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辨伪学初探

张亚丁+常文涛

[摘 要]我国的疑古辨伪活动历史悠久，上可追溯到先秦，下可延伸到现在。在这绵绵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宋代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时代，辨伪人数和辨伪范围远远超过前代。辨伪对象包括儒家经典、先秦诸子中问题较多的书以及各种野史、故事杂说甚至宗教典籍等，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从宋代辨伪学兴起的原因、辨伪学者及其成就两方面对宋代辨伪学进行探讨。

[关键词]宋代；辨伪学

宋代辨伪学是我国辨伪学史上的一个重要发展时期。它上逾汉唐，下启明清，在学术史和文化史上影响深远。大批辨伪学者和辨伪著作也于此时期相继出现，辨伪意识和辨伪风气也远远超过前代。

一、宋代辨伪学兴起原因

宋代辨伪风气的真正兴起是在庆历之际。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学术思想的转变

宋代以前，学者谈论的儒家经典，基本都谨守章句训诂，很少突破传统，很少超越经典笺注，因此经典之大义也很少见到。到庆历年间，章句之学繁琐的解经方式已不能适应学术的需要，于是一种更实用，更能为封建等级秩序服务的思辨体系便应用而生，学术道路从此也走上了义理之学。学术思想的转变使得学者不得不重新审视儒家经典，故他们“高张义理之而所谓疑古思潮也因之而起”（1）。在这种疑古思潮的影响下，读书人不再“笃守古义”，而读书方法也发生巨大变化。如张载曰：“学则须疑，譬之行道者，将之南山，须问道路之出自；若安坐，则何尝有疑”。（2）

（二）佛教思想的影响

宋代统治者非常重视佛教，他们认为佛教有裨于政治，有益于民生。因此，佛教在宋代得到适当的保护，佛教经典和圣贤集传得到很好的流传。在这种形势下，佛教大师和儒学士交往越来越紧密，佛教思想对儒学士造成巨大影响，这给当时新儒学的形成提供了必要条件。在宋代佛教势力中，禅宗势力最盛。“在借引经典方面他们多采用‘六经注我的方式，并不严格依照原文，并且在修行过程中，禅宗为扫除人们对凡圣之相的执着，还常采用‘呵佛骂祖的方式。”（3）宋代学人正是受“呵佛骂祖”修行方式的启发，才敢于对古代圣贤及其经典著作进行质疑。

（三）雕版印刷术的发明与推广

雕版印刷业的发展使宋代书籍的制作和流通比以往更为便利。宋代官、私、坊的巨大刻书网络最终形成，官府主要刊刻经史典籍，坊间则四部都刊刻，私人刻书以文集最多，就佛道两家经典和士人应举所需读物也有机构刊刻，故宋代刻书内容范围大大超过前代。此外，宋代刻书还有名目新、刊刻快、行销广泛的特点。例如，“南宋临安（今杭州）陈起、陈思父子在临安府棚北大街睦亲坊开设书籍铺，所刻之书颇为精工，人称‘书棚本；福建建阳的‘麻沙本，不仅行销全国，甚至远及朝鲜、日本”。（4）因此，得书容易，读书方便，文人在读书时自然会相互比较思辨，发现更多的问题。雕版印刷术的发明与推广为宋代疑古思想的出现提供了物质基础。

此外，宋代辨伪风气的兴起与当时的政治形势也有密切关系。党争成员围绕《孟子》、《周礼》等书展开的争论，就能很好地说明这一问题。王安石亲自为《孟子》作注，并与其子王雳著《三经新义》，以此来满足其变法的需要。于是反对变法的人便著书立说，质疑《孟子》。如司马光著《疑孟》篇，晁说之作《景迂生集》等。王安石为激励神宗变法，发《周礼》遗制以理财，反对派便开始对《周礼》进行质疑。这些质疑固然有合理的成分，但攻击变法的动机往往使他们的质疑显得有些过甚。因此，这些围绕政治斗争的争论也促进了辨伪思想的发展。

二、辨伪学者及其成就

宋代辨伪学者中，影响力大的主要是欧阳修、郑樵和朱熹。他们在辨伪学方面取得的优秀成果，为宋代辨伪学作出了巨大贡献。

（一）欧阳修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晚年号“六一居士”，庐陵人。他在文献学方面主要有：一是文献的收藏、著录和校勘；二是文献的辨伪和注释；三是金石、家谱文献的开拓。他是宋代第一个重视辨伪的学者，所辨对象包括《诗经》《周易》《周礼》等经书、毛《传》和郑《笺》等传、《史记》中的上古史。主要思想集中在《易童子问》《诗本义》《问进士策三首》等著作中。

