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华日军“三光政策”的形成始末

□ 李 涛

2014年，中央档案馆选取了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审判的45名日本战犯的亲笔供词，在国家档案局网站上公布。这是中国政府第一次在互联网上公布日本战犯的笔供，有力地回击了日本右翼势力企图否认侵华罪行的谎言。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是一场欲使中华民族亡国灭种的屠杀和掠夺。侵华日军人性沦丧，以极端的疯狂和野蛮任意蹂躏、屠杀中国人民。在这些供词中，日军对抗日根据地军民实施杀光、烧光、抢光的暴行多次出现。而作为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华战争中推行的极其野蛮凶残、灭绝人寰的“三光政策”又是如何形成的，笔者进行了追根溯源。

1940年夏秋，日本帝国主义乘德军在西欧和北欧迅猛推进，美国尚未完成战略准备，西方诸国无力东顾之机，积极准备实行南下政策，攫取英、美、法等国在东南亚和西南太平洋的殖民地，以期早日实现“大东亚共荣圈”。为放手南进，日本大本营妄图早日解决中国问题，使中国成为其“南进”的后方基地，发出“迅速处理支那事变”①复旦大学历史系：《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305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的命令，一面加紧对国民党政府的军事讹诈和政治诱降，扬言要“南取昆明，中攻重庆，北夺西安”；一面集中主要力量继续进攻抗日根据地。特别是在华北，侵华日军疯狂推行所谓“肃正建设计划”，以铁路作柱、公路作链、据点作锁的“囚笼政策”，企图分割摧毁各抗日根据地。至7月，日军在华北新建、修复铁路2300公里，公路1.5万公里，新建碉堡据点2700多个。

为粉碎日寇这一恶毒的“囚笼政策”，争取华北战局更有利的发展，并影响全国的抗战局势，配合正面国民党军作战，以消除国民党妥协投降的危险，争取时局好转，八路军总部决定趁“青纱帐”和雨季的有利条件，集中晋察冀军区和八路军第120、第129师等部共105个团，发起一场破袭华北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和据点的大规模战略性进攻战役，这就是著名的“百团大战”。此役历时105天，八路军在地方武装和人民群众的紧密配合下，先后进行大小战斗1824次，毙伤日军20645人、伪军5155人，俘日军281人、伪军18407人，破坏铁路474公里、公路1502公里。②《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编写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2卷，160页，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11。

遭受沉重打击的日军惊呼“对华北应有再认识”，随后从华中正面战场抽调2个师团加强华北方面军，对华北各抗日根据地进行了更大规模的“扫荡”，并实施所谓的“烬灭作战”，杀戮居民，对粮秣、房舍及其他物资设备进行彻底的破坏③李恩涵：《日军对晋东北、冀西、冀中的“三光作战”考实》，载《抗日战争研究》，1993（4）。，也就是最初形式的、有系统的、有组织的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作战”。日本学者新村出主编的《广辞苑》（1955年第1版）收录了“烬灭作战”一词，将“烬灭”解释为“烧尽灭绝”，意即“烧光杀光”。

1940年11月16日，八路军总部通电全国，揭露日军在“扫荡”中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野蛮暴行。24日，《新华日报》刊登了题为《粉碎日寇对华北“烬灭扫荡”的新阴谋》的社论，指出：“日寇称其近日对华北进行的为‘烬灭扫荡’或‘焦土扫荡’，其内容便是：逢屋便烧，逢人便杀；俾其扫荡区域，屋归于烬，人归于灭。……日寇对华北的兽行，决不单是报复（注：指百团大战），也决不单是军事企图。而是在其‘和平攻势’失败而增加局部军事逼迫的策略下，直指华北八路军的。”当天该报还刊登了华北军民痛歼暴敌，粉碎日寇“烬灭扫荡”，以及日寇在“扫荡”中所实施的烧杀奸淫抢掠等种种暴行。这是中国共产党在“三光政策”这一用语正式出现前对“三光政策”最早的揭露。

