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提要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差异

2014-12-12 13:59刘志扬
黑龙江史志 2014年21期
关键词:四库全书

刘志扬

[摘 要]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提要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并非完全一致,其差异表现主要有体例不同、书名卷数不同、排序不一、评价不一,本文将其差异按成因进行分类,并进行简要分析。

[关键词]《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差异

《四库全书》是清乾隆时期纂修的大型丛书,于1772年始修,阅十年而成,先后抄有七阁。馆臣于每书之前撰有提要,称之为阁本提要。《四库全书总目》则将这些提要汇集编成一部目录,如《总目》凡例所云:“今于所列诸书,各撰为提要。分之则散弁诸编,合之则共为《总目》。”(1)由此观之,《总目》提要应与阁本提要一致才是,但由于种种原因,两者竟不相同。笔者比勘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提要与《总目》提要发现有大量的差异,现将二者差异分类简述如下,并对其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

一、对象不同造成的差异

对象不同造成的差异主要有两类。

第一类:体例上的不同。《总目》凡例中明确规定:在提要之首,先云某朝某人撰,再详作者爵里生平,后点评文章得失。而阁本提要之首皆云“臣等谨案,某书多少卷”,末尾皆云“乾隆多少年多少月恭校上,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总校官臣陆费墀”,校之《总目》皆无此语。又《总目》凡例规定,如某人已有某书被《总目》著录,则不再详其爵里,仅云其有某书,已著录。校之阁本提要,则与此不同。如《敬乡录》,阁本提要云:“元吴师道辑。师道字正传,婺州兰溪人,至治元年进士,仕至礼部郎中。”(2)而《总目》仅云:“元吴师道撰。师道有《战国策校注》,已著录。”(3)

第二类:书名的不同。《总目》提要与阁本提要著录书名不一致者颇多。如阁本著录《前汉书》、《前汉纪》、《唐创业起居注》、《资治通鉴外纪》、《纲目分註拾遗》、《九朝编年备要》、《资治通鉴前编》、《圣祖仁皇帝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平定两金川方略》、《钦定剿捕临清逆匪纪略》、《钦定平定台湾纪略》、《钦定重订契丹国志》、《钦定重订大金国志》、《萧氏续后汉书》等。《总目》则依次著录为《汉书》、《汉纪》、《大唐创业起居注》、《通鉴外纪》、《纲目分註补遗》、《宋九朝编年备要》、《通鉴前编》、《亲征朔漠方略》、《钦定平定两金川方略》、《钦定临清纪略》、《钦定台湾纪略》、《契丹国志》、《大金国志》、《续后汉书》等。通过两提要著录的书名,我们可以发现《总目》著录书名有从朔从省的特点。

之所以产生以上提要体例和书名的不同,应是两书的对象不同所导致。《四库全书》在一部书校对完成后会撰写提要进呈乾隆帝御览批示,提要及书名较为严谨、庄重,而《总目》提要则是将阁本提要汇集成目录,面向大众,并非专供一人,自然要将格式套语删除,也就导致了两者体例和书名上的出入。

二、誊录手误造成的差异

誊录所造成的差异主要是个别字词和卷数的不同。四库馆负责誊抄的“誊录”,前后达数百人之多,其抄录水平自然不一,且“誊录”每日以至少一千字为限,为赶进度,不免有疏略之处。如阁本《新五代史》提要著录为七十四卷,而《总目》提要著录为七十五卷,检校原书实为七十四卷,疑《总目》提要在誊录之时将“四”字误为“五”字。又如阁本《钦定平定两金川方略》云:“臣等谨按《平定两金川方略》五十二卷,乾隆……进凡,御制《序文纪略》一卷、《天章》八卷冠于前,臣工《诗文》八卷附于末。”(4)而《总目》云:“臣等谨按《平定两金川方略》一百五十二卷,乾隆……进凡,御制《序文纪略》一卷、《天章》八卷冠于前,臣工《诗文》八卷附于末。”(5)笔者查原文为一百五十二卷,《总目》提要无误,而阁本提要则脱“一百”二字。

三、编排体系不一造成的差异

《总目》提要排序与阁本排序之间也有些许出入。如阁本《滇考》排在《明史纪事本末》之前,与《总目》提要顺序相反。查《滇考》作者为顺治戊戌(十五)年进士,《明史纪事本末》作者为顺治丁亥(四年)进士,凡例云:“其余概以登第之年、生卒之岁为之排比。或据所往来倡和之人为次。无可考者,附本代之末。”(6)馆臣在编修《四库全书》之始,其编排思想是比较朦胧的,并没有一个具体的、完整的编排体系。而经过长期的实践之后,在编《总目》时就有了明确的、完整的编排体系,如凡例所云:“至于列朝圣制、皇上御撰,揆以古例,当弁冕全书。而我皇上……尊崇昭代。特命个从门目,弁于国朝著述之前。”(7)“诸书次序虽从其时代,至于笺释旧文则仍从所注之书而不论作注之人。”(8)

