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跨越“难关”：解放初期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群众工作及启示

[摘 要]在上海解放前夕，毛泽东就清醒地指出：“进入上海，对于中国革命来说，是过一大难关。”如何跨越这一难关？对中国共产党而言，不啻为依靠群众工作这一基石。而我们党在开展群众工作过程中主要把握了四大着力点：生活关怀、价值引领、典型示范和良法善治。有效的群众工作使党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因而才顺利地跨越了中国革命的一大难关。这一历史为今天我们党践行群众路线、做好群众工作留下了重要启示和借鉴。

中国革命一大难关；解放初期上海；党的群众工作

[关键词]

[中图分类号] D2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4）12-0009-04

一、“难关”问题的提出：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进上海争取群众、赢得民心进行思想政治总动员

1949年是中国革命的决胜年。百万雄师饮马长江，解放军兵锋直指江南，上海的解放指日可待。然而就在这历史的当口，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期间警示全党同志：“进入上海，对于中国革命来说，是过一大难关。”[1]毛泽东此言可谓是高瞻远瞩、深谋远虑。中国共产党进入上海，究竟难在哪里？说到底，难就难在能否赢得上海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建设新上海，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第一，中国共产党没有执政国际大都市的经验。上海自1843年开埠后，畸形繁荣，很快发展成为一座被誉为“东方巴黎”的国际大都市，吸附了大量人力人才资源进入这座城市。由此形成的移民社会，彻底颠覆了以血缘和地缘为纽带组合起来的、依赖亲情和乡土观念维系的传统社会模式，它不再是“熟人社会”，而是“陌生人社会”，维系它的是与现代社会所匹配的公民意识、法律法规，以及可持续的城市管理体系。应该看到，在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积累了丰富的局部执政经验，不过缺憾的是没有执政大城市尤其是执政国际大都市的经验。为此，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号召全党要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明确指出：我们要“开始着手我们的建设事业，一步一步地学会管理城市，恢复和发展城市中的生产事业”。[2]但这还仅是毛泽东认为进上海是中国革命过“一大难关”的表层意思，更具政治深意的是，共产党能否在上海获得人民群众的拥护。“如果我们在生产工作上无知，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工作，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要失败。”[3]如果说毛泽东将中共中央进入北平比作进京“赶考”，那么，中国共产党能否执政大都市、赢得上海民心真正堪称是中国革命的“过关”考。

第二，进城干部与上海当地群众一定程度上存有城乡隔膜问题。1949年3月12日，刘少奇在《关于城市工作的几个问题》里这样告诫党员干部：我们党虽然源于工人阶级，虽然我们党过去同工人很有联系，但后来被迫转入乡村。国民党在工人中活动了这么多年，散布了影响，工人内部也复杂起来了；而我们与工人的联系减弱了，我们的干部（包括中央委员在内）对工人工作生疏了，对工人的面貌也不熟悉了。[4]无疑，这个判断是正确的，这种提醒也是非常及时的。在上海解放初就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解放军首长命令战士去工厂找工人阶级解决问题，战士转了一圈后回来向首长报告说，找不到工人阶级，因为在工厂里看到的都是比地主老财家的闺女还要漂亮的女子，她们留着“狮子的头”（烫着头发），张着“吃人的口”（抹着口红），露着“跳舞的腿”（穿着短裙），伸着“摸鱼的手”（穿着短袖衬衫）；就连男人也穿着整洁，言行举止比地主老财还神气。他们是工人吗？这与战士们心目中的工人形象大相径庭。这样，一个尖锐的问题就提了出来：我们党虽然拥有上海的“籍贯”，但在离开20多年后重回这座城市，面对的一切都是陌生的。要执政上海，就要让群众了解我们党，新进城的党员干部尤其需要了解当地群众。

第三，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当局在上海民心尽失可谓殷鉴不远。1945年9月抗战胜利，上海民众张灯结彩欢迎升格为“抗战英雄”的蒋“总统”回归上海。但仅仅四年之后，蒋介石就为上海人民所唾弃，丢失了大陆政权，一路败退到台湾。个中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居核心的是其丧失了民心。官商勾结，囤积居奇，蒋经国在上海“打老虎”无疾而终，社会秩序愈加混乱、人心浮动；再加之发动内战，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又因对民生问题处置不当，社会矛盾叠加迸发。1948年初发生的上海舞女风潮，震动全国，被称为“中国近代史上罕见的女子集体暴力事件”。该事件并没有共产党组织的领导与参与，完全是国民党当局执政失误引起的。对此，蒋介石在逃离大陆前在日记中也不得不加以反思。前车之覆，殷鉴不远，历史教训告诉我们党在执政上海后一定要解决好与群众切身相关的民生问题。

