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式的爱（一）

梁衡，本刊顾问，当代作家，著名的新闻理论家、散文家、科普作家和政论家，人教版中小学教材总顾问，历任《内蒙古日报》记者、《光明日报》记者、国家新闻出版署副署长、《人民日报》副总编辑。

周恩来离开我们已数十年，但是人们还是常常想起他说到他，其亲切自然如斯人还在眼前。周恩来是一个超越时代、超越政治、超越党派和国界，在人格上有普世价值的人。他的思想是对人类文明的贡献。一个民族出了一个全世界都能接受的人物是我们民族的骄傲。研究周恩来，小者可知怎样做官;大者可知怎样做人;再大者可知怎样构建一个社会。

周恩来人格精神有多方面，其基本点有三：仁爱、牺牲和宽容，而犹以第一点为最。 我在《大无大有周恩来》中谈到周有六个“大有”，其中第一个就是“大爱”。爱这个词在“文革”前和“文革”中是被当作资产阶级思想批判的。殊不知共产党和一切革命党都是从同情被压迫者出发，热爱他们，因而产生革命的动机和动力，最后获得他们的拥护而得势、得天下的。

周恩来式的爱，有三种表现：

一是仁爱待人，即从人性出发的随时随处的爱。他对所遇之人，只要不是战场上的敌我相见，都有一种人道主义的慈悲，给予真诚地帮助。因此政治、外交、统战、党的生活在他那里都有了浓浓的人情味。周恩来的一生有很大一部分时间和精力是在与敌对方谈判，与国民党谈，与美国谈，后来与苏联谈，这是一件很烦心的事，周恩来说把人都谈老了，但他始终真诚待人。在残酷的党内斗争中周恩来常处于两难境地，但他尽量对被伤害者施以援手或保护。

二是善解人意，无论公私尽量为对方考虑。我一乐团要赴日访问，擅改日程、自定曲目，周恩来批示：“我们完全不为对方设想，只一厢情愿地要人家接受我们的要求，这不是大国沙文主义是什么？” 文革中一些小国、穷国的共产党领导常来北京。1958年，周恩来从报上看到广东新会县一农民育种家育出一高产稻，便到当地视察。满是泥水的田头只有一把小椅和一个小凳，周恩来一到就把小椅推给农民专家，说：“你长年蹲地头辛苦了，坐这个。”至今那张总理与农民在田头泥水中的照片还悬挂在新会纪念馆里。

人情这个饱含爱心的词，文革以前是被当作资产阶级思想来批判的，而“人性化”是在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残酷斗争之后，痛定思痛，才重新回归到我们的报纸上、文件中。周恩来却一直在默默地践行着，我行我素。该不该有人性？这实际上是到底该怎样做人，细观察，我们就会发现社会上有两种人：有的人像一个刺猬，总是觉得别人欠他什么，争斗，忌妒，抱怨，反社会，永不满意;有的人像一个手持净瓶的观音，总是急人之急，想着为别人做点什么，静静地遍洒雨露，普渡众生。周是第二种人的典型，这可以追溯到中国哲学的仁和世界宗教的爱，无关政治，无关党派，是一种核心价值、普世情怀。

三是大爱为民，把这种基于人性的爱扩大到对人民的爱，而成为一种政治模式。政治家的爱毕竟不同于宗教家、慈善家的爱，他不是施舍而是施政，是从人性出发的政治，是基于仁心去为大多数的人谋福利。中国古代政治中一直有民本、仁政的思想。虽然历史上所有的进步力量都是打着为人民的旗帜，但将这个道理说得最透彻的是共产党，《共产党宣言》讲先解放全人类，最后才解放自己。中国共产党更把其宗旨概括为一句话：“为人民报务。”但是在众多的革命家中把对人民之爱落实得最彻底的是周恩来。

周恩来是建国后在任最长的总理，是国家的的总管，第一要考虑的是民生。“民生”这个词最早是出现在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里，共产党好像也忌讳它，长期将其打入资产阶级的词库。“民生”的重新回归是2007年中共十七大的文件，从辛亥革命算起已久违了近一个世纪。但出于对人民的爱周恩来却无一日不在关注民生。1946年他说：“人民的世纪到了，我们应该像牛一样地努力奋斗，团结一致，为人民服务而死。”解放后他常说：“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人民的。” 邢台地震，大地还没有停止颤抖，周就出现在灾区。一位失去儿子的老人泪流满面，痛不欲生，周握着他的手说：“我就是您的儿子。”他向聚拢来的群众讲话，却发现自己是站在背风一面群众在迎风一面，他就立即换了过来。他的这些举动纯出于爱心，毫无后来常见的政界领导人的作秀。同样是为人民服务，是以人民的名义干事业，仍可细分出几种类型，有的把这事业连同人民做了自己功业的道具，虽功成而劳民伤财;有的把自身全部溶化渗透到为人民的事业中，功成而身退名隐;而有的干脆就是骑在人民的头上作威作福。这要追溯到是否真的有仁爱之心。（责任编辑/吴文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