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季陶与泰戈尔：佛法与佛情

孙宜学

因佛结缘

戴季陶是民国元老，位尊权重，却虔信佛教。1931年夏，他在南京宝华山隆昌寺发下弘誓，愿世为法侣;1933年，九世班禅因其虔敬，于南京举行皈依礼，正式收戴季陶为弟子，并授法号。集佛教徒和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等职务于一身的戴季陶遂日先焚香诵经抄经，后处理公文公务，与僧侣之别，仅在一袭袈裟，因此成为政坛的“异类”，且争议频频，如刘半农就讥其为“南无戴传贤菩萨”，称其主政的考试院为“考试庙”。但实际上，戴季陶也汲取了佛教中的护教护国、救人救世精神，并与世界时势和亚洲及中、印两国历史命运结合，积极恢复和推动中、印两国的佛教复兴和文化交流。在致九世班禅的信中，戴季陶坦陈心迹：

传贤确信应负此救国救世之大责任者，为吾佛教徒，而有此能力者，亦为我佛教徒也。……且救教救国，其事为一非有二，真能救国，正教必昌;真能救教，国运必盛。

戴季陶显然将佛法振兴与国家振兴视为一体，视为民族团结和国家发展的重要前提了。他认为，中国文化的凝聚力，自唐以来，与佛教的同化力大有关系，因此，从文化和政治角度，他都相信佛教的力量，从而也一直非常关注中、印文化的交流。

作为民国政府要人，戴季陶推动中、印文化交流，也是建立在亚洲各民族团结合作，以自强御辱的大背景上的。实际上，中、印合作只是他主张的亚洲合作的一部分，他也一直致力于亚洲各民族的合作。为此他还推动成立了新亚细亚学会，并确定该学会的使命是：

我们中国在世界上是文化最古的国家，亚洲在世界上是文化最古的地方，可是到现在，亚洲变成很衰弱的地方，中国在亚洲中更是一个衰弱的国家。我们看到这种情形，如果要求得世界文明和造成世界和平，一定要让世界上文化最古的亚洲，尤其是中国的文化发展起来，然后可以达到世界和平的目的，然后可以达到人类文化发展的目的。

……

我们有这种一个目的，我们这个会成立以后，希望在国内把各民族融合起来，造成一个坚固的团体，以这个团体来造成新的好的文化。有了这种力量，再联合亚洲各民族造成全亚洲民族的文明，以这个基础来达到我们世界和平的目的。

戴季陶与泰戈尔结缘，首先是因为他对佛教的虔敬和对泰戈尔世界和平理想的崇敬。戴季陶视泰戈尔为佛教圣人，为印度文化的象征和东方文明的骄傲，并赞扬泰戈尔“是一个维摩诘长者，他的智慧高广与辩才无碍，实与维摩诘长者相合”。的确，泰戈尔1924年访华期间，他与佛教的关系就引起了中国学者的关注，包括戴季陶。虽然在泰戈尔的时代，印度佛教的形式与组织已经不完整，但佛教的精神，却成为印度民族精神的内在组成成分，表现在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也体现在泰戈尔的生活与创作之中。泰戈尔深得佛教精神浸润，而且也创作了很多宣扬佛教精神的诗，且参加各种宣扬佛教的活动，并自称是佛教的崇信者。戴季陶之孜孜推动泰戈尔倡导的种种中印文化交流事业，佛教因缘为动因之一。

中印学会

戴季陶据说是中国翻译泰戈尔作品的第一人。早在辛亥革命前，戴季陶就曾翻译过泰戈尔的作品，刊在《天铎报》上，此为两人缘始。到三十年代，因缘际会，为共同推动组建中、印学会，戴季陶与泰戈尔结识，并成为连接中、印文化交流之桥的两个桥头堡，谱写了一阙带有浓重政治气息的文化佳话。

在两人之间铺设桥梁的是谭云山。1931年6月，周游西藏、印度之后，谭云山就与戴季陶、太虚法师等商议创办东方学院，作为沟通汉佛文化的机构。同年9月，受泰戈尔所托，为组建中、印学会，谭云山从印度回国商议成立研究机构和中、印两国交换学者之事，也得到了戴季陶的大力支持。戴季陶热情接待了谭云山，并详细了解了泰戈尔拟创办中印学会的初衷，对泰戈尔推动中印文化交流的愿望深表赞赏。