必须正视胜利中面临的问题，成功跨越中国革命的“一大难关”！毛泽东的警示，促使全党树立起了戒骄戒躁、攻坚克难的思想，有效地解决了在胜利临近之时容易产生的精神懈怠问题，也促使全党全面深入地研究和掌握上海情况。中共上海地下组织积极行动起来，收集汇编了几十册上海资料。丹阳集训，为解放和接管上海，为做好群众工作、执政上海奠定了坚实的思想政治基础。

二、跨越“难关”的基石：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解放初期开展的群众工作

党的群众工作是指党的组织和成员通过有效途径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教育群众、服务群众，最终凝聚群众以完成党在一定历史时期的任务所开展的工作。这是我们党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须臾不能离开的一大基石。解放初期，我们党在上海跨越中国革命的“难关”，靠的就是这一基石。回顾当时党的群众工作实践，其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教育群众、服务群众的工作虽各有侧重，但又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而支撑这个有机整体的工作主要有四大着力点：

第一，生活关怀。解放初期的上海，自抗战以来连续十多年的恶性通货膨胀仍在延续，再加上新旧两种社会政治制度的更替，社会大变动中的社会矛盾累积叠加，困难重重。我们党迎难而上，抓住问题的关键，积极关注和切实解决民生热点难点问题，让上海人民群众一下子把共产党同国民党区分开来，从而欣然接受新的人民政府。

首先，解决失业工人的就业问题。解放初期上海工人的失业问题是十分严重的。据统计，1949年5月上海解放时失业人数有25万，失业率占全市职工总数的20.4%；1950年4月新增失业人数近20万，加上家属总数超过了50万，困难群体几乎占到城市人口的十分之一。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在党中央、政务院的领导下，上海打出了解决工人失业问题的“组合拳”：一是实施以工代赈。由政府组织失业工人参加为国家建设所急需的有关市政建设工程，包括修路、绿化和修海塘等。二是号召生产自救。按照《上海市失业工人生产自救工厂章程》，本着“花钱少、容人多、有原料、有销路”的方针，并根据自愿和民主管理相结合的原则，动员失业工人开办生产自救工厂。三是开展专业培训。组织失业工人学文化、学技术、学业务，提高劳动技能，为转岗就业创造条件。[5]

其次，平抑投机风潮。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上海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具有鲜明的历史特征，那就是浓厚的封建性、买办性，特别还具有投机性。据统计，在旧上海专以“踢皮球”（指买空卖空等投机活动）为生的就有20多万人，存在“工不如商、商不如囤（积）、囤不如投机”的状况。投机商附和其投机活动的主力国民党官僚资本从事投机活动，这也加剧了国民党统治时期长期恶性通货膨胀的势态。上海解放初期，投机商们又相继掀起了以银元和同上海生产及人民生活休戚相关的“两白一黑”（大米、棉纱、煤炭）为目标的投机风潮，给上海的经济社会造成了很大的混乱。我们党和政府采取坚决措施，通过打赢“银元之战”、“米棉之战”，取得了经济战线的“淮海战役”的胜利，稳定了物价，稳定了市场，稳定了人民群众的生活。

再次，改善人民群众的居住条件和城市环境。旧上海是一座畸形发展的城市，一面是高楼林立的“不夜城”，另一面又是棚户简屋遍布市区“下只角”。在当时财政经济状况还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我们党一方面集中力量，改善蕃瓜弄、药水弄等劳动群众聚居区的路灯、给水站、下水道等市政设施；另一方面还投入巨资，从1951年起开展了大规模的修建居民住房的工作，兴建起了全国第一个工人新村——曹杨新村。当长年生活在棚户区的群众住进了宽敞明亮新工房的时候，他们不禁热泪横流地高呼：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

