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诗学转关视野下的常建诗歌论

杨霖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

常建是盛唐时期著名的诗人。其诗仅留存57首。在文学史的建构中，常建基本上是作为王维、孟浩然一派的山水田园诗人而存在。除了乔象钟、陈铁民在《唐代文学史》中提到常建不仅有山水田园类型的诗，还有优秀的反映边塞生活的诗歌外，像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游国恩主编《中国文学史》、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等都将常建看做王孟诗派的一员，丝毫没有提到其边塞诗歌的创作。

但是，翻阅常建的诗集就会发现，常建诗歌的题材不仅限于山水诗，还有琴诗和边塞诗等。比如，常建有十来首以边塞为题材的诗，占他所留存诗的六分之一左右，数量虽少，比例是比较大的。而这些边塞诗的光彩几乎都被他的山水诗所掩盖。

一、从“唐人选唐诗”窥常建诗歌在唐代的地位

据傅璇琮先生《唐人选唐诗新编》所载，现存唐人选唐诗集有13种，共有4种诗选集收录了常建的诗歌。另外9种则没有收录。

常建的诗没有入选其他选集是与这些选集选诗特点及审美风格相关的。许敬宗等撰《翰林学士集》收录太宗时群臣唱和诗；崔融编《珠英集》是选武后时期群臣之诗，并“以官班为次”，①41而此时常建还未出生；殷璠所编《丹阳集》只收录吴地十八人的作品，常建的籍贯虽然存疑，应该不是吴人（学界也没有提出是吴人的说法）；元结编《箧中集》收录沈千运、孟云卿等七人之诗；李康成选编《玉台后集》是按照徐陵《玉台新咏》的选诗风格选编梁至盛唐时期的诗歌，常建之诗自然不在其列；令狐楚编《御览诗》所收录的诗人主要在肃、代、德宗时期，而常建生活于开元和天宝年间，所以没有收录；姚合《极玄集》收录以大历以后诗人为主，诗风也是“大历十才子”一派清闲淡远的风格，盛唐诗人只选王维一人；《搜玉小集》所录初唐至开元前期的诗人诗作。以上9种选集未选常建诗或是因受到选诗时间上的限制或是受到选诗诗人地域上的限制。

收录常建诗歌的选集为《河岳英灵集》《国秀集》《又玄集》《才调集》。殷璠所编《河岳英灵集》收入开元、天宝年间诗人24人，常建列于诗集第一位，除王昌龄被收录16首外，常建和王维均收15首，排第二位，可见常建在盛唐时期名气之大，地位之高；芮挺章《国秀集》收录初唐至开元、天宝年间诗人诗作，录常建诗一首；韦庄所编《又玄集》收录初盛中晚唐诗人诗，为一部比较全面的唐诗选集，收入常建诗两首；后蜀韦縠《才调集》也录常建诗一首。排除之前时间或地域因素外，常建之诗入选唐诗选本的几率很大，可以推断常建在盛唐诗坛的声誉和地位很高（见表一）。

表一

一般来说，从选诗的数量和类型可以窥见选者对被选者的评价。这种评价与选者自身的文学趣味、文化心态有关，但更离不开时代的审美品位。一方面，选者的文学趣味、文化心态在很大程度上是时代所赋予的，这就像《礼记·乐记》所说：“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②另一方面，选诗与作诗不同，选诗必然要考虑一个时代的普遍趣味，这样入选之诗才能普遍流行。反之，选诗亦能反映一个时代的审美趣味，所以通过唐人的诗选集，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唐人对于常建诗歌的评价。《河岳英灵集》小序对常建的边塞诗评价更高：

才高而无贵仕，诚哉是言。囊刘桢死于文学，左思终于记室，鲍昭（应为鲍照）卒于参军，今常建亦沦于尉。悲夫！建诗似初发通庄，却寻野径，百里之外，放归大道。所以其旨远，其兴僻，佳句辄来，唯论意表。至如“松际露微月，清光犹为君”，又“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此例十数句，并可称警策。然一篇尽善者，“战馀落日黄，军败鼓声死”，“今与山鬼邻，残兵哭辽水”，属思既苦，词亦警觉。潘岳虽云能序悲怨，未见如此章。①115