1.质疑儒家经典

《周易》包括经、传两部分。传部分的“十翼”向来被认为是孔子所作，而欧阳修却对此表示怀疑。他根据相关文献来进行推断，《易经》本身的逻辑来寻求内证，《易经》诸篇的不同文风来进行比较论断，最后他认为“十翼”并非孔子所作，乃是后世研究《周易》的学者们集体所作。

《诗序》作为《诗经》的一部分，向来被认为是子夏所作。欧阳修对此不但否认，而且指出了诗序自相抵牾、序文颠倒讹化、诗序中某些诗的作者、内容存在错误、序文内容过于怪妄等问题。他的质疑思想在《诗本义》中可以见到。

关于《周礼》，欧阳修在《问进士策三首》中表达了他的质疑。他认为《周礼》设官“数目与当时国家田土、户口、贡赋极不相称，悖于情理，脱离历史实际，二是立制在于为后世取鉴，但汉以后制度大都取法秦，反而不用《周礼》，而搬用《周礼》模式治国，无不招致取乱”（5）。

2.质疑汉唐传注

在毛《传》、郑《笺》方面，欧阳修明确指出了其存在的问题。首先，毛、郑的训释不仅与《诗序》的说法、《诗》的内容不合，而且与史实也不相符。《草虫》篇和《静女》篇是根据《诗序》的说法来证诗的，《周颂·有客》篇和《氓》篇是根据《诗》的内容来考证的。其次，毛、郑的训释有悖于人情物理。

对于《春秋》三传，欧阳修公开表示了他的怀疑态度。因为孔子在《春秋》和三传中记载确有不同。如《春秋》中书曰“赵盾弑其君夷皋”，而三传曰“非赵盾也，是赵穿也”；《春秋》中称鲁隐公为“公”，而三传说“非公也，摄也”。在《春秋或问》中，他感慨说：“经不待传而通者十七八，因传而惑者十五六。日月，万物皆仰，然不为盲者明，而有物蔽之者，亦不得见也。圣人之意皎然乎经，惟明者见之，不为他说蔽者见之也”（6）。

3.提倡“不穷远以为能”

欧阳修在大胆疑经惑传的同时，对古史传说也提出了质疑。黄帝以来诸多传说中的帝王世系，本来就难以考证，孔子的《春秋》都缺漏不载，而司马迁却写出了《五帝本纪》和《三代世表》，这使欧阳修产生了怀疑，他提出了“君子之学，不穷远以为能”的观点。

欧阳修的疑古辨伪，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巨大影响。正是由于他开启了疑古辨伪的风气，郑樵、朱熹等学者才得以继续深入辨伪，宋代的疑古辨伪活动才兴盛起来。他的辨伪思想，激励了后世学者辨伪的勇气和决心。

（二）郑樵

郑樵（1104—1162），字渔仲，号溪西遗民，世称夹漈先生，福建兴化军莆田人。他著作多已亡逸，现存仅有《通志》《尔雅注》《夹漈遗稿》《诗辨妄》等。就现在看到的《诗辨妄》，还是顾颉刚从周孚《非诗辨妄》等书中辑逸出来的。

1.关于孔子“删诗”的考辨

孔子“删诗”问题，最早由司马迁提出。郑樵认为“夫《诗》上自《商颂》祀成汤，下至《株林》刺陈灵公，上下千余年，而《诗》才三百五十篇，有更十君而取一篇者，皆商周人所作。夫子并得之于鲁太师，编而录之，非有意于删也”（7）。因此，郑樵认为孔子是没有“删诗”的。

2.关于《诗序》的考辨

郑樵认为《诗序》和子夏完全没有关系的结论。首先，从学术传承的角度看，《诗序》出于子夏所作的确有不合理之处。其次，联系史实，《诗序》也存在问题。再次，《诗序》中掺杂了诸如“后妃”、“古之仕者世禄”等后世词语。最后，郑樵对《诗序》中存在的谬误进行了批判。他认为《诗序》不仅弄错了一部分诗歌的时代，而且还根据诗题附会诗意。通过郑樵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如果《诗序》是子夏所作，那么作为得到孔子真传的学生，子夏至少不会出现这么多常识性的错误。因此，《诗序》和子夏没有任何关系，它是东汉卫宏集录经师们传《诗》之说而成。