第二，价值引领。旧上海被称为建筑在地狱上的天堂，娼妓、毒品、赌博等业蔓延滋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它是名副其实的“罪恶的渊薮”。美国人罗兹·墨菲在《上海——近代中国的钥匙》一书中写道：20世纪30年代，“卖淫业作为一种特色而论，上海走在了全世界城市的最前列”。[6]解放初期，我们党在上海通过社会改造，把旧社会遗留下来的黄赌毒等社会毒瘤清除净尽。通过组织成立“上海市新人习艺场”，将旧上海留下的既受难深重、又堕落成性的妓女，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妇女。她们有的当上了摇袜工、缝纫工，有的成为保育员、护士和扫盲教员。当这些曾经被迫为娼的苦难弱女第一次领到工资，一时热泪盈眶，她们不能不为有生以来“第一次拿到干净的钱”而激动。此举在全社会树立起了建设新上海所需要的清新的社会风气和良好的道德规范。

第三，典型示范。当年曾经有人预言：上海是只大染缸，共产党红的进来，将会黑的出去。确实，历史曾经这样戏弄过国民党人，他们没有经受住上海花花世界大染缸的侵蚀。现在，共产党进了上海，考验也来了。解放没几天，军管会榆林公安局军代表欧震霸占逃台国民党军官的妻子，还收受其贿赂。案件发生后，陈毅市长明确指出：“我们是解放上海、改造上海呢？还是被上海人民撵走？我们是红的大染缸，要把上海染红，我们不要红的进来，黑的出来！”[7]如果姑息养奸，国民党的预言就要变成现实，共产党就没办法在上海立足，我们就会自己打败自己。欧震案成为新上海反腐倡廉第一案。在处决欧震的同时，在公安系统还进行认真审查和整顿，先后有400余有劣迹的旧警察和有腐败问题的警员受到查处。我们党通过此对党员干部开展了有针对性的反腐倡廉警示教育，在上海人民群众中树立起了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良好形象，社会风气为之一变。到20世纪60年代，涌现了包括南京路上好八连在内的诸多先进典型，至今仍为人们所赞美、所称道。

第四，良法善治。解放初期，我们党在上海要做好群众工作，最为棘手的便是如何处理好劳资纠纷问题。劳资纠纷起因错综复杂。在工人方面，上海解放后，一些工人觉得在私营企业工作没有前途，于是就排着队向资方辞职，随后向人民政府请愿，要求到国营企业工作。而由接收国民党官僚资本改建而成的国营企业，本来就人满为患，无法安置新的劳动力，于是新的矛盾就产生了。同时，步入新上海，一些工人仍习惯于旧上海时代在中共地下组织领导下与资方斗争的老方法，为维护和争取经济权益同资方进行抗争，这也加剧了劳资纠纷。在资方，私营企业主有些是职员出身的，也有些是技术工人出身，他们见时代变了，不愿再背资本家的“臭牌子”，于是趁工人排队辞职，就干脆关门息业，自己重当职员，重当技术工人；还有的私营企业主有海外关系，就出逃香港。如此一来，由劳资纠纷最终导致整个经济形势日趋复杂严峻。

化解劳资纠纷，做好群众工作，解放初期我们党在上海采取的治本之策就是加强地方法律法规建设，规范私营企业劳资双方的行为。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关于上海市私营企业劳资协商会议组织的通则》，可以说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集体谈判制度”。它规定了劳资协商会议制度的适用范围：“一般适用于雇佣50人的私人工厂商店。同时在同一产业或行业中劳资双方均认为必要时，亦得设立产业或行业的劳资协商会议。”[8]劳资协商会议制度有明确的协商事项，包括订立集体合同，制定生产计划，改进生产组织，保护生产机器设备，改良生产技术，拟定与修改规则，决定雇佣与解雇问题，决定工资待遇及福利问题等，从生产、管理的各个环节，规范劳动者的行为，维护资方的合法权益。此外，还注重发挥同业公会的作用。这样，就用比较缓和的而非直接对抗的方式缓解了劳资之间的矛盾。

三、回溯跨越“难关”的征程：历史留给我们的启示

65年过去了。解放初期党在上海做好群众工作的实践与经验，对我们在新形势下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做好党的群众工作，治国理政，依然能够提供诸多有益的历史启示。

