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有个叫王瑶的教授

□ 钱理群

北大有个叫王瑶的教授

□ 钱理群

一

王瑶是谁?如果查名人辞典，会找到这样的记载：王瑶，山西平遥人。1934年到1937年在清华大学学习，以后又到西南联大学习，是朱自清先生的研究生，毕业后他留在清华任教，20世纪50年代初院系调整，他到了北大。他在学术上的主要贡献有两个：一是他对中古文学史的研究，代表著作是《中古文学史论》；他的另一个贡献是在1949年后，第一个写《新文学史稿》，是现代文学学科的奠基人之一，这是一个存在于学术史、教育史上的王瑶。

王瑶曾为其昔日校友写过《自我介绍》这样一篇短文。

在校时诸多平平，鲜为人知。惟斯时曾两陷囹圄，又一度主编《清华周刊》，或能为暌违已久之学友所忆及。多年来皆以教书为业，乏善可述，今乃忝任北京大学教席。迩来垂垂老矣，华发满颠，齿转黄黑。颇符“颠倒黑白”之讥；而浓茗时啜，烟斗常衔，亦谙“水深火热”之味。惟乡音未改，出语多谐，时乘单车横冲直撞，似犹未失故态耳。

这里既介绍了他的历史，也把个人的精神和性格写出来了。所谓“两陷囹圄”，指的是他当时是中共地下党员，积极参与“一二·九”运动，先后两次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入狱。当时他任《清华周刊》主编，这是一个很有影响力的学生刊物，王瑶很早就显示了他的敏锐的思想、判断力与文学才华。

王瑶去世，我们弟子献了一副挽联：“魏晋风度，为人但有真性情；五四精神，传世岂无好文章”。我们把王瑶看作是“魏晋风度”和“五四精神”的一个传人。鲁迅对魏晋风度有个概括，就是“清峻、通脱”。

王瑶还有一段话也让我不能忘怀。有一天王瑶找到我说，我现在面临两难选择：我现在年纪已经大了，要是继续努力，发挥余热，不过是“垂死挣扎”；要是什么也不做，那就是“坐以待毙”，你说我该怎么办?他最后的选择是：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垂死挣扎。我当时听了受到极大震撼，其实这是一个人类共同的命题，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不在于结局，而在于“挣扎”的过程中“有”所“为”，爆发出生命的火花，哪怕只有一个瞬间，也会带来美感，就有了某种价值。

二

王瑶从来不给我们上课，第一次见面就打招呼说，你们平时没事不要来找我。一个星期只准我们去他家一次。他的生活习惯是凌晨三四点睡觉，下午三四点钟，才开始接待来人。所以我们一般都是下午四点以后去的，坐在那里海阔天空地闲聊，想到什么就谈什么。其实很少谈学术，大多是谈政治、思想、文化、人生。先生一边抽烟，一边悠悠地说，谈到兴处，就哈哈地发出王瑶式的笑声。有时会突然沉默，烟雾缭绕之中隐现出先生沉思的面容。

他的指导方法也很特别，我把它概括为“平时放任不管，关键时刻点醒你”。一入学开一个书单，你怎么读、怎么弄他通通不问。其实这个放任不管，我倒觉得这正是抓住了学术研究的特点。学术研究是个人独立的自由的精神劳动，因此它从根底上就应该是散漫的。散漫，并不是无所事事，一个真正的学者，一个有志于学术的学生，学术研究是他内在生命的需要，根本不需要督促，看起来他在闲荡，读闲书，其实总在思考，看起来漫不经心，其实是一种生命的沉潜状态，在淡泊名利、不急不躁的沉稳心态下，潜入生命与学术的深处，进行自由无羁的探讨与创造，慢悠悠地做学问。搞学术就是得无为而治，王瑶深谙无为而治的奥妙。

三

王瑶先生在关键时候会点醒你。他平常不轻易点，一点就让你终生难忘；他点到即止，醒不醒，要看你的悟性。王瑶的“点醒”包括两方面。先说学术指导。他只抓毕业论文，要求学生提出两个论文选题，向他汇报设想，然后他给定一个题目，并点醒你做这个题目应该注意什么。比如我当初毕业论文就准备了两个题目：一个写鲁迅的思维方式、心理结构、艺术世界；另一个是鲁迅和周作人的发展道路的比较。王瑶先生听了我的汇报以后说，你的第一个题目很有新意，但你自己还没有想清楚，短时间内也不容易想清楚，在不成熟、没有把握的情况下急于写成论文，会有很多漏洞，答辩时很可能通不过，反而糟蹋了这个题目，不如存放起来，多酝酿几年以后再做，一做就把它做好。于是就定了做“鲁迅和周作人发展道路的比较”这个题目。

然后他就告诉我做这个题目可能会遇到的困难。第一是学术论证上的困难。他说做这个题目你得有两个包裹，一个包裹是鲁迅，一个包裹是周作人，两个人你都得搞清楚，但光分别搞清楚还不行，你得把他们两人连起来，因为你是比较研究，难点就在这里，就看你连的本事大不大。