首先殷璠对常建的才华是非常称赏的，将他与刘桢、左思、鲍照并列。认为他的诗歌特点 “旨远”“兴僻”。在具体论诗时，从其所举的例子可以看出，是将常建的诗分成两种类型，一种是清幽的山水诗，另一种是边塞诗。看似是将两者并列而提，实际上在叙述中可见殷璠对两种诗的高下之评价。山水诗中“松际露微月，清光犹为君”“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等句是警策之句，然而“战馀落日黄，军败鼓声死”“今与山鬼邻，残兵哭辽水”等边塞诗是一篇尽善并且“属思既苦，词亦警觉”。可见，殷璠更加称赏常建的边塞诗。这一点从《河岳英灵集》中排诗的顺序上也可以得到印证。《吊王将军墓》《昭君墓》两首边塞诗是排在选入的十五首诗的第二、三位，而《题破山寺后禅院》则相对靠后。

不仅仅是殷璠，通过对其他唐人唐诗选本的分析也可以看出，在整个唐代对常建这两种类型诗歌的分析就已经比较明确，并且其边塞诗的地位要高过山水诗。根据表一，《又玄集》中选入《吊王将军墓》和《题破山寺后禅院》，正好代表两种类型，且《吊王将军墓》排在前面；《才调集》中只选入《吊王将军墓》一首；《国秀集》中录一首《戏题湖上》，傅璇宗认为此书“取舍体例，颇不明确。开、天时诗人，如李颀、常建、孟浩然、张九龄等，所选也都非佳作”①211可以不计入内。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常建在唐代诗人中地位很高，且唐人对常建边塞诗评价要高于其清幽的山水诗。

二、常建诗在宋代的评价

到宋代，宋人面对唐诗这个中国诗歌的高峰，开始对唐诗有理性的评价。欧阳修作为宋初文坛领袖，其文学主张和见解对整个宋代文学状况影响深远。欧阳修对于常建，最称赏其“竹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二句“欲效其语作一联久不可得，乃知造意者为难工也”。③《六一诗话》中欧阳修深入讨论了“造意”之话题，他赞成梅尧臣所说“若意新语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为善也。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矣”。④可知，欧阳修认为常建两句诗不仅能“意新语工”，“为善”者，而且有“不尽之意”，“为至”矣。欧阳修的评论在宋代陈应行的《吟窗杂录》、何溪汶《竹庄诗话》、胡仔《苕溪渔隐丛话》、计有功《唐诗纪事》、魏庆之《诗人玉屑》均载录。宋初“宰相”和文坛领袖的欧阳修，身为人臣，不仅在政治上得到过最高地位，且在文学上有很深的造诣，简直就是传统知识分子的模范。其对常建的评价当然在后世影响深远，远大过唐诗选本的影响，这点从后人对其观点的引述便可知晓。另外，胡仔《苕溪渔隐丛话》有“古今诗人以诗名世者，或只一句，或只一联，或只一篇。虽其余别有好诗，不专在此。然播传于后世。脍炙于人口者。终不出此矣，岂在多哉？……常建有‘竹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⑤11认为常建就是以这一联诗而名世的。宋人洪刍《洪驹父诗话》在叙述完欧阳修的故事后曰：“予谓建此诗(《题破山寺后禅院》)全篇皆工，不独此两联而已。”⑤133张磁《诗学规范》言曰：“文忠公于常建诗，爱其‘竹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谓此景与意会，常欲道之而不得也；至山谷乃爱‘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则与文忠公异矣。”⑥可见，不仅欧阳修，黄庭坚也很称赏常建此诗。此外，计有功《唐诗纪事》所收入常建的几首诗以清幽类之诗居多，且排列在前面，以《题破山寺后禅院》为首。

至此，可以看出，唐宋两代对常建诗歌的评价很不相同。唐人对于常建诗歌中边塞类型的诗评价更高，而宋人不同，他们更称赏风格清幽一类之诗。且宋人对“竹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一联偏爱有加。

宋人的这种观点影响深远。到明代，明人虽然反对宋型诗，但是明人和宋人都推崇唐诗这点是一致的。宋人是在崇唐之路上走向宋型诗的创作的，宋人的诗话、诗论对明人影响很大。比如严羽《沧浪诗话》影响了有明一代的格调派。作为宋初文坛领袖的欧阳修，他对常建诗歌的评价在明代也能看出影响的遗迹。胡应麟《诗薮·外编》卷四云 “常建之幽玄”“常建清而僻”，⑦明显是在评说常建清幽一类型的诗。他比欧阳修更进一步，直接总结出常建诗歌的风格，用“幽玄”“清”“僻”来描述。

由宋以来的这种观点甚至影响到了当今。如前所述，现在很多文学史对常建诗歌的评价完全不论及边塞风格的诗，而将常建划入王孟一流清闲淡雅的山水田园诗派。导致人们对常建形成了固定的山水田园诗人的普遍的单一、片面看法，忽视了其诗歌的多元性和丰富性。这就关乎由唐至宋诗歌审美观念的转变。