1933年6月，戴季陶发表“赠谭云山序”，高度评价了谭云山推动中印学会之事：

中、印文化之沟通，其源甚远;即佛教文明之输入，亦已及二千年。然自宋元以后，在印度则佛教文明，几于扫地以尽;在中国则梵学绝响，于是中国虽号为佛教之国，然与佛教起源之印度，殆至离缘矣。夫一切教化，莫不归宗于道德，而所以传久致远之具，则曰声，曰象。声象之教，中国久失其义，赖佛教文明输入，而后再兴。及佛教文明衰退，又再失其传，今日中国之所谓名教者，既无声以传其神，亦无象以表其德。一切文教，都成化石;一切信仰，都成迷妄。呜呼，岂不哀哉！是以中、印两民族将及八万万，而文明所披者，亦及其半;欲创造现世之一统文明，其责任舍此两族，其奚属哉？谭云山先生，讲学于印度者，数易寒暑。慨中、印文化之衰落疏离，思有以振兴而联合之，于是发起中印学会。其愿力之伟大，殆超奘净诸法师而又过之。想闻风兴起者，必无量际也。敬以至诚虔祝十方三世一切佛菩萨，加披而成就之。使此无量众生，以是因缘，悉得无量福慧，而娑婆世界，都成庄严净土。固不仅望此会之发展而已也。

戴季陶还表示一定尽力推动此事，而且允诺在经费上提供一定的支持。对谭云山来说，经费支持是雪中送炭，因为之前答应提供建设经费的新加坡华侨胡文虎的许诺已落空。

1933年9月，在给泰戈尔的信中，谭云山谈到了戴季陶“及时雨”般的支持：

许多知名人士和云山正发起“中印学会”，目的在于把我们两国的文化联合起来并恢复亲切、古老的历史情谊。已经有适当组织并在中国得到广泛同情的中印学会不久将正式成立。特此恳请您和圣地尼克坦的教授们从印度给予宝贵支持并且加入。以中印学会为基础，经过我们共同努力，定能实现您通过发扬东方文明来构造宇宙和平的伟大理想。

很遗憾，由于他自己面临困境，胡文虎没有实现他在圣地尼克坦建立中国学院的承诺。当云山最近会见中国领导人蒋介石和考试院院长戴季陶时，他们答应了实现胡文虎所作的承诺。……戴先生还愿意援款在王舍城建立一所佛庙。请赐告经费的极限以及能否由戴先生自筹款项请圣地尼克坦代为兴建等。

戴先生是中国圣贤、佛学专家及国家领袖之一，对您的精神无比赞赏，对您的事业无比钦佩，有三本著作托云山寄赠给您，书上还有他的珍贵墨迹……endprint

泰戈尔从此认识了戴季陶这个还未谋面的中国朋友，共同的愿望将两人的热情汇聚在了一起。

戴季陶深为即将开展的一系列中、印文化交流的前景所鼓舞。1933年秋，戴季陶为南京的中山学校书写“中印两民族之关系”条幅，鼓励学生们致力于“中印两民族之和亲”这一伟大事业：“印度与中国两民族文化关系之密切实非言语所能尽。二千年来中国之一切文学美术政治教育，莫不受印度文明之感化，翻译之书逾万卷。凡今日求之印度所不能得之典籍，尚可于中国之经藏中求之。中国人因此而得享和平之幸福者无量矣。过去之历史如此，今后吾人所宜学之于印度所可报之于印度者尚复不少，而世界之真正永久和平其有待于两民族文化上之努力者更多。”

1934年春，谭云山回印度前，致信戴季陶告别，并说明回印度后将尽快开展在中国期间与戴季陶等商谈的中印交流计划。1934年3月11日，戴季陶在回信中对即将以国际大学为中心开展的中、印文化交流又谈了一些设想：

