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应对“中等收入陷阱”的策略

高笋元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A

内容摘要：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视角，通过分析对比日、韩及拉美等国家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新路径、新方法。

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 经验教训 经济转型 应对策略

“中等收入陷阱”概述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陷阱”显示的是一种均衡状态，发展当中存在陷阱则预示着原先的政策选择和制度设计失去效力，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对经济发展提供新的强劲动力才能实现经济增长阶段的新跨越。最早提出“中等收入陷阱”这样一个概念的，当首推2006年世界银行发布的《东亚复兴——经济增长的思路的研究报告》，在该报告中，明确了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的基本含义，是指从低收入迈向中等收入的经济发展战略，在向高收入攀升阶段是不能重复使用的，其进一步的经济增长被原有的经济增长机制锁定，人均国民收入（简称GNI）无法进一步达到高收入水平的“低水平均衡状态”，一国很容易进入经济增长阶段的停滞徘徊期。这句话的实质表明，一些中等收入国家由于不能及时、顺利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将导致新的经济增长发展动力不足，难以突破中等收入陷阱。而且，从已有的历史经验来看，在经济向前推进的大环境下，新兴市场国家在突破贫困阶段后，大都能快速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但真正能一跃而成为高收入国家的还是很少，由于经济快速发展积累的矛盾集中爆发，原有的增长机制和发展模式无法有效应对系统性风险，发展战略失误或受到外部冲击，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不前，长期在中等收入阶段徘徊，迟迟不能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从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这在面临复杂多变的社会和政治挑战的大国身上表现的尤为明显。

对GNI低、中、高收入三个层次的划分，根据世界银行2011年7月确定的标准，GNI低于1005美元的为低收入经济体，GNI为1006-12275美元的是中等收入，高收入则为12276美元及以上，在这其中，以3975美元为界，中等收入标准又有“下中等收入（1006-3975美元）”和“上中等收入（3976-12275美元）”之分，根据国家统计局2012年（2013年尚无数据）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的人均GNI名义值达3.8万余人民币，折合6300多美元，表明我国已经进入到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向高收入阶段跨越将是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近年来，在各种因素综合作用下，我国经济增速回落，一系列矛盾和问题集中出现，工业规模扩张受限，外需拉动作用减弱，依靠自然资源等要素的投入来驱动经济发展难以为继；计划生育导致青壮年劳动人口相应减少以及老年人口增加，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劳动力成本趋于上升；创新难度增大，产业结构升级面临技术瓶颈等，使我国面临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境地。在2010 年7月1日，新华头条：中国能不能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同日《人民论坛 》上，顶级专家激辩“中等收入陷阱”，中国能否破解“中等收入陷阱”这一魔咒，未来中国能否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对此我们有必要考察、汲取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对失败者留下的深刻教训，设法加以规避。

东亚、拉美等国家应对“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教训

（一）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经验

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被称为“亚洲四小龙”的中国香港、中国台湾、韩国和新加坡，抓住发达国家产业升级转移的有利时机，吸引大量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结合自身优势，迅速走上发展道路，在短时间内实现经济的腾飞，一跃成为全亚洲最富庶的地区，与日本一道，成为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的经济火车头之一，是国际上公认的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摆脱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日本用了12年，韩国仅用了8年。总结经验，其在经济、社会及政治结构等方面均可以给中国带来诸多启示。一是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革新。由模仿到创新，由依赖自然资源投入的粗放型向依靠科技进步的集约型转变，同时产业结构调整，初级加工业比重下降，电子、汽车、机械等高附加值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和服务业比重不断上升，优化了产业结构，走轻工业-重工业-现代服务业-新兴战略产业的发展路径；二是社会结构转换，政治结构转变。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缩短了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和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社会结构由“金字塔”型向“橄榄型”转换，同时，建立了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民主化得以推进，为经济健康发展提供政治环境保障；三是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建立医保及养老制度。加大教育资金投入，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培育充足优质的人力资源，尤其是与现代经济和高新技术密切相关的实用人才，为承接产业转移提供智力保障，加强公共服务建设，建立全国医保和养老金制度，完善社会福利，保障收入分配公平，激发员工积极性，增强员工的归属感和团队合作精神，促进经济持续稳定高速发展。

