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的“离婚”

少华+大立

1963年以后，彭德怀在吴家花园的生活更加孤寂，园内工作人员和警卫班党组织开会不再通知他，中央党校不再让他听课，也不再有教员来辅导。偶尔校领导来过问一下，来的时候总是几个人一起来，回去后要向中央写出专门报告。

彭德怀预感到再也没有希望洗刷强加给自己的罪名了，于是放弃了向毛泽东申诉的念头。此后三年，他没有再给毛泽东和中央写只言片语。

在万念俱灰之后，彭德怀反倒坦然了许多，常常自我解嘲地说：“这下好了，我终于被推上了另一个极端。”彭德怀坦然了，但他的妻子浦安修却被卷入令人窒息的党内斗争之中。

浦安修当时在北京师范大学担任党委副书记。从丈夫自庐山“跌下马来”，冷遇、白眼、刁难、咒骂和日益沉重的政治压力始终缠绕着她。八届十中全会之后，压力升级，北京师范大学的一些人给她做工作，要求她与彭德怀“划清界限”。所谓“划清界限”，即是选择离婚。在痛苦和迷茫之中苦苦挣扎的浦安修，犹豫再三，最后还是把离婚报告交到北京师范大学党委。浦安修没有勇气去找彭德怀谈离婚的事，只好找到彭德怀的侄女彭梅魁，向彭梅魁交了底。

北师大党委将浦安修的离婚报告呈送给北京市委副书记兼副市长刘仁，刘仁转报给杨尚昆，杨尚昆又请示总书记邓小平。邓小平在离婚报告上批示：这是家务事，我们不管。

浦安修让侄女转达她的离婚要求。

彭德怀久久地坐在沙发上，双眼紧闭，半天沉默不言。最后，他站起来对侄女说：“梅魁，我的问题没有结束，她的压力太大了，离就离吧，这也迫不得已，是政治需要，她也只好走这条路。”

1962年10月下旬的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浦安修由彭梅魁陪着来到吴家花园。彭德怀也请来了他的患难知己杨献珍。

杨献珍本来是坚决反对他们离婚的，但时至今日，也无言以对。

就在正式分手的这一时刻，彭德怀特意挑选了一个大大的梨，亲手把皮削得干干净净，亲手切成均匀的两大半，放在一个盘子里，顺手推到浦安修的跟前。中国人对夫妻分梨吃是忌讳的。因为梨的谐音为离，分梨者，分离也。

“你这是干什么？彭老弟！”杨献珍不高兴地问。

浦安修泪如雨下。

彭德怀解释说：“我同意离婚，但不吃梨，因为我内心里是不愿意分手的。安修，你要是坚信我彭德怀是个无辜受害者，你就不要吃梨。如果你有丁点怀疑我是个反字号人物，就请痛痛快快地吃掉属于你的那半个梨，从此我们一刀两断。”

浦安修犹豫了一会，伸手掂起一片梨。杨献珍急了：“安修，不要吃梨！”浦安修看看杨献珍，又看看彭德怀，还是把它吃了下去。她哭着说：“你们的话在撕咬着我的心，我再也无法忍受这种场面了……”杨献珍愕然。

彭德怀抓起剩下的那半个梨，使劲地丢在了地上。

浦安修低下头，哽咽着说：“老彭，我对不起你，请你以后保重。”

彭德怀望了望浦安修，迅即走开了。从此，彭德怀孤寂的心灵，变得更加苦楚。彭德怀没有自己的亲生儿女，妻子浦安修是他最亲的人，也是他躲避政治风浪的最后一道港湾，现在连这道港湾都不能依靠了。

吃了梨的浦安修，也在心头埋下了一个阴影，总是挥之不去。1978年10月中下旬，杨献珍从“流放地”回到北京，正赶上中央为彭德怀举行追悼会之后，浦安修到北京医院向杨献珍哭诉自己的心里话：“彭德怀是对的，他坚决不吃分手梨的决定对极了！而我，则吃错了分手梨！”

由于当时特殊的情况，浦安修虽没有与彭德怀上法院，正式解除夫妻关系，以后浦安修照样受彭德怀的牵连，挨斗受批，但毕竟她在彭德怀最困难的时候提出了离婚申请，并离开了他，这给她造成了终身的悔恨。后来彭德怀平反后，中央领导同志虽然谅解了她的这一失误，承认她与彭德怀仍是夫妻关系，并将她选为全国政协常委，但她觉得不能原谅自己。为告慰彭德怀在天之灵，也减轻自己内心的痛苦，她将晚年的很大一部分精力用来整理彭德怀生前的著述，积极协助组织为受彭德怀冤案牵连的人做平反工作。浦安修于1991年5月2日在北京因病去世。

彭德怀在最后八年内被殴打、揪斗数百场。江青下达命令：“批斗会要录音，要照相，要拍电影，要让下一代看看我们是怎样同敌人搏斗的！”在含冤去世之前，彭德怀最大愿望是在临终前亲眼见到毛泽东，或者周恩来、叶剑英，和他们谈几句话。他要审讯的人转达中央：他对毛主席的感情至死没变，对毛主席的错误在最后的日子里也几次提出来，也可以报告毛泽东。

长期的肉体和精神的摧残，终于使硬汉子彭德怀病倒了。1973年4月，彭德怀被确诊为直肠癌晚期，住进了三○一解放军总医院。江青等人并没有因此放松对彭德怀的监护和迫害。江青曾声色俱厉地说：“我有预感，主席也预感到了，现在有人想刮一股阴风，一股翻案风，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要翻彭德怀的案！我说这是白日做梦。”

彭德怀入院后，虽受到基本的医疗治疗，做过手术，但对待这样一个战功卓著的老人，仍然还如对囚犯一般：窗户上用纸蒙着;不直呼彭德怀之名，取了一个编号一四五;不准亲属随便探视。对此，彭德怀大为气愤，拍着桌子说：“住院了，你们还不放心？我不住这个月婆房！我要回去住监狱！”

据看护他的卫兵茅飞回忆，彭德怀在得知自己的病情后，求见毛泽东的心情更加迫切。

他对茅飞说：“我不怕死，死对于我来说，早已是家常便饭了，现在的问题是许多事都没有搞清楚，我要活下去，我要见毛主席。”

“他们不会让你见的！”茅飞说的“他们”指专案组。

彭德怀神色立即暗淡下来，长叹一口气，摇摇头，说：“我失去的机会太多了。我知道，我的毛病就是性子太直，爱讲真话老实话，被小人利用离间了我和毛主席的关系……历史是最无情的，我相信历史会对我作出公正的评价。如果我见了毛主席，也会对他说明这一点的。”

茅飞清楚地记得，每次面对专案组，彭德怀都提出这一要求，并激动地喊道：“我身体还可以干几年。你们为什么不让我工作？我还可以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为党再工作几年啊！”

医院在决定对他做手术前，他坚决反对，要求在手术前见见毛主席，把他的问题说清楚。后在侄女彭梅魁的劝说下才同意做手术。

1974年9月2日，在彭德怀病危后，两个专案人员奉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的指示，到医院看望彭德怀，问彭德怀还有什么话说，作为临终谈话。彭德怀这时最大的愿望，是希望在临终前亲眼见见毛泽东，或者周恩来、叶剑英，亲自和他们谈几句话。他请两人向中央转达他的话。

1974年11月下旬，彭德怀生命进入倒计时。在弥留之际，他捶打着病床，用尽全部气力，呼喊道：“我从来不怕死。现在问题没有搞清楚，我要活下去，我要见毛主席啊！”

11月29日，彭德怀含恨离开人世，享年76岁。（摘自《悦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