1941年1月16日，日本大本营批准《大东亚长期战争指导纲要》，提出要“继续对中国进行压迫，力求在昭和16年（1941年）夏秋之季，以军事、政治、谋略的综合压力，解决中国事变”①《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编写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2卷，206页。。2月，日本华北方面军参谋长联席会议明确今后“肃正的重点，仍然在于剿共”，在华北推行“治安强化运动”②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下册），583～584页，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实施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相结合的“总力战”，并调集除关东军外侵华兵力的75%和全部伪军进行大规模的“扫荡”“清乡”“蚕食”。③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编审委员会：《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第8卷，636页，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

据统计，1941年至1942年，华北日军组织千人以上万人以下的“扫荡”132次，1万人至7万人的大“扫荡”达27次之多，有时在同一地区反复“扫荡”3～4个月。④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编审委员会：《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第8卷，636页。“扫荡”的伎俩更是五花八门，诸如“铁壁合围”“捕捉奇袭”“纵横清剿”“反转电击”“辗转抉剔”“梳篦清剿”“拉网合围”“马蹄形堡垒线”“鱼鳞式包围阵”等。虽然日军在作战命令和作战术语中并未有“三光政策”或“三光作战”一词，而称之为“烬灭作战”“彻底的肃正作战（讨伐）”“彻底覆（讨）灭”“讨灭作战”等。但毫无疑问，它们“实际是非常接近、或是几乎完全一样的”。⑤李恩涵：《战时日本对冀东的“三光作战”（1937-1945）》，载《台湾师大历史学报》，2003（31）。

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可谓是“三光政策”的始作俑者。而将其“发扬光大”的则是号称日本“三杰”的老牌侵华头子冈村宁次。1941年7月，冈村宁次接替多田骏出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扬言“要在4个月彻底消灭华北的共产党和八路军”。为此，他纠集日军5个师团、6个混成旅团的大部和伪军共7万余人，用其在朝鲜和东三省的“剿共”经验，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进行毁灭性的大“扫荡”，其规模之大、频率之高、手段之狠毒，都是空前绝后的。⑥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编审委员会：《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第7卷，557页，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

日军在“扫荡”中惨无人道地推行“三光政策”，甚至灭绝人性地施放毒气，进行细菌战，在东起山海关、西至古北口的长城沿线，制造了东西长350余公里、南北宽40余公里的无人区。如1941年1月，日军血洗河北省丰润县潘家峪村，一次集体屠杀群众1300余人，焚烧房屋千余间。1942年5月至7月，在对冀中区的大“扫荡”中，日军残杀、伤害、抓走群众高达5万多人。⑦《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编写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2卷，218页。一桩桩惨案，是侵华日军在中国血腥暴行的一个缩影。当时华北地区呈现出一幅“无村不戴孝，处处是狼烟”的惨景。

“三光政策”给华北抗日根据地带来惨重的损失，最困难时根据地面积缩小1/3，冀中、冀南、冀鲁豫、鲁中、冀鲁边等抗日根据地变成了游击区，有的还变成了敌占区，人口由5000万锐减至2500万，八路军由40万减至34万。

1941年7月7日，延安出版的《解放日报》刊登了朱德总司令撰写的《八路军新四军抗战四周年》一文，指出：“敌后经济的特点，是敌人的封锁和毁灭政策。在封锁方面，则隔断我各抗日根据地的联系，隔断城市与乡村的来往，在毁灭方面实行其‘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口号，这种经济上的封锁摧残，其为祸之烈，在敌后方显然比我后方要厉害得多。”这是目前可以查到的对“三光政策”最早的正式表述。9月10日，《解放日报》刊登题为《粉碎敌寇秋季“扫荡”》的社论，对“三光政策”进行了揭露：“在经济方面，敌人对我根据地采取封锁和毁灭政策，这便是隔断我各抗日根据地的联系，隔断城市与乡村，并实行其‘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口号，对我根据地的建设事业更极尽其捣毁焚毁之能事。”12月28日，该报刊登了邸华的署名文章——《今日华北的“扫荡”与反“扫荡”》，在总结日寇的“扫荡”特点时指出：“最后一个特点是‘三光政策’。过去敌人是无组织的，无计划的烧杀掠夺。而今天则是有组织有计划的进行的，每向一个地区‘扫荡’时，有专司烧杀掠夺的组织。如‘扫荡’太岳区时，敌人组织有放火队、破坏队、运粮队、宣传队等。”

