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进程中的一党体制

孙代尧，李 京

(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871)

·政治发展研究·

现代化进程中的一党体制

孙代尧，李 京

(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871)

一党制是后发现代化国家政党制度的主要形式，其生存能力与威权主义的命运息息相关，成为比较政党研究中的一个独特对象。萨托利和亨廷顿等学者对现代化进程中的一党体制做了独到的研究，揭示出一党制发展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对于处于现代化进程之中的社会，一党制政体发挥了积极作用，但随着社会发展，一党制也必须适时调整并更新执政意识形态，使之更具有包容性，更能适应现代化发展。

现代化；一党制；政党制度；民主体制

政党和政党政治作为一种普遍的政治现象，一直受到学界的关注和重视。但在西方，政党和政党发展是与民主政治相联系的，相关研究成果也是在西方现代民主语境中产生的。“政党创造了民主；没有政党，现代民主制是不可想象的”[1]。关于非民主制国家的政党及政党演变的研究，国外学者普遍关注不够，他们认为后发现代化国家实行威权甚至极权统治，只存在唯一政党，“当政体内只有一个政党时，我们不能说它有政党制度”[2]。因此，西方学界对一党制的理论探讨比较有限。但是也有一些学者如乔万尼·萨托利(Giovanni Sartori)和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等，对现代化进程中出现并存续的一党体制进行了专门而独到的研究，他们的研究展现了一党制发展轨迹的多样性、复杂性及一党制对后发国家发展的意义，这有助于人们重新审视一党制国家或地区的现代化进程及政治发展走向。

一、一党制的“类型学”

西方民主政治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西方政党又是民主政治的产物。资本主义的发展产生了不同的利益集团，他们组织起来就形成了早期的西方政党。后发现代化国家的政党一般先于国家政权产生，政党动员民众通过暴力夺取政权，执政后依然通过暴力机关控制国家社会，党国一体，形成了单一政党长期执政的局面。“二战”后通过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建立的亚非拉国家往往实行一党制，相较于军人政体和个人政体，一党制更为持久、更有利于国家发展和政治稳定。

萨托利用“是否存在竞争”的标准将政党制度分为竞争性体制和非竞争性体制，他认为对竞争的判断“是根据实际情况而不是根据法律规定来判断的。不论法律规定如何，只要竞争终止了，那么非竞争就开始了”。“非竞争的情形是不能仅仅依据候选人没有遇到对手而获胜来判断，只有当一个政体不允许竞争时，该体制才是非竞争性的”[3]299。一党制只存在一个政党且只允许一个政党存在，因此，一党制被归为非竞争性体制。但是，一党制在实践中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学者们根据不同的标准对一党制进行了分类。

1.基于“压制性程度”的分类

萨托利认为，一党制在镇压烈度、压迫性统治的烈度上是不同的，他根据胁迫或镇压的烈度存在递减的顺序，做出了三种式样的区分：极权主义一党制、独裁主义一党制、实用主义一党制[3]306。萨托利强调意识形态因素是其中一个关键变量，“决定(度量)一党制国家榨取—压迫性能力(extractive-repressive capacities)的最强大因素是意识形态因素。更确切地说，极权和独裁政体被认为是反映了不同的意识形态烈度”[3]308-309。此外，他还使用“次级集团和次级体系的独立性”等指标来考察这三种模式。基于上述标准，极权主义一党制是政党对公民全部生活经验的渗透、动员和垄断控制的最高程度，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是政党谱系中最极端的一种。极权主义一党制都致力于破坏次级体系、甚至任何次级集团的自主权，在国家控制和私人生活范围之内没有一条可以划分的界限。独裁主义一党制难有实力渗透到整个社会，这种渗透不是全面的而是“排他性”的。独裁主义一党制在意识形态烈度、压榨性和动员能力方面都低于极权主义一党制，其体制特性阻碍次级体系，却容忍次级集团的自主性。次级集团也都谨慎地远离政治，单纯地专注自己的事业。实用主义一党制则处在意识形态最低点，与其他两种一党制类型相比，强制性更少，更多地采用包容性政策而不是排他性政策。其缺少意识形态上的内聚力，与外部集团的关系是凝聚性的，不是破坏性的，对次级集团的自主性相当开放，对边缘性的次级体系也保留了一定的空间(见下表)[3]317。