四、不同编者导致的差异

《四库全书》前后阅十年乃成,《总目》更是历十七年定稿,前后参与编修人员数不胜数。

首先,编者的不同知识体系会导致提要评价上的差异。如阁本对《文献通考》以“特足千古”为评,称他人续作为狗尾续貂,可见对其书极其重视。而《总目》提要则用了许多纸墨论证书的得失,考察全书,善善恶恶,更加全面。又如阁本评价《唐创业起居注》云:“凡此之类,皆疑此书为得其实,未可与寻常稗史一概而论。”(9)将其与“稗史”相比较。《总目》则云:“则凡与《唐史》不同者,或此书反为实录,亦未可定也。”(10)与正史相提并论,可见其对该书史料可信性的肯定,两提要决非出自一人之口。

再次,不同的编者对书籍卷数的统计方式不一。如阁本《史记疑问》提要著录为三卷,而《总目》提要著录为一卷。查阁本《史记疑问》分为上中下三部分,故可著录为三卷,亦可著录为一卷。又如《钦定石峯堡纪略》原文二十卷,冠有御制诗文。阁本提要著录时将御制诗文作为一卷著录为二十一卷,而《总目》提要未将御制诗文作为一卷仍著录二十卷。

五、修改不同步造成的差异

《四库全书》和《总目》都经过了多次修改,在修改过程中并非对每本书的版本、卷册、提要都进行校对,导致了两种提要修订不同步,出现差异。如阁本《史记索隐》提要正文中有“弘文馆”(11)三字,弘文馆本为唐时设置的一个官署,后在修改《总目》时避讳乾隆皇帝名,在《总目》中改为“宏文馆”(12),阁本未能与《总目》同步修订,仍为“弘文馆”。

又如阁本《史记集解》提要正文有“官至中郎参军”(13),而《总目》为“官至南中郎参军”(14)。考之于《隋书·经籍志》:“《史记》八十卷,宋南中郎外兵参军骃撰。”(15)同时《宋书》、《南史》本传皆云“南中郎参军”。且宋齐之世,共东西南北四中郎将,皆以皇子为之,可开府置官属。南中郎,所仕府之名,参军则为其职,中郎之上,应当有南字。《总目》后在修改过程中发现此处漏一“南”字,及时更正,而阁本未及时更正。

再如阁本《辽史》提要著录:“臣等谨案《辽史》一百十五卷。元托克托等……书成。为本纪三十卷,志三十一卷,列卷四十五卷。”(16)而《总目》提要著录:“《辽史》一百十六卷。元托克托等……书成。为本纪三十卷,志三十一卷,表八卷,列传四十六卷,《国语解》一卷。”(17)其著录卷数差异在于“《国语解》一卷”,按:《辽史》原附有《国语解》一卷,后删去,作《辽金元国语解》一书,阁本提要及时做了调整,而《总目》提要未及时修订。(其中志十七分为上下两篇,计为两卷,志应该为三十二卷,两书提要均误)。

六、小结

由于对象不同、誊录手误、编排体系不一、多次修订、编者不同等原因,导致了《总目》提要与文渊阁《四库全书》提要之间在体例、卷数、书名、排序、内容等方面存在有大量的差异。正如余嘉锡先生所云:“古人集毕生精力,专著一书,其间抵牾尚不自保,况此官书,成于众手,迫之以期限,绳之于考成……自不免因陋就简,仓促成篇。”(18)笔者以为,对于如此卷帙浩博的丛书而言,有所抵牾在所难免。虽有差异,但《总目》提要与阁本提要分类体系一致,内容大同小异,思想大体相符。《总目》是在阁本提要基础上进行调整加工,修正阁本提要的些许错误,不涉及主要思想观点。在整个思想体系方面并没有大的突破,仍属于同一思想体系。对于其中的差异部分,我们在引用两种《四库》提要时需谨慎对待,先进行对比,发现差异后结合相关的资料,严加考证。

注释:

(1)《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7页。

(2)《四库全书》,台湾:台湾商务印书馆,第451册251页。

(3)《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522页。

(4)《四库全书》,台湾:台湾商务印书馆,第360册1页。

(5)《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441页。

(6)《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7页。

(7)《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6页。

(8)《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7页。

(9)《四库全书》,台湾:台湾商务印书馆,第303册955页。

(10)《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420页。

(11)《四库全书》,台湾:台湾商务印书馆,第246册447页。

(12)《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398页。

(13)《四库全书》,台湾:台湾商务印书馆,第245册1页。

(14)《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398页。

(15)《隋书·经籍志》,上海:商务印书馆,1955年,第39页。

(16)《四库全书》,台湾:台湾商务印书馆,第289册19页。

(17)《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413页。

(18)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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