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纷乱的世界和激荡的思想

2014-12-24 11:16晓岸
世界知识 2014年24期
关键词:大国外交

晓岸

乐观主义的下行

冷战结束后,还没有哪个年份像即将逝去的2014年这样纷乱。人们对世界和平与安全前途的忧虑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第一,冷战和热战的幽灵在欧亚大陆上空和网络空间徘徊,美俄、欧俄、中美、中日关系的紧张和中俄异乎寻常的靠近似乎都表明新的地缘政治博弈时代已经来临。美俄对峙和中美摩擦到底哪个才是当前大国矛盾的主要方面,大国特别是上升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如何避免掉入两败俱伤、群死群伤的“修昔底德陷阱”,发人深思。

第二,“黎凡特伊斯兰国”的崛起改变了恐怖主义与文明世界冲突的版图,也打乱了美国在中东的战略部署。当全球恐怖主义势力的主干发生变化,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安全威胁以新的形式得到加强,国际社会的主要力量和相关成员之间能否抛开彼此恩怨与歧见、有效开展反恐合作,令人生疑。

第三,普京对西方压力的强硬反击、奥巴马对“美国例外”的刻意强调、安倍晋三对靖国神社的弯下腰背、印度新总理穆迪对“真正理性就是民族复兴”的笃信,以及东亚领土海洋争端的激化和苏格兰独立公投差点肢解英国的事实,都使人相信民族主义正在卷土重来,21世纪融合趋势在开倒车。

不难看出,传统安全领域的问题与非传统安全范畴的挑战在2014年互动、纠缠、结合得更加紧密,而且,过去被视作非常规的危险正加速转变为常规的威胁,令几乎所有当局者感到力不从心。与此同时,“极化政治”加剧着美国国内决策失灵和对外战略疲惫,一场空前的制度危机漫卷西方并产生明显的外溢效应,以自由市场和民主政治统一世界、缔造和平的狂妄可以休矣。

于是,自信的流失随处可见:全球化拥趸不那么自信了,他们承认“逆全球化”现象正形成势头,利益纽带的加深并不必然阻止国际冲突。规律论者不那么自信了,他们从马航客机在东乌克兰上空被击落和中美、中日舰机在东海海空近距离相遇事件中看到,意外一旦失控,导致战争与冲突的风险并非低概率。美国不那么自信了,以罕有的消极、低沉态度应付国际危机,在中东、欧洲、亚太三个方向之间犹豫不决,引发其盟友伙伴对美国是否正重返孤立主义的猜疑。欧洲不那么自信了,英国加速离心,德、法各行其是,欧盟和北约成员面对乌克兰危机宁愿蜷缩在美国的羽翼下而对俄丧失斗志。

人们试图找出失序的根源。有人重拾比尔·克林顿1992年竞选美国总统时喊出的那句口号“笨蛋,是经济”,指出亢奋民族主义和地缘政治紧张的重现总是与经济下滑相伴。有人索引美国的“衰落”,认为正是一超卸任“国际警察”产生的“权力真空”导致纷争四起。有人谴责日本右翼政权否认历史、修宪强军的做法搅起浑水,但这个“夕阳国家”的问题实在不能在全球视野中担负起整体性的责任。也有人剑指俄罗斯和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坚定性,指出“威权同盟”的形成及其与“自由阵线”的对立才是祸首。

还有人热衷于用“阴谋论”解释国际政治中的复杂现象,而这恰又反证了“民族主义卷土重来”的判断,因为形形色色的“阴谋论”实际上代表着狭隘民族主义的膨胀,从中可以看到无原则的护短和将外来者视为“假想敌”的脆弱心态。某些情况下,它还是掩饰丑行与恶行的“遮羞布”。极端民族主义鼓吹的,如德国历史学家汉斯-乌尔里希·维勒所说,是希望通过战争方式获得统治威望的病态思想,是一种过度膨胀、令人遗憾的利己主义保守倾向。

这就是2014年的世界,碎片化趋势同融入与整合的潮流分庭抗礼,当权者患上“选择恐惧症”,民众得了“真相饥渴症”,一切似是而非、四处飞短流长。尽管在危机边缘,自我克制和斡旋外交仍在发挥作用,人们一次又一次地得以暂时松口气,但冷战终结后遍布世界的乐观主义却在加速走向死亡。