表 单一政党国家特征

2.基于“意识形态—实用主义”向度的分类

就政党所处的政治环境而言，萨托利认为还存在这样一类一党制，即“以一个政党为中心”同时也存在一些第二等级的边缘性小党，这些边缘性的、从属的小政党可能在政治体系中具有某些重要作用，不应该忽略不计，萨托利将之称为“霸权一党制”，它属于非竞争性政党体制。

霸权党制不允许正式的、事实的权力竞争，其他政党都是作为第二等级特许的政党而存在。他们不允许在平等条件下与霸权党竞争，因而轮流执政也就不可能发生，霸权党将一直执政。尽管主导党仍然服从构成负责人政府的条件，但没有真正约束能迫使霸权党顺应民愿。不论其执行什么样的政策，其主导地位是不会受到挑战的”[3]322。萨托利并不赞同把这种体制描述为“以合作为基础的多党制”，他认为霸权党制绝不是多党制，至多是一种双层体制，在这样的体制中，霸权党容忍并随意地把权力的一部分分配给从属性的政治集团。例如，波兰在1965年、1969年和1972年的选举中，255个席位(55%)属于共产党，117个席位属于统一农民党，39个席位属于民主党，另外49个席位属于独立人士。统一农民党和民主党在表决时总是与共产党保持一致[3]322-323。霸权党容忍竞争只是一种表象，实质的竞争并没有发生，它在本质上不能容忍竞争。

霸权党制在榨取和强制能力方面的表现不同。萨托利根据“越是独裁主义类型的政党同时也越可能是意识形态类型的政党”这一假设[3]323，从“意识形态—实用主义”的向度将霸权党制分为意识形态霸权党制和实用主义霸权党制。墨西哥是典型的实用主义霸权党制，从墨西哥革命制度党的名称演化来看，从国家革命党(1929—1937)开始，到1938年解散，又以“革命党”重建，再后又更名为革命制度党，这就足以证明其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和凝聚力，是成熟的实用主义政党。而它周围也环绕着力量固定的小党，如国家行动党、社会主义人民党、墨西哥革命党等等。长期分配给小党的席位封顶不超过20席，这就固定了这些外围政党的二等角色。波兰是意识形态霸权党制的代表，“二战”后波兰处于苏联的势力范围内，各项国内事务都受到苏联的牵制，1948年波兰工人党和波兰社会党合并，成立了波兰统一工人党，而后开始了长达37年之久的霸权党制，其附庸党包括统一农民党、民主党以及三个天主教会的政治组织。附庸党“享有各个层次的政府的和管理的职位……并影响公众舆论……但并不试图削弱霸权党的地位。”[4]波兰并不像典型的“苏联模式”国家，统一工人党并没有形成对社会的全面控制，社会力量有其生长的空间。波兰在战后曾积极推行农业集体化和工业化，造成了严重的社会不满。1956年“波兹南”事件后哥穆尔卡上台执政，结束了强制性的农业集体化运动，给人民更多的自由，并改善政教关系。1970年盖莱克上台实行了高工资、高消费的经济政策，实行对外开放，积极引进外资，允许公民出国旅游等措施，释放了一定的自由空间，工人权利得到了更好的保障。因此，不同类型的一党制其强制性、镇压性不同：强制性弱的，意识形态色彩淡化，偏向实用主义，次级集团的自主性强；镇压性强的，意识形态色彩浓厚，对次级集团进行严密控制[3]323。这些因素都深刻影响和决定了一党制的发展方向。

3.基于对待“社会分裂”不同态度的分类

细化一党制的类型有利于解释一党制不同的演变轨迹。对一党制有深入研究的亨廷顿认为，不能单纯以数量标准来区分一党制和多党制，数量的标准也不能有效地考察一党制或多党制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演化轨迹。因此，亨廷顿从一党制的不同起源出发区分了两种政党类型。他认为一党制源于社会分裂，社会分裂的扩大会带来不同利益集团的两极对立，政治精英就会组织一种社会力量对另外一种社会力量实施统治，并将这种统治合法化，一党制就此产生。社会分裂可以发生在两个社会经济集团之间，也可以发生在两个种族、宗教、民族之间。在欧洲历史上，这些社会势力的二元对立通过国家分裂得到解决，例如挪威脱离瑞典；也可通过建立一党制的极权国家得以解决，比如意大利和德国的法西斯统治。后发现代化国家(或地区)的社会分裂却不能像西欧那样，通过国家分裂和领土分离而解决，它们的社会分裂是政治精英通过实施统治、建立一党制来解决的。但不同的一党制对待社会分裂所采取的策略也是不同的，即对社会分裂的态度和回应方式不同。据此，亨廷顿将一党制分为两类，即排他性一党制(exclusion one-party system)和革命性一党制(revolutionary one-party system)。

