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环境与企业家精神一个文献综述

■ 张自卿 邵传林 副教授 裴志伟 博士生（、兰州商学院会计学院 兰州 7000 、兰州商学院金融学院 兰州 7000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 天津 0007）

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尤其是经济的发展更是堪称奇迹—GDP以年均8%的速度持续增长了30多年，这在经济发展史上也很罕见。中国经济的发展一方面得益于政府一系列促进经济发展的制度安排使得计划经济时期被抑制的生产要素得到了释放和重组；另一方面，一大批富有创业、创新精神企业家的涌现也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做出了贡献。企业家精神能够为企业创造更多的利润，是企业提升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在政府治理过程中引入企业家精神，可有效的减少官僚主义，提升政府的办事效率，并且具有企业家精神的社区人才也是推动制度创新的重要力量。然而，我国的企业家精神却不尽如人意，企业家精神成为制约我国企业自主创新的重要因素。

企业家精神的发挥不仅仅取决于企业家自身所具有的特质，还取决于外部环境，尤其是制度环境的影响。企业的行为内生于其所处的制度环境，是既定经济环境下的理性选择，制度条件能够改变企业家从事某一行业的收益，从而影响企业家的决策偏好。我国制度环境在促进企业家精神的发挥方面并不理想，产权保护缺失、法律制度不完善、金融发展水平低等，这些因素都限制了企业家精神的发挥。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以制度环境为切入点，综述已有文献对制度环境与企业家精神的相关研究，包括企业家精神和制度环境的界定、制度环境影响企业家精神的作用机制、制度环境影响企业家精神的实证研究及探讨如何从制度层面培育有利于企业家精神发挥的政策建议，最后对已有研究进行述评。显然，对于转型期的我国而言，研究制度环境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具有重要的意义。不仅有助于厘清国内外学者对制度环境与企业家精神的最新研究进展，更深入的刻画制度环境影响企业家精神的机制，为企业家精神的培育和发挥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和制定有效的政策，同时，还能为其他转型国家和欠发达地区提供可资借鉴的理论和实践经验。

制度环境影响企业家精神的理论分析

（一）概念界定

对企业家精神概念的界定是研究企业家精神决定因素的逻辑起点。国内外学者关于企业家精神的概念主要有三种观点，可以归纳为“创新说”、“风险承担说”和“市场机会说”，他们分别从创新、风险承担以及市场机会识别的角度进行定义。“创新说”认为，企业家精神主要体现为创新精神，创新是一个企业的灵魂，是企业保持长期优势的决定因素，企业的创新可以是组织形式的创新，可以是应用一项新技术，或者是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如，Schumpeter认为企业家精神的一项重要目的就是创新。Drucker认为企业家精神是一种革新行为，能够使现有资源更具有创造财富的能力，其实质是创新性。李新春则将企业家精神理解为一个过程，企业家在创业或者创新过程中完成甄别自己的过程；“风险承担说”则认为企业家精神是企业家承担风险的能力及冒险精神。如Schultz认为企业家精神在于企业家承担风险的能力、冒险精神及应付市场失衡的能力。官兵从企业家效用的角度出发，认为企业家精神是企业家在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过程中体现出来的勇于冒险、承担风险、行为偏好以及诚信、敬业的道德品质；“市场机会说”强调企业家对市场机会的识别能力。如Kirzner 认为，企业家精神是对未被认识到市场机会的警觉性，是追逐利润的企业家在凭借其警觉素质而发现的。Venkataraman认为，企业家精神的核心是对市场机会的识别和探索，促进新产品的产生和应用。除此之外，李永东从中国的制度环境角度定义企业家精神，认为企业家精神是在市场经济进程中通过企业组织的运作，在不同制度条件下形成了企业家意识、观念、理想等精神活动的总和。