这一时期，在《解放日报》《晋察冀日报》《八路军军政杂志》等报刊的社论、评论和消息中，以及中共中央文件和领导人的讲话中，不断出现“三光政策”这一用语，并进一步做了更形象、更具体的描述与揭露。如1942年1月15日《解放日报》刊登的《敌寇在华北的强化治安运动》一文中，指出：“所谓‘三光政策’就是敌人每次‘扫荡’我根据地时，常挨村洗劫，将男女杀光，东西抢光，房屋烧光，造成一片焦土，使我军民无法安居，形成所谓‘无人区’。在实行‘三光政策’时，敌人特别注意对我生产工具与牲畜之破坏与掠夺，企图根本摧毁我生产，以饿死我军民。”4月1日，罗瑞卿在《新的一年与新的政治工作任务》一文中指出：“敌寇曾提出消灭我军生存条件的毒辣计划，其具体内容则在对于根据地人民实行大烧、大杀、大抢的所谓‘三光’政策。”①总政治部办公厅：《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6册，686～687页，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4。7月7日，中共中央在《告抗日根据地全体党员和八路军新四军将士书》中指出：“在抗战的第六个年头，敌后斗争是会比过去更加困难了。敌人的‘扫荡’会更加频繁，敌人的堡垒与封锁线会更加多，敌人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会更加残酷，我们的地区可能暂时缩小，我们的经济可能更困难，我们的牺牲与损失也可能更大。”②《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6册，791页。1943年11月29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招待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抗日战争六年半中，敌人在各抗日根据地内实行烧、杀、抢的‘三光’政策”③《毛泽东选集》，第3卷，92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指出：日本帝国主义“进行连续的‘扫荡’战争，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着重地打击我党，致使我党在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这两年内处于极端困难的地位”④《毛泽东选集》，第3卷，942～943页。。由此，“三光政策”作为侵华日军野蛮凶残、奸淫烧杀、抢劫掠夺、无恶不作的代名词，为抗日根据地军民家喻户晓。在战后日本出版的刊物及书籍中，也出现了“三光政策”这一用语。如《百科事典》《广辞苑》等均收录了“三光政策”一词，并解释为“日中战争中，日本实行的残酷的非人道战术，是中国的叫法”。

综上所述，“三光政策”是在百团大战后，侵华日军有组织有计划地实行带有战略意义的极其恶毒的政策，妄图彻底摧毁抗日根据地军民的战斗意志及物质基础，进而侵占全中国的阴谋计划的组成部分。

然而，作为推行“三光政策”的急先锋、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刽子手冈村宁次，在其战后所著的回忆录中竟然无耻诡辩称：“1941年11月3日的明治节，向司令部全体高级军官作了训示，首先朗诵明治天皇所作诗句‘国仇固当报，仁慈不可忘’，然后带领大家高呼‘灭共爱民’。在那以后，我认为贯彻爱民方针至关重要，又提出了‘戒烧、戒淫、戒杀’的标语训示。这条标语并非出自我的发明，而是借用了清军入侵明朝时的禁令。”俨然将自己装扮为“三光政策”的反对者。尤为甚者的是，冈村还倒打一耙，称“日、中的共产党把我的三戒标语篡改成‘冈村宁次的可烧、可抢、可杀的三光政策’大事宣传”⑤［日］稻叶正夫：《冈村宁次回忆录》，31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妄图颠倒黑白。

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拒绝正视历史，恶意歪曲历史，美化侵略历史。中国政府在互联网上公布的《日本战犯的侵华罪行自供》，铁证如山，以无可辩驳的证据，再次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华期间所犯下的反人道、反人类、反文明的滔天罪恶——这是任何人都不能篡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