排他性一党制接受社会分裂并运用政党作为动员方式，以此获得选民支持，同时镇压或限制从属力量的政治活动，实际上通过限制政治参与保持其垄断地位[5]15。相反，革命性一党制的政党领导会尽力去消解这种社会分裂，通过清除从属社会力量收紧对整个社会的控制来回应支持者；或者通过吸收从属社会力量来扩大支持者来回应社会的挑战。基于种族、民族分裂的一党制通常实行排他性政策，但并非排他性一党制必须基于种族、民族的分裂，革命性一党制就是多基于阶级、职业和其他经济原因的分裂所形成的。排他性一党制的社会动员是不均衡的，即一部分社会力量被高度动员，另一部分社会力量被低度动员；而革命性一党制下全体社会成员都被高度动员[5]4-13。

总之，排他性一党制中的领导精英致力于无限期维持分裂社会，无限期把从属集团排除出政治之外，通过限制从属集团政治参与的范围来垄断政治权力。而革命性一党制的领导精英则通过消除反对势力或与反对势力对话的方式，将他们变为支持者，致力于建立一个平等的或无阶级的社会，加快结束社会分裂。

亨廷顿通过政党与政治体系中其他机构(集团)力量的对比，确定了三个标准来考察一党制中政党实力的强弱：(1)政党对政治合法性的垄断程度；(2)政党对甄选政治领导的垄断程度；(3)政党在利益聚合和政策制定上的垄断程度。用这三个标准可区分同一类型政党体制的不同亚类型，还可以用来区分同一政党体制的不同发展阶段。亨廷顿认为，强一党制下的政党在上述三方面都发挥作用，但不是绝对的垄断；弱一党制下的政党在这三方面的作用就很小[5]6-7。“短期而言，稳定且有效率的威权统治可能与一个弱政党共存。但长久而言，一个威权体制的实力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政党的实力。”[5]9排他性一党制属于弱一党制，革命性一党制属于强一党制，较之于排他性一党制，革命性一党制更能够保持长期的统治地位。

二、一党制的可能走向

西方政党由于体制机制的原因，对外部环境的反应比较敏感，可以通过选举结果来刺激政党做出改变以争取更多选票来维持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西方政党演变与发展的既有理论比较丰富和成熟，代表性理论有以下三个。

其一，“生命周期分析路径”。其代表人物是米歇尔斯(Robert Michels)。在他看来，政党变革是由自然趋势决定的，是政党功能成长和成熟的过程，所有政治组织都要经历同样的阶段。他认为任何一个成立时没有高度集权的政党都会最终形成一个愈加集权的结构，呈现更明显的寡头集权趋势，掌握组织大权的领袖会形成属于自己利益的特殊团体，这些特殊利益集团可能背离组织原来所追求的目标，权力意识会助长领袖对权力的本能贪欲。政党的组织化程度越高，其代表凌驾于党组织之上的可能性就越高。米歇尔斯认为寡头统治是所有政党都难以避免的局面。但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在为米歇尔斯《寡头统治铁律》一书所写的序言中认为米歇尔斯的观点有失偏颇，“许多内部结构呈现出强烈寡头倾向的组织，却为整个社会实现民主提供了基础，并能够保障其成员的利益免受其他群体的侵害。民主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以下事实基础上的：任何群体都不能拥有某种权力基础使其能够对多数人发号施令，都不能拥有有效压制或否决与其对立的其他群体的要求的永久性权力。”[6]诚然，政党会有寡头主义的发展趋势，但多元主义民主政体的存在，有助于化解政党内部寡头化倾向。