（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教训

深陷中等收入陷阱泥淖的拉美国家，其贫富分化、腐败多发、就业困难、社会动荡、金融脆弱、创新不足等表现更有助于我们汲取教训，避免重蹈覆辙。一是发展战略失误，对外部世界过度依赖，想通过“弯道超车”进而片面强调进口替代战略，但战略未及时调整与转变，其做法造成国内工业体系发展后劲不足，抵御外界冲击能力减弱，经济活动缺乏内在的稳定性，错误的加快国企私有化等措施，几乎摧毁整个国民经济体系，导致失业率攀升，社会动荡；二是收入分配不公平，贫富差距拉大，强调经济增长，但忽视了收入分配公平，导致经济有增长，百姓生活无发展的严重状况，出现“增长性贫困”局面，造成富人愈富，穷者恒穷，诱发社会不稳定因素，不利经济持续稳定发展；三是宏观政策出现偏差，政治体制改革滞后，过度推崇新自由主义政策，利益集团阻扰经济体制改革，与社会精英结合，攫取社会资源，而有的政府为避免下台，出台对富裕阶层有利的财税政策，不利于改善民生和国家长治久安，给经济长期发展蒙上阴影。endprint

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面临的挑战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综合国力大幅度提升，社会财富积聚，经济总量迅速攀升，已经跃居世界第二位，但经济结构失衡、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缓慢、社会保障体制不健全、城乡二元结构、收入分配不合理等问题长期没有得到有效解决，社会矛盾明显增多，可持续增长乏力，经济、社会、政治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具体表现如下：

收入差距拉大，收入分配明显失衡。收入问题是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障碍，收入差距在任何国家都有，但相比之下，中国的收入差距幅度之大让人咂舌，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行业差距等居高不下，超过国际警戒线，影响经济持续增长，同时收入分配明显失衡，财富过于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其背后的垄断、腐败等利益输送问题，容易引发社会矛盾，损害市场公平，增加社会不安定因素。

人口红利效应减弱，低成本优势不再。中国拥有全世界最多的人口，劳动力供给充裕，相对较低的生育率加上老龄化速度加快，劳动人口比率逐渐下降，出现“未富先老”的不良局面。人口红利式微，劳动资源稀缺开始显现，工资上涨劳动力成本提高，逐渐弱化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的比较优势和国际竞争力，依靠低成本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逐渐丧失，而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又尚未大规模建立，新的经济增长点还未出现，加大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难度，反观日韩都是在人口红利结束前就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科技研发投入不足创新能力不强，经济结构失衡。相比西方发达国家及日韩等国在技术研究与试验发展领域的高投入，中国在这方面显得薄弱，科技投入不足带来的后果是严重阻碍企业研发和创新能力，产业国际竞争力较弱；中国劳动生产率增长很快但总体水平较低，主要从事低端的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劳动附加值非常有限，是名副其实的制造大国但不是创造大国，经济结构不平衡，在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转移上，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对外依存度过高影响可持续发展，制度性障碍阻碍未来经济增长。进出口贸易是中国经济崛起的重要推手，但过高的对外依存度使得中国更易受到国际经济波动的影响，宏观调控难度加大，而且以牺牲资源和环境为代价，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构成挑战；在劳动力资源配置领域，存在户籍、教育、医疗、就业等制度性障碍，加剧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的收入差别，阻碍竞争性市场机制正常发挥作用，妨害均衡增长目标的实现，对未来经济增长构成挑战。

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战略对策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从低收入挺进中上等收入，仅仅用了30来年的时间，中国经济发展到目前这个关键性阶段，面临着各方面的挑战和不可预知的问题，如何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顺利实现工业化、现代化，进入发达国家行列，成为国家和政府不可回避的问题。坚持发展就是硬道理，优化升级产业结构，加快经济结构调整转型步伐，消除不利于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全方位进行制度创新，努力发展社会公共事业，保障和改善民生，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为此，本文试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视角，并基于国际经验教训的比较分析，探求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路径与对策。