思想深处的激荡

碰撞也在思想深处进行。欧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00周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75周年到来之际反思战争与和平问题。思想者们认识到,剧变在最初阶段总是看似微不足道、无关紧要,但只要决策者做出一系列外交和军事误判,即使小小的局部危机也能升格为争夺区域主导权的全球冲突。他们认为,在现实国际政治中,美欧毫不理会俄的地缘利益和安全考虑,一心自行建立新秩序,傲慢地对俄进行施压、惩罚,极有可能重蹈历史的覆辙。

中国借纪念中日甲午战争爆发120周年完善历史的现代化叙事。令人欣慰的是,在良知学者和理性政府的共同引导下,有关思辨的焦点最终指向内部变革图强而非对外复仇雪恨。有识之士指出,两个甲子之前的惨败让中国人明白,“延续已久的皇权专制到了非变革不可的时候”,“一个强大的、充满现代气息的中国不仅可以避免甲午战争这样的羞辱,而且是世界和平的保障”,由此,“中国迎来了一次沉痛的转身”。

两场反思分别发生在西方和东方内部,虽然彼此缺乏联系甚至略显抵牾,未能在全球和平与安全的整体框架下以遥相呼应的方式进行,但所有殚考仍发出同样的诘问:灾难和耻辱会在我们这个时代重演吗?一些思想先行者更是开始思考,历史发展到今天,当决定战与和的主导性因素不再是欧洲或西方内部的纷争,而是重新归于东、西方的鸿沟或者发达世界与新兴国家的矛盾,那么能够避免灾难重演的超文明体系的共同安全之道又是什么呢?

2014年,三部学术专著在美国的首发或再版引人注目。首发的是老资格外交家、战略家基辛格的《世界秩序》,他执着地推销地缘政治和均势外交思维,认为美国领导西方在二战后打造的国际秩序行将没落,但新兴大国还没有完全升起,世界需要建立相互制约、和而不同的新体系。再版的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之人》和米尔斯海默的《大国政治的悲剧》,他们坚信自由必胜,竭力维护自己的“历史终结”论和“进攻性现实主义”学说,但调低了对美国霸权前景的过度乐观,呼吁在美国和西方内部推行改革和调整以尽快治愈政治失灵,完善遏制战略,“重建强大的国家能力”。

三部专著无一不把更多目光投向冉冉上升的中国,指出无论在战略、实力还是制度层面,中国都已成为美国和西方最应重视的竞争对手,中国才是正从根本上改变国际体系结构的那支力量。美国不曾拥有同一个与其规模和影响力相当但国内政治模式又如此不同的国家持续相处的经验,守成大国与上升大国角逐世界的战争在21世纪并非不可想象。美国必须制定新的对外战略,深思采取什么样的有效政策最能防止中国支配亚洲。endprint

而在现实层面,美国对中国进行着“不调之调”。奥巴马和他的外交助理们一边毫无新意地重复着美国欢迎中国和平崛起、绝无意遏制或围堵中国的表态,扭捏作态地呼应着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理念,一边坚持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把更多更先进的武器装备和加速整合的同盟协作安放到中国东门外,中美互疑情绪的反弹成为2014年最重要的国际政治景观之一。

理智中国的进击

21世纪的核心问题会是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问题吗?一向怀有高度正义感和道德意识的中国外交似乎总不情愿在国际上被当作问题加以讨论,这种心态其实大可不必。随着中国崛起势头的不断加强,中国向何处去、中国外交向何处去、中国全球战略向何处去的问题势必被越来越多提及,而且外界的关注总是超重、超前于中国的实际作用和能力的增长。即使中国注定成功和平崛起,也无法回避自己在国际上的问题化趋势,因为各方无论大小都要围绕国际格局和地缘政治的新现实重置自己的方位、调整自己的方略。

2014年的中国外交尽情展现着主动、创新、布局、铺排的一面,“一路一带”、“互联互通”、“大国博弈”、“战略西进”、“南沙筑岛”、“对日斗争”、“点穴访问”、“主场优势”、“外交闪击”、“海外追逃”、“货币外交”、“亚太自贸”、“亚洲新安全观”等关键词及相关举措组合出一个全新的样貌。中国需要这样的进击,因为中国已能在新的基准线上更加自如地运用自己不断增长的实力,她的利益也在以新的态势伸向全球各个角落,无论是维护核心利益的坚定性、拓展重要利益的主动性还是对综合安全的理解、对规则制定的参与都在上台阶。