其二，“系统层面分析路径”。这是西方政党转型研究中最为重要的派别。迪韦尔热、基希海默尔以及卡茨和梅尔都是这一理论的代表人物。他们以组织学和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为主，描绘出西方政党转型的一般范式，即从精英党到群众党再到全方位政党再到卡特尔政党。迪韦尔热从西方类型学的组织学方法出发，以政党组织的规模以及政党与次级团体的关系为维度进行分类，将政党分为干部型政党(cadre parties)和群众型政党(mass parties)[7]。到20世纪60年代，被基希海默尔(Otto Kirchheimer)称为“全方位政党(catch-all party)”的政党类型开始出现[8]。到了20世纪后期，卡茨(Richard Katz)和梅尔(Peter Mai)在吸收了干部型政党、群众型政党、全方位政党的论述之后提出了卡特尔政党(Cartel Party)的概念[9]。四阶段的分析范式明显是从欧美政党变化特征的基础上抽象而来的，其对于后发现代化国家和地区的政党转型实际并不适用。

其三，“适应性转型路径”。“适应性”最早由迪克森(Bruce J. Dickson)提出，他认为政党转型是政党对外部环境变化的回应性转变，可以理解为在政治光谱中从极权主义向民主的移动，而相反方向的移动则为回应性变化[10]。适应性的转型更具主动性，其转型目标也是现代性的，他认为在后发现代化国家政党的适应性转型便可等同于政体转型，这种转变包括政党的定位、纲领、结构等方面。这种变化可能是“渐变”也可能是“突变”，外部环境或内部权力的剧烈变化就可能导致政党的突变，但这看起来有些“随机”和“偶然”。

用适应性来解释后发现代化国家“一党制”的演变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更进一步考察这些国家(或地区)的政党就不难发现：一些政党能够适应或顺应外部环境的变迁做出改变，而另一些政党却抗拒这种变迁，甚至以拖延国家现代化来应对这种变化。一些政党顺应潮流却“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政党被改革吞噬而消亡；而另一些政党则能够在政体转型中实现政党转型，进而成为竞争性政党体制中的重要力量。如何解释一党制发展演变的多样性，无论是“生命周期理论”还是基于西方政党特点的“系统层面分析”，抑或“适应性转型路径”，似乎都很难回答这一问题。

1.排他性一党制回应现代化挑战的三种可能方式

在萨托利看来，一党制的机制并不被认为是可以自我改变的，并且它们的结构对环境改变产生的压力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敏感[3]316。也就是说，一党制很难发生改变，一党霸权是其发展的方向。亨廷顿则认为，随着社会和经济的现代化，排他性一党制也有走向多党制的可能[5]18。

排他性政党一般以三种可能的方式回应现代化所带来的挑战：第一，它们试图减缓社会和经济的改变，以缩小现存精英冲突，阻碍社会力量政治意识的觉醒，换言之，就是通过延缓国家现代化来延缓自身的变革。第二，政党领导会通过抑制的手段去容纳精英的分歧和大众的不满，越来越多地运用政策、控制策略、内部手段等多种方式，使一党制日趋保守，甚至可能走向革命性一党制。对反对性社会力量抑制越多，支持性社会力量就需要更多的政治参与，他们被组织起来进入军队或者自我保卫部门。对反对性社会力量而言，这个体制变得更加独裁专制；但对支持者而言，这个体制变得更加平民化。尽管这意味着更有利于政治精英延缓政治体系的崩溃、保护其独裁统治；然而，当反对性社会力量的实力与其支持性社会力量的实力相等或更为强大时，类似社会动员很可能通过革命或分裂破坏其体制。第三，排他性一党体制的领导接受现代化及其政治结果，并试图去适应政治体制的改变。在与其他政治精英斗争的过程中，一部分政治精英可能会降低现存分裂的重要性，并寻求之前被排除在外的社会力量的支持。这样，支持性社会力量和之前被排除在外的反对性社会力量都能够在同样的政治框架内表达他们的利益。在以分化为前提的政党体系中，反对派则把被排除的社会力量组织成新的政治组织。现存政党的主导力量致力于容纳被排斥的社会力量和反对派的政治精英，进而形成以自身为基础的新的政治组织，这就使得两个或更多的政党出现[11]510。