一是深化体制机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加强公共服务建设。全面深化改革，跨越制度陷阱，经济的有效增长，需要改善生产要素配置的效率，通过降低管理成本，提升生产力等途径和方法来实现。在我国尤其是十八大所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为体制和机制改革提供了方向，如政府所推出的户籍、社保等政策，解除了人口流动的枷锁，城镇化政策的提出，更好的发挥了土地资源的使用效率，农业现代化的加快推进，提高了农村、农民的收入水平，促进了农业的生产等。总结规律，从现有的国际经验表明，从中等收入层次向高收入层次过渡，制度变迁不可回避，必须从经济、政治、社会等体制机制方面进行清理和消除影响经济社会结构调整、产业优化升级等因素，正确处理好中央和地方、政府与市场、城市及乡村、国企跟民营等各种复杂关系，充分发挥和正确运用好政府有形之手的扶持作用，创新体制机制，跨越制度陷阱，注重践行科学发展观，打造服务性政府；作为全社会所形成的改革共识之一，要加快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把改善国民收入分配作为重要的战略任务来抓，保证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效率和社会民众所需要的公平相统一，在效率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公平，并以此为改革的切入点，打破城乡间、行业间、地区间、不同社会群体间的收入差距，改善国民收入，提高国民生活水平；同时要加快对金融、电信、电力、石油等垄断部门和重要行业的分配体制改革，建立健全公开、公平、公正、透明的竞争规制，积极吸引社会资本和民营资本的进入，破除公平竞争的体制机制障碍；加快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数量和种类的建设，扩大基本公共服务所覆盖的人群，优先发展教育、医疗、卫生、文化、社保、就业、养老等公共服务，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解决人民的后顾之忧；消除潜在的各种隐形福利待遇，调节过高收入群体，培育中等收入群体，大力扶持低收入群体，形成稳定的中等收入群体占较大比例的“橄榄型”社会。

二是加强科技创新能力，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改革开放后经过低水平、低质量、不可持续性等粗放式经济的迅猛发展，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积累了巨额社会财富，但与此同时不可回避的一个现象是，高能耗、大污染、低附加值、不可持续等发展瓶颈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实质性解决，要想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平稳、快速发展，必须转变原有的经济增长方式，适时适度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如大力发展电子计算机、航空航天、大规模集成电路、高级医疗器械等知识密集型产业以及高附加值的新兴劳动密集型产业，而这一切都有赖于科技创新。可以说科技上的每一次重大突破和创新都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新的增长引擎，故此需要大力发展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和高端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利用高、新、尖技术加快对传统产业的改造，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加快对知识产权的创造、运用和保护，增强科技创新能力的培育，鼓励对技术研发能力的投入和对人才进行有效储备，把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作为战略重点，对高端人才敢于引进，敢于委以重任，推动我国由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的转变；同时要充分重视金融业，积极发展现代服务业，优先发展极具高端竞争力的产业，如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型的制造业、具有系统集成能力的产业等；同时积极稳妥推进深度城市化建设，实施区域发展战略，在城市化进程中，要加强对大中小城市的管理和联系，避免过多的超大型城市的出现，减缓经济发展的压力，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贫困地区给予特殊政策支持和照顾，增强欠发达城市和地区的自我造血能力，加强对特殊困难地区帮扶和对口支援力度，促进区域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破解城乡发展难题。endprint