云山先生道鉴：

读尊简，并拜厚赠，此与舍利玉佛，并为贤终身供养之宝。他日当为建塔，与天下人同作累劫之供奉，期行永世不舍众生之愿耳。先生之功业，但从艰苦、恒久、沉默中努力前进，必有光耀大地之期，且其期必不在远。国内贤但有可以为力者，必与诸同志至诚进行，不负先生之愿。在学问事业两面，今后佛教史之研究，为第一大事业。即中国佛教之复活，与中印两国民族宗教、文学、哲学、艺术上之结合，亦必须就此中下手。国际大学中，将来对于此科，宜有深远广博之努力。中国关于教史之书，其叙述印度事情者亦颇不少，如《佛国记》、《西域记》、《寄归传》、《三藏法师传》、《释迦谱》、《释迦氏谱》、《释迦方志》等，均可全部译传彼邦。僧传中，关于来中土弘法诸师，及中土之西行游学诸师之记载，并可选译，成为专书，以资考证（其教史诸大著，亦奖励专门研究之人。地理史事，并须一一博采诸国著书，详考现在情况，作注疏考证之工作。只要此科一有进步，自然引起两国诸种人士之兴趣，而百般事业皆自然兴起，比之空事宣传，功能殊不可并论。且此事有百利而无一害，且为学术上所不可少之功夫，千留意之。又印度诸名胜古迹中与中国佛教关系特深之处，均宜有中国人布施之迹，表扬之事，或为佛堂塔院，或为碑志，可量力因地为之。前所谈四大处、八大处外，如古佛道场、因缘胜迹，均宜立一中国文字之碑志，上刻中文教史上重要之记载，及当地现有彼方碑志等之释文。此犹之历史上之志功碑、纪胜碑，功德不小。而对于国人之游彼者，自然人得莫大帮助。千年万古，永为两民族文化之连锁。惟文字上须十分注意，除教史之记载外，不可更有记载，以免召文字之冤业也）。将来若须国内之帮助时，贤夫妇均当勉尽微力也。此后必早晚在佛前为先生祝平安，为两民族祝吉祥，请安心前途。中国之青年，觉醒之期必在不远，为后继者必不少也。肃颂安到彼岸，并祈于彼土众善信前，代达微忱耳。

谭云山到国际大学后将戴季陶托送的书转交给泰戈尔，并谈了他在中国得到的热情支持。泰戈尔了解到中国人，尤其是戴季陶对成立中印学会的真诚支持后，1934年4月18日，他特“致函考试院院长戴季陶，及各学术团体”，希望在中国尽快成立中印学会。他在信中感谢戴季陶赠送的书和对自己的问候，表示从中看到了戴季陶及中国友人恢复与发展中印友谊的诚意。他动情地说：“空间与淡漠之阻障，已将吾人分离数百年”，他希望中、印两国再度携手，“互相了解，互相增益”。他回顾了中、印两国悠久的友谊，“昔者印度与中国本极亲密，曾携手同心，以共同信行仁爱与牺牲之精神”。如今世界为欲望所控制，各国互相征伐，东方文化固有的仁爱精神，应是拯救此种世界的良药。因此，东方各民族应携手，“重振固有精神”，以友爱和平之力，破解仇恨与侵伐之力，因此，中国诸同人“发起中印学会，以图恢复中、印文化之沟通，与人民之联合，此实为吾毕生所致力之事业。今得诸位以为沟通奋斗之同志，使余至为庆幸”。他还提出以国际大学作为中印学会的活动中心，以期“此伟大学会保持两国文化之永远交流”。

泰戈尔与戴季陶共同推动成立中印学会一事，引起中国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期待，并被视为东方民族联合对抗西方文化的具体举措。如媒体称泰戈尔因“极端菲薄欧西文化而推重东方精神文明”，所以欲借组织中印学会，“光大东方文化，征服欧美的科学文化”，并特致电戴季陶，“请求赞同”，并为此“言将来华”。

在中、印各界的共同推动下，1934年4月23日，印度中印学会在国际大学举行成立典礼，泰戈尔亲自担任会长，尼赫鲁任名誉会长。在典礼上，泰戈尔特意宣读了一封致中国友人的信，感谢中国各界对中印学会的鼎力支持。