但必须承认,这一年的外交并不是所有难题都迎刃而解、成功在握,也不是所有国家都对中国的新态势欢欣鼓舞、心悦诚服,针对中国的怀疑和畏惧情绪并非偶然孤立现象,且有新表现。世界还不确信中国的走向,没有哪个与中国存在利害纠葛的国家愿意坐等新态势的成熟,他们也有自己的开拓进取、合纵连横,中国成功地和平崛起并不等于就将出现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

大国崛起的时代必然也是竞争深化的年代。正视自己在世界上的问题化趋势,坦然施加影响,巧妙解构“中国威胁论”,是开放、务实的体现,也是成功和平崛起之所需。而这,要靠坚持和平发展的信念,靠谦和包容的行为举止,靠以符合各方共同利益的方式处理国际问题的能力,也要靠对全球大势的准确把握。在时间的长河中,客观事物的发展只会遵循其内在规律,而不会投谁所好改变轨迹。中国人应当有意愿、有能力、有条件看清一个真实的世界并基此树立自己的观念,而不是习惯于根据自己的好恶去定义、选择一个世界。

2014年4月,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牛新春在《现代国际关系》杂志发表《集体性失明:反思中国学界对伊战、阿战的预测》一文,堪称本年度投入中国国际关系研究领域这潭静水中的一块石头。在习近平主席提出“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年份,这块石头投得正当其时。回看若干年前发生的全球重大事件,牛新春直言“当年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主流判断和预言,不论是战略性判断还是战术性预测,几乎是集体性走偏”,究其原因,是因为大家“都从一个(现实主义)理论视角解释某个事件”,理论与实践脱节、国别研究与战略研究脱节。牛新春希望把浮躁的学风沉下来,“国际关系作为一门学科要专业化、科学化,必须依靠理论、方法,必须积累大量的案例研究,必须研究具体、实在的问题”。

牛新春不是在揶揄中国学术界的预测失误——预测总是很难,“人类永远不可能找到完全科学、准确的预测结论”,而是希望中国学术界做讲真话的群体。《集体性失明》一文发表之际,正值乌克兰危机激化,中国国内舆情挺俄呼声高涨,主张中俄结盟对抗美国者大有人在。所幸,多数专家学者坚持扎实分析,从长期积累的乌克兰政局、北约东扩、美俄关系实情中提炼对趋势的判断,新外交没有被舆论裹挟轻率行事、选边站队,而是从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出发积极推动政治解决。基辛格恰恰认为,在乌克兰危机中,俄罗斯是在以战术上的挺进掩饰战略上的虚弱。

《集体性失明》没有回避“政治正确”的问题,指出在中国学术界,作为“政治避险的捷径”,把美国的威胁估计得严重些是永远正确的,看坏、唱衰美国也是永远正确的,“过去几十年的学术历程大体表明,中国学术界对美国威胁的估计往往偏于严重。”此文的敢言如不能引起学者和官员们的重视,将是完善对美工作努力的一个遗憾。不可否认,奥巴马政府处理国际事务的犹豫不决、软弱无力是中国外交展现更多进取姿态的重要背景,但并没有多少人敢对“美国已走上衰落道路”打保票。客观判断美国国运走势、妥善处理对美关系,在可预见的未来仍将是正确制定和顺利实施中国对外战略的重要前提。

即将到来的转折

“我们看世界,不能被乱花迷眼,也不能被浮云遮眼,而要端起历史规律的望远镜去细心观望”;“要充分估计国际格局发展演变的复杂性、世界经济调整的曲折性、国际矛盾和斗争的尖锐性、国际秩序之争的长期性和中国周边环境中的不确定性”——习近平在11月29日中央外事工作会议讲话中的告诫极为深刻。

这本是一个纷乱的世界,因为大国的离心离德和各有难处而更加纷乱。中国作为积极有为的负责任大国承载着人类社会的部分新希望,中国正在进行的道路探索、和平追求、融合努力将能为世界提供可资参考和选择的新范式、新路径、新方案。中国必须自信,敢以自身发展和国际贡献做全球乐观主义复归的旗手;但也要看到,成功实现和平崛起需要的是深厚的战略思维,而不是浅薄的乐观主义,这也许正是2014年国际形势带给中国的最大启示。

多少年后回头看,2014年将不会作为国际秩序与格局的转折之年彪炳史册,但会被视为一个从量变到质变加速积累的年份记录在案,转折更可能在2020年前后到来。在国内改革与外交进取号角中走过2014年的中国将会发现,翻过一座山头,前面还有更高更险的山峰,身上的行囊也更重。中国没有时间沾沾自喜,必须扎实迈出谋势维势的新步伐。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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