虽然学者们对企业家精神概念的界定不同，但从学者们的研究中，基本认为企业家精神应该包括企业家的创业、创新精神，风险承担和冒险精神及发现市场机会的精神。

（二）制度环境是否影响企业家精神的判定

企业家精神的培育和发挥受很多因素的影响，如民族文化、金融发展水平、行业内的竞争程度、市场结构、公司的利润水平等。那么制度环境是否对企业家精神产生影响呢？如果有影响，是如何影响企业家精神的？对于第一个问题的回答，学者们基本上一致认为制度环境对企业家精神具有重要的影响。如Welter and Smallbone研究了转型期的制度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认为制度环境对转型期国家或地区下企业家精神具有重要的影响。学者们还具体研究了影响企业家精神的制度因素。如，官兵研究了金融制度、金融发展与企业家精神的关系，强调了企业家精神在推动金融发展方面的重要性及金融制度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庄子银的研究表明，过度的政府管制、市场化程度低、公正有效法律体系的缺失成为企业家精神产生和发挥的制度障碍。解维敏研究了产权结构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发现与私有产权相比，政府控制不利于培育企业家创新精神，而法治环境的强化和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则有助于培养企业家创新精神。庞长伟和李垣分析了所有制结构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认为大型民营企业最利于企业家精神的发展，而大型国企则限制了企业家精神的发挥。

通过梳理文献发现，制度环境对企业家精神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学者们从产权结构、所有权结构、金融制度、金融市场发展水平、法治水平及法律制度、政企关系、政府管制等多方面研究了制度环境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产权清晰、政府管制少、法律体系完善及公司治理结构合理的制度环境都能够促进企业家精神的产生和发挥。当然，也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见解。如，有学者研究了创业制度环境、企业家精神和任务导向战略领导行为三者之间的关系，发现创业制度环境太过完善，就会阻碍领导特质转化为行为的路径，破坏有利于创业、创新等培育公司企业家精神的平台。

（三）制度环境影响企业家精神发挥的机制

制度环境影响企业家精神的机制是什么？由于学者们研究视角的不同，对制度环境的发挥机制也就存在较大差别。官兵分析了金融制度与企业家精神的相互影响作用，认为企业家精神的发挥主要是通过交易费用这一因素来发挥作用。具体来说，制度环境的完善与否，决定了交易费用的大小，进而决定了企业家的创新成本和创新风险。良好的外部制度环境可以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通过交易费用的降低激励企业家为创新活动去承担必要的成本和风险，保护了企业家的剩余索取权，从而促进企业家精神的发挥。解维敏研究了所有制、法治环境及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认为私有产权、法治环境的强化和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都有利于企业家创新精神的发挥，而国有产权、法治环境不完善及金融发展水平低等因素抑制了企业家精神的产生和发挥。具体机制是，政府控制的企业会导致公司内部人控制和所有人监督缺位的问题。内部控制人利用其对企业的控制权获取私人收益，为了维护其收益而放弃高风险的创新项目，导致企业创新精神不足。而法律制度的完善降低了企业侵权的风险，对企业家是一种激励，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有利于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这三方面的作用都有助于企业家精神的发挥。庞长伟和李垣的研究表明，所有权结构会影响企业家精神的发挥，而大型非国有企业最利于企业家精神的发展。其机制主要是大型非国有企业拥有大量资源和社会关系网络，这为企业家创新性地开拓市场，发挥才能提供了舞台，从而促进了企业家精神的发展。

制度环境影响企业家精神的实证分析

学者们在理论上探讨了企业家精神的含义、制度环境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及作用机制，这使得在理论上理解制度环境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更加深刻。那么实证研究是否支持制度环境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这一结论？学者们又是采用什么样的方法对制度环境和企业家精神进行度量和定量分析？本文对此进行梳理。

Busenitz等人实证研究了制度环境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用三个维度来衡量制度环境，他们分别是规制维度、规范维度和认知维度，并据此制定了制度环境量表，进而得出了制度环境对企业精神的影响作用。Zahral用三个维度来衡量企业家精神，他们分别是创新、风险活动和战略更新，并证明了制度环境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作用。那么，Busenitz和Zahra等人的研究是否在转型期的中国也能够得到证实？解维敏以我国 2002-2006 年上市公司的数据为样本，实证研究了制度环境中的产权性质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在对企业家精神的衡量上，用企业研发投入强度和企业专利申请数来代替。结果发现，与私有产权相比，政府控制的企业不利于培育企业家精神，且地方政府控制的企业创新精神更低。庞长伟和李垣采用案例分析方法，研究了所有制结构和企业规模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他将企业家精神归纳为四种类型，即市场引导的企业家精神、政府主导的企业家精神、自由发展性的企业家精神和政府扶持性的企业家精神。研究认为，企业的所有权结构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不同，大型非国有企业最利于企业家精神的发展，而大型国有企业则限制了企业家精神的发挥。

