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特征和形成机制分析

■ 陈剑波 彭 郁 博士生（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 长沙 410079）

引言

经过几十年快速发展，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现在已经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1978年到2013年，我国GDP由3645亿增长到56.88万亿，年均增长9.9%，经济总量跃升至世界第二位。在60多年里，我国经历了2次重大的制度变迁：1978年的改革开放和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式确立。1978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开始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形成了独特的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双轨制”；1992年我国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得到了正式确立，市场成为调节经济的主要手段。制度的变迁对我国经济运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经济周期波动的特征和形成机理也表现出明显的差别。近两年我国的GDP增速已经开始下滑，是经济增长的又一次探底还是即将进入结构性减速，科学地划分中国经济周期的历史轨迹，深入的分析不同时期我国经济周期的波动特征并且剖析其形成机理，有助于全面准确的把握中国经济的脉搏，为政府制定宏观经济提供参考，从而减少经济波动带来的损失，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表1 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特征参数

文献回顾

关于经济周期，国内外相关学者已经做了比较多的研究，也得出了许多有用的结论。关于经济周期的拐点识别和形成机制，刘树成（2000）利用我国1953-1998年的GDP增长率数据，运用谷-谷划分法将我国划分成9轮经济波动。陈昆亭（2004）运用BP滤波法对我国1952-2001年的年度数据分析得出期间我国经历了6轮经济周期波动。董进（2006）利用1952-2005年的GDP数据，运用线性趋势法、H-P滤波法、B-P滤波法以及生产函数法这四种方法对我国的经济周期进行了测度和划分，认为这四种方法对经济周期的划分结果非常相似。唐晓彬（2011）则利用Markov机制转换状态空间模型的平滑概率对中国经济周期的波动特征进行了分析研究。陈乐一（2013）认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5轮周期波动，分别为1977-1981年、1982-1986年、1987-1990年、1991-1999年、2000-2009年，而目前正位于改革以来的第六轮经济周期。郭众、宋燕萍（2014）认为我国在1953-2009经历了9轮波动，而2010年开始进入一轮新的波动。而宏观经济变量同总产出的协动性研究，钱士春（2004）利用HP滤波法考察了1952年以来中国经济波动的特征，特别是比较了1952-2002、1978-2002两个样本期间的主要宏观经济变量同实际GDP的联动特征，并分析了各宏观经济变量同实际GDP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吕光明（2006）采集23个主要宏观经济变量数据，运用CF滤波分解得到它们的周期性成分，考察分析了它们同总产出的共动性。梁琪、滕建州（2007）运用随机游走滤波分析方法对中国1952-2003年间的13个宏观经济总量的波动特征、共动性和因果关系进行了经验分析；杜婷（2007）采用差分法、HP滤波法以及BP滤波方法对中国主要经济变量序列长期趋势项进行分解，运用时域分析方法和频域分析方法对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特征进行检验和分析。黄赜琳（2009）运用HP滤波方法处理中国经济1978-2005年度的数据，考察分析了21个经济指标同实际总产出的协动分析。对于经济周期波动的根源和形成机制，樊明太（1992）认为我国的经济周期波动是由乘数-加速数机制、产业关联机制和上限-下限缓冲机制等内在传导机制和货币冲击机制、财政政策冲击机制等外在冲击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刘恒（2008）对改革前后我国经济周期波动形成机制进行了比较分析，深入的探讨了我国从计划经济时期到市场经济转轨时期，经济周期波动形成机制由“计划-供给”型到“市场-需求”型的转变。丁志帆（2014）通过把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时间划分为改革探索期和改革深入期，对我国经济周期波动在不同的时期的变化进行了比较分析。

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对全时期和改革开放后时期研究较多，而很少有对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探索期以及改革开放深化期三个时期的经济周期特征和形成机制进行比较分析。本文基于新中国成立以来经历的2次重要的制度变迁，以1978年和1992年作为两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将1952-2013年全区间划分为三个小的样本期，结合主要宏观经济变量对各个时期经济周期波动特征和形成机理比较分析，深入的剖析制度变迁对我国周期波动的影响。

