舍的《骆驼祥子》里，感同身受，几欲落泪。“晨至夕，连读老舍著《骆驼祥子》小说，甚感动。以为此小说甚佳，脱胎于《水浒》，写实正品。描叙人力车夫之生活心理环境，甚详且真，而不乏忠厚之意。法之Zola等实不及也。又此书能摄取北京之精神及景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