1935年5月3日上午10点，中国中印学会发起人在南京举行大会。出席者有蔡元培、戴季陶等二十四人。会上，戴季陶和谭云山报告了中国中印学会的发起缘由、筹备经过。随后会议讨论通过了学会章程，议定“中、印两国人士赞成该会宗旨，曾受高深教育，对于中、印学术文化有相当研究，并热心者，皆得加入为会员”。会上，戴季陶先被推举为五名监事之一，并在随后举行的第一次理事会和监事会联席会议上被推举为监事会主席。

显然，中、印两国的中印学会的成立都有赖于政治力量的支持，但戴季陶作为监事会主席，却一直坚持学会致力于中、印文化沟通，不涉政治。1935年2月，谭云山回国具体筹备中、印学会成立之事时，就学会宗旨与戴季陶多次协商，两人都一致同意中印学会以推动中、印学术交流为主旨，避免政治的干扰，也不干预政治。为统一认识，戴季陶曾致信学会理事陈大齐、许崇灏说：“云山先生此次由印归国，关于中、印学会事，已近完成，泰戈尔先生负责在印组织，甘地先生虽不加入，然表示极好。其实目前中、印文化之联络，只能限于文化，尤以偏于宗教为宜。若稍涉及政治，结果必不好。吾人为此运动，在重于中、印文化之联络，而使万人受福，不欲借万人之名与力，卷起风潮，转使万人受苦。”为此，他计划“在印度各大学中设中国国学及中国佛教讲座，在中国各大学中设印度佛教及印度文明史讲座为目的，至前年计划，布施以完全之中国图书馆与国际大学，已完全筹划确实。他还建议中国的中印学会不要急于作宣传，而应踏踏实实开展实际工作。endprint

中国学院

中、印两国中印学会先后成立后，泰戈尔对之的首要愿望，是在国际大学内创设中国学院，并求助于中国各界。戴季陶予以了具体支持与推动。

成立中国学院也是国际大学的需要。泰戈尔1920—1921年在欧洲访问期间，目睹欧洲“一战”之后的凋敝、苍凉，痛感世界和平的急迫性，萌生了建立一所以促进世界和平为目的的大学的想法。1921年，泰戈尔捐出自己的诺贝尔奖金，在圣地尼克坦学校的基础上创办了国际大学。这所大学针对英国统治者的奴化教育，倡导根据印度传统的教育方式，培养印度自己的爱国人才。学校招生，不限宗教和种姓，不限民族和贫富，不限男女，都可以入学。这种教育方式在印度引起了轩然大波，不但英国政府压制，不少印度人也反对。但泰戈尔坚信自己的办学宗旨，不少国际著名人士也予以支持。大学最终取得了成功，成为印度一百多年来唯一一所印度人自己创办、为印度自己培养人才的学校，在国际上也获得很大的声誉，各国学生和教授纷纷放弃原先优厚的待遇，来到国际大学，与诗人一起为世界和平这个全人类最伟大的目标辛勤工作着。

国际大学原先只招收印度学生，后来，许多国际著名人士纷纷给泰戈尔写信，说国际大学所显示出来的精神不但有助于印度人民的团结和融洽，即使对当时正处于争霸掠夺的世界也是一个伟大的启示。这种热情的鼓励，加上泰戈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周游世界所看到的满目疮痍的状况以及所到之处各国人民对他的热烈欢迎，都使他深受触动。在一次又一次的演讲中，他一再宣扬要沟通各国文化，各国人民要互相了解和支持，从而消除战乱，达到世界和平的最终目的。他愿意以自己狭小的园地栽培参天的大树。就是在这样的精神指导下，他决心把圣地尼克坦学校扩展成一所世界性的、可以使各国文化在此交汇融合的大学，使国际大学成为名副其实的国际大学。

1924年泰戈尔访华期间，曾多次与中国友人谈到国际大学，并表示国际大学欢迎中国学子和学者去学习、交流。而成立中国学院，则是实现这一理想的基础。但没有中国人的帮助和合作，这个基础则绝对不能完成。实际上，泰戈尔一直在为创办中国学院争取各方面的支持，他希望在中国各界人士的帮助下，尽快成立中国学院。