经济周期的划分

要考察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周期波动，首先必须对其经济周期进行准确的划分，而目前测定经济周期的方法主要有三种：速度法、移动平均法、对数差分法。国内的有关研究对于经济周期波动的划分，最常用的是速度法，即通过观察实际GDP增长率的变化对经济周期波动的拐点进行判定。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时，经济总量相对不足，较小的增幅就会产生比较高的增长速度，而经过60多年的发展，我国的经济总量已经取得了很大的增长，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时候可能较大的增幅也只带来较低的增速，所以根据速度法来划分经济周期会存在一定的误差。本文采用实际GDP对于潜在GDP的偏离，即产出的缺口方向来判别经济周期波动的拐点。潜在经济产出是宏观经济学中的重要概念，是分析一个经济社会宏观经济形势的重要工具，可以用来确定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潜在产出又被称为充分就业的产出，是指在充分就业条件下经济能够创造的实际GDP水平，或者说是与自然失业率相对应的实际GDP水平，因此，一个经济社会的潜在产出是难以被直接观测出来的，而需要用经济学的方法估算出来。目前国内学者估算潜在产出的常用方法有菲利普斯曲线法、生产函数法和HP滤波法。在进行多次比较研究以后，本文将采用HP滤波法测算我国潜在产出。

设时间序列为Y={y1，y2，…，yn}，趋势要素为YT={y1T，y2T，…，ynT}，n为样本长度。一般地，时间序列Y中的不可观测部分趋势YT常被定义成下面最小化问题的解：

其中，B(L)是延迟算子多项式：

将（2）式代入（1）式，则H-P滤波的问题就是使下面损失函数最小，即：

最小化问题用[B(L)YTi]2来调整趋势的变化，并随着λ的增大而增大。这里存在一个权衡问题，要在趋势要素对实际序列的跟踪程度和趋势光滑度之间作一个选择。一般地，对于季度数据，取λ=1600，如此选择的HP滤波能够消除数据中少于32个季度（8年）的波动；对于年度数据，则存在比较大的争议，本文中取λ=100；对于月度数据，取λ=14400。这样选取的权数，可以将数据中周期波动适当地消除掉。

在运用HP滤波法估算潜在产出时，由于采用年度数据，取λ=100，由公式（3）就得到了我国1952-2013年潜在产出的值，当实际产出大于潜在产出时，那么说明经济处于繁荣阶段；而当实际产出小于潜在产出时，表明经济处于衰退阶段。根据图1的产出缺口数据，本文采用“谷-谷”法对1952年以来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拐点加以识别。

利用“谷-谷”法对图1中的产出缺口序列进行划分，可以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经济周期划分成十轮波动，改革开放前（1952-1977）我国经历了1954-1957、1958-1962、1963-1968、1969-1972、1973-1976五轮波动，改革开放后（1978-2013）也经历了1977-1982、1983-1986、1987-1991、1992-2002、2003-2013的五轮波动。

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特征分析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经历了快速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年均经济增长率高达9.8%。在经济高速发展的60多年里，我国的经济社会制度经历了巨大的变迁。我国经济周期在不同的发展时期表现为不同的波动特征，如表1所示。

表2 主要宏观经济变量同总产出的协动性分析

从经济周期的波动幅度来看，改革开放以前的五轮周期波峰和波谷的落差比较大，从表1可以看出，这五轮周期的落差都在10%以上，其中1958-1962这一轮波动落差达到了48.6%。改革开放前的各轮波动波峰较高而波谷则比较低，改革开放以来，各轮波动的峰值下降，谷值上升，波动的幅度明显减少。各周期的平均增长率由改革开放前的6.2%上升到改革探索期的9.42%，在改革深化期平均增长率则达到了13.56%。由此可以看出，我国从改革开放前的古典型周期变为开放后的增长型周期，经济波动由“大起大落”向开放后探索期的“缓起缓落”再到改革深化期的“高位-平缓”转变。

从经济周期的持续时间来看，改革开放前后我国经济周期持续的时间存在较大的差异。改革开放前，周期的平均长度为4.6年，扩张长度为2年，收缩长度为2.6年，扩张收缩比为0.76。而改革探索期的周期平均长度为7.2年，扩张长度2.33年，收缩长度2.66年，扩张收缩比为0.88。改革深化期周期平均长度为11年，扩张长度6.5年，收缩长度4.5年，扩张收缩比为1.44。我国经济周期的持续扩张能力在不断增强，经济周期的非对称性不断增加，经济增长的稳定程度不断提高。

总体而言，计划经济时期经济周期波动幅度大、峰位高、谷位深、平均增长率低、扩张收缩比率低；改革开放以后的经济周期波动幅度减小、峰位下降、谷位上升、平均增长率提高、扩张收缩比率上升。我国经济由改革开放以前的急促式、陡峭型、持续时间短，呈现近似对称性的剧烈波动态势逐步过渡到改革开放以后的高位平缓、波动持续时间长，呈现非对称性的平稳快速增长阶段。