三、由唐至宋常建诗歌评价转变之原因

不得不承认的是，常建诗歌中清幽风格的诗的确较多，且质量高。这类诗以《题破山寺后禅院》和《江上琴兴》为代表，但仅仅这点并不能说明问题。

由唐至宋，不仅仅是朝代的更替，而是整个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历史由古代向近代开始逐渐迈进，在史学上有“唐宋变革”之说。首先，由唐至宋，社会的文化氛围发生了变化。唐朝文化兼容并蓄、广纳并受。开放之心态、国力之强盛、民族之融合使得唐朝文学创作不仅吸收前代的文学精华与创作经验，同时也接受了各民族甚至是异域文学、文化的影响，这使得唐代文学创作思维活跃、视野开阔、题材内容丰富，以高岑为代表的边塞诗派的形成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同样，唐人对于文学作品的欣赏也不仅仅局限在某一方面，而更欣赏那种风格多样性的作品。殷璠《河岳英灵集》选编盛唐诗人，完全是对诗歌发展到盛唐高峰时期的景仰。盛唐时期最著名的两个诗派便是以高岑为代表的边塞诗派和以王孟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派。相对来说，只出现在唐代的边塞诗派以其清刚劲健的风格、令人耳目一新的题材更能代表盛唐气象。殷璠评价常建时，将其诗歌分为两种风格题材，以及对边塞题材的诗歌评价更高，便是在这种环境下形成的。而宋代的社会，是典型的文人士大夫型的社会。从唐至宋，虽然经由赵匡胤结束了战乱，建立了宋朝，但经过唐末至五代时期的战乱，整个国家和社会已经无法和活泼、开放、包容的唐代相比，而是进入一种内敛、沉思的状态，而且由于国力贫弱和多年战乱的影响，有宋一代更表现出对战争的排斥和对和平的向往，所以反映战争和扩张的边塞诗自然不被宋人喜欢，而具有宁静、清幽风格的诗更符合战乱之后人们对内心平静的追求。所以以欧阳修为代表的宋人更加偏爱于常建清幽风格的诗，这便不足为奇。

再者，一个时代的哲学思潮往往对此一时代人们的审美趣味和文学创作有巨大影响。由唐至宋，是中国思想史转关的重要时刻。中唐韩愈、李翺的新儒学不同于中唐以前的传统儒学，其直接孕育了宋代理学。在理学影响下的诗歌风格偏向沉静、思理，甚至有大量的理学诗出现。宋初便处于这个过渡的阶段。常建清幽风格便正符合当时人们的审美趣味，欧阳修称赞的“竹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与黄庭坚所喜爱的“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便可以看出在新儒学的影响下，文人士大夫由外在转向内心并探求心性的变化趋势。

四、小结

常建作为盛唐著名诗人，其地位在唐代便已确认。然而唐代以后由于社会思想状况、文学思潮及时代审美品位的变化使得后人对其诗歌的认识与接收有所变化。这一变化甚至影响到今天对于常建诗歌的评价和定位问题。本文通过以上论述展示了这一变化的过程以及探讨了发生变化的原因。

注释

①傅璇琮.唐人选唐诗新编[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

②李学勤.礼记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1077.

③欧阳修,撰.洪本健,校笺.欧阳修诗文集校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1942-1943.

④郭绍虞.六一诗话、白石诗说、滹南诗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9.

⑤(宋)胡仔,撰.廖德明,校点.苕溪渔隐丛话前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133.

⑥吴文治.宋诗话全编第七册[M].江苏: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7516.

⑦(明)胡应麟.诗薮[M].上海:海古籍出版社,1979:184-186.

[1]王大江.常建诗歌研究[D].南京师范大学,2007.

[2]王锡九.常建诗歌浅论[J].扬州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

[3]吴河清,刘慧敏.《常建诗集》版本源流考述[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

[4]牟臣益.常建边塞诗的悲苦意识[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0.

[5]柴雪松.盛唐诗人储光羲、常建研究[D].黑龙江大学,2008.

[6]柳立言.何謂“唐宋變革”?[J].中华文史论丛,2006.

[7]冯友兰.中国哲学史[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9.

[8]葛兆光.中国思想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

[9](明)胡应麟.诗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10](宋)胡仔,撰.廖德明,校点.苕溪渔隐丛话后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11]郭绍虞.六一诗话、白石诗说、滹南诗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12]欧阳修,洪本健校笺.欧阳修诗文集校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13]傅璇琮.唐人选唐诗新编[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