第二点，你得注意，讲周作人是有很大风险的，一定会有很多人提出种种责难。因此，你所讲的有关周作人的每一句话都必须有根据，有大量材料来支撑你的每一个论断。这就给我定下了一个高标准。后来我那篇论文注释的篇幅几乎与正文相等，差不多每一句话背后都有一条注释，越是敏感的问题就越要讲究有理有据。第三，王瑶又提醒我，完全脱离政治的所谓“纯学术”是不存在的，在周作人是汉奸这个问题上，你必须态度鲜明，要有民族立场，不能回避民族感情问题，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含糊其词，整个论文就站不住了。第四，王瑶说，在材料、观点都准备好了以后，还有一个关键环节，就是要为整篇论文找到一个“纲”，才能“纲举目张”，以什么为“纲”，实际是以什么为文章的“魂”，这是最能显示论者的水平，特别是思想、理论水准的。他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说文章有两种写法，一种是“编织毛衣”式的，只是平列的铺排：一点，两点，三点；一方面，又一方面，再一方面。很有条理，很全面，但看不出观点之间的内在联系，整篇文章是散的。另一种是“留声机”式的，有一根针，一个核心，一个“纲”，所有的观点都围绕它转，这就是所谓“纲举目张”，所谓“提纲挈领”。写论文最难，也是最要下功夫的，就是一定要找到能够把整篇文章拎起来的东西。这又是一个很高的标准，记得我在写毕业论文时最费力之处就在怎么找这个“纲”，甚至一度想放弃这个题目。有好几天晚上我都睡不着觉，急死了。一天早晨，睡在床上，左思右想，突然想起列宁所提出的“亚洲的觉醒”这一命题，才醒悟到可以用“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和人民的觉醒”作为全文的一个纲，这才豁然开朗，我用两个星期就把论文写出来了。

以上四个指点，从学术与政治的关系，治学的基本态度、方法，研究的难点、重点，到具体的材料的收集、论证，论文的组织、结构，都谈到了，学术氛围、社会环境、答辩中可能遇到什么问题，也都考虑到了，而且全点在要害上。王瑶是一个很会使劲的人，平常不用力，关键时候该用力他就用力，而且用在刀刃上。最后还把一个关：答辩前夕开始找你谈话，给你“锦囊妙计”，教你如何应付答辩。以后我当了导师，就将王瑶的锦囊妙计传给我的学生。

四

更重要的，也是我们终身受益的是思想上的点醒，治学态度、人生道路上的启迪。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先生的三次教诲、三个师训。第一次找我谈话，第一个师训就是“不要急于发表文章”。他说：“我知道你已经三十九岁了，你急于想在学术界出来，我很能理解你的心情。但是，我劝你要沉住气，我们北大有个传统，叫做‘后发制人’。有的学者很年轻，很快就写出文章来，一举成名，但缺乏后劲，起点也就是终点，这是不足效法的。北大的传统是强调厚积薄发，你别着急，沉沉稳稳地做学问，好好地下功夫，慢慢地出来，但一旦出来就一发不可收拾，有源源不断的后劲，这才是真本事。”

又有一次闲聊天，王先生突然对我说：“我跟你算一笔账，你说人的一天有几个小时?”老师怎么问我这样一道题?只得随口回答说：“二十四个小时。”先生接着说：“记住啊，你一天只有二十四个小时。你怎么支配这二十四个小时，是个大问题，你这方面花时间多了，一定意味着另一方面花时间就少了，有所得就必定有所失，不可能样样求全。”点到即止，就不再说了，这是王瑶的特点。我就反复琢磨，知道他这是在提醒我：你想要学术有成就，必须得有献身精神，要有所付出，有所牺牲。在基本的生存条件具备以后，你有两个选择：一是继续向物质生活方向发展，那是你的权利；如果你想在精神上有更大发展，你在物质上的欲望就要有一定限制，要有所牺牲，不然的话你就不可能集中精力于精神的追求。后来我对自己的要求是，物质上中等或中上水平，而精神生活应该是一等的。要做学问，要着重于精神的追求，就必须把物质看淡，即所谓“淡泊名利”。这看起来都是常识，但真要在物质诱惑面前毫不动心，很不容易，特别是在我们这个越来越商业化、物质化的时代。

在我研究生毕业留校以后，王先生又找我谈了一次话，使我终身难忘，终身受益。他说：“你现在留校了，处于一个非常有利的地位，因为你在北大，这样，你的机会就非常多，但另一方面诱惑也非常多，这个时候，你的头脑要清醒，要能抵挡住诱惑。很多人会约你写稿，要你做这样那样的有种种好处的事，你自己得想清楚，哪些文章你可以写，哪些文章你不可以写，哪些事可以做，哪些事不可以做，你要心里有数，要学会拒绝，不然的话，在各种诱惑面前，你会晕头转向，看起来什么都做了，什么都得了，名声也很大，但最后算总账，你把最主要的、你真正追求的东西丢了，你会发现你实际上是一事无成，那时候就晚了，那才是真正的悲剧。”

现在仔细想想，王瑶的三次师训其实都是一个意思，概括地说就是“沉潜”两个字。要沉得住，潜下来，沉潜于历史的深处，学术的深处，生活的深处，生命的深处，这是做学问与做人的大境界。切切不可急功近利，切切不可浮躁虚华。我现在回顾自己的学术生涯，唯一可取之处，也是可以告慰王瑶的，就是我一直牢记师训，并且身体力行。我从1960年大学毕业就雄心勃勃想做一个学者，直到1985年，才开始发出自己的独立的声音。可以说做了二十五年的准备，练了二十五年的内功，我的治学之路、人生之路就是这么走过来的，很艰苦，但也很充实，没有虚度。

（摘自《文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