国内外学者通过实证研究的方法，从不同的维度来衡量制度环境和企业家精神，进一步证实了制度环境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作用。但通过梳理文献发现，已有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一是多数学者的研究只选取了制度环境的某一方面来研究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如产权性质、所有权性质、金融发展水平和创业制度环境等。这种研究方法不能全面的反映制度环境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得出的结论也具有片面性。二是在样本的选取上，学者们通常局限于对某一代表性区域或时间点进行调查，进而得出制度环境与企业家精神的相关结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不仅每个企业会发生变化，而且区域内的制度也会发生变迁。因此，下一步的研究应该充分考虑随着时间变化，制度环境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三是国内一些学者的研究采用国外学者开发的量表来衡量我国的制度环境和企业家精神，然而，国外的量表只是针对发达国家开发的，与中国的实际制度环境存在很大的差异，由此得出的结论也会存在偏差。

促进企业家精神发挥的有效途径

企业家的行为内生于制度环境，是既定经济环境下的理性选择，制度条件能够改变企业家从事某一行业的收益，从而影响企业家的决策，因此，创造有利于企业家精神发挥的制度环境就显得尤为重要。

官兵认为，中国的金融制度和金融发展从两方面抑制了企业家精神的产生和发挥：一是政府对金融组织的人为干预所带来的政策风险，将企业家的行为导向寻租的轨道，而不是寻利的轨道；二是金融组织表现出的创新程度不够，这导致金融企业家创新的市场风险太高。基于此，他提出了建立一个功能齐备、体系完整的金融体制才能更大效率的发挥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庞长伟和李垣认为，减少政府对企业的干预，规范政府行为，增加政府对企业的政策支持，有助于企业家精神的培育和发挥。李维安和王辉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提出了培育企业家精神的政策建议，宏观方面要改善市场经济环境、加强法律法规体系建设，微观方面要建立健全现代公司治理制度，提供企业家创新精神的微观制度基础。庄子银提出政府应减少政府管制，提高市场化程度、建立公正有效的法律体系等制度创新手段，以及激励性税收和补贴手段，这样可以为企业家精神提供合理的激励。刘志铭和李晓迎认为，政府的过渡管制、高税率，法制的缺失都会阻碍企业家精神的发挥，因此，他提出要减少政府的管制、减轻企业的税负及完善法律制度的建议。解维敏认为，处于转型期的我国，市场经济环境尚不完善，企业行为受制度约束更为明显。而法律对产权的保护、法律执行的强化有利于降低企业创新产出被侵占的风险，银行业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地区金融的发展扩大了企业的融资渠道，降低了企业的资金风险问题，这些都有助于激励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因此，他提出政府要致力于生产关系的调整适应，改善制度环境，消除抑制企业家创新精神的制度和政策因素，创造和完善有利于培育企业家创新精神的动力机制和制度环境。

既有研究的不足

对已有文献的研究可看出，学者们对制度环境与企业家精神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尤其是在企业家精神的界定与内涵，企业家精神的功能测度，制度环境影响企业家精神的作用机制，制度环境与企业家精神的实证研究及如何从制度环境方面培育有利于企业家精神发挥的政策建议等。当然，国内还有些学者借鉴国外经典理论和变量衡量方法，将其应用于中国数据，然后得出制度环境与企业家精神的某些结论。虽然国内外学者对制度环境影响企业家精神这一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研究，但还需要进一步深入，当前理论研究的不足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制度环境不仅仅包含正式的制度环境，还应该包括非正式的制度环境，而学者们的研究往往只关注正式制度环境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忽略了诸如文化、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非正式制度环境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另外，企业家精神的影响因素不仅仅受到制度环境的影响，还受到企业家其他因素的影响，如企业家的性别、学历、所从事的行业等。已有的学者在实证研究制度环境对企业家精神时，往往缺乏对这些变量的控制，这可能从一定程度上导致结果出现偏差。

第二，在制度环境和企业家精神的衡量方法上，国内大多数学者的研究都借鉴国外学者开发的量表，然而，问题是由于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制度和企业家精神也势必存在不同，用发达国家的量表来套用中国的数据，其结论的信度会大打折扣。

第三，制度环境是通过什么机制影响企业家精神的？或者说，制度环境是直接影响企业家精神呢，还是间接的通过其他变量影响企业家精神？如果是间接地影响企业家精神，那么，这些中间变量又是什么？国内外学者对此问题鲜有具体研究，且至今没有形成比较一致的定论。对制度环境影响企业家精神机制的研究，可以帮助相关学者更深刻地理解其内在作用机理，从而为企业家精神的培育和发挥以及改善制度环境提供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