3.关于《毛传》、《郑笺》失误的考辨

郑樵在对《毛传》、《郑笺》考辨时，引齐、鲁、韩三家之说以攻毛、郑之失。因为“齐诗亡于魏，鲁诗亡于西晋。隋唐之世，犹有韩诗可据。迨五代之后，韩诗亦亡。致今学者只凭毛氏，且以序为子夏所作，更不敢拟议。盖事无两造之辞，则狱有偏听之惑”⑻，故郑樵作《诗辨妄》六卷。从郑樵的考辨，我们可以发现《毛传》、《郑笺》的确存在问题。首先，《毛传》、《郑笺》内容和诗义不相符。其次，《毛传》、《郑笺》解说和事实不符。例如，《六经奥论》指出：“《何彼秾矣》之诗，平王以后之诗也。《注》以为武王之诗，而谓‘平王为平正之王，‘齐候为齐一之侯”。而《春秋·庄公元年》书‘王姬归于齐，乃恒王女，平王孙，下嫁于齐襄公，故《诗》曰‘齐侯之子，平王之孙，断无疑”⑼。

此外，郑樵对《春秋》和三传、《周易》、《尚书》、《尔雅》以及石鼓文时代也进行过质疑和考辨。郑樵所进行的辨伪很多是发前人之所未发。朱熹的《诗序辩说》和崔述的《读风偶识》都受到了郑樵观点的影响。《四库全书总目》称：“至宋，郑樵侍其才辨，无故而发难端。南渡诸儒始以掊击毛、郑为能事”。（10）

（三）朱熹

朱熹（1130—1200），字元晦，徽州婺源人。其著作涉及哲学、史学和文学，其学说对后世影响极大。他的辨伪成就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关于伪《古文尚书》及伪《书序》辨伪

朱熹认为孔壁所出《尚书》，如《禹谟》、《武成》、《商命》等篇，都易读，而伏生所传皆难读。为何伏生偏记得难底，而易底全记不得？按常情，易读的文字当好记。故此似不合情理。对于《书序》，他认为“《书序》恐不是孔安国做。汉文粗枝大叶，今《书序》细腻，只似六朝文字。《序》断不是孔子作。”（11）

2.考辨《诗序》

朱熹认为《诗序》实不足信，“《诗序》，东汉《儒林传》分明说道是卫宏作。后来经意不明，都是被他坏了。某又看得，亦不是卫宏一手作，多是两三手合成一序，愈说愈疏。（12）”他指出：“《小序》大无义理，皆是后来杜撰，先后增益凑合而成，多就《诗》中采摭言语，更不能发明《诗》之大旨。（13）”

3.对诸子的发疑

对于《孔丛子》，朱熹认为这是所注之人伪作，“读其首几章，皆法《左传》句，已疑之。及读其后序，乃谓渠好《左传》，便可见”（14）。对于《管子》，他认为这并非管仲所著。“仲当时任齐国之政，事甚多，稍闲时又有三归之溺，绝不是闲工夫著书的人。著书者是不见用之人也。其书，老、庄说话亦有之。想只是战国时人收拾仲当时行事、言语之类著之，并附以它书。”（15）

此外，朱熹还疑及《左传》、《孝经》、《春秋繁露》、《中说》等书及《传灯录》、《维摩诘经》等佛、道著作。他的疑辨范围之广，大大超过了前人。

三、结论

“天下学问，皆始于怀疑，而继以证实。”宋代的辨伪学家正是在这种治学态度下，积极投身于辨伪事业，做出了一番成就。纵观整个宋朝，我们可以发现，宋代辨伪学是辨伪学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势超过了唐代辨伪之风，辨伪人才和辨伪著作不断出现，但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成果对明清甚至当代辨伪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参考文献：

⑴张富祥：《宋代文献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323页。

⑵张载：《学大原上》，《张载集》，第279页。

⑶张晓飞：《宋代疑古第一人——欧阳修的疑古思想及辨伪成果》，《河南大学》，2007年。

⑷黄爱平：《中国历史文献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5月。

⑸余敏辉：《欧阳修文献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7月。

⑹欧阳修：《春秋或问》，《欧阳修全集》卷一八。

⑺郑樵：《删诗辨》，《六经奥论》卷三。

⑻郑樵：《通志》，卷六十三，第757页。

⑼《六经奥论》卷三《毛郑之失》，通志堂经解本，粤东书局1873年。

⑽《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经部·诗类·毛诗正义四十卷》，第120页。

⑾黎靖德：《朱子语类》卷78。

⑿⒀黎靖德：《朱子语类》卷80。

⒁⒂黎靖德：《朱子语类》卷1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