2.革命性一党制走向稳固一党制的路径

在亨廷顿看来，革命性一党制会经历三个发展阶段：转型、巩固、适应，最后达到稳固的一党制[5]24。就理论而言，这些阶段有明显的不同，实践中，它们可能有所重叠。

第一个阶段是转型阶段。它并不是政体转型或政党转型意义上的变革，而是对原有体制的统一与固化，摧毁老的秩序，取而代之以新的制度，建立一个同质的社会结构而不是一个分裂的社会结构，将所有次级集团都置于政党的控制之下，政权的生命主要依靠政党对次级团体的控制和镇压能力。在这个阶段，领袖和意识形态发挥着重要作用，一般都会存在一个卡里斯玛(Charisma)型的强势领袖来统领政党，以此填补破坏旧秩序后留下的权威真空。

第二个阶段是巩固阶段。进入巩固阶段后，政党领袖和意识形态的作用与政党规范化、制度化之间的矛盾愈发明显。巩固阶段分裂已经消除，意识形态的作用正在衰落。对政党领袖而言，他希望个人权力最大化，反对政党制度化发展，试图削减党的权威。因此，领袖个人可能通过国家暴力机关(如军队、警察)或者社会动员的方式来平衡政党权力。亨廷顿认为，“对巩固阶段的一党制而言，最重要的问题是权力继承的制度化”[5]24，对最高领导人的任期、权限进行限制，或实行集体领导。这个阶段，领袖个人和政党制度化之间的内在冲突产生了向官僚化和寡头化领导发展的趋向。一党制权力继承制度化可能会导致权力在几个人中进行分割，也可能会导致权力集中在一个人手中。

第三个阶段是适应阶段。前两阶段的冲突和挑战主要在政党内部，而这一阶段主要面对的是政党如何定义其角色的问题。“这一阶段的挑战在于政党如何调整与外部环境尤其是与社会的关系。”[5]33政党要面对来自四个方面的挑战：一是新兴技术官僚阶层的出现；二是复杂利益团体的形成，诸如专业团体、工商业团体、劳工团体及其他社会经济团体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三是批判性知识分子群体的出现，这一群体疏远权力；四是政党如何应对大众政治参与的要求。政党在上述四方面做出回应和努力的同时，一个稳固的一党制就已经形成。

3.稳固一党制走向民主的可能

亨廷顿和摩尔(Clement H. Moore)认为稳固的一党制也有走向民主体制的可能，这取决于以下三个条件。

第一，前革命性一党制社会的性质。革命性一党制一旦成为稳固的一党制，前革命性一党制的某些政治形式和实践特征必定会整合进新体制中，因此稳固一党制中必定包含前体制的一些特征，前革命性一党制的性质对政体的演变有重要影响。胡安·林茨(Juan J. Linz)后来在探讨民主转型与巩固问题时，也特别强调先前非民主政体的特质对于该政体民主转型与巩固的影响，他认为初始的非民主政体所具有的特征对可行的转型道路、对不同国家开始努力建立巩固的民主政体时所面临的任务具有深刻的意义[12]。詹妮弗·甘迪(Jennifer Gandhi)在《独裁统治下的政治制度》一书中也明确表示，威权体制的政治结果开始于其政治起源[13]。革命性一党制是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政治结果，是现代化进程中的高潮，因此革命性一党制较少再受到现代化的影响。真正对现有体制发展产生影响的是原革命性一党制中特殊的文化传统和既有的行为模式，即前现代社会的非正式制度会对稳固一党制的民主化起到奠基作用。

第二，国际环境。在对威权国家民主化的研究中，学界通常都会考虑外部因素的影响，尤其是国际环境对国内政治发展的影响。亨廷顿认为：“国家政治发展常常决定性地源于国际动力和强制力。……美国的外交政策使拉丁美洲很难走向革命一党制，苏联的影响使东欧不可能民主化。”[11]511列维茨基(Steven Levitsky)和威(Lucan Way)通过对35个威权国家的政治发展的研究发现，“国际影响”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14]。“国际影响”包括西方压力(western leverage)和西方联系(linkage to the west)两个方面。西方压力主要是西方国家对威权政体施加的压力，要求其进行民主化改革，主要手段就是实施制裁。在面对外部施加压力和制裁时，威权政体的抗拒和承受能力以及与西方讨价还价的能力，都决定了威权政体的发展。西方联系是指威权政权与西方国家或国际组织在经济、军事、外交、科技等领域的互动，包括跨国资本、贸易、人员和咨询的流动。对于与西方有密切联系的政权，西方的压力和干预对本国政权的影响较大，较容易走向民主化；而对于与西方关系不那么密切的国家(地区)，国际因素的影响就比较有限。