为了考察相关宏观经济变量同产出波动的协动性，本文选取了1952-2013年的18个相关宏观经济变量，数据来源于《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和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其中1980年以前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1983版》。实际GDP计算以1952年为基期的GDP指数计算，消费品零售总额、进出口贸易额、进口额、出口额、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均经过平减处理。首先对各变量进行ADF单位根检验，除了财政收入与支出2阶差分平稳，其余变量都是一阶单整（即存在单位根），对各变量进行HP滤波处理，得到各自变动的周期成分，再分别用各自的周期成分与实际GDP的波动部分进行时差相关系数分析。

图1 我国1952-2012年产出缺口-实际GDP与潜在GDP之差（LNY-LNY*）

从表2第二列中可以看出，实际GDP波动标准差从1952-1977年期间的11.5%下降到1978-1991年间的3.5%，而在1992-2013年间仅为2.1%。此外，除消费价格指数、商品零售指数和GDP平减指数以及出口额和进出口额外，其他变量的波动标准差都在下降，这说明随着市场经济改革发展的不断完善，我国经济波动的幅度不断下降，经济发展的平稳性在不断增强。而消费价格指数、零售价格指数和GDP平减指数的波动标准差不降反升，是由于市场化改革，价格已经不再像计划经济时代那样由国家管控，而是能够比较充分反映市场的供求关系。

在计划经济时期，进口总额和出口总额以及进出口总额的波动性都比较大，与总产出都表现为较强的顺周期性。改革初期其波动性都有所下降，与总产出的顺周期性下降。在1992年以后，它们都表现出滞后于产出波动，并且呈现明显的逆周期性，这表明随着市场机制的逐渐完善，面对我国的内需不足，我国经济受国外需求的影响越来越大。

社会固定投资、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波动性在改革开放后显著减少，固定资产投资和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总产出波动的顺周期性逐渐下降，投资的扩张冲动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受到的约束越来越强，投资效率在不断提高。

消费价格指数、零售价格指数和GDP平减指数的波动性在改革开放前小于总产出波动，而在改革探索期其波动性都大于总产出波动，1992年后这种趋势更加明显。三个衡量价格变动的指标在改革开放前与总产出波动呈当期逆周期性，在改革初期，价格指数都开始滞后于总产出波动，而在1992年我国市场经济制度正式确定后，各价格指数同总产出的同期顺周性显著增强。价格在计划经济时代是由政府控制的，并不能够反映市场供求的变化，所以波动的幅度很小，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推进，价格的市场配置功能得到发挥。

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形成机制比较分析

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60多年中，我国经济体制发生了两次重要的变化：1978年改革开放和1992年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式确立。由于经济体制的重大变化，经济周期波动的形成机制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下文对不同时期经济周期波动的形成机制进行深入分析，使我们能够深入的了解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特征的变化，为以后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

（一）计划经济时期

这段时期，我国的总供给处于一种严重的短缺状态，受外部供求影响很小，整个社会的消费需求受到抑制，国内的总需求主要是投资需求。为了“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中央政府制定了超越当时经济发展水平的计划指标，投资需求相当旺盛，投资带来国民收入的增加，而消费需求受到抑制，收入的积累又转化为投资。此时投资的乘数效应显著，而加速数效应受到抑制，在投资的带动下，经济进入扩张阶段。中央政府和全民所有制企业会盲目的扩大投资，追求“多和快”，当时的发展战略是“以重工业为核心，快速实现工业化”，投资快速涌向重工业生产部门，而轻工业等其他工业部门却没能够跟上，所以长期的盲目投资会使整个产业结构失衡和形成资源约束。结构的失衡和资源的约束阻碍了政府投资的继续扩张，社会总供给迅速下降，在总需求变化不大的情况下，需求缺口会越来越大，经济进入收缩阶段，等到产业结构和资源约束的矛盾慢慢缓解，经济就又开始进入扩张阶段。这在经济周期的波动上反映出来就是经济的“大起大落”，波动幅度比较大。