泰戈尔促进中、印文化交流的诚心感动了中国，中国政府和文化界纷纷响应，以各种形式推动中国学院的成立。为了实现泰戈尔为中、印文化交流所设计的这个蓝图，中国社会各界、各文化团体以各种方式积极投身进来，呼吁支持建立中国学院，“不论书籍、人才、经费，皆无不可”。泰戈尔还亲笔函至中国各文化团体和知名学者，希望得到中国的支持：“望贵国国学前辈加以提倡，与以维护，使贵国文学经术得以流传敝土。”“如有俯赐赞助者，乞函示鄙人。或予以年捐，或赠以书籍，皆学院急需之品。”他还特意致函戴季陶等，“商陈此事”。1934年4月18日，他在给戴季陶的信中，甚至专门列了一个详细的预算计划：“一个扎实的开端就是兴建一座大厦，叫做‘中国大厦，专供贵国的学生和学者住宿，以便我们合作致力于文化复兴。需要的费用，包括大厦的维持费，大约为三万卢比。”其他还包括中印学会的运作，学生的奖学金，聘请教授的费用和建设中国图书馆的费用。对此，戴季陶深表赞同。

中国学院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是中国图书馆。为此，国际大学专门辟出“地皮数亩，建筑图书馆”。1934年10月，为筹借建设国际大学中国图书馆所需藏书，谭云山回国向中国各学术教育机构及相关政府机构求助，并获得了当时“几乎所有重要人物的同情与热心”，其中最主要的推动者仍是戴季陶。他和蔡元培等以中印学会的名义赠予国际大学“中国经史子集及佛经等图书共十数万卷”。1936年6月，这批图书由谭云山随行带往印度。随后，中印学会等还捐赠了第二批图书。泰戈尔也多次在信中或请谭云山代为邀请戴季陶访问国际大学，戴季陶也一直期待成行，亲眼看看自己倾注了热情与心血的国际大学。无奈身居要职的他身不由己，多次抱憾。1936年冬，他从欧洲返国时，曾计划顺访印度，拜访泰戈尔，并参观国际大学，只因“国事萦身，急于返里”，未能如愿，他深觉遗憾。

中国学院经中、印两国共同努力，终于完成筹备工作，定于1937年4月14日举行开幕典礼。谭云山将此喜讯转告国内，媒体纷纷予以报道，并多言及戴季陶之功。

泰戈尔深感戴季陶为中国学院成立所付心血。在开幕典礼前，再亲书戴季陶，请他担任学院的护持人（共七人）;谭云山亦来信邀请。1937年4月8日，戴季陶复信泰戈尔，欣然应允。他在信中说：“知尊者雅意经营复兴中、印两国久滞交通之文化委世界众生种菩提新苗之中国学院已经落成，定于四月十四日揭幕。多年夙愿，今始获遂。虽艰苦之工作尚有俟于将来，而欢喜之心情实已充乎现在。此间同志莫不同心同口赞美嗟叹，视此为空前之盛事，亦莫不同心同口感激称誉，认此为汉唐而后千余年间两国无量数舍身命财而为法为众生所种善因孕育成长之胜果。惟愿从此以后如是之善因善果，互相滋润放大光明，扬先圣先贤之硕德，作百世千秋之隆基，则后代之欢喜赞叹者益将百千万亿倍于今日矣。辱承雅意，推传贤为尊者所主持之最高学府护法之一人，既感殊荣，益赠愧悚。今后但为智力之所及，必当更竭尽诚意以报高贤。天竺文明之在中国翻译讲论思惟行修。北宋而还，几于绝响。如何使之继续发展，则尤有望于尊者与诸上善之提携诱掖也。所赠中文书籍之第二集，购置整理已粗就绪，不日便将付邮寄上矣。仰企西天，无任怀想。”他最后祝中国学院“基础坚固，光明无量”。

4月14日的开幕式上，泰戈尔收到蔡元培、戴季陶以中印学会的名义发来的贺电：

加尔各答中国总领事馆转国际大学太戈尔先生台鉴：

中国学院成立，曷胜欣慰！愿共同努力，发扬东方之学术与文化，以进人类于和平幸福之城，而谋大同世界之实现。愿以至诚，祈中印文化合作伟大之成就，并祝先生暨诸同志之健康。