三是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加强国际与地区间的经济合作，提倡和谐共同发展。在中国投资、出口、消费一直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对于投资，中国现在还是以粗放型为主，资源消耗大、环境污染重，资本密集型产业自主创新能力不足，核心技术缺乏优势和竞争力，成为影响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故要依靠人力资本投资和产业结构升级，跨越投资陷阱；在出口方面，因为没有掌握核心技术，没有国际话语权，容易受国际经济波动影响，且处于价值链低端，不等价交换被发达国家剥削的情形没有实质性改观，故在出口结构上，鼓励具有知识产权和自主创新品牌的商品和服务出口，对资源型、高能耗和高污染等的产品生产和出口，则要进行严格控制，扩大高、新、尖技术产品和附加值高的产品出口力度，转变对外贸易增长的方式；相比于前二者，中国拥有13亿多人口，消费潜力巨大，广大国内居民尤其是中低收入人群消费需求没有被充分挖掘出来，在全球经济放缓、需求低迷、复苏乏力的当下，协调内外部经济发展，使经济增长引擎由外转内，以最终消费拉动经济增长正逢其时；加强国际与地区的经济合作，提倡共同与和谐发展，积极参与双边与多边国际与地区经济合作与政策协调，努力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水平，通过对外资的引进，进一步提升国内产业结构和技术水平相结合，促进区域协调及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结合，使得投资、出口和消费协同发展，在制定经济政策时，建立与合作伙伴的互信，积极参加G20、APEC等多边与双边国际和地区经济合作与政策协调，增加对国际经济政策的影响力，加强南南合作，支持全球经济结构调整等，提倡和谐共同发展。

四是经济上把握主导产业，政治上完善民主法制，文化上倡导勤劳致富和实体创业。经济增长有赖于技术的进步，而我国尽管有“制造大国”之名称，却缺乏大国、强国应有的核心技术，没有核心竞争力，没有精加工和高附加值的工业，在与国外竞争中，无疑处于下风。经济增长在发展的初级阶段，人口优势比较明显。但现阶段中国人口红利渐失，故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应该以技术密集型产业作为主导产业来加以发展，建立有效的技术引进、消化、吸收、改进并进而进行创新、创造的方向转移；在政治方面，应该着力完善民主政治，建立健全法制社会。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反过来，上层建筑也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中国现有的体制难以适应当今经济发展的需要，在此情况下，需要一场深化改革来促进，基于现有条件，中国应该以全新的执政体制、程序和手段来构建民主政治和法制社会；同样，在社会文化上也要齐头并进，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需要稳定的政治和社会文化环境，坚持勤劳致富，实体创业，建立一整套完整的财政税收及货币政策等收入分配政策，用实干的文化观念和精神去武装人民，实现国富民强，共同发展。

五是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是根本，实现社会公平是重点，提高增长的包容性。通过国际经验可以知道，中等收入陷阱的表象是，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均国民收入达到世界中等水平后，由于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就有可能出现经济停滞不前的徘徊状态。中国在改革初期经过一段时间的迅猛发展以后，经济增长确实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减速现象，不管是在投资、还是出口还是消费方面都是如此。这其中的因素，既有国际经济环境波动带来的影响，也有内部结构性的因素，但不管如何，要想避免或者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根本之道仍然是抓住经济建设不放松，发展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和根本！这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的高度概括，只有大力发展经济，坚持发展就是硬道理，中国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才能不为中等收入陷阱所困；当然在发展经济的道路上，要关注贫富两极分化，社会动荡，信仰缺失等不良社会现象，这些容易导致社会问题多发，矛盾激化，成为拖累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故此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过程中，重点在于努力发展社会事业，实现社会公平，建设一个稳定和谐的社会，这也是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基础和必要条件，重视居民收入差距，扭转差距扩大趋势，健全和保障服务体系，敢于正视复杂化、多样化的社会矛盾，积极妥善的加以解决，保持社会稳定，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供保障；提高增长的包容性，让所有人都有公平的参与机会，并从中获益，这也是中国保持经济持续增长，避免落入和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和谐社会的关键一环。

综上所述，中国已经进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时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要“对症下药”，在借鉴其他国家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落实科学发展观，实行可持续发展战略，通过科技创新，推进产业转型升级，优化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最大限度的化解各种矛盾，处理好收入与分配问题，深化经济、政治与社会文化全方位改革，抓住战略机遇期，未雨绸缪，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向高收入国家迈进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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