（二）改革开放探索期

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开始向市场经济转变，政府的作用在慢慢减弱，市场的配置作用逐渐增强。中央政府放松了对投资的管制，投资的主体不仅包括中央政府还有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地方政府之间的恶性竞争和重复建设导致了投资的膨胀。虽然国有企业进行了改革，不再完全依附于政府，但是产权并不明晰，国有企业实际上是负担盈利而不负担亏损，这就使得国企有很强的扩张冲动，缺乏一种对于预算外投资的“硬约束”，从而整个社会的投资欲望高涨。另外银行信贷自主权逐渐放开，使得经济主体的融资成本下降，激发了它们的投资欲望。而分配方式的变革，全社会的消费需求得到极大的释放，投资的加速数效应得到极大的发挥，整个社会的总需求急剧膨胀。改革开放后，经济主体的自主性增加，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最大化，会把资源转向利润率高的部门，基础部门因为“无利可图”而发展受限，从而导致产业发展不均衡，产业结构矛盾越来越严重。当资源瓶颈和产业结构失调的问题得到缓解时，供需缺口缩小，通货膨胀的压力减小，经济就会迅速开始新一轮的扩张。

（三）改革深化期

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入，市场化的宏观经济调控手段逐渐替代计划和行政的调节手段。国有企业的独立性不断增强，产权结构逐渐明晰，实现实际意义上的自负盈亏。由于财税和金融体制的改革，国有企业预算外投资的“软约束”变成了“硬约束”，国企投资扩张冲动受到抑制。过去大量重复无效率的投资，很多行业出现了产能过剩的现象，投资需求受到抑制。同时，非国有经济部门发展迅速，居民消费多样性增加，然而由于国民收入分配的不合理，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造成了总体消费倾向下降，从而降低了总需求。政府对住房、医疗、教育、就业以及养老等领域大力推行市场化改革，改革带来的不确定性增加了我国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减少了当期消费。这段时期，我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总需求不足，内需的不足导致我国更加依赖于国外需求，国外需求一度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方式，虽然国际市场对促进我国经济快速稳定增长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对国外需求的依赖增强也增加了外部冲击对我国的影响，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及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都迅速传导到国内，我国通过一系列财政和货币政策等宏观调控手段，但是政策调控受到国际市场的影响以及政策本身存在着滞后性，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调控政策对经济稳定的调节作用。

结论

本文利用我国1952-2013年的GDP数据，对我国的经济周期波动的拐点进行识别，我国在这段时间共经历了10轮周期波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经历了五个周期，周期的平均长度为4.6年，扩张收缩比为0.76，而波动的平均峰谷落差高达21.86%。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共经历了三个周期，周期的平均长度为5年，平均峰谷落差迅速下降到7.03%，改革开放初期的三个周期波动虽然长度跟开放前相差不大，但是稳定性已经显著增强。改革开放的深化期，我国经济经历了两轮周期波动，其中第二轮尚未结束，平均周期长度上升为11年，扩张收缩比为1.44，而峰谷落差进一步下降到6.1%，随着市场经济制度发育的不断成熟，我国经济处于一种“高位平缓”的状态运行。

通过对18个主要宏观经济变量的波动性和协动性分析发现，除了三个价格指数和进出口额变量外，其他变量的波动性都在显著下降，经济总体的稳定性在增强，这和前面的经济周期统计描述分析是一致的。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市场手段逐渐替代计划手段成为资源生产和配置的主要方式，消费、投资的顺周期性在不断下降，财政支出和货币供给同总产出的相关系数也在不断降低，并且在1992后呈现负相关，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成为政府调节经济的重要手段。价格从政府的管制中脱离出来，成为市场的“风向标”和衡量经济发展的“晴雨表”。随着我国开放程度的增加，进出口受国际需求的影响越来越大，中国经济周期同世界经济周期波动的同步性在不断增加。随着经济体制的持续变革，经济周期形成机制也在不断的变化。计划经济时期，供给不足是造成波动的根源；改革开放初期，市场经济的成分在不断增加，消费需求都得到了极大的释放，投资扩张的冲动依然很强烈，总需求的膨胀带来了通货膨胀的压力，严重的通胀阻碍经济的进一步扩张；改革深化时期，市场对投资的约束在不断增强，政府和国有企业投资的热情受到压制，消费需求增加有限导致国内有效需求不足，导致我国经济对国外需求依赖增加，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

目前我国GDP增速开始下滑，增长预期也逐步下调，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发展，目前面临着下行的压力。从前文的分析可以看到，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我国的经济周期波动幅度显著下降，稳定性不断增强，经济发展的质量在不断提高，市场化改革是我国经济发展保持长期高速发展的根源。李克强总理也多次强调，改革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最大红利。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世界各大经济体都遇到了比较大的冲击，我国也出现出口受阻，投资乏力，目前扩大内需成为保持我国经济持续平稳运行的重要手段。大力推行城镇化建设和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是扩大内需和推动经济持续中高位运行的重要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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