在开幕式上，泰戈尔发表了著名的演讲：“中国与印度”。他说：“中国学院在今天开幕了。中印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友谊与日俱增。学院将成为这种了解的一个核心和象征。中国和印度接壤数千里，通道不计其数。这些通道不是战骑和机枪开发出来的，而是和平的使者往来不绝一步一步踏出来的。两国人民现在要把这些通道开阔平整起来，使之畅通无阻，以便更密切地交往。而这开阔平整的任务，我们已经开始，有赖我们和我们的后人继续努力，以期迅速完成。”endprint

这开阔平整之工的第一铲土，无疑有戴季陶之功。的确，中印学会和中国学院的创立，戴季陶都是坚定而关键的支持者，他基于中印文化合作与交流的大业，以其对佛教的虔敬之诚，以其在中国政界和文化界的地位和影响，甚至其权力，为泰戈尔的这一“中国梦”的实现提供了具体而稳固的支撑。因此，说他是中印学会和中国学院的奠基石之一，应不为过。

战火情谊

中国抗日战争期间，泰戈尔与戴季陶同仇敌忾，互相支持。尤其是随着泰戈尔对中国的声援与支持不断加深，两人的友谊也日益加深。

1937年秋，泰戈尔染重病卧床。9月18日，蔡元培、戴季陶等人联名，以中国中印学会的名义发来慰问电：“谭云山先生鉴：本日报载太戈尔先生抱病重，不胜遥念。请即代元培、传贤暨中国中印学会同人等恳切致问，并敬祝早复健康。”

当从谭云山之口得知中国此时正被日寇暴虐，已“在生死存亡奋斗之际”，中国友人却仍挂念着他的病情，泰戈尔非常感动。9月21日，泰戈尔回信，并明确表示：“贵国人民此次对于所加于贵伟大和平国土之非法无理之侵略，作英雄勇武之抵抗，余已不胜钦敬。并叨祷阁下等之凯旋，得以护持。”他还在信中强烈谴责日本军国主义者诱导日本人民背离东方文化的至善理想，并深表痛心。他表示，自己虽曾深爱日本民族，但现在迫于残酷的现实，不得不“祈望彼等之失败，使彼等或可觉悟其非，实益加感觉有无限之伤痛”。这封电报发出以后，迅速在印度各报刊转载，并由路透社向世界各地广播。《中央日报》等国内媒体也予以转发，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的抗争精神。就这样，泰戈尔开始以各种方式对日本军国主义予以谴责，对中国政府和人民的浴血抗战，他则以各种方式声援和支持，并带动印度政府和人民以各种方式帮助中国，使印度成为中国抗击日本法西斯的坚定同盟。在整个世界都处于风雨飘摇之际，中、印两国成为了“支撑世界的两根擎天大柱，照耀世界的日月，济度世界众生的大船”。

值此，戴季陶鼎力支持成立中印学会、中国学院的意义，也逐渐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

作为信佛的政府要人，戴季陶推动中印学会和中国学院的建设，一开始并非得到普遍的赞同。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后，泰戈尔及印度成为中国抗战的坚定支持者，人们才逐渐认识到崇尚佛法与弘扬正义并不矛盾，理解了戴季陶多年苦心维持中、印文化交流的良苦用心。戴季陶也因此成为密切中、印关系的关键人物，为世人瞩目。

1940年9月，因印度民族独立运动影响到英国在印度的统治地位，英国照会蒋介石，希望中国能派人到印度，利用中、印友好的形势，对印度施加影响。中国国民政府为此组成访印代表团，而戴季陶则是代表团团长的不二人选。

