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曹植作品中“功业之心”的创作缘由

梁琨

（新乡学院文学院）

论曹植作品中“功业之心”的创作缘由

梁琨

（新乡学院文学院）

作为“建安之杰”的曹植，堪称文学史上的天才。他在建安文坛留下大量的诗歌创作。这些作品不仅体现了时代的风格，而且有浓郁的个性特点，历来都是文论家关注的焦点。

曹植 功业之心 创作缘由

曹植是我国历代公认的建安文学大家，建安文坛的杰出代表。他曾经离位高权重的帝王宝座只有一步之遥，最终却被自己的兄侄逼得带着未施展开的抱负离开人世。现实生活的大起大落并没有泯灭他的雄心壮志。相反，他本人天生所具有的创作才能与其自身的经历完美融合在一起，从而造就了文学史上独一无二的曹植。是什么让曹植有如此深远的影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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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创作离不开具体的环境，一个时代文人们的创作风气必定会对每一位作家给予有力的影响。建安时期是我国文学史上一个光辉灿烂的时期。中国文学发展到这一阶段，结束了以汉赋占统治地位并作为代表的汉代文学，开始了“五言腾踊”、“梗慨多气”（刘勰《文心雕龙》）的建安文学的新时代。当时的历史现实是，东汉王朝外戚和宦官迭互掌握政权，他们之间不断进行尖锐的生死斗争，同时对人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榨，终于激起了黄巾大起义，以及随后的董卓之乱和军阀大混战，中华大地是一片“旧土人民，死丧略尽，国中终日行，不见所识”（曹操《军谯令》）及“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曹操《蒿里行》）的惨相。这为当时的诗人提供了极为真实生动的创作素材。

而由于巨大的社会变革和动荡，促使旧的封建秩序被破坏，人们的意识也发生着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原来由封建统治者极力提倡而从中形成人的道德行为规范的儒术及以其精神为原则的用人制度，都在这一时期失去了它所有的统治力量。顺应这一潮流，曹操提出了超道德的，以人的才能发挥为主的价值追求。作为建安领袖的曹操出身于宦官世家，其父为历事安、顺、质、桓四帝的大宦官曹滕的养子。在豪门看来，这样的出身并不光荣。为了避开内心深处的自卑，他“性不信天命之事”，在用人观上注重才能，并不看重出身。在这样一个伟大的父亲面前，曹植必然会受到影响。曹植的幼年是在军阀混战中度过的，他“生乎乱，长乎军”，随父创业，北征西讨，在时代的感召下，在父亲的教导下，从小就培养起救时济世的雄心大志。汲汲于建功立业，想以较清明的政治获得统一的的力量，这和曹操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曹氏父子同写悲慨，曹操和曹丕的悲慨，更多的是抒写时代的苦痛，唯有曹植，他的悲慨带有鲜明的个性特征，是属于个体的悲慨。他有自己的人生追求：首先是要在政治军事上建功立业，退而求其次则是作书而成一家之言，再次便是壮夫不为的辞赋小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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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植也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打破腐朽的旧道德。在一般人看来，追求功名是为了荣华富贵，高官厚禄，跻身于社会的高层。而已经贵为王侯的曹植仍不懈地努力追求，这不是其他人所轻易赶得上的。在他的世界里，所有的地位、权力都是要有功劳来支撑的。如果无功无劳，即使你官高位显，仍然是一无所有。也许有人会说，曹植的所谓追求只是为了登上帝王宝座，所谓愤懑只是失势的牢骚，并非毫无功利性可言。文人们只是因为子建受到曹丕的迫害，出于怜悯的心理才力捧他的诗。郭沫若就说：“曹子建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一大半是封建意识凑成了他。人们要忠君，故痛恨曹操和曹丕，因而也就同情于失宠的曹植。”①刘勰也说过“文帝以位尊减才，思王以势窘益价”（《文心雕龙·才略》）。他们都认为不少诗人在开始时都希望自己是治世之能臣，在政治上有一番作为，却大都身世沦落，而以诗词闻名于世，命运与曹植相似，所以有种认同感。诚然，在评价某一位诗人时，我们不能有个人情感掺杂在里面，我们不能因为曹植的命运不济而同情曹植，但也不能由此而把感情的天平倾向曹丕。曹植的出身决定了他必然要经历一番王位的争斗。他的雄心壮志，固然要以个人对功名的追求表现出来，不过，这是封建时代中许多知识分子都使用的方式，但曹植的功名心常常是与“国”和“民”联系在一起的。张可礼在《建安文学的发展阶段初探》中说道：“他（曹植）是曹魏集团内部矛盾的直接参加者和失败者，有亲身的经历和深切的体验，他的作品中饱含着痛苦和愤慨，但这些思想感情里面并没有完全局限于个人权势利益的得失，并没有完全沉浸在个人狭隘的感伤当中，他的痛苦和愤慨常常是和为国立功、统一天下的理想融合在一起的。”②曹植在曹丕父子当权后，对他们之间的君臣关系从来不敢懈怠和反抗，而是“忍垢求全”（《困学纪闻》），有时流露“昔为同池鱼，今为参与商”（《种葛篇》）和“生存华屋处，零落归丘山”的不满情绪，而更多的是“飞鸟绕树翔，嗷嗷鸣索群，愿为南流景，驰光见我君”（《杂诗六首》其三），表现出哀求君臣之谊的恳求。他孜孜以求的并非一种地位，而是要实现自己为国为民的雄心。

曹植的感情世界是非常丰富的，饱满、热烈、奔放的激情使他有了不断进行创作的动力，他既有狂放不羁、无拘无束、风流自赏的诗人的浪漫气质，同时也重视骨肉亲情，体恤怜悯不得志者，同情被战争欺压着的劳苦大众。他的风流潇洒的气质使他有了“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的向往，有了“烈士”之类的英武形象，而重视人伦中的种种亲密感情的气质，又使他多愁善感，情感真挚、恳切，充满友爱和同情心。这样的感情世界使他对“国”的关心始终如一。“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杂诗》之五）、“国仇亮不塞，甘心思丧元”（《杂诗》之六）、“事君贵于兴国”（《求自试表》）等都是他内心的真实写照。虽说他诗中的“国”特指曹魏政权，但他渴望结束三分天下的局面是有进步意义的。在爱国的同时，他也忧民，常见的两种说法分别见于《夏侯赞》、《周武王赞》的“拯世济民”和“辅主惠民”，还有“古之仁君，必有弃国，以为百姓”（《转封东阿王谢表》）。一些评论家认为曹植的诗歌缺乏现实意义，留给后世的只有《送应氏诗》、《泰山梁甫行》两首。我们对文学作品的现实性似乎有种狭隘的理解，似乎只有写了人民的生活，才能反映当时的现实，揭露社会的矛盾。用这种观点来要求，必然会贬低曹植作品的价值。文学作品尤其是以抒情成分为主的诗歌，必然通过作家的主观认识和切身感受来反映现实。如果要求古代诗人都能“叙人民之事，抒人民之情”是完全脱离实际的。像王粲《七哀》那样描写人民的疾苦，当然是反映了汉末动乱时代的现实。但同时还有另一方面的现实，那就是英雄豪杰乘时建功立业的积极进取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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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植的作品中的“功业之心”是时代背景、个人地位及性格感情多方面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在他的作品中突出呈现出了不懈追逐理想的心，爱国忧民的心，渴望建功立业的心。

注释

①郭沫若.论曹植[A]//历史人物[C].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49.

②张可礼.建安文学的发展阶段初探[J].文学评论,1983(5).

[1]袁行霈.中国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2]裴登峰.曹植诗新探[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