第三，政党制度化水平。亨廷顿和摩尔认为，“政党制度化是一党制民主化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11]513。政党领袖可能选择避免制度化，因为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可能使一党制崩溃或退回无政党独裁主义。从逻辑上而言，政党制度化的目标是多样的，可以不包括现代民主自由和多元主义的议题。例如，在南斯拉夫，可以容忍与政治无关的团体与个人的自由。在与政治相关的团体和政治选择上，政党仍然保持着强有力的控制。当与政党利益相关的个人或团体对其认同源自治理制度时，政党确保这种认同的唯一途径就是团体和个人政治参与的自由化与制度化，这时政党制度化才可能走向民主。否则在一党制逻辑中，对政党好的，便是对社会好的，政党制度化未必有利于民主化，也可能巩固和完善一党统治。

三、一党制对后发国家发展的意义

一党制是后发现代化国家或地区政权的主要形式，威权政体的发展变化与一党制息息相关。“现代社会威权主义的命运依赖于一党制的生存能力”[5]5。忽视对一党制的研究和关注等于放弃对后发现代国家政治发展的关注。萨托利和亨廷顿等人的研究表明，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一党体制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的特点，因此，一党制对于后发国家发展的意义也有必要重新审视。

关于“哪种政党制度更适合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发展”问题，一直是学界讨论的热点。较之政体类型学(Typology of Political Regimes)注重民主或独裁的两分，亨廷顿更重视政治制度的秩序和稳定，以及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对政党制度在现代化国家(地区)中的优劣进行了比较分析。他认为，就政治发展而言，重要的不是政党数量而是政党的力量和适应性。就全球范围而言，政党数量与其力量之间并没有相关性，两者之间的关系是随着现代化程度的不同而变化的。现代化水平高，不论政党数目多少，都是强大的；现代化水平低，一党制可能弱小也可能强大，但多党制无一例外都是弱小的[15]350-355。对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而言，一党制较之多元政党体制更趋于稳定，稳定的政治环境、连贯的政策导向、强势的执行能力等等，这些一党制的优势都有益于现代化发展。韩国、新加坡及中国台湾的现代化进程都展现出了一党制在现代化关键阶段的积极作用。亨廷顿用政党体制中“主要政党的平均年龄”来衡量其体制的适应性。各政党平均年龄越大，该体制的制度化和稳定性就越高。多党制主要政党的平均年龄要比一党制或两党制的平均年龄低。他认为，政党制度与国家现代化水平相匹配，多党制与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制度化水平和政治稳定不相容，在这些国家多党制是脆弱的政党体制。较之多党制，一党制更为适合处于现代化中的社会[11]517。如果一党制中政党具有较强的适应性，就意味着他们可能随着外部变化开启并主导有序可控的政治转型，而不至于失去政权。

如何看待一种政党制度是民主体制还是独裁体制，亨廷顿和摩尔提出了这样的疑问：“一党制是否存在民主，或者它注定就独裁吗？”[11]511他们认为现代民主体制没有绝对的民主，就好像极权体制并非完全独裁一样，稳固的一党制或多或少存在类似于多党制下的民主要素。多党制中政党至少有两项重要功能，即竞选中的作用和社会利益的表达聚合功能。亨廷顿和摩尔认为，一党制下的政党被当作表达社会利益的最佳团体，类似于多党制下政党的功能；多党制只不过是两个或者更多的政党来表达社会利益。一党制也可能存在公民投票，但由政党而非人民选择最高领导人，民众只能间接地参与选举，政党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代表性，但不具有直接的义务责任。在更为包容的制度化政党中，这些制度程序可能如英美政党一般。