1940年11月18日，戴季陶率团抵达新德里，受到热烈欢迎。在加尔各答，他专程去拜访了泰戈尔。两人神交已久，一见如故，坦陈长谈。

12月10日，戴季陶专程参观了国际大学。泰戈尔安排在国际大学为中国代表团举行盛大欢迎会。他虽因病不能出席欢迎会，但仍亲笔写了热情洋溢的欢迎词，感谢戴季陶和中国政府、社会各界为推动中、印文化交流所作出的贡献，对浴血奋战的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表示敬佩：“先生与先生率领的友谊访印团，光临国际大学，鄙人极表欢迎。先生之光临鄙校，实为中印两国悠久文化，重新发生密切关系划另一新阶段。我相信此两古老文化重生关系，乃当代重大事件之一。……现下，我愈深切的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将光荣胜利地度过当前的困难，中国将以精神战胜侵略的事迹，昭示于现代。”应国际大学师生之邀，戴季陶则作了题为“中、印两国文化兴衰离合因缘颂”的演讲。他详细分析了中、印两国文化的兴衰离合的因缘，赞扬泰戈尔访华恢复了中断千年的中、印友谊，呼吁中印两国人民共同发心，“中、印再造，世界生辉”。

在国际大学，戴季陶有感于印度人民的热情和厚谊，还特别发表了“告别印度人士书”，表达了对印度支持中国抗战的感谢。他说：

十余年前，泰戈尔先生之来访中国，不独于中、印两国之友谊有莫大之关系，亦实大有助于中国文化复兴之运动。自是而后，中国人民益知自宝其固有之文明，为复兴民族之要义。战事发生，印度国民予中国国民以精神上莫大之同情，尤足使吾国人感奋，中绝数百年之国民友谊至是复活。余可断言，此一伟大事实，即两国文运重光，河山再造之表征，亦即世界人类曙光之肇始。八万万文明民族最大忍耐，而造成最大精进，其足为世界人类无上之至宝，由此而造成永久之世界和平人类互助中心，使世界咸知侵略与掠取为无益而有害之愚事，重返于真正之道，殆无疑也。

戴季陶访印并与泰戈尔交流，成为中、印文化交流的里程碑，不但深化了中、印两国的友谊，也加深了他和泰戈尔的友谊。两人都表示将继续携手，以中、印学会和中国学院为枢纽，全面推动中、印文化交流，进而实现世界大同。

魂留中国

然而，1941年8月7日，泰戈尔却因病逝世。

葬礼上，谭云山贡献了两个花圈，其中一个代表蒋介石及戴季陶、孔祥熙、陈立夫、朱家骅，“因为他们都是大师的好友和钦敬者”。

1941年11月29日下午，在战时中国陪都重庆，在日寇的耽耽虎视下，中国佛学会、中印学会、东方文化协会、扫荡报、中央日报、新华日报、教育部、（重庆市国民党）党部、韩国独立党、中国哲学会、国民精神总动员会等各机关、团体二百余人在国立中央图书馆为泰戈尔举行追悼会。

二时，公祭开始，主祭为戴季陶，朱家骅、陈立夫、张道藩等十一人陪祭。

公祭毕，追悼大会开始。戴季陶、陈立夫分别讲演。

戴季陶在讲演中回顾了一年前与泰戈尔见面的情形：“一年前之今日正泰戈尔先生病危之时，本人曾亲往床前探视。当时先生之表情，至亲至切。谈及中国情形，尤表关心。时本人请先生病愈后重来我国观光，先生眼中炯炯发光，依然答曰‘一定去。”由此足证先生爱中国的热情。

戴季陶高度评价泰戈尔为推动中、印友谊和世界大同理想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在他看来，泰戈尔不仅是印度最杰出的爱好和平的哲人，而且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和平主义者。所以泰戈尔去世，不独为印度最大之损失，“其于中、印文化融化之前途所失者尤大”，泰戈尔恢复了中、印两国中断已久的文化交流，“盖自五代以迄于今，两国文化交往渐疏，直至尊公东来，重继腾、竺以后文光脉之统绪，而益以现代之文化交流方乃复兴。然而襁褓之孩，所赖于保育之力者大而且切”。但这个“孩子”刚一出生，其母泰戈尔就“舍世，其于两国文化复兴，实共失所怙”。戴季陶希望中、印两国国民以泰戈尔为榜样，“继二千年来两国先贤之志，能为道而舍身，体尊公爱众亲仁之心，互弘大道。交通之便，既大异于汉唐，则雪岭流沙，已无碍于文化，人人恢复固有之道德，当体便是金刚，共同赶上现化之科学，法器皆成轮宝”。endprint