第一，要牢固确立执政为民意识。1949年8月15日，陈云在上海召开的财经会议上，对上海等新解放区如何处置接收下来的旧政权人员，明确指出：除了劣迹昭著的个别人之外，绝大多数人要留用，我们“要注意旧人员的心情，让他们感到‘天下定了，‘人民政府定了”。“现在是我们管理国家，人民有无饭吃就成了我们的责任”。[9]这体现的是一种对人民的责任，一种历史的担当，一种强烈的执政为民意识。如何让人民群众接受我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就是要解决他们的吃饭问题，即维护和实现他们的切身利益。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的那样：“应该严格分清：群众对目的究竟‘关注到什么程度，群众对这些目的究竟怀有多大‘热情。‘思想一旦离开了‘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10]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里对“群众”、“思想”和“利益”等关键词用不同字体作了强调，是告诉我们：做好群众工作，无论是宣传、组织、教育群众，还是服务群众，必须代表、维护和实现群众的利益诉求，这样才能凝聚起推动社会发展的威力无比的群众力量。

第二，教育环节不可或缺。在开展群众工作中需要教育谁？解放初期党在上海的实践告诉我们，首先需要接受教育的是党员干部自身。毛泽东在我们党即将进入上海之际，就告诫全党要有过“一大难关”的思想准备；进入上海后，面对错综复杂的矛盾和问题，又告诫全党“不要四面出击”，解决了政策和策略问题。个中道理是简单明了的：打铁还需自身硬。其次是要教育人民群众。上海解放初期，当工人们排着队从私营企业辞职，要求到国营企业工作时，陈云耐心地说服工人们：在业总比失业好。解放了，无论是国营企业还是私营企业，都是有前途的。当工人们依然采用在民主革命时期的老方法对待资方的时候，陈云耐心地说服工人们：主人翁要有主人翁的样子，要正确对待正在为建设新上海出力的私营工商业主。在党的教育下，上海工人群众的思想实现了从“吃光用光算资本家的”到“帮助资本家生产也就是帮助国家恢复经济”的转变，实现了从“上靠国家订货、下靠群众生产，资本家没有用”到“搞好统战，可以减少社会主义改造的阻力”的转变。因而在私营企业遇到困难的时候，工人们顾全大局，主动向资方让步，用降低伙食标准、减少劳保福利、少拿或不拿奖金，甚至削减工资等方法，帮助资本家维持企业，如五金机器业一般都拿7至4折的折扣工资。[11]上海工人群众以团结资方维持生产，促使一批原本已转往境外的资方回沪恢复生产。这告诉我们：做好群众工作，要服务群众，不过这不是要一味地迁就群众，更不是做群众的尾巴，要注重教育和引领群众。当群众没有觉悟的时候，要启发群众的觉悟；当群众产生思想问题的时候，要善于和勇于做好群众的思想工作。

第三，要依靠群众做好群众工作。群众工作的主体是谁？是人民群众，是组织起来的人民群众。坚持人民群众是一切工作的主体的观点，是我们党的一条重要经验，也是党的群众工作的一条重要原则。早在建党之初，毛泽东就明确指出：“劳动组合的目的……尤在养成阶级的自觉，以全阶级的大同团结，谋全阶级的根本利益。”[12]从解放初期党在上海的实践看，上海一解放，上海总工会就成立了。作为党领导下的群众组织，上海各级工会在反封锁反轰炸斗争中，在恢复生产的工作中，在化解劳资纠纷中，在宣传和组织工人中，均发挥了重大作用。具体来说，工会发挥了工人利益代表的作用，发挥了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与纽带作用，发挥了对工人阶级在政治上的引领作用。究其原因，一是作为群众组织的工会能够凝聚群众。各级工会的领导人都是工人群众公认的工人领袖，在群众中有威信，许多人本来就是共产党员，由他们来领导工会，工会自然就成了群众的“靠山”，由他们来开展群众工作，自然就能得到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工会就有了号召力。二是体现了民主执政的基本要求。我们党是执政党，但并不是说什么事情都需要党直接冲在前面，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于是，工会就成为凝聚群众完成党的历史任务、实现党的政治理想的很好的平台。总之，群众工作要发动群众来做，群众的问题要依靠群众来解决，群众的力量要在党领导下依靠群众来凝聚。

参考文献：

[1]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EB/OL].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theory/2009-07/06/content_11660191_1.htm

[2][3]毛泽东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28.1428.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M].北京：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186.

[5][8]袁志平.解读上海就业再就业[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46-53.41-42.

[6]罗兹·墨菲.上海——近代中国的钥匙[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8.

[7]李动.新上海惩腐第一枪[J].档案春秋，2013-6-58.

[9]陈云文选（1949-1956）[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15.

[1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1）[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86.

[11]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上海市档案馆编.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上海卷（上）[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915.

[12]毛泽东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6.

作者单位：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

责任编辑：姚 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