亨廷顿和摩尔特别强调，一党制转向民主体制(即使是一党独大制)的代价远远高于其收益[11]515，要谨慎对待这样的变革。民主体制的关键在于引入选举竞争，一党制开始竞争选举至少会产生两方面的问题：第一，削减对政治的控制，影响政治稳定。竞争选举是陌生且全新的制度运行模式，“如何适应平等的、选举性的政治体制”是领导精英要面对的巨大挑战。政治领导为了选举获胜，可能会进行根本性变革，以有效回应社会危机。相应地，在处理一般事务及复杂、专业化的日常社会问题时，如果能力和精力有所欠缺，就会转向选举竞争来提高功能性团体的自治能力，但会放松政治控制。第二，民主化会重启社会分歧、甚至带来国家分裂。革命性一党制都试图减少公共对抗，为此将多种宗教团体、种族团体整合到体制中，体制中的成员被以阶级和政治为标准重新定义，而不再以民族、语言、种族为标准。从革命一党制到稳固的一党制很可能会加剧一些公共对抗，政党会放松对特定功能性官僚集团及其他团体的控制，团体自治会使体制的控制松动，一些民族和种族团体就会要求更多的自治权，选举竞争的出现就会加剧这种要求，国家层面的选举竞争会威胁国家的统一。

现代化进程会给一党制带来困扰，这种困扰主要源于意识形态的合法性。一党制政党发展壮大源于其夺取政权的斗争，赢得斗争并许诺“含有空想成分的美好未来”是政党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掌握政权后，政党已经缺乏进行斗争所必需的动力，但这种斗争却是一党制稳定的基础所在。这时，斗争可能来自政党领袖缩小理想与现实间差距的努力，他们致力于彻底改造社会，摧毁传统结构，以此作为增强政党力量和发展党组织的动力。亨廷顿认为，当旧的社会结构被彻底打破、整个社会结构完全由政党安排和控制时，政党塑造的对立面就消失了，自身合法性便会受到质疑，意识形态必然发生动摇并威胁统治基础[15]355。相比于民主体制，一党制不能容忍意识形态共识的崩溃，没有化解异见的安全阀，也难以建立新的共识[11]511。可见，在现代化进程中，意识形态的与时俱进对一党制政体的生存发展至关重要，政党如何因应不同时期的政治目标和生存环境，适时地调整更新意识形态，使其更具包容性，更能适应现代化发展，是一党制政体面临的重要挑战和课题。

[1] SCHATTSCHNIEDER E.Party Government[M].New York：Holt Rinehart &Winston，1942：1.

[2] 韦尔 艾.政党与政党制度[M].谢峰，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232.

[3] 萨托利 G.政党与政党体制[M].王明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4] ALLARDT,LITTUNEN.Cleavages,Ideologies and Party System[M].Helsinki:Westermarck Society,1964：283.

[5] HUNTINGTON S.Social and Institutional Dynamics of One-Party System[C]//HUNTINGTON S，CLEMENT H.MOORE.Authoritarian Politics in Modern Society: The Dynamics of Established One-party Systems.New York: Basic Books，1970.

[6] MICHELS R.Political Parties: a Sociological Study of the Oligarchical Tendencies of Modern Democracy[M].New York: Free Press，1968:48-49.

[7] DUVERGER M.Political Parties: Their Organization and Activity in the Modern State[M]. London: Meuthen，1954:71.

[8] KIRCHHEIMER O.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Western European Party Systems[C]//LAPALOMBARA J，WEINER M.Political Parties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6.

[9] KATZ R，MAIR P.Changing Models of Party Organization and Party Democracy: The Emergence of the Cartel Party[J].Party Politics，1995,(1).

[10] BRUCE J，DICKSON.Democratization in China and Taiwan:the Adaptability of Leninist Parties[M].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7.

[11] HUNTINGTON S，CLEMENT H，MOORE.Authoritarianism，Democracy，and One-Party Politics[C]// HUNTINGTON S，CLEMENT H.MOORE.Authoritarian Politics in Modern Society: The Dynamics of Established One-party Systems.New York: Basic Books，1970.

[12] 林茨 胡，斯泰潘 阿.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南欧、南美和后共产主义欧洲[M].孙龙,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56.

[13] GANDHI J.Political Institutions under Dictatorship[M].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

[14] LEVITSKY S,WAY L.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 Hybrid Regimes After the Cold War[M].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5.

[15] 亨廷顿 塞.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王冠华,刘为,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责任编辑：巩村磊]

2015-06-20

孙代尧(1964—)，男，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社会主义理论与现代化理论研究；李京(1988— )，女，博士研究生，从事政治发展理论研究。

D05

：A

：1002-462X(2015)11-0034-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