当天下午，戴季陶还拿出自己珍藏的用泰戈尔的音乐诗歌制成的留声机片，“择其中若干种”，嘱中央电台“分别用长短波广播”。戴季陶特致信谭云山，请他将国人对泰戈尔的这种深切悼念转告泰戈尔家属及国际大学的诸位敎授，并代国人表达继续推进泰戈尔所恢复的中印友谊之意愿：“嗟乎！中印文化之互相帮助者，久矣大矣，天竺敎泽之普及于中土人民者，广矣深矣，虽宋元而后，传道求法之士渐疏，而圆音之已普宣者，依然深印于人心。东尽大陆，南逾岭表，西起雪藏，北越大漠，虽荒山穷谷之间，无不为天竺敎泽之所感被。太翁远来中国之后，国人对于现代印度精神于是重生认识，旧种新芽渐至繁茂，他日滋荣传播，广利人群，将无涯矣。”追悼会后，“泰戈尔先生追悼大会筹备会”还计划编辑泰戈尔纪念册，请戴季陶和朱家骅各撰序文一篇，同时还请戴季陶等代为搜集追悼会期间的各种函电，收录于纪念册。

戴季陶确也成了泰戈尔中印大同精神的中国继承者，并发扬光大。他终其一生都在关心与支持他与泰戈尔等共同成就的中、印文化交流事业。中印学会、中国学院的重大活动，他皆致电或致函祝贺。

1942年3月17日，在中、印两国国民友谊周，戴季陶发表“中、印两国国民救世的精神”，呼吁中、印两国人民共同努力，“恢复曾经亲密了一千年，又疏远了一千年的中、印两国人民，心心相印，超越一切世间众生自私自利欲念的纯洁友谊。惟愿从今天起，精诚团结，为了降伏扰乱世界的魔鬼，救济全世界的人类，建立世界的和平秩序，而勇猛精进，努力奋斗。……为全世界的一切众生建造永久无边无量无尽的自由平等快乐的世界。”

1942年8月13日，中国中印学会在重庆举行会员大会，蔡元培仍当选理事长，戴季陶仍被推举为监事长。中印学会至此实际上已不仅仅为一学术机构，但戴季陶仍坚持走高端学术路线。为此，他曾致信陈立夫：“目前欲求中、印文化发生密切关系，是由大学或研究院，聘请一二位纯洁无疪、足以代表印度精神之学者，来华讲学……贤以为若能请一位人品信誉代表印度之学者而师之，其效力之大，将不可思议。”戴季陶还致书曾接待过泰戈尔并素有贤名的张君劢：“先生为素来热心于沟通中印国民文化，复兴两国固有慈悲仁义精神，以救济世界人类厄运之仁人，必肯对此学会之前途，作最大之法施。至今后进行，贤意要义，仍在于学术，必须真能尽其学会之能事，然后于时间则能融过现未为一时，于空间则可融东西中为一地，所谓十方三世、二谛融通、三昧现前者，当体即是也。”其对中印学会和中、印文化交流之拳拳之心，可见一斑。

泰戈尔成为戴季陶一生崇尚的精神丰碑。老诗人虽已逝去，但他对人类和世界普遍的爱永存，中国人对老诗人的那份爱和感谢，如同诗人这份爱，亦将永存！1946年冬，戴季陶抚今追昔，思及泰戈尔，情不能以，挥毫作《泰戈尔大师赞》：

敬以至诚默念，心礼太戈尔大师在天之觉灵，为之赞曰：天悯众生，妙德再来，聪明仁恕，万众洞开，道承先圣，智远九垓。觉明辉耀，无碍辩才。十方崇仰，美矣大哉，惟师之才，超绝世学，德行道艺，人间大觉。财法无畏，十方普施，寃亲一体，平等无私。我今至诚，敬礼大师，至道不二，至德无名。灯灯相继，普度众生。示宇宙之至德，放日月之大明，显前类之情状，发人类之正声。斯皆充实之美，声象现乎至诚，叹世间之俗子，假道艺于斯文。既无真诚济世，何善美之足云。愿大师之再来，以救此众群生，为天中之大天，作仁中之至师。今天竺与震